作者：韋兵
摘要： 星命術自域外傳來，逐漸中國化，但因星命著作往往被視為秘辛，流傳範圍有限，所以唐代以後的星命文獻大多散佚。《星學大成》雖成書於明代，但基本是攢集而非著述，保留了大量宋元古星命著作。由其中收錄的《西天聿斯經》，以及從《聿斯經》衍生出來的各種文本，可以大致看到這部唐代從西方傳來的星命著作的主體部分，其與敦煌和黑水城出出的星命文獻可以密切勘合。從敦煌、西夏等不同《聿斯經》版本可以看到星命術傳播過程中本土化的明顯趨勢。《洞微百六限》是《星學大成》收錄的另外一種重要的唐宋星命文獻，這部著作是星命術在唐宋之際從技術上實現中國化的重要表現。《星學大成》是10～13世紀星命著作的總結性彙編，是解讀出土宋元西夏星命文獻的重要參考，不應以其為明代著作而輕視之。
關鍵字： 《星學大成》 星命術 《聿斯經》
域外星命術自傳入中國之際即為術士所掌握，作為謀生牟利手段，星命著作往往亦被視為秘辛，流傳範圍有限，所以唐代以後的星命文獻大多散佚。同時，星命文獻專用名詞、概念繁多，頗難閱讀理解，導致我們對當時星命推算具體技術還不甚明瞭，許多細節還有待探索。幸運的是，明代編撰的《星學大成》收羅了眾多宋元星命文獻，可謂星命著作之淵藪。用《星學大成》來印證、解讀敦煌P.4071《康遵批命課》、俄藏黑水城ИНВ. No. 5722《謹算》等出土的宋與西夏時期的星命文獻時，往往合若符契，而且提供了破解其中星命推占的關鍵資訊；俄藏西夏文6382《𡳾𗹎𘓐𘕕𘏨𘆪》（《新雕注解聿斯歌》）與《星學大成》中收錄的《西天聿斯經》及相關聿斯文獻完全可以對勘。這提醒我們應該重視《星學大成》的文獻價值。《星學大成》一書，網羅星命文獻，但因系專門之學，名相甚多，晦澀難懂，常被今人摒棄不讀；又因被視為明人雜糅之作，歷來少有人關注，其文獻價值被大大低估。本文擬對《星學大成》的時代、內容做出一些判斷和梳理，結合出土敦煌、西夏文獻，鉤稽其中保留的宋元古星命文獻，探討星命文獻自域外翻譯以來的文本衍生、變化，探尋其中日益明顯的中國化趨勢。
《星學大成》，三十卷，明代萬民英編撰。萬民英，字育吾，大寧都司人，嘉靖庚戌（二十九年，1550）進士，曆官河南道監察禦史，出為福建布政司右參議。此書特點，四庫館臣總結為“取舊時星學家言，依次編排，間加注釋論斷”，“其於星家占法纖巨不遺，可稱大備”，“鳩集眾說，多術家不傳之本，實為五星之大全”。也就是說，萬民英《星學大成》主要不是他的創論，而是彙集古代星命著作，加以條理化和系統化而成。此書包含了大量前代星命文獻，略述如下。
（1）《西天聿斯經》：《星學大成》卷七收錄，共1880餘字，篇幅不少。其中文字可以和敦煌文獻P.4071《康遵批命課》所引《聿斯經》對勘，文字基本相同，可證此《西天聿斯經》為唐宋古書。今唐宋書目著錄的聿斯類星命經典一部未能流傳下來，保留在《星學大成》中的《西天聿斯經》就顯得尤其珍貴。同時，《星學大成》中還有許多地方散見引用《聿斯經》，雖僅寥寥數句，亦當重視。
（2）《洞微百六限起例》《百六吉凶歌》等：《星學大成》卷七收錄。通過比勘，發現其內容和《正統道藏》洞真部眾術類“薑”字型大小的《秤星靈台秘要經》部分內容相同，就是其中的《洞微大數休咎歌》和《洞微限歌》。《秤星靈台秘要經》內容有殘損，《星學大成》所收是全本，可以補足其中殘損內容，文獻價值更高。《星學大成》卷七中《洞微百六限起例》《百六吉凶歌》與其內容相同，也應是晚唐五代的古書。同卷《統論》《洞微歌》等都是講“洞微”的內容，語言風格相似，亦當為唐宋古書。鄭樵《通志》著錄：“道士梁嗣真《洞微歌》一卷，注《洞微限》一卷。”《星學大成》所收《洞微歌》或為道士梁嗣真所撰《洞微歌》，《百六吉凶歌》（即《秤星靈台秘要經》中的《洞微限歌》）有注解，或許就是梁嗣真所注解的《洞微限》。
（3）遼代耶律純《星命秘訣》三卷：《星學大成》卷一〇至一二收錄。此書另一個版本是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者，名為《星命總結》，亦分為三卷。但據明《百川書志》《澹生堂藏書目》著錄，此書為五卷。而且從內容上來看，《星命秘訣》更翔實豐富。此書據稱由耶律純傳自高麗國師，卻在明代人的書目中才出現，故或為偽託，然其中也保留有部分比較古老的內容。
（4）《三辰通載》：《星學大成》卷一四至二二收錄，宋代編輯的星命書。南宋陳振孫載：“《三辰通載》三十四卷，嘉禾錢如璧編。集五星命術。”宋人錢如璧彙集當時所能見到的星命書如《琅玕經》《源髓歌》《西天都例》《玉關經》等編成此書。《通志》載有唐貞元年間都利術士所傳以十一曜推命的《都利聿斯經》，《三辰通載》所引用的《西天都例》就是此類聿斯類經典。宋元時期，《三辰通載》這本書很流行，元代方回謂“今之知星者，民間有《三辰通載》之書”，“及近人繆著《五行精紀》《三辰通載》猶行於世”。《星學大成》也稱其為“星家之淵海，術者之指南”。除卷一四至二二收錄《三辰通載》論十一曜外，據萬民英介紹其體例：“原書首載三日八煞等論，理趣優長，則收入《凡例》；末載二明三暗之說，矯揉太過，則附于《喬拗》。”“三日”疑為“三元”之誤，《三辰通載》書首“三元八煞”之論就是《星學大成》卷二的《定三元星》《論天元印星歌》《論八煞宮歌》《八煞宮定局圖》等，而書末“二明三暗”之說附在《星學大成》卷二九《喬拗淵微》後面。這樣，《三辰通載》雖被萬民英拆分，納入《星學大成》不同部分，但內容還是基本完整的。《三辰通載》今仍存日本靜嘉堂藏三十卷影抄本，內容與《星學大成》所收基本相同。這也證明《星學大成》所收宋元古書皆非虛妄。
（5）《總龜十二位論》：卷六收錄，這是從宋元星命書《紫府珍藏星命總龜》中選出的一篇。《紫府珍藏星命總龜》“集諸家而總類之”，性質和《三辰通載》是一樣的。《星學大成》卷一四至二二論十一曜，十一曜行度就是抄自《紫府珍藏星命總龜》。此外，卷二三所收丁無咎進之《紫府珍藏星命總龜續集》，所舉星命例子的年代系於紹興、淳熙、乾道等年間，此書或也是宋元古書。
（6）《星經雜著》：卷二四至二七收錄，包括萬民英家藏星命書共三十餘篇。其序文稱：“乃哀集家藏秘訣精語、單經短賦，共三十余篇，總編一卷，以其非純於一家，故名之曰雜。”這部分內容駁雜，多數為明代著作，但也包含宋元古書的內容。
（7）《鄧太史喬拗經》：卷二九收錄，題為“宋太史鄧鑒心傳”。序文稱“予生西京，世居太史之職”，則此人當為宋司天人員。“淳熙中殿試進士，有鄧太史者告周益公：魁星臨蜀。”不知此鄧太史是否著《喬拗經》的鄧鑒心。
（8）琴堂《指金虛實五星天機七五賦》：卷八收錄。作者是閩僧妙曦，號琴堂。“琴堂之名，乃昔有琴堂和尚，傳授（脫一‘於’字——引者注）呂逸齋。”可知琴堂身份是和尚，從術士呂逸齋處處得傳星命術。此僧至元中曾上書言星變：“初，閩僧妙曦，號琴堂，以談星見。是春（按：至元十九年壬午），進言：‘十一月，土星犯帝座，疑有變。’”以此知其為宋元之際人。《指金虛實五星天機七五賦》為琴堂摘編、注解呂逸齋玉版之文而成，書中言：“餘三十年留意五星，有驗有不驗，故棄為僧也。辛未年六月初一日，得呂逸齋傳此。”此辛未年最有可能是宋度宗鹹淳七年（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再證此人生活于宋元之際。此書前還有署名“古杭月壑老人黃秋山”的序文，黃自稱曾從琴堂學二十餘年。萬民英多次論及琴堂，且言明朝的星命術士宗琴堂，如“琴堂准於我朝，耶律准于遼金”，“琴堂《虛實五星》，術家獨稱驗於我朝”，可知此人是對元、明星命術影響極大的術士。《星學大成》收錄的琴堂著作及託名之作還有：《琴堂十二位論》《琴堂碎金》《琴堂易覽注解》《括蒼季宗舒琴堂五星總斷》《教外別意雜詩二十六首》《獨步鉤玄琴堂秘訣》《琴堂五星集》等。
如果從地理、職官來考察，《星學大成》中的一些內容為唐宋古書就更明顯。比如，卷一所繪《星辰分野所屬廟旺喜樂之圖》，所列十二宮對應地名均為北宋路分，如白羊座（京西北路）、金牛座（河北西路）、雙子座（河北東路）。尤其其巨蟹座所對應的陝西地區，分列永興軍和秦鳳路，北宋陝西地區轉運司和提刑司路分就是這兩路。而陝西地區又因軍事劃分為六個安撫司路：永興軍路、鄜延路、環慶路、秦鳳路、涇原路、熙河路。除永興軍外，其他五路均與西夏、吐蕃接壤，習慣稱為“陝西五路”。以嚴格的轉運司路來說，陝西其實就只有永興軍和秦鳳路兩路，但在當時宋夏對峙的背景中，因軍事因素設置的六個安撫司路意義十分重大，影響深遠，宋人已經把西北六個安撫司路和其他二十一個轉運司路並列，後來人往往認為陝西分為六路而不是兩路，《元史·地理志》就是這樣。《星辰分野所屬廟旺喜樂之圖》準確標注陝西地區是兩路，對宋代陝西地區轉運司路和安撫司路的差別很清楚，宋以後人不容易有此認識。可以這樣說，南宋中後期的人一般不大能分辨清楚北宋陝西兩種路分劃分的詳情。此圖詳於北方，略於南方，對北方轉運司路與安撫司路區分得很清楚：比如，金牛座對應的分野既標注了轉運司路分的河北西路，也標注了安撫司路分的真定府；雙魚座對應的分野既標注轉運司路分的河東路，也標注安撫司路分的太原府。而南方地區的轉運司路江南東、西路居然沒有標注出來。對宋境外的地區也從略，人馬座對應的幽燕地區在遼國境內，籠統稱為河西河北；獅子座對應的三河、河西地區統稱為關西。其中河北路已經分為河北東、西兩路，京西路分為京西南、北路，等等，這是元豐二十三路體制。尤其是京畿標注在宋分豫州天蠍座，這正是汴梁對應的分野，是此圖為北宋之物的鐵證。但此圖分野標注雜亂，二十三路也並未完整分配、標注到分野中，比如四川地區，標注了成都府路、梓州路、夔州路，缺少利州路，但又在巨蟹座處標注四川。有的地方還有錯誤，比如雙女座對應的“廣東西路”應該是“廣南東西路”之誤，指廣南東、西路，和屬這一分野的“荊湖南北”是指荊湖南、北路一樣。此圖原本可能出於北宋元豐以後，但在流傳過程中又添加了一些後代的內容，加之傳播過程中的篡亂、缺失，形成今本所存的混亂面目。
《星學大成》收錄的著作中還出現一些宋代職官名稱。比如，丁無咎所著《紫府珍藏星命總龜續集》一書，其中論“五字連珠”命局：“全一路無破善終州縣，全二路無破善終京官，全三路無破善終朝官，全四路無破官至員郎，全五路無破官至正郎，全六路無破官至卿監，全七路無破官至兩制，全八路無破官至兩省，全九路無破官至兩府，全十路無破官至三公。”這一從州縣、京官到兩府、三公的職官序列為宋代制度無疑，其中兩制、兩府這種提法，尤其具有宋代職官的特點，據此可以認為丁無咎是宋代的術士。又如《竹羅三限》：“後限不明宜換武，免教失祿及惘惶。”其中說到文職換武職，亦為宋代職官制度特點。從職官制度考察，這些文獻保留了創作時期的特點，將其年代定為宋，應無大礙。
《星學大成》主要是攢集前人星命著作，其中大量保留一般認為已經散佚的宋元著作。星命文獻如符天、聿斯等經典被術士視為謀生秘笈，往往秘而不傳，導致宋代以後這類著作失傳，上引宋代目錄中列舉的符天、聿斯經典，今天我們一部完整的也不能看到了。宋元時流行的星命總集如《三辰通載》，也沒能完整流傳下來，但在《星學大成》中幾乎得到完整保留，而且靜嘉堂抄本缺失的部分亦在《星學大成》中可以找到。《星學大成》可貴之處就是保留了許多這類散佚的宋元星命經典，它其實是一部關於星命術的類書。
《聿斯經》是唐代翻譯的域外星命著作，“貞元中，都利術士李彌乾傳自西天竺，有塪公者譯其文”。明代已經看不到《聿斯經》全文，萬民英稱：“星命之說，其法傳自西天，今西天《都例聿斯》等經散載諸家，餘弗獲睹厥全。”既然散載諸家，唐宋《聿斯經》的主體就還可能保留在後代繼起的星命書籍中。
前面已經談到《星學大成》收錄的《三辰通載》為宋代古書，南宋陳振孫、元代方回都提到過這本書，它在當時很流行，原因就是其彙集眾書，分類羅列，便於翻閱查對。此書多引唐宋古星命書，如《玉關經》《玉關歌》《琅玕經》《都例經》等，裡面就包含《聿斯經》的許多片段，麥文彪認為《玉關經》其實是一個口傳本的《聿斯經》。尤其是《星學大成》卷七收錄了一篇《西天聿斯經》，敦煌《康遵批命課》論水星在雙女座引《聿斯經》：“水居雙女最為靈，生時一個臨強處，即為毫（豪）富處王庭。”與《星命大成》所引《西天聿斯經》文字基本相同：“水居雙女最為靈，生時一宿皆臨照，即為豪貴處王庭。”這篇《西天聿斯經》可能是唐宋時期流行的聿斯類星命書中的一部，與唐貞元初都利術士李彌乾所傳的《都利聿斯經》有直接關係。“都利”，饒宗頤據宋濂“都利蓋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認為都賴水就是中亞的 Talas 河。後來的人雖然不知道“都利”是什麼地方，但大概知道是在域外，所以籠統地以“西天”來指代，把《聿斯經》也稱為《西天聿斯經》或《西天都利經》。經過對勘，俄藏西夏文 6382《新雕注解聿斯歌》內容和《西天聿斯經》基本一樣，是西夏文譯本的聿斯類星命文獻。這種帶有雙行夾註的西夏文《聿斯經》譯本很特別，傳世的漢文《聿斯經》都沒有帶夾註的，估計這個西夏文譯本的底本是一個已經失傳的宋元時期夾註本。這個西夏文《聿斯經》本子在傳播史方面意義重大，這種譯本的出現說明《聿斯經》及星命術成為中原與黨項人共用的知識。下麵以敦煌文書所引唐代占星命書《聿斯經》“水居雙女”“土水星合”“歲火同宮”幾條為例，討論唐代《聿斯經》與《星學大成》所引宋代《聿斯經》及西夏文本之間的繼承、發展關係。
敦煌文書引《聿斯經》“水居雙女最為靈”云云，意謂水星在雙女座，星命認為為主貴，如何理解這個“貴”呢？敦煌文書《康遵批命課》所引《聿斯經》解釋的“貴”是“即為毫（豪）富處王庭”，突出的重點是有資財［“毫（豪）富”］和接近君王（“處王庭”），以財富和權力的結合來理解“貴”，符合中亞的傳統，應該是較為接近李彌乾帶來梵書的翻譯。後來這個“貴”結合了中國自身的文化特點，向更為中國化的方向轉變。《星學大成》所收《西天聿斯經》已經有了細微的變化，“即為毫（豪）富處王庭”變為“即為豪貴處王庭”，“富”字被“貴”字取代，不強調資財，只是強調在朝中為官的“處王庭”。畢竟在中國正統儒家的價值中，財富和官貴是不同的畛域，權力的正解是官貴，不是資財。雖為一字之變，其中已經有了價值觀的轉變，所以《西天聿斯經》是稍後經宋代潤色的文本。
西夏文 6382《新雕注解聿斯歌》裡面對這一句的翻譯：
𘓐𘕕𘏨𘆪𘃡𘃆（𘝞𘏨𘆪𘎆，𘖐𘏨𘆪𘎆𘓐𘕕𘏨𘆪，𘝞𘏨𘆪𘎆），
𘎆𗪦𘎆𘋏𘎆𘎆𘕕𘎆，𘓐𘕕𘏨𘆪𘎆𘃡𘃆（𗪦𘎆𘋏𘎆𘎆𘕕𘎆𘝼，𘜶𘎆𘎆𘕕𘏨𘆪𘎆）。
譯文： 水居雙女最明達（金星樂宮在金牛座，火星樂宮在天蠍座，水星樂宮在雙女座），生逢一星在宮內，歲人富翁益貴前（命中一星在喜樂宮，為富貴之人）。
西夏譯本也是以“富翁”“富貴”來理解水居雙女，和敦煌文書所引《聿斯經》“毫（豪）富”的意思相近。就此點來看，這個譯本的底本和敦煌唐代的本子更接近。
以後，水居雙女的“貴”向科舉及第、為台諫官的解釋發展，又引申為聰明、有文才，這是和宋代以來中國的社會現實相結合的結果。南宋成書的《三辰通載》在討論水星在雙女座時引《琅玕經》《賦》《水星歌》等數種古書，如《琅玕經》雲：“水居雙女最為靈，華省台官給諫臣。”前一句和《聿斯經》一樣，後一句比《聿斯經》典雅，雖內容實質是一樣的，都是說主貴，但強調是為台諫官。又引《賦》雲：“給諫功臣，須假水臨雙女。”也是說水居雙女宮主貴，為給諫言官之臣。宋代諫官為皇帝親擢，監察百官，為君王的耳目，親近貴臣，把“處王庭”理解為“為台諫”，頗與當時實際狀況相符合，是很有時代特色的理解。
又引《水星歌》：“樂廟若居已申貴，他官筆吏好心腸。（水在命宮樂廟高，曰及第；他官有文才，筆吏也）。”雙女已宮為水之樂宮，這段也是說水居雙女已宮主貴，與上引星命書相同，但強調水在雙女已宮，同時也是命宮才最符合，才能夠科甲及第，如果水居雙女，但不是命宮，就只能有些文才，做文吏而已。而水居雙女與金會和，同樣主科甲詞臣：“雙女宮中得逢金，超升富貴巳宮臨。金水共蛇蛇會處，科甲必定稱人心。”此言水星在雙女巳宮與金星相會合（巳為蛇，故言“金水共蛇”），主科甲富貴。《水星歌》又論水星在雙女宮與太陽會合：“辰星在巳旺非常，與日同躔列軫鄉。假使不登黃閣貴，也須官至翰林郎。”此言水星在雙女巳宮與太陽會合，且在軫宿（雙女宮大致對應二十八宿的翼、軫，為水星旺宮，而軫四度為正旺。強調軫宿，就是說水星不僅要在雙女宮度，而且要在正旺之宿度），主科甲及第，為清貴詞臣。
又從科甲及第引申為聰明機智，《水星論》引《經》曰：“北方水星專主智，性地惺惺多巧藝。好樂陰陽巨蟹宮，若臨申巳尤為貴。生逢坐命最聰明，更在身宮亦伶俐。非惟辯舌若懸鈴，更主文章多藻麗。”此段與《水星歌》所言相同，水居雙女巳宮等處，且為命宮或身宮，主文章口才。此處的《經》，應該就是《聿斯經》的一種。因為另外一處引《都例經》論金、水會合，可以與此互為參證：“金水相逢最為美，智慧聰明須見水。此為有福無難人，一生營求皆稱遂。”同樣強調聰明和水星間的聯繫。《都例經》就是《都例聿斯經》。
又引《玉關經》《玉關歌》論水星在雙女宮對應的翼、軫二宿：“水躔翼宿號天異，年少登科文學貴。清華要路驟遷榮，與日同宮須大貴。翼宿八度至十三，員明淨潔水來參。不論遲留並伏逆，當居科甲有文談。水躔軫宿號天岑，文學之官眾所欽，聰明謀略人多會，藻思文章入翰林。軫宿本是水樂宮，水星入廟福尤濃，上下同流為樂曜，男人多學女人聰。”十二宮已經轉換為二十八宿，意思與《水星歌》相同，突出水居雙女（翼、軫）主科甲及第、聰明機智。這種強調聰明的解釋，已經在原始《聿斯經》的基礎上有了發展，時代應該晚些。“水居雙女”一句，以敦煌文書所引《聿斯經》和《星學大成》所引星命書對勘，或文字相似，或內容相同，都是從原始《聿斯經》譯本流行出來的文本。以水在雙女為貴，對貴的理解，較早敦煌文書所引《聿斯經》和黑水城文獻西夏文譯本強調資財、近君王，衍生的《琅玡經》等則以身居台諫來理解，後來《水星歌》又引申出科甲及第及主機智、文章、口才等，文本再創造過程中的中國化色彩和時代特點日益突出。
敦煌遺書《康遵批命課》所引星命口訣：“土水合號有學祿，智慧多端好翻覆。歲火同宮主貴權，為事心中多敏速。”雖沒有說明出處，但《星學大成》的兩處有這兩句。卷七《西天聿斯經》：“火（當作‘水’——引者注）土合兮有學祿，智慧多端好反覆。木火同宮主貴權，為事心中多敏速。”卷六《論星曜合照命宮》引《歌》曰：“水與土合有學祿，智慧無窮愛番覆。木火同照主貴權，設施驚眾誇神速。”對勘文字可見，這裡《康遵批命課》所引口訣和《論星曜合照命宮》引《歌》都是出自《聿斯經》，這裡引用的《歌》可能就是《聿斯歌》，西夏文6382就是以“歌”來命名——《新雕注解聿斯歌》。“歌”是在“經”的基礎上進一步通俗化的產物。西夏文6382《新雕注解聿斯歌》對這兩句的翻譯如下：
譯文：土水相合學祿有，智慧多有心不休（土水三合/相見，則智慧明達，諸事為時變/化，多增腹心疑慮也）。
譯文：木火宮同貴主得，所為腹心多急速（火木宮同，不同在火木/宮為，則福祿多性情急速）。
這兩句西夏文譯本基本忠實于唐宋漢文本。敦煌文獻作“土水合”，土星在前，黑水城文獻同，《星學大成》收《西天聿斯經》作“火（水）土合”，水星在前，可見黑水西夏文本和敦煌本的聯繫。另外，西夏譯本夾註將經文講得更清楚。比如“土水相合”，夾註解釋是“土水三合相見”，強調只有土、水星在命宮及其三合宮內同宮，才符合這句口訣。而且，火木同宮夾註解釋，這種同宮必須不在五行屬性為火、木之宮（木宮指雙魚座、射手座，火宮指獅子座、天蠍座）。這些都是現存漢文本沒有的，有助於我們正確理解聿斯文獻的內涵。看來《聿斯經》這一段講星曜照顯，均以合照命宮及其三合宮為前提，若在其他宮位就不符合。
此外，《星學大成》收錄的文獻有些沒有明言是《聿斯經》，如上引《星學大成》卷六《論星曜合照命宮》所錄星命《歌》，但內容能與敦煌文獻和《西天聿斯經》勘合，證明此《歌》是聿斯類文獻的一種，可能就是《玉關歌》或《聿斯歌》。同卷《論星曜對照命宮歌》也能與《西天聿斯經》勘合，證明這些歌訣也是聿斯類文獻：
更推星曜相沖望，就中火土為災障。對在強方並見月，中年困苦多消歇。濕宮水照當憂溺，幹位卻須防獸齧。少男少女資財，多病多違多口舌。或遭毒藥及刑傷，了了經中皆具說。
更有五星相對視，就中五星為災癉。相對在強並在月，中年困苦多消竭。濕宮水照投江湖，幹位蟲狼多咬齧。少男少女資財，多疾多違多口舌。或遭毒藥兼臨刑，了了經中皆具說。
這段文字論火、土二曜對宮相沖和水星照濕宮、幹宮的占卜，以《論星曜對照命宮歌》對照《西天聿斯經》，除個別文字，基本相同，是聿斯經典流衍過程中產生的不同版本。敦煌文獻所引《聿斯經》、《星學大成》所收《西天聿斯經》《論星曜對照命宮歌》都是原始《聿斯經》流傳中產生的不同版本，內容一致，文字稍異。也證明以《聿斯經》為代表的星命文獻往往沒有“定本”，文字在傳播中不斷衍生變化，形成不同的版本。
西夏文6382《新雕注解聿斯歌》對此段的翻譯：
譯文：又在五星相對視，其中土火多厄禍。對處強宮又月見，年中勞苦豐弱為（五星相對視，如火土重視；水火在強宮或水土同宮，又對宮見月，則一世多厄禍，中年受苦受也）。濕宮水見河江沒，幹宮中狼咬力傷。少女男少財帛少，疾多難多饞舌多。若遭毒惡又刑逢，細查文中顯明說（東南位是濕宮，西北位為幹宮。惡曜同在此二宮，則沒于河江中，或為狼所食，女男皆數厄多禍，中於毒惡也）。
以之對勘漢文本，漢文本《西天聿斯經》“就中五星為災癉”一句明顯有誤，“五星”當為“火土”之誤，《論星曜對照命宮歌》也作“火土”。《西天聿斯經》中有幹宮、濕宮的概念，但不知其具體內涵。西夏文本有一條夾註，解釋了幹宮、濕宮的概念：“東南位是濕宮，西北位為幹宮。”而《星學大成》中有《定幹濕沈沒宮》，對於幹、濕宮有另一種說法：“巳、午為幹宮，亥、子為濕宮。”《定幹濕沈沒宮》把室女巳宮、獅子午宮稱為幹宮，雙魚亥宮、寶瓶子宮稱為濕宮，這比較清楚。西夏文本夾註把幹、濕宮和西北、東南聯繫起來，如果只從字面上看，東南和巳、午不是有關聯嗎？按理應該是幹宮，為何夾註說是濕宮呢？西北和亥、子同理，這就和《定幹濕沈沒宮》的說法矛盾。其實，解開這個矛盾首先要明確夾註所說的“東南位”和“西北位”指的是什麼，這絕非僅從字面按五行對位把東南理解為巳、午，把西北理解為子、亥。我們應該特別注意這個“位”字，這是突破這個問題的關鍵。這個“位”應該是指黃道帶的方位，域外星命學以太陽在黃道帶上運行的週期，習慣上將白羊宮到室女宮稱為北六宮，天秤宮到雙魚宮稱為南六宮。進一步細分，太陽運行在黃道帶的西、西北位巨蟹宮、室女宮、獅子宮就是夏天，運行在東、東南位的摩羯宮、寶瓶宮、雙魚宮就是冬天。這樣可以看出，夾註所說的“東南位”其實就是指雙魚亥宮和寶瓶子宮，為濕宮；“西北位”就是指室女巳宮和獅子午宮，為幹宮。夾註和《定幹濕沈沒宮》是同一個說法，並不矛盾。值得注意的是，夾註採用黃道帶方位的標準來定幹、濕宮，這和以《天文書》為代表的域外星命學更接近；《定幹濕沈沒宮》應該是較後起的著作，估計是為了避免黃道帶方位帶來的混淆，從而將幹濕宮直接對應相應星宮。這也提示我們，在《聿斯經》的翻譯、傳播過程中域外成分中容易引起歧義的部分如何被替換成容易理解的表達。
此外，《星學大成》卷六《十二位論》有《論身命宮歌》《論財帛歌》《論兄弟宮》等論十二宮位元文字，分述十一曜在各宮位的吉凶，是標準的星宮算命法則。其中多引占星命書，如《論福德宮變格》引《西天都例經》，此或即為《都利聿斯經》，是《聿斯經》的另一譯名；《論遷移宮》引《靈台經》，此或為《靈台秤星經》，為唐宋時期道經，今正統《道藏》所收已不全。又多引歌訣韻文體的《經》，此《經》也當為古代星命書，語言風格與敦煌所引唐宋《聿斯經》等星命文獻相似，接近當時俗語。略舉數例，以見風格：
《經》雲：足祿多財，木星與太陽同會。平生不耕蠶而衣食具，所謂生居豪族世無虞，出有輕車食有魚，福壽厚高天與佑，平生萬事稱心如。（財帛宮）
《經》雲：多居產業，金水木照田園。（田宅宮）
《經》雲：蝕神臨子最難為，得力還招外姓兒。假饒若過三旬外，親生一個是便宜。（男女宮）
這些《經》《歌》很可能是從《聿斯經》中衍生出來的，將更具體的推算以歌訣的形式進一步通俗化，以利記誦理解。其數量很大，傳播範圍更廣泛。今天完整的《聿斯經》雖然沒有保留，但通過《星學大成》保留的《西天聿斯經》《玉關歌》，西夏文6382《新雕注解聿斯歌》等，以及其他沒有直接標明但其實就是《聿斯經》中衍生出來的歌訣文本，可以大致看到這部唐代從西方傳來的星命著作的主體部分。
《洞微百六限》是《星學大成》收錄的另外一種重要星命文獻，是星命術在唐宋之際中國化的重要證據。所謂“限”就是星命推算行運流年的方法，如果說命主貴賤壽夭由十一曜分佈的星盤格局決定，則兌現的時間由“行限”來決定。“洞微限”分為大限和飛限兩種，大限是一個階段，飛限是這一階段中的每一年。“洞微大限”從命宮（卯）開始，向相貌宮（辰）方向移動，每宮為一限，各限年數不一，洞微大限共一百零六個月，故名“洞微百六限”。各宮所主年數：“命宮十五貌宮十，福德妻宮十一詳。官祿十五最高位，遷移止有八年糧。疾厄七兮共六六，財帛兄弟五年強。田宅子孫並奴僕，四年之半定毫芒。”這是說人的一生首先一到十五歲命宮（卯）主宰十五年，十六到二十五歲相貌宮（辰）主宰十年，二十六到三十六歲福德宮（巳）主宰十一年，其餘依此類推。
具體到每一宮所主年齡段中逐歲行運何宮，又要配合“洞微飛限”來推定。“飛限”的規律：“一二本限裡，三四對照沖。三合五六載，其年見吉凶。”這就是說，一二年在本限，三四年在對沖宮，五六年在三合宮，第七年又從本宮開始迴圈。比如，命宮（卯）主宰的十五年，一二歲在命宮本宮，三四歲就在命宮對宮妻妾宮（酉），五歲在三合宮男女宮（亥），六歲在三合宮官祿宮（未），亥卯未為地支的三合。七八歲又回到本宮，依次迴圈。
“洞微限”是星命術中國化的產物。以《聿斯經》和《符天曆》為代表的西方傳統，在推算流年時的特點是對每年星曜運行的位置進行計算；而洞微限是一種程式化的大運、流年的機械排定。以程式化的洞微限取代星曜位置的計算，星命中西方傳統的計算性大大減弱。敦煌文獻P. 4071北宋開寶七年《康遵批命課》尚延續域外星命傳統，推算逐星曜位置，而俄藏黑水城INB. No. 5722西夏蒙元之際的西夏文《謹算》則已經使用洞微限排流年，這件星命文獻正是通過與《星學大成》收錄的洞微限文獻對勘才得以成功解讀。數百間星命術發生了很大變化，而且這種變化也傳播到西夏地區，出現了西夏文的洞微限星命文書。除《謹算》《新雕注解聿斯歌》等外，俄藏、英藏黑水城西夏文獻中還有多件是關於推算洞微限的西夏文寫本，比如，英藏黑水城文獻殘葉Or. 12380-359A、Or. 12380-1796、俄藏No. 4489-2等。
“洞微限”原只有道藏《秤星靈台秘要經》中有個不完整的版本，有了《星學大成》所收錄的版本，我們在考訂黑水城西夏文星命文獻時就找到了可靠完整的底本，釋讀過程中的難題便可迎刃而解。
《星學大成》雜集諸書，將不同時代、不同內容的東西混在一起，條理紊亂，異說紛紜，重複蕪雜，對同一個概念的論述散佈在書的不同地方，又沒有一條合理的編纂理路，所以很不方便閱讀。我們其實可以設想一種以“標準型”重構文本來厘定古文獻的思路，通過拆分處理《星學大成》，以符合星命推算邏輯和次第的原理來重組文本，賦予其內在邏輯理路，把分散的論述集中起來，剔除後起、冗餘的部分，形成最靠攏宋元而又可以理解的“古”文本。通過這個新文本，把《星學大成》的宋元古文獻遴選出來，從明代著作中“發掘”出宋元古本。星命文獻通常有一個初始文本，在此基礎上提煉雅化文字、細化宮度或宿度、疊加新內容，衍生出次級文本。比如，從域外翻譯的《聿斯經》是初始文本，據此衍生的《西天聿斯經》《聿斯歌》等，可能就是經加工的次級文本，這些次級文本又被翻譯為西夏文，流傳到草原地區。俄藏西夏文6382《新雕注解聿斯歌》的漢文底本就帶有夾註，是加工後的次級文本，夾註中帶有許多後來衍生出來的規範和解釋。黨項人通過自己的理解來翻譯《聿斯經》，西夏文的翻譯增加了這個文本傳播流衍的豐富性。同時，這些不同文本被不斷重新編撰、整合，形成《三辰通載》《星學大成》等三級類編整理文本。初始文本可能逐漸散佚，但基本內容保留在次級衍生、三級類編文本中。《星學大成》成書於明代，收羅當時還能見到的星命著作，是唐宋初始星命文本的片段及後來宋元次級衍生、三級類編星命文本的匯總。從初級到三級的文本衍生過程也是星命學知識中國化的過程。如果批判地使用《星學大成》的文本，可以復原唐宋星命術的主體內容。尤其是《洞微百六限》和《西天聿斯經》已經得到出土文獻的印證並在出土文獻解讀中起到關鍵作用。
《星學大成》雖成書於明代，但此書基本是攢集而非著述，其中保留了大量宋元占星命著名作。《三辰通載》《星學大成》這類匯總編印的星命書籍是宋代印刷術普及帶來知識整合的產物，星命書籍的編輯匯總過程也是星命知識被重新彙集、編輯並產生出新知識的過程。分散的秘笈在市場需求的推動下被匯總在一起，晦澀、異域色彩濃厚的星命秘笈必須本土化、通俗化以符合印刷書閱讀市場的需求。宋明人新編的星命著作融合本土文化，符合時代要求，但其編排非常混亂，蕪雜叢生，往往無法卒讀。如果要想真正讀懂《星學大成》，還需要把此書攢集的星命著作進行梳理辨析。星命術在流傳過程中摻雜了大量中國本土的成分，混雜了諸如四柱、星禽等內容，越到後來，無論是推算概念和還是推算過程都疊加了更多的本土成分，星命術日益複雜，《星學大成》充分顯示了這種蕪雜的特點。此書經過萬民英的整理編撰，古代文獻被重新打散、拆分，與後來的明代文獻糅合，形成了一個時代混雜的文本。而其中包含的宋元古文獻基本散佚，這個混雜文本裡面哪些是宋元古文獻，哪些不是，除通過敦煌遺書所引《聿斯經》和《星學大成》所載《西天聿斯經》對勘，以確定後者為宋元古籍外，尚缺乏其他可以對勘的文本。如何推定《星學大成》的某些部分是否為宋元古星命文獻，需要一條新的思路來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