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業靜 北京大學科學技術與醫學史系
摘要：敦煌遺書P.4071記載了粟特移民康遵為贊助人起課的案例。通過重構10世紀他使用星曆、星命文獻製作十一曜見生文本（和畫像）的過程，發現：第一，P.4071主要採用印度宿度法表示月亮位置，而卷首“太陽在張”可能取自《大集經》；第二，“天運行年”部分的求蔔者生辰資訊應該都為同一個人，據此重建了《十一曜定生真經》對應關係，並指出導致行星位置與實際天象不符的原因；最後，推求求蔔者很可能是敦煌第五任曹氏歸義軍節度使曹延恭。
關鍵字：敦煌星占；P.4071；十一曜；域外天文學；歸義軍曹氏
敦煌藏經洞出土的P.4071開寶七年(974)星命書記錄了應用十一曜、十二宮、《聿斯經》等域外天文知識的關鍵節點。其中彰顯的絲綢之路東端外來宗教文化之繁榮，又連接了敦煌學、中外交通等史學領域。
20世紀初，陸續有學者從不同角度對該星命書進行討論，在十一曜概念[1][2][3]、占法[4][5][6]、《聿斯經》來源[7][8][9][10]、求蔔者數[11]、十一曜行度[12]等方面形成了若干觀點。但P.4071研究仍存在懸而未決的疑難，例如，卷首的月亮位置及“天運行年”部分的天象與實際不符的原因有哪些，全卷至少存在兩個批命案例嗎，求蔔者為何人。
本文將P.4071置於10世紀的語境中，利用當時能夠接觸的技術文獻回推天象、重構操演過程，進而分析天體位置混亂的原因。此外，寫本的有限資訊表明，求蔔者應當是當地的上層人物並在中原王朝享有一定的聲望。揭開求蔔者的謎團，有望將P.4071與更廣闊的政治歷史相聯繫。
P.4071求蔔者生辰為後唐長興元年九月初九(930年10月3日)[13]415，寫本確切記載“太陽”位置有以下四處：第一，“狩天十一曜，見生庚寅丙戌月戊己巳巳日房日兔申時，生得太陰翼”[13]；第二，“申時四刻得太陽躔在命宮”[13]378；第三，“太陰在張(翼)，照雙女宮”[13]379；第四，“命宮曰：臣在房宿中生者，是天蠍宮”[13]380。
其中，第一、第二、第四處的記載相互呼應，都表明“月亮”位於房宿、命宮天蠍。這是一種源自印度，以月亮所在二十八宿宿直表示月亮位置的方法。P.4071的“命宮”實為本命宮的演化結果，由於佛教星命術中命宮一般視作“天空中真實的星宿”[14]，便與天區聯繫到一起。韓愈“我生之辰，月宿南斗”[15]，蘇軾“生時宿直鬥牛箕”[16]等，均反映了宿直術的普遍使用。
此技術在中古時期被系統傳承，例如黑水城出土星命書ИHB.No.5722《諸算》，其月亮位置按牽星宿曆法中宮直計算得來[17]。12世紀日本星命書《宿曜道命勘》、蔔者稱“以生曰直宿為本命宮也”[18]，卷首又載月亮行度為“尾宿四度九十三分”[18]429，對應本命宿度值。可以認為，利用月亮所在二十八宿或宿直作為命宿/命宮計算方法之一，已成為部分從業者心照不宣的共識。
那麼第三處“太陰在張(翼)，照雙女宮”[13]379該如何理解？鈕衛星推算當月月亮在女宿1度、照摩羯宮；而十一曜行度除月亮以外的其他星曜精度較好，均為真實天象[12]415-418。就10世紀曆法水準言，受過天文學訓練者準確計算月亮位置尚且不易，普通術士推算月亮所在星宿則更為困難。
在P.4071卷首，月亮位置不僅是一種象徵，更要呈現天文占算的數理基底，術士必須設法滿足科學上的要求，因而其行度有必要區別於星表得出的房宿。而問題在於，當時敦煌、靈州的星曆師及中幾乎不可能有長期用的月亮行度表。可用工具唐代星曆表《七曜禳災決》，僅有五星、羅睺、計都曆表。十一曜形成以後，紫炁、月孛被納入星曆表。12—13世紀的回鶻西夏曆書ИHB.No.8085[19]，載錄太陽、五星、羅睺、月孛、紫炁達九個星曜的位置。由於計都與羅睺呈對沖(180度)，能便捷地計算星表，所以ИHB.No.8085實際含有十曜[21]222，唯獨缺少月亮位置。
實際上，P.4071保留了術士試圖推算月亮的證據：一是卷首的晝刻數四十八、夜刻五十二。根據《大衍曆》步月離術，計算月亮所在宿度需要近點月週期和夜漏刻數；二是卷首的印日22073以及實注日15873，兩者的差值是225個近點月常數。但命中結果與真實月亮所在女宿相距甚遠，康遵似乎沒能成功計算。
相反，“太陰在張(翼)”更可能由查詢某部文獻而得。筆者推測取自佛教文獻《大方等大集經》。《大集經》卷42“日藏分中星宿品第八之二”包含一年中月亮與二十八星宿合的情況。九月內容如下：
“九月黑月，一日合牛、二日合婁、三日合參、四日合井、五日合鬼、六日合柳、七日合翼、八日合星……”[20]《大集經》“九日合翼”與P.4071“太陰在張(翼)”說法一致。敦煌遺書中發現了大量《大集經》殘卷、注疏，比如P.4058v關於二十八星宿相占卜的內容就抄撮自《大集經》卷20，陳於柱指出抄寫目的不單是禮佛修持，實際更是當作祿命書使用[21]。還有證據表明西元6世紀翻譯的《大集經》“日藏分”“月藏分”，其星宿神形象可能影響了莫高窟壁畫[22]。P.4071“命宮曰”部分記載的“宿在及陰楊、左踝部合有黑慶子多”[13]380等卜辭，與P.4058v《大集經》卷20殘本中“膝有黑子，過廿二得大富貴”●屬於同一種占法。據此可見，歷經幾個世紀，《大集經》的天文數術內容已深嵌西域社會，成為術士群體便於採用的知識資源。
P.4071以房宿值日所在天蠍宮為命宮、以命宮的對宮金牛為身宮，該方法與傳統的“造街安命”和“太陽宮定命”有所不同，因而允許以卷首生辰資訊驗算“天運行年”部分。
一方面，為貼合當時行星精度，筆者主要使用唐代《七曜禳災決》五星、羅睺、計都曆表回推天象[23]，並參考現代長期星曆表DE404●的程式設計結果進行檢驗。
另一方面要注意，“天運行年”呈現的天象很大程度止不止是每一年生辰當日那麼簡單，大多數情況下是蔔者對行年一段時間內行星位置、天象吉凶的整體考察。
同時，由於P.4071“十一曜行度”部分的二十八宿、黃道十二宮對應關係已經與《七曜禳災決》“五星臨十二宮吉凶占法”立成圖存在一定誤差：P.4071“土星在鬥宿照摩羯(閻)宮”“羅睺在井照巨蟹”[13]379，而《七曜禳災決》鬥宿對應“弓宮”(人馬)、摩羯對應“雙”(雙子)[23]451。筆者依照更為符合卷首第一宮對應關係的宋刻本《廣成先生玉函經》之《宋上脫身與大河同度之圖》[24]以及宋刻本《曆地理指掌圖》所收《二十八宿辰次分野之圖》[25]進行調整。
最後，P.4071多次引用《聿斯經》，而三合(120度)、四合(90度)、對沖等重要相位已經通過這份文獻傳入。《宿曜耶運昌錄》進一步佐證：“又《聿斯經》雲：‘土木三合，並居離處照見榮名矣。’”還引中斷文獻《五行定分》，提到四合、對沖相位：“土與日四方，所行事皆遲鈍。”[13]431“土火相對少娑好”[13]432等。《宿曜耶運昌錄》還引《五行定分》關於“金在木度”“土在木度”[13]433的說法，類似於P.4071“推五星行度宮宿推盤”部分[13]379。《靈台經》曾言“益出《五行定分》經也”中村璋八。《靈台經》成書時間早於北宋，進而證實殊勝相位在宋代已廣泛應用。
基於以上原則，保留P.4071的術語拼寫，筆者復原了《十一曜見生圖》對應關係(表1)，並按照“天運行年”部分資料資訊對天象解讀如下：
廿一，木星退命宮，又見火星照身宮，其年必有人稟、損傷、死亡，必有危難，有十一月後漸漸吉也，至廿二。●
950年，木星二月、三月退行，九月四日伏任房，照命宮天蠍，合。火星六月、七月在胃、昴、畢，照身宮金牛，合；又火星十一月退婁、觜，十二月五日退畢五、留十五日，次年正月在參、井，出天子宮，故“漸漸吉也”，合。
及至廿六，土星守命宮，注運數逐漸不利，直至廿七四月須也。
955年，土星正月至六月在房宿，歷經留、退、留，合；次年四月土星退尾宿，合。文本與《靈台經》身宮實福“土在，作事多滯”[26]23思想吻合。
廿八，有二主火星入身宮，其年出行、求財大吉，在家亦有喜，至卅八後來，運數漸落百事通達，大吉，卅八以上縱有災殃，還可。
表1 P.4071《十一曜見生圖》對應關係回推復原●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 十一 | 十二 | |
|---|---|---|---|---|---|---|---|---|---|---|---|---|
| 通命十二宮 | 命宮 | 財帛 | 兄弟 | 田宅 | 男女 | 僮僕 | 夫妻/身宮 | 疾厄 | 遷移 | 官祿 | 福德 | 困窮 |
| 地支十二辰 | 卯 | 寅 | 醜 | 子 | 亥 | 戌 | 酉 | 申 | 未 | 午 | 巳 | 辰 |
| 黃道十二宮 | 天蠍 火位 | 人馬 木位 | 摩羯 土位 | 寶瓶 土位 | 雙魚 木位 | 白羊 火位 | 金牛 金位 | 陰陽 水位 | 巨蟹 月位 | 獅子 日位 | 雙女 水位 | 天秤 金位 |
| 十一曜 | 太陽 | 土星 計都 | 木星 月孛 | 羅睺 | 紫炁 | 火星 水星 | 太陰 金星 太陽 | |||||
| 二十八宿 | 氐房心 | 尾箕 | 鬥牛 | 女虛危 | 室壁 | 奎婁 | 胃昴畢 | 觜參 | 井鬼 | 柳星張 | 翼軫 | 角亢 |
| 地理 | 豫州 | 幽州 | 揚州 | 青州 | 並州 | 徐州 | 冀州 | 益州 | 雍州 | 洛州 | 荊州 | 兗州 |
| 分野 | 宋分 | 燕分 | 吳分 | 齊分 | 衛分 | 魯分 | 趙分 | 晉分 | 秦分 | 周分 | 楚分 | 鄭分 |
同一句先後出現廿八、卅八，似有訛誤。若為廿八(957)，火星均不在身宮實牛，不合。若“廿八”改為“卅八”(967)，火星五月、六月在胃、昴、畢，對應身宮，合；六月後火星出身宮，或能對應“卅八後來，運數漸漸百事通達”，合。火星入身宮一般視為不合，如《廣成集》卷8《蜀州宗夔為太師于丈人山生日醮詞》“又火星所照，既臨分野，仍在身宮”等[27]。然而，此句卻作“大吉”“亦有喜”，結合廿八來說“火星入身宮”天象，推新廿八為卅八筆行。
卅九，木星照身宮，羅睺照命宮，注無憂而後喜，謹言。
968年，木星五月至八月在昴、畢，照身宮金牛，合。據《靈台經》，“木至身命主，先有災憂，後有大喜”[26]28。另一方面，根據DE404計算結果，968年羅睺●在井宿巨蟹宮，此時120度照命宮天蠍。
四十，運至卯上星辰，為命宮，火星照財帛宮，必有小厄，身心不定。
財帛宮，對應《十一曜見生圖》尾宿、箕宿，合。火星969年，天象無不合。如果使用《七曜禳災決》同樣精度、格式的星曆表推算，從業者將行年天象誤算為上一年、下一年的天象是正常的。假設查閱星曆表為970年，九月、十月，火星在尾、箕二宿，照財帛宮，合。《七曜禳災決》謂：“火至財帛物大寬漲落，大人嗔責並熱病”[23]452，對應“必有小厄”。
四十一，歲運金星及火星照身宮，其年必有骨肉離散，財物分張，遠行、出入平平。
四十二，天運行年至白羊宮，土星照行年宮，木星照命宮，其年六月小小災衰，得八月日漸落。
971年，土星在昴、畢，照身宮天牛，不合。木星在柳、星、張，獅子宮，與命宮90度照。
四十三，天運行年至身宮，其年福德、財帛平平，有計都照，恐損人損財事。
四十四，計都在軫、角、亢，對應雙女宮、天秤宮。但文本原意應為“身宮有計都照”，如此與真實天象不合。身宮為酉，《靈台經》稱蝕神入酉“損財”[26]29，所以術士有“恐損人損財事”之說。
四十四，行年陰陽(陰)，木星照行年位，金照身宮，水潤注合大吉，喜慶，入八月節，出運成災。
973年，木星六月在角，照天秤宮，與陰陽宮120度照。金星二月在胃、昴、畢，照身宮，合。據DE404計算，973年5月1日至16日，水星在胃、昴、畢，照金牛宮，合。
四十五，行年至巨蟹宮，火星在摩羯(朔)宮，對照行年宮，木星照命宮，注先喜而後憂，必破財、口舌厄，防患。
974年，火星九月在鬥，十月在牛、女，對應摩羯宮，合；摩羯宮對照行年宮，合。木星九月三十伏箕十三，照命宮天蠍，合。
四十六，行年到師(獅)子宮，木星照行年宮，羅睺到寅，注逢賊財，出行、更改、運動吉。
DE404計算975年7月19日至8月11日水星在柳、星、張，照獅子宮，合。據《七曜禳災決》，羅睺在危宿、寶瓶宮，不合。
四十七，水守命宮，天運行雙女宮，金、木二星五月入雙女宮，重人處見喜。何以知之？金星是第一主，水星到此宮必見文書，王(旺)此宮，後八月節，卻有小小災厄。
976年，木星在鬥宿、摩羯宮，不合。DE404顯示，金、木二星五月應入陰陽宮。此外，金星10月9日至11月2日入翼、軫，水星8月4日至10月10日入翼、軫，照雙女宮。占辭解釋恰與《靈台經》“金至水守宮，因文書喜”[26]29以及《西天聿斯經》“雙女辰星三五中，金合居宮旺在奎”[28]等說法。
四十八，天運行年至天秤宮，火星十一月入身宮，注損財帛，及六畜死損免也。
977年，火星十一月在奎，白羊宮；十二月在婁，金牛宮，皆箕一腳。《七曜禳災決》火星推法雲：“令王人命星，其所作所為皆不稱志，錢財八畜皆破散”[13]477，與文中判斷相符。
“五星臨十二宮吉凶法”雲：“木至加官祿並財帛，此星時人最吉慶。”[23]452978年，木星主要在雙魚宮，與財帛宮60度照。
五十，天運行年至人馬宮，及大運在卯，小運亦於卯上，其年注大吉；末到天子宮，合及其災禍，作福。
979年，木星主要在奎、婁，白羊宮，不合。假設查閱980年星曆表，木星在胃、昴、畢，金牛宮，則合。
五十一，天運行至摩羯(閼)宮，羅睺星入身宮，其年亦注通同破財，得八月節，合入行年宮即吉也。
980年，白道升交點在胃、胃，身宮；白道降交點在氏、房，命宮。滿足“羅睺星入身宮”即是白道升交點，但卷首“十一曜行度”白道升交點是計都。這暗示術士在計算“天運行年”部分時，由於缺失完整的時段星曆表以及五代時期羅睺、計都、月孛含義發生轉換，導致行星行度出現不自洽。又據DE404推算，980年11月6日至12月1日，金星在鬥、牛，摩羯宮，合。
五十二，天運行年至寶瓶宮，水星五月入宮，注六十日內喜，或有官人知見，或財帛至。水星元顯患難。
981年，水星五月在井伏，七月十四至八月初三在雙女宮，《西天聿斯經》雲“水瓶雙女最為災”[28]745，西夏文x382《新集解掌新斷》雲“水瓶雙女最明達”[29]，故符合占辭“六十日內有喜”，合。
五十三，天運行年至雙魚宮，金星三月入宮，王(旺)在奎壁，合得重喜，住一十三日出，凡號人太白顯也。
982年，金星不在雙魚座，但983年金星三月在奎、壁，雙魚座。結合《西天聿斯經》故而“合得重喜”，又據DE404,983年4月1日到13日在寶宿，符合占辭“住一十三日出”。行年五十三金星天象應是術士看錯年份，實際是983年金星天象。
五十四，天運行年至白羊宮，土星入身宮主。注福德自如，凡財帛亦滯，多說閑讒，恐有患厄。緣大運反至上，長作添福德福吉。
983，土星在氐、亢、氏，對應命宮天蠍，不合。若“入身宮”改為“入命宮”，則與真實天象一致。《靈台經》記載土星為命宮主星的卜辭相同，“合作事鈍滯，多破財、病，病在逆伏之伏時也。”[26]28
五十五，行年至天子宮，火星在四月入，不亦(宜)為事；其年若水火合，即免。土星直至十一月出也。
984年，火星入張宿，獅子宮，不合。而985年，火星四月十三見胃初，入金牛宮，合。故火星的錯應是查看星曆表年份導致的。984年，土星在氐、房、心，十一月出房宿，進入心宿，出命宮天蠍，合。
五十六，行年至陰陽宮，主出入求財、更改求事所作得成，緣水、木二星居在此宮，守四十九日。
據DE404,985年水星9月23日至28日在角，9月29日至10月5日在氐，10月6日至17日在氐，10月18日至21日在房宿。木星8月27日至10月15日在角，10月16到12月6日在氐。故水、木二星可能同居天秤宮、天蠍宮，但無法同居陰陽宮，不合。
五十七，天運行年至巨蟹，木照行年宮。緣運至戌上，反戊相沖，必災厄，得木照合免。
按南宋《三辰通載》卷9“三合傍臨照命星”[28]566，傍照可理解為120度。986年，木星在氐、房、心，天蠍宮，依照行年宮，合。
五十八，天運行年至師(獅)子宮，火星七月入命宮房宿，又木星入行年宮，並分喜慶，大吉。
987年，火星七月在鬼、柳，不合；而988年火星七月在氐、房、心，尾、尾，正合。987年、988年木星位置均不合。《十一曜見生圖》獅子宮對應宮宿宮，根據“五星臨十二宮吉凶法”“金至此宮多稱逸，所以人多病夭”[13]453。根據DE404，金星967年2月23日至6月24日在柳宿、星宿，八門年獅子宮，不排除術數術士誤讀。
五十九，行年到雙女宮，七月水星照宮，最熱大吉；金星天順宮十六日，亦注意，大吉。
據DE404,988年8月12日至9月1日水星在翼、軫，照雙女宮，合。9月21至10月9日金星在氐、房，天蠍宮，合；相差18天，與“十六日”大致相合。
六十，天運行年至天秤宮，太陽在天秤宮，又木守角宿本曜，福盛平平。
據DE404,989年9月28日至10月18日太陽在角、亢，天秤宮，為真實天象；木星守女、寶瓶，不合。
根據前述內容整理出P.4071“天運行年”天象符合度情況(表2)，主要結論如下：第一，P.4071中已經存在將三合、四分、六合視為“照”的情況。第二，P.4071描述的行年天體位置較為粗略，這提示康遵手中並沒有長時間的、完整的星曆表可用。第四，從錯誤的類型看，康遵在推算天運行年時使用的星曆表存在格式、精度上接近於《七曜禳災決》。多種錯誤類型反映了從業者雖然熟知《七曜禳災決》《聿斯經》等記載的基礎占驗規則，但卻不甚精通曆法推算。
第二部分證實“天運行年”資料是根據卷首基本生辰常數計算的，也即該星命書的求蔔者是唯一的。文本證據表明求蔔者為地方權貴。占卜時間為974年，說明在批命時康遵已瞭解求蔔者當下及過往，因而占辭中不僅有預言，還可能有事實描述。
首先，P.4071“推五星行度宮宿推盤”部分，占辭謂“合得本州刺史”，進而推斷求蔔者擔任(過)某州的刺史。術士又引《聿斯經》“水居雙女最為靈，生時一個位強處。即為藩(藩)處王庭”[13]379，強調求卜者生於王侯之家。
其次，在“命宮日”部分，預言“後身合為公侯王”“亦有三千石橋”“天命有中年之祿，多自宮門選主”“泛合身分居職，位列(列)王門”等[13]380。引唐代天文學家僧一行“二品祿絕延非命”[13]380說法，暗示求蔔者不僅為王族後裔，甚至可能已經位居二品。
最後，在“身宮日”部分寫下祿命歌“君子名成滿帝州”[13]381，表明求蔔者甚至在國都享有聲望。又雲“此中生者，大唐台鼎。武則指槐，為將者見業異常，為文者有華蓋運握”[13]381，暗指此人政治地位較高。“身宮日”部分又稱“合遷官改職，除節度之榮”[13]381，節副一職亦可能屬實指。
綜上，求卜者應出身王門，且至少在974年以前曾任職本州刺史、節副，官至二品，文武雙全，享譽京都。
P.4071卷尾落款為“開寶七年十二月十一日，靈州大都督府白衣術士人康遵課”[13]382。後周廣順二年(952)靈州朔方節度使馮暉卒，其子馮繼業(927—977)弑兄代父成為朔方留後，後正授節度使、加靈州大都督府長史[30]。人物生年雖與P.4071不符，同期靈州沒有其他符合條件的物件。
不妨把目光投向康遵師祖在敦煌。筆者認為P.4071求卜者可能是曾任敦煌瓜州刺史、節度副使、兼五代曹氏歸義軍節度使(974—976)曹延恭。主要證據有以下幾點：
其一，官銜較為一致。在曹元忠任歸義軍節度使時期，曹延恭任瓜州刺史，在敦煌當地的權力僅次於節度使[31]。《新刊元龜》卷170記載，顯德二年(955)正月，知瓜州軍事事、團練使曹元(延)恭遣使進貢方物[32]33。《宋史》卷490載，宋太祖建隆三年(962)曹元忠加中書令，其侄延敬賜名延恭，為瓜州防禦使[32]26-27[33]32[34]。《宋會要·番夷類》錄“以瓜州團練使曹延敬為本州防禦使”●。上述均呼應P.4071“本州刺史”[13]379。曹元忠卒後，曹延恭任節度使，曹延祿接替曹延恭以往的職位，充歸義軍節度副使、權知瓜州事，又與P.4071“除節副之榮”[13]381相應。
其二，個人形象描述相符。根據P.3165v《雜集文》記載，曹延恭文釆和武略都很出眾：“伏惟刺史尚書，龍馳朗價，應文星以允負忠貞；鳳骨崇謀，稟武宿而著忠化。”P.3542載第454順功德文再次印證拜林科中並以凶德衛甲維：“性寬和仁恕，義正風骨，以史自昭；文武兩全，出孝廉播。改得情沃華品，功著親旌。貝廉才贈鬥載士，恒義暢節而命政。”於是向行十裡，廩化歸庭。遂奏(張)降十明緯，魯止(政)侍于帝闕。”從句子中看，亦是屬於判史一類官員的描述[35]。P.4888《司徒曹延恭就郡學之願功德記》也突出了其文武延興：“伏惟我司徒天資鳳骨，地傑龍胎；三墳洞曉於胸中，七德兼□於指掌。故得位臨瓜府，統理軍戎。十郡宣條，六條布政。”
其三，活躍時間接近。經赤木崇敏考證[36]，莫高窟第205窟東壁南側中央曹元著絳色官袍的男童當為“侄男延敬”，而該窟在第三代曹氏歸義軍節度使曹元深執政期間(939—944)重修，曹三身份養人畫像應是這一時期繪製的。男童形象是這一時期圖像是石虛中為曹元深之子或給予其子孫後或前方，或給予其子孫後或前方，或給予其子孫後或前方。一方面，曹元忠在曹元深執政時期的942年已是瓜州刺史，並于944年曹元深卒後接任節度使[32]11；另一方面，955年曹延恭時任瓜州團練使，但在此之前不知任何職，尤其在曹元深執政時期官銜不明，或與當時年齡尚小有關。
其四，開寶七年是曹延恭任歸義軍節度使的關鍵時間節點。據P.3827《曹延祿上表》，開寶七年六月初六曹元匡任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薨，曹延恭充歸義軍節度兵馬留後[37]。S.5973《開寶八年(975)正月歸義軍節度使曹延恭入回鶻狀》末尾署名曹延祿已稱“歸義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夫”[38]，據台壽昌認為歸義軍節度使將換節。在這個關鍵時期，新上任的歸義軍節度使作為贊助人支持康遵為其批命具有別樣的意義。
其五，歸義軍曹氏與粟特人康氏家族、靈州來往密切。據饒宗頤研究[2][5][7][4]，敦煌所藏靈州文獻數量較多，如S.276《靈州和尚因緣記》、P.3570《靈州龍興寺刺血寫經》等。916年，曹氏歸義軍政權第一任節度使曹議金將節至靈州令公，以其引薦入朝，使者進至涼州未達而返；918年，經涼州僕射、靈州相公引薦，方達梁廷[3][2][1][5]。《舊五代史》卷138記載：“自梁太祖時，常以靈武節度使兼領河西節度，而觀察甘、肅、威等州。”[3][9]，據此靈州大都督府負責觀察歸義軍政權周邊的河西東部地區。曹元忠、曹延恭奉宋朝正朔以後，即不斷通過靈州這一絲綢之路重要的中繼站通使關係[4][0]。唐宋時期，敦煌、靈州均活躍著頗具影響力的康氏家族，他們是中亞昭武九姓粟特移民。曹氏歸義軍時期敦煌粟特康氏甚至代表該政權出使周邊各民族。如958年二月沙州康員奴出使伊州、六月兵馬使康員進出使西州等[4][1]。因此，考慮到歸義軍曹氏政權（特別是曹元忠、曹延恭時期）與靈州交往頻仍，且粟特人康氏活躍在歸義軍上層，效勞於靈州大都督府的康遵為沙州節度使卜算這種情況是能夠令人接受的。
四 結論
綜上所述，本文的研究結論是：1.P.4071採用多種計算/表示月亮位置的方法，其中卷首“十一曜行度”部分月亮在翼宿可能借鑒自《大集經》卷42。這與卷首的刻數、積日、實泛日等一道展示了在缺少月行速度表的情況下，術士積極嘗試以各種技術資源來突破的直徑這一固定不變“數位模型”的限制。2.通過回推復原，發現導致行星行度不目洽的主要原因有星曆表使用不當、相位因素、抄寫訛誤、計算訛誤等，由此也展示出傳世至敦煌星曆表的格式、從業者實踐等不可見的細節。3.“天運行年”部分與整份星命書的一致性，說明P.4071有且只有一個推命案例——很可能是曹氏敦煌第五任歸義軍節度使曹延恭。目前曹氏歸義軍節度使的生辰年份仍多不明，這一推測或許能夠為深入破解五代宋初敦煌的上層人物系譜提供思路。倘若如此，就在974年古算完成不到兩年，曹延恭便去世了。祿命不驗也！
（注：這份文獻本質上是一份古代敦煌版的星座命盤）
以往學界難以理解P.4071失序的天象，其原因在於沒有換位於古人的視角推演其計算過程，更難以考慮古人使用星曆材料時可能產生的失誤。儘管P.4071並非完美甚至是有破綻的，但“誤差”本身可能變成理解文本、實踐的關鍵資源。寫本中隱藏的曲折探索痕跡，把我們傳送回10世紀，看一位粟特裔從業者如何轉化和運用外來天文知識。在唐宋中外天文合流的大趨勢下，即便是“白衣烏帽”的摩尼教中亞移民也充分浸沒了佛教、景教以及中國本土天文學知識和占卜技藝，用來服務地方上層社會的信仰者、需求者。很顯然，使用外來天文學作為處理某些特定問題的方案，已然深深根植于敦煌地區民族交融、文明交匯的大圖景中。
參考文獻
[1]沙畹. 伯希和. 摩尼教流行中國考[M]. 馮承鈞, 譯. 上海: 商務印書館, 1931:18-19.
[2]饒宗頤. 論七曜與十一曜: 記敦煌開寶七年(974)康遵批命課[G]//饒宗頤. 饒宗頤史學論著選.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570-593.
[3]鈕衛星. 唐宋之際道教十一曜星神崇拜的起源和流行[J]. 世界宗教研究, 2012(1):85-95.
[4]姜伯勤. 敦煌與波斯[J]. 敦煌研究, 1000(7):9-10.
[5]王進玉. 從敦煌文物看中西文化交流[J]. 西域研究, 1999(1):57-59.
[6]陳萬成. 杜牧與星命[G]//榮新江. 唐研究: 第8卷.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2:61-79.
[7]Michio Yano. A Note on Ptolemy in China[C]//Akira Haneda ed., Documents et Archives provenant de l' Asie Centrale:Actes du Colloque Franco-Japonais, Kyoto:Association Franco-Japonaise des#tudes Orientales, 1990:217-220.
[8]藪內清. 中國的天文曆法[M]. 杜石然, 譯.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7:139-141.
[9]榮新江. 一個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G]//葉奕良. 伊朗學在中國論文集: 第2集.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82-90.
[10]Bill M. Mak. Yusi Jing: A Treatise of “Western” Astral Science in Chinese and Its Versified Version Xitian Yusi Jing[J]. SCIAMVS, 2014, 15:105-169.
[11]陳於柱. 區域社會史視野下的敦煌祿命書研究[D]. 蘭州: 蘭州大學, 2009:21.
[12]鈕衛星. 敦煌遺書開寶七年星命書(P.4071)中的十一曜行度及相關問題研究[J]. 自然科學史研究, 2015(4):411-424.
[13]關長龍. 敦煌本數術文獻輯校[M]. 北京: 中華書局, 2019:1378.
[14]李輝. 漢譯佛經中的宿曜術研究[D].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 2011:88.
[15]曾棗莊. 宋代序跋全編[M]. 濟南: 齊魯書社, 2015:2983.
[16]蘇軾. 蘇軾詩集[M]. 王文誥, 輯注, 孔凡禮, 點校. 北京: 中華書局, 1982:2430.
[17]靳志佳. 俄藏黑水城文書5722中的十一曜位置探析[J]. 中國科技史雜誌, 2021(2):215-224.
[18]佚名. 宿曜命運勘錄[M]//續群書類從: 第31輯. 上東京: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1999:436.
[19]彭向前. 俄藏西夏曆日文獻整理研究[M].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8:73-437.
[20]佚名. 大方等大集經[M]//那連提耶舍, 譯. 高楠順次郎, 等. 大正新修大藏經: 第13冊. 東京: 大正一切經刊行會, 1934:280.
[21]陳於柱. 主動誤解與資源分享: 敦煌寫本P.4058v《大方等大集經寶幢分/廿八宿星相法》研究[C]//鄭炳林, 尹偉先. 2010絲綢之路與西北歷史文化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 2013:211-219.
[22]松山智美. 敦煌莫高窟第285窟西壁壁畫中的星宿圖像與石窟整體的構想[J]. 藺若茹, 譯. 敦煌研究, 2022(4):51-65.
[23]金俱吒. 七曜攘災決[M]//高楠順次郎, 等. 大正新修大藏經: 第21冊. 東京: 大正一切經刊行會, 1934:451.
[24]杜光庭. 廣成先生玉函經[M]//中醫古籍珍本集成: 診斷卷廣成先生玉函經崔真人脈訣診家索隱. 長沙: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2014:39-40.
[25]宋本歷代地理指掌圖[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80-82.
[26]佚名. 靈台經[M]//張宇初, 張宇清, 等. 正統道藏: 第5冊. 上海: 上海書店, 1988:27.
[27]杜光庭. 廣成集[M]. 董恩林, 點校. 北京: 中華書局, 2011:116-117.
[28]錢如姬. 三辰通載[M]//西山尚志, 王鑫. 子海珍本編: 海外卷. 南京: 鳳凰出版社, 2016:745.
[29]韋兵. 從域外秘辛到本土知識:《星學大成》所見10—13世紀的星命術及其中國化[G]//包偉民, 劉後濱. 唐宋歷史評論: 第11輯.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3:83-101.
[30]朱玉龍. 五代十國方鎮年表[M]. 北京: 中華書局, 1997:214-215.
[31]杜海. 敦煌“于闐太子”與“曹氏太子”考[J]. 敦煌研究, 2019(6):61.
[32]榮新江. 歸義軍史研究: 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26-27.
[33]杜海. 敦煌通史: 五代宋初歸義軍卷[M]. 蘭州: 甘肅教育出版社, 2023:312.
[34]脫脫, 等. 宋史: 卷490: 沙州列傳[M]. 北京: 中華書局, 1985:14124.
[35]鄭怡楠. 敦煌歸義軍節度使曹延恭造窟功德記考釋[J]. 敦煌學輯刊, 2013(3):104-112.
[36]赤木崇敏. 曹氏歸義軍節度使系譜考: 兩支譜系所見10—11世紀的敦煌史[G]//馮培紅, 譯. 劉進寶. 絲路文明: 第3輯.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111-136.
[37]馮培紅. 關於歸義軍節度使官制的幾個問題[G]//鄭炳林. 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四編.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9:195.
[38]薑亮夫. 莫高窟年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575.
[39]薛居正, 等. 舊五代史: 卷138[M]. 北京: 中華書局, 1976:1840.
[40]陳守忠. 宋元通西域的四條道路的探索[J]. 西北師大學報: 社會科學版, 1988(1):75-82.
[41]楊富學, 張海娟, 胡蓉, 等. 敦煌民族史[M].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1:319-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