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集雅（Tiziana Lippiello） 著
梁慈恩 譯
譯者按： 原文出處為：Tiziana Lippiello, “Divination and Rationality in 17th-century China: The Interpretation of a Lunar Eclipse and a Parhelion”, Cina, Vol. 27, 1997, pp. 39—59。論文作者為義大利威尼斯大學副校長、亞洲與北非研究學院教授李集雅。李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漢語、中國古典思想和宗教，特別是儒家思想與中國倫理。在本論文中，作者先對 1647 年 1 月 22 日耶穌會士湯若望所記錄的一次月偏食進行了詳細闡述，並以耶穌會傳教士的書信與著作作為基礎文獻，介紹了 17 世紀中國的占卜活動及其合理性。同時，該論文也討論了在明清官廷中任職的耶穌會士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矛盾態度。傳教士們在承認觀測記錄天文現象的習慣以及一些“天文觀”在中國古已有之的同時，仍舊秉持著西方科學有絕對優越性的觀念，不斷試圖證明中國傳統迷信的荒誕性。關於該矛盾態度，論文以湯若望為例，他用中國的“傳統理論”來對自己的結論加以解釋說明，以便更有效地規勸皇帝，完成傳教任務。
據 1647 年 1 月 22 日的宮廷文獻記載，時任欽天監監正的湯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宣佈，前夜欽天監記錄了一次月偏食。①
除了記錄這次月偏食之外，湯若望也記下了對這次天文現象的預言。這次月偏食現象是由精英組成的欽天監記錄下來的，欽天監內有兩名滿族人、一名回族人和四名漢族人，他們負責觀察記錄日月星辰的週期運動以及其他一些奇特的氣象活動，在研究天文的過程中記錄報告天文現象。按照規定，當確認一個奇特的天文現象後，應對其進行相應的占卜活動，這樣便可以得知這個現象預示著什麼，而其結果及研究將直接上報給欽天監，由欽天監擬一份官方報告交給皇帝。
欽天監監正湯若望揭帖。順治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到。
加太常寺少卿仍管欽天監監正事湯若望等謹奏，為觀候事。據天文科該更五官靈台郎黃道隆呈報，本年十二月十六日戊子月食②，是日公同部監在台，測得寅初三刻八分外未到，寅正初虧東南，卯初初刻五分食甚正南，卯正一刻複圓西南。職等謹按《觀象玩占》，占曰：月冬食，其國饑，有女喪；一曰：將有憂，十二月食，有大水，秦國惡，月食在鬼宿，貴人憂；一曰：後宮有憂，大臣有謀者，天下不安，屬秦①分。緣系觀候事，除具題外，理合具揭，須至揭者，順治三年十二月（十七）日。②
在湯若望的研究檔中，占卜預言參照了一本名為《觀象玩占》的古書，其作者是唐朝的觀星術士及天文學家李淳風（602—670）。《觀象玩占》在明朝保存下來的版本一共有兩個，存放於中國國家圖書館：第一版是明初印刷的，只保存下來五章；第二版是明朝時期通過手抄本復原的，一共有四十八章。③
《觀象玩占》中記載有許多的天文現象與大氣現象，而每一種現象又和眾多著名占星術上的預言記載在一起，這些著名的占星術士包括甘德、石申、巫咸及李淳風等。④
現在讓我們來仔細討論一下月食這一現象。月是“陰”這一概念在天空中的代表，中國傳統概念所認為的“陰”是消極且被動的，比如寒冷的事物、女性、黑暗以及水，與有著主動積極意義的“陽”相對立，而“陽”的代表是太陽、光明和熱度。中國傳統所解釋的宇宙裡，“陽”具有高於一切的主導權，月亮代表的“陰”以及其他特徵全部都被放在一個次要的位置，“陰”對“陽”有著隸屬與服從的不獨立關係。事實上，月亮似水、寒冷及女性化的特徵正好是其獨一無二的特點，這與太陽似火、溫暖、光亮及具有力量的特點是平等而互補的。並且，月亮被認為是迴圈的代表，有著自己的光芒（不靠反射太陽的光），就像王充（1世紀）所說：
日蝕，謂月蝕之，月誰蝕之者？無蝕月也，月自損也。以月論日，亦如日蝕，光自損也。⑤
堅持陰陽理論下日月互補論的王充認為，月食並不是掩食現象，而是因為月亮的光被完全遮擋住了；換句話說，這涉及一個天體吸收另一個天體能量的問題，但是這是一個由減到增的迴圈過程，和陰陽平衡的概念一樣。
如果我們有機會能夠反駁“陰”及所有和“陽”對立概念的事物都有著被動、消極與接受性特徵這個理論，不容置疑地，我們要考慮到這個世界是由皇帝這個至高無上的角色控制的，在宇宙世界也是一樣，天體圍繞著太陽這個極點運動，而太陽正是宇宙的帝王。因此，從政治角度解釋這一天體現象，被太陽支配的月亮，代表著大臣及後宮；在這兩個星體間，一個太陽有著絕對優先權的星體附屬屬性關係建立了。
而在西元前 4 世紀，石申就解釋了月食的意義：月食是昏君當政或臣子謀權篡位而導致月亮偏離自己原有軌道而形成的。
月食是凶兆，因此令人恐懼，在以前人們還不知道月食出現的緣由的時候，人們認為月食現象會持續一整月。根據石申的看法，如果月食出現在一個月第三天，將會有巨大災難降臨，比如帝王駕崩。甘德補充道，如果月食出現在一個月的第十天到第十五天之間，預示著戰爭近在眼前。不過，在 2 世紀初的時候人們對月食有了科學的瞭解，西元 120 年，張衡解釋道，月亮的光芒來自於太陽的照射，而月食的形成是因為太陽與月亮之間出現了阻礙光的物體，“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①。儘管如此，就算人們已經瞭解到月食是一種可以推算的天體現象，古代中國人仍舊沒有擺脫月食帶來的恐懼感。
當然，古代中國是不需要等到西方學者來向中國人介紹“食”這一天體現象的原理的，在 12 世紀末，朱熹就說過：
方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向天者無光，故見其圓滿。②
而西方的學者也想要證明中國傳統迷信的荒誕性，如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所說：
月食人們認為是月亮運行到了太陽直徑處嚇得喪失了光芒和顏色，日食人們認為是晚上太陽隱藏在山腳……人們都認同自己對這些天體現象的精妙解釋，這對數學在某些方面有著推動作用，對哲學和信仰也是，但是他們認為我是一個在這個世界上不會存在的有智慧的怪物，這實在令我發笑。③
同樣，丹尼耶羅·巴托利（Daniello Bartoli, 1608—1685）也描述過關于於日食與月食的驅魔儀式，雖然巴托利從未去過中國，但是他從許多耶穌會傳教士寄回來的信中瞭解到這些儀式：當欽天監的官員們發佈月食或日食的消息的時候，城裡的人們就會準備好盆子、獸角和鼓這樣的工具，準備開始一場聲勢浩大的“驅魔儀式”，他們認為龍要攻擊擊月亮，如果不發出聲音嚇走龍，月亮就會被吃掉。
最後，湯若望在他的《交食曆指》一書中也表達了他的觀點，這個觀點充分體現了他性格的多面性，也體現了他作為傳教士和皇室天文學家的雙面身份。
或問：日月薄蝕，是災變乎？非災變乎？若言是者，則躔度有常，上下百千萬年如視掌耳，豈人世之吉凶亦可以籌算窮也。若言否者，則古聖賢或懼修省，又複何說。曰：災與變不同，災與災、變與變又各不同。如水旱蟲蝗之屬，傷害民物者，災也。日月薄蝕，無息害可指。然以理揆之，日為萬光之原，是生眩瞀。月為夜光之首，是生溫潤。大圈之中，惟是二曜相資相濟以生萬有，若能施之體，受其蔽虧，受損之勢將愈甚焉。是謂無形之災，不可謂非災也。夫舉厝彗孛之屬，非凡所有者，異也。交食雖躔度有常，推步可致，然光明下濟忽焉。掩抑如月食入景深者，乃至信於月體……是則常中之變，不可謂非變也。既屬突變，即宜視為譴告，側身修省，足以有修德之事訓。④
《明清史料》記載的四篇湯若望署名的文章中，有一個以“湯若望占”開頭的文章，這篇文章提及一個奇特的天文現象——偏幻日，對它的觀察與記錄是在 1654 年 1 月 1 日。在給朝廷的上疏中，欽天監監正湯若望描述了這個天文現象，並且說明根據中國的傳統習俗，這種現象是凶兆。
湯若望占
順治十年十一月十三日乙巳辰時，看見日生右珥。占曰：日有珥，人主有喜。一曰：日珥，有風。日有珥，日君有重宮婦陰事。日朝珥，國主有躔樂之事，其不可行。女人盛之，不則有憂。臣湯若望。①
對於太陽的四周包圍著光環（實際上是因為太陽光照射到大氣層中的細小晶體上發生光的折射與反射所產生的現象）這類奇特的大氣現象，在《周禮》中已有記載，書中記載了太陽可以變換千萬種形態。對於日暈在不同的大氣環境下有著不同的形態變化的記載出現在司馬遷（前 145—約前 86）所著的《史記》之中，而在幾個世紀之後，《晉書》中定義了日暈的十種變換形態。在各類記載之後，湯若望在記錄中也說道，日暈旁呈 46 度的半弧形的光被稱為“日珥”。②
而對這個奇特的天文現象的觀察研究仍舊更偏向於占卜方面：幻日被認為是不祥之兆，預示著災難、爭權的戰爭、將領的死亡及宮廷政變。只有一個例外：當五種基本色（對應“五行”）在同一個幻日中出現，則是一個吉兆。
在記錄 1647 年 1 月 21 日月食的文獻及記錄 1654 年 1 月 1 日幻日的文獻中都表明災難的降臨是由女人引起的。通過關於幻日的文獻所引用的占卜我們可以得知，發生幻日是統治者縱欲後宮的結果。
據記載，湯若望在很多場合都明確地譴責順治帝耽於享樂。在 1651 年多爾袞去世後，順治帝極信宮官讒言，1653 年，順治帝的皇后被廢黜，與此同時，順治帝對一位將軍的妻子產生偏愛之情，而這位將軍隨後“暴斃身亡”。1656 年，這位將軍的妻子被召入順治帝后宮，不久，兩人所生的皇位繼承人（榮親王）于 1657 年的 11 月 12 日在後宮誕生，但這位年輕的太子在出生幾個月後就去世了，其母也緊隨其後過世。
關於 1647 年 1 月 21 日的月食的預言，似乎和這一系列事件十分吻合：一個居於高位的女人將會遭受苦難，接著舉國上下將陷入哀悼的氛圍中。但在 1647 年怎麼可能會得知十年後的事情呢？如果湯若望的建言計畫只是為了讓皇帝不再耽于享樂，那份檔有可能是在 1647 年之後的許多年才被呈給朝廷，或者也有可能是在 1657 年，天命使然，發生的這一系列悲劇碰巧和一本舊記錄中的預言相吻合。
1654 年 1 月 1 日的檔記錄了有關幻日的事件，但是這份記載卻更像是政治敘事的手段。在那時，順治帝與將軍之妻的關係使皇帝無意處理國事（與預言描述的情況符合），同時也使湯若望規勸順治帝信仰天主教這一目標越來越遙遠。預言在三年後出現，將軍的妻子去世，而皇帝從舉國哀悼的氛圍中調整過來後，便皈依佛教。
《清史》中曾提及，在 1657 年，欽天監裡的一位回族天文官吳明炫，曾指責湯若望做出了不合實際的錯誤預言。1658 年，楊光先（1597—1669）也表示湯若望故意選擇一個凶日為早逝的榮親王下葬。史書中記載，那時湯若望沒有使用傳統的占卜方式，他選擇了《洪範五行》，而並未參照規範的《五行》書。① 在一次中風後，湯若望喪失了說話能力，無法為自己辯護，隨後在 1665 年 4 月 15 日，湯若望與其他七位傳教士一起被打入死牢。但是，大自然和中國傳統迷信解救了他：一次地震的發生，以及一顆彗星落地造成的火災被認為是上天對於其死刑的反對。
首先，中國人對西方科學感興趣，這一點毋庸置疑。然而，西方傳教士總是毫不切心地向中國人展示著西方科學的優越性，同時也不辭辛苦地想要證明中國文化中的迷信。對於西方傳教士來說，占卜活動及神秘文化是超出自身職權範圍的、與科學毫不相關的事情。另一方面，傳教士們也知道，出於政權的需要，中國封建統治者有著對於西方學者與知識：能夠準確的預知自然現象對於中國人來說就是能預知未來，能預知未來便意味著能夠操控政局。在中國，上古時期占卜活動就已在宮廷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從湯若望的兩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但是對於傳教士來說，事情並非如此簡單，因為他們被給予的是兩個相反的任務：一方面他們向展示西方科學的優越性，但另一方面他們也要使最終的觀測結果符合統治者的要求。如果我們說西方世界的科學概念是精准而確切的，比中國的科學高一等，這也意味著西方的科學裡沒有迷信的成分，同時，根據西方科學觀測出的結果也可以解釋占卜活動中的問題，以此獲得統治者的青睞。而這兩種相互矛盾的使命使得西方傳教士同時與科學研究及政治活動有關，因此他們有一種矛盾的態度，並且通常是自相矛盾。湯若望在清廷的支持下，於 1644 年獲得了欽天監監正一職，這是體現傳教士們兼收並蓄性格的最好例子。湯若望展開了一系列認真的天文觀測活動，並與羅雅穀（Giacomo Rho, 1592—1638）及徐光啟（1562—1633）一起編纂了天文學百科全書《西洋新法曆書》②，但與此同時，由於他任職於清廷所屬欽天監，他需要穿上清朝的官服。
正如我們前文提到的，傳教士們來到中國學習中國傳統，在他們寄回歐洲的信件及與官方聯繫交流中，中國的傳統迷信是一個常見的話題。1595 年，在利瑪竇於南昌所寫的三封信中，他提到了一系列中國人的“荒謬之事”，他得出一個結論，對於那些研究星體和行星週期運動的科學，中國人對其的首要關注點，我們可以從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 約 100—170）傳統學說中找到定義，即“Astrologia iudiciorum”或是“Astrologia Iudiciaria”（均意為“事應占星學”）。在利瑪竇與其他傳教士的信件中，“Astrologia Iudiciaria”仍然保留了其傳統的負面含義。①
15 世紀到 17 世紀之間的歐洲，在濃烈的文化氛圍下，人們對於怎樣定義科學與巫術的界限及兩者各自的能力充滿熱忱，經常展開辯論，他們強調將天文學與占星學分開。一些人譴責事應占星學，因為它在科學與巫術之間搖擺不定。持這種觀點的人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喬瓦尼·皮科·德拉·米蘭朵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1494），他的著作《反對占星學的辯論》（Disputationes Adversus Astrologiam）在其逝世後發表於 1494 年，使得對占星學的辯論達到了巔峰。米蘭朵拉試圖將與科學緊密聯繫的方面及方法與迷信分開，正如他在書中所說的，他的目的是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激發人們對天文學、物理學及醫學方面的辯論。② 在 17 世紀，由於行星運動對醫學、航海及農業的影響，出現了“自然占星學”這一分支，這是占星學積極的一面。人們對天文—占星二分法的看法也進入了另一個層面：認可。
如果要分開界定科學與巫術，我們需要證明占星學的哪一個方面能夠符合“精准的科學”，而重點也轉移到了分開事應占星學與自然占星學。事應占星學仍舊受到譴責，然而自然占星學則包含了醫療占星學（或者醫醫學數學）及天體氣象學兩個被認為是科學的學科。③ 在這種歷史文化背景下，傳教士的態度也應該被考慮在內，他們主張西方天文學在研究天體現象及其對人類活動影響時比事應占星學更為優越，他們十分相信後者是中國的天文學。17 世紀的歐洲對中國傳統及中國文化的看法趨向於一致：中國傳統與文化充滿危害及荒謬，中國科學的主要任務只是服務於占卜活動，特別是事應占星學。
利瑪竇與其他自由表達自己對中國傳統迷信的譴責的傳教士，都沒有被授予官方職位。但是，與他們截然相反的是，在 1644 年被授予欽天監監正一職的湯若望，對此，他表達了對清廷的忠誠與感謝，但也因此，他並沒有評論中國社會真實現狀的機會。因此，湯若望承認了 13 世紀元代天文學家郭守敬（1231—1316）對黃道計算、月亮週期及維度的觀測結果的準確性。④ 儘管如此，在那種情況下，他也指出了中國天文學家在記錄一次“食”現象時的報告錯誤，即 1623 年 10 月 8 日的月食。⑤ 從他的態度中我們可以看出他的矛盾心理以及內心想法：他從沒有停止尋找機會強調讚揚西方科學的確切性和優越性，他也想通過這種方法提升自己在朝廷上的威望與名譽，但是他缺少的是適應性，這點我們可以從他 1647 年及 1654 年的兩篇寄回歐洲的彙報信件中推斷出來。在《中國傳教史》（Historica Relatio）一書中，能夠瞭解到欽天監內有兩組研究人員：一組研究人員負責觀察天體現象，在欽天監內徹夜輪班觀測並向上級彙報情況，由上級選擇哪些現象可以彙報給朝廷。另一組負責觀察地表現象，為住宅和陵寢確認地點、方向與良辰吉日（這種行為被稱為地理、堪輿或者風水，通常是講和風水術相關的）。這兩組人員都要參考古代的占卜文獻，並嚴格遵循文獻中的步驟標準，不能遺漏任何一行字或者在原意上增加任何一行字。就算是欽天監也無法修改書面報告或者玩文字遊戲，朝廷以必須將觀測台觀測結果記錄成冊的方式限制欽天監。在兩冊檔案中顯示，湯若望十分遵守中國傳統：他為皇帝重複古人的準則和觀點，希望禮部能夠召見他並讓他參與到皇家決策集團中。① 雖然湯若望並不相信中國的占卜術，但他遵守著基本原則以保證自身及表達意見的自由，他也可以用朝廷給他的權利干預朝廷的政治決策。②
湯若望依靠自己的想法與意志，利用中國的星象術，將順治帝從被其叔父攝政王多爾袞篡位的危機中拯救出來。在 1649 年，順治帝叔父多爾袞下令要求建立一個新首都，沒有人敢反對多爾袞的決定。湯若望指出早朝廷的研究檔中的一個地點，以此為例勸阻順治帝停止修建新都的計畫，在說明了新都選址是凶地之外，他也以天體的逆現現象證明自己的觀點。湯若望說當時自己受到其他許多傳教士的尖酸刻薄的批評，其中以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 1609—1677）為首，他指責湯若望利用中國的迷信。而事實上，許多傳教士都受益于湯若望在朝廷職位的保護，然而在那樣的情況下他們還是會公開反對湯若望的決定。雖然有時湯若望的態度有些模棱兩可及前後不連貫，但是他在宮廷裡賺得的名譽與特權，使得皇帝給予傳教士們在中國開展他們宗教活動的權利，也同意他在一個滿族城市建造一座新的教堂——南堂（西單），而且在最後，曾經譴責過湯若望的幾位傳教士，也都受到了赦免：其中瑪諾（Emmanuel Diaz, 1574—1659）和李方西（Francesco Ferrari, 1609—1671）在已被人們知道是湯若望的同伴之後就被赦免了，而在安文思說明自己是湯若望的熟人之後，他在 1647 年也從牢獄中被釋放出來，只是，他在兩年後繼續刻薄批評湯若望。不過，安文思之後也在一封書信中表達了對湯若望的感謝，書信結尾是這樣寫的：“哦！真福的監正大人，我們能活下來都是因為您！”③
就像湯若望自己在《中國傳教史》中所提及的，他的做法終究還是對傳教任務有幫助的。他也承認，他只是簡單地順從中國傳統的慣例方法，但是不會把這些準則貫徹到個人行為中去，就像之前在欽天監工作的監正的態度一樣。通常來講，當欽天監向朝廷報告根據所觀測的天體現象得出的預測的時候，基本不會試圖去瞭解為何會得出這樣的預測，他們只被允許從古人的占星術書籍中搜集各類預言並記錄下來，隨後，皇帝有權力在這些預言之中選出一個。湯若望解釋道，之前的大部分欽天監官員並未閱讀過許多相關書籍，他們也不瞭解這些天文現象發生的原因，甚至不能分辨真假。④
並非所有和湯若望一樣供職于欽天監的傳教士都採取了湯若望的做法，比如在 1669 年繼承楊光先任欽天監監正的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南懷仁在與朝廷的交涉中更加理智並且觀點前後一致，他不像湯若望那樣穿清朝官服，但是他也沒有像利瑪竇一個多世紀前批評這種行為一樣批評湯若望。他對占卜的觀點在其 1684 年 11 月 26 日寫於北京的一封報告中有所體現：“我們有必要說明他們在‘擇日’時所參照的規則，這樣我們已知的事情就不會受到迷信的影響。”⑤ 除此之外，他在其所著書《妄推吉凶辯》及《妄占辯》中表達了自己的想法。
我們在前文提到過，前往中國的傳教士們想法設法要證實中國文化中的迷信與神秘部分，但是他們的科學與巫術之間相互獨立的程度又是多少呢？我們不能忘記他們指責中國迷信之時歐洲的歷史背景：在 1585 年，教皇西斯托五世（Sixtus V, 1521—1590）給耶穌會總會長下令，禁止傳教士們使用禁書。十年後，1595 年的 1 月 5 日，教皇克萊蒙托八世（Clemens Ⅷ, 1536—1605）頒佈了一條訓令，表達了自己對天主教改革和宗教裁判所的保守態度；許多占卜書籍與文章都被列為禁書（在訓令中教皇表示，只有上帝才可以知道未來，但是不禁止自然占星術及對農業、航海、醫學的觀星占卜）。因此，有關占星術、相面術和手相術的出版物減少了。
在 1631 年，教皇烏爾巴諾八世（Urbanus Ⅷ, 1568—1644）再次頒發了西斯托五世的訓令，並禁止有關政治問題及教會問題的占卜。據此我們可以知，在教皇西斯托五世的訓令之後，人們仍然在使用事應占星術。① 考慮到這種情況，傳教士們不把這場辯論的結果帶到中國來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們對中國人的迷信是持批評與嘲諷態度的，甚至對一些西方巫術和占星術也是這樣的態度。
西方神秘文化對中國的影響這個話題太過龐大，沒有辦法在此全部敘述清楚，需要一個單獨的研究來討論。我們長話短說，在此我舉一個關於西方占星術的有趣的例子，波蘭傳教士穆尼閣（Jan Mikołaj Smogulecki, 1610—1656）所著的《人命部》，因為遵循了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學說的系統而變得非常出名，並且穆尼閣在其書《天步真原》中將“對數”的概念引進中國。穆尼閣在 1647 年被派到江南地區（湖北與湖南之間），並在當地教授數學，從 1647 年至 1651 年間一直居住在福建。他的作品由其徒薛鳳祚編輯，也正是薛鳳祚編成了《人命部》。穆尼閣的著作中包含三個預言，其中第一個與亞曆山德羅·法內塞爾（Alessandro Farnese, 1468—1549）有關，據人們說，法內塞爾生於 1468 年，將會在 66 歲時成為教皇，事實是在 1534 年，他確實以教皇保羅三世（Paulus Ⅲ）的身份獲得了教宗之位，② 這位教皇在 1540 年 9 月 27 日批准建立了耶穌會，也因為其在西方社會推行巫術和占星術而被人們記住。③
（梁慈恩：義大利威尼斯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