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長東
摘要 “本命”、“本命忌諱”在我國有悠久的信仰歷史，且至今仍有迷信者，是今人熟悉的一種生活行為觀念。本文考論本命信仰的文化背景與起源、本命年計算法、命理基礎，以及各代的信仰情況。
關鍵字 本命；元辰；本命命理；本命信仰
關於本命信仰的研究，在學界，除一些工具書或論著列有相關的解釋條目，或舉二三材料而略有涉及外，以筆者聞見所及，尚未見有專論者；故茲不揣論陋，擬對本命信仰的相關問題，試作考論，以就教于方家。
本命亦稱元命，宋范成大《丙午新年六十一歲，俗謂之元命，作詩自覬》：“歲複當生次，星臨本命辰。”從詩題與詩句言同一事而有措辭之異，可知本命即元命。本命又或與行年相合而稱年命，如《抱樸子內篇·仙藥》在言本命年所屬干支時，又有“年命之所在”的措辭，同書《地真》言本命忌諱則徑稱為“年命之忌”；再如前蜀杜光庭《張崇胤本命南斗北斗詞》有雲“因星文臨照，值年命凶衰，遂搆災危”，也稱本命為“年命”；而所謂行年，依《北史·蕭吉傳》所載推算法，即隋文帝的本命年干支為辛酉，其行年干支就為庚申，則行年很可能是指本命年前的一年。與“本命”相關的，還有“元辰”的說法，廣義的本命信仰亦包括元辰信仰在內。又，正如杜光庭“因星文臨照”和范成大“星臨本命辰”句所示，本命信仰的本質應是一種星命信仰。
本命信仰的本質既為星命信仰，則其起源顯然是以天人感應的觀念為其文化背景的。在先秦兩漢，人們已認為星象律曆與人事之間有感應關係，這種關係包括兩方面，一是軍國方面的吉凶大事，是一個人祿命之事。以前者而言，如在《孝經》的緯書中就有不少記載，《孝經古秘》、《孝經雌雄圖》、《孝經雌雄圖三光占》、《孝經章句》幾乎全是這樣的內容。以後者而言，較早記載星位元與個人祿命的關係者，則是東漢王充的《論衡·命義篇》：“國命系於眾星，列宿吉凶，國有禍福；眾星推移，人有盛衰。……至於富貴所稟，猶性所稟之氣，得眾星之精。……天有百官，有眾星，天施氣而眾星布精，天所施氣，眾星之氣在其中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貨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是則人不僅稟星氣而生而長，且人一生祿命的盛衰變化也與其所稟之星的運行有密切關係；雖然王充未經直道出“本命”或“元辰”之辭，但其所言與後世本命信仰的命理之說實有相近之處。
最早明確言及本命元辰說的文獻，為隋蕭吉《五行大義》卷五所引緯書《春秋佐助期》及元辰類五行家書《孔子元辰》，蕭吉引錄了前書中“第一星神名執陰，姓頸梁”及後書中“北斗第一神字希神子”等北斗七神的姓名，且歸納說“七星之名，並是人年命之所屬，恒思誦之，以求福也”，這說明有的緯書和元辰類五行家書已明確言及本命元辰說了。《隋書·經籍志·子》著錄有《孝經元辰》等十四種元辰類五行家書，儘管這些書已亡佚，但據其“元辰”的題名，可推知書中有蕭吉歸納“孔子元辰”所說的本命元辰信仰的內容。
至若本命元辰說的起源，由於緯書《春秋佐助期》等已言及本命元辰信仰，且《隋書·經籍志》著錄的《孝經元辰》也屬緯書，如清朱彝尊將之歸入讖緯類的《毖緯》，故清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認為這些元辰類“術數家之書亦有從讖緯而出”，“元辰命祿之說，秦漢時已有之”；又，由於《史記·日者傳》言漢武帝時有所謂的“叢辰家”，《漢書·藝文志》著錄有《鐘律叢辰日苑》，姚振宗遂進而以為“叢辰似即元辰”，其意似謂讖緯家的“元辰”說殆即“叢辰家”的“叢辰”說。倘若我們更上溯，還可見《詩經·小雅·小弁》有雲：“天之生我，我辰安在？”鄭箋雲：“此言我生所值之辰安在乎？謂六物之吉凶。”孔疏雲：“昭七年，《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服虔以為：‘歲，星之神也……；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是為六物也。’”儘管詩句及箋、疏，皆無涉及本命元辰之辭，但它實含人之生有其所值之星辰等六物，而六物推移之吉凶關乎人之禍福悲喜的觀念；此觀念同《論衡·命義篇》的說法一樣，皆與後世本命信仰的命理之說接近，故我們根據《詩經》詩句，似可推測本命信仰或許在西周時就已流行。
計本命年法有兩種，一種是十二年週期法，即僅以生年之地支迴圈一周來計本命。如《三國志·魏書·管輅傳》載，管輅自言其壽命不會過四十七八歲，其所說的理由中，就有“吾本命在寅”一條；管輅未活到六十歲，且僅以生年之地支“寅”迴圈一周來計本命。第二種是六十年週期法，即合天干與地支一起，以生年之干支迴圈一周來計本命。如范成大的“六十一歲，俗謂之元命”，以及宋末元初方回《過白土市》“丁亥當生本命過”的詩句，又如宋太宗的一次改曆日體式亦可證之，《宋會要輯稿·運曆》一之六載，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冬官正楊文鎰請於新曆六十甲子外，更增二十年，事下有司，判司天監苗守信等議以為無所稽據，不可行用。帝曰：‘支幹相承，雖止六十，倘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使期頤之人，得見所生之歲，不亦善乎？’因詔新曆以一百二十甲子為限”；太宗何以要行用無所稽據的新曆呢？據宋朱敬求《春明退朝錄》下所載太宗之言，即“支幹相承，雖止六十，本命之外，卻從一歲起首，並不見當生紀年。若存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使期頤之人，猶見本年號”，以及清褚人穫《堅瓠九集》卷二所言人“但年過六十，不見所生，便覺淒然而有物化之感，太宗之慮深矣”云云，則見太宗是為了優老榮壽，使過了本命年者即六十歲以上者，能在日曆上看見自己出生年的年號年次及歲數，才頒佈新曆的；這說明宋代司天監所代表的官方也以六十年為本命年週期。六十年週期法不知起於何時，但在唐代即已行用矣，如白居易《七年正月對酒》“夢得若知否？俱過本命年”句及“余與蘇州劉郎中同壬子歲，今年六十二”的自注，即可證之。
唐宋時雖已有六十年週期法，但十二年週期法也仍並行，前者在今俗中似已不用，而更多的是把六十歲稱為花甲，儘管六十歲也因是十二年的第五個週期而是本命年。今俗更主要的是行用十二年週期法，《現代漢語詞典》對“本命年”的解釋頗可說明之：“我國習慣用十二生肖記人的出生年，每十二年輪回一次。如子年出生的人屬鼠，再遇子年，就是這個人的本命年。”而計本命年法的這種返祖復古，很可能漸變於明清，因為六十年週期法在清末就不流行，如俞樾《茶香室三鈔》卷六曾就範成大詩說：“六十一歲為元命，今無此說矣。”
關於本命信仰的命理基礎，自漢魏至初唐應是本於陰陽五行生克說。对于信仰者而言，通过五行查詢确定自身年命的所属属性，是进行后续灾厄预测与禳解的前提。如《世說新語》劉孝標注引王隱《晉書·戴洋傳》雲：“丹陽太守王導，問洋得病七年，洋曰：‘君侯命在申，為土地之主，而於申上冶，火光昭天，此為金火相爍，水火相炒，以故相害。’導呼冶令奕遜，使啟鎮東徙，今東冶是也。”“君侯命在申”句，《太平御覽》卷一七〇和房玄齡等撰《晉書·戴洋傳》俱作“本命在申”。戴洋所言顯然是本於五行生克之說。又，道教也有本命信仰，如六朝古靈寶經《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卷一，即主張在“本命之日，誦詠是經”，以求諸種利益；《真誥》卷八載東晉許謐家有理衣下人名“草”者，謐亡妻易遷夫人一夕來雲“草今年自有本命厄”，“令其乞符自保而帶之”；唐李筌《黃帝陰符經疏序》和杜光庭《神仙感遇傳》卷一，載驪山老母嘗告李筌，若將《陰符經》於“本命日誦七遍，令人多智慧”及“益心機，加年壽”。而其命理基礎也為五行生克說，如《抱樸子內篇·仙藥》雲：“以五音六屬，知人年命之所在。子午屬庚，卯酉屬己，……若本命屬土，不宜服青色藥；……以五行之義，木克土。”又如《舊唐書·尚獻甫傳》載獻甫初出家為道士，則天時拜太史令，長安二年獻甫奏：“臣本命納音在金，今熒惑犯五諸侯太史之位。熒，火也，能克金，是臣將死之征。”則天遂轉獻甫為水衡都尉，且謂曰：“水能生金，今又去太史之位，卿無憂矣。”尚獻甫曾為道士，故其本命命理也應是本於道教之說。而在初唐之後，本命信仰的命理基礎中則明顯引入佛教的星命之說。
在唐中期，密教的純密曾一度甚為興盛，其星命思想中即有本命之說。依其說法，本命分別有以生年、生月、生日來定的本命星，本命宮，本命曜、本命宿四種。本命星即配生年的北斗七星，如《佛說北斗七星延命經》在貪狼星下說“子生人，向此星下生”，在巨門星下說“醜生亥生人，同向此星下生”等，日僧賴瑜《秘鈔問答》第十四末亦說本命星“依生年取七星中故，一生涯無違”，所謂子年生人，以貪狼星為本命星，“餘可准之”。本命宮即配生月的羊、牛等十二宮，本命曜即配生日的日月金木水火土等七曜，本命宿即配生日的角亢氏房等二十七宿（或二十八宿），如《秘鈔問答》第十四末雲：“本命宮，生月宮也。本命曜生日曜，取七曜中也。本命宿又生日宿也，取二十七宿中。曆，七曜二十八宿順旋掌日故。”其配屬法甚繁，可參唐釋不空譯《宿曜經》。在密教中，與本命星深有關係的還有元辰星（又稱元神星），如唐釋一行撰《北斗七星護摩法》以燈明印及其真言所奉供的“北斗七星本命星，並曜宿元辰等”，就有元辰星；元辰星亦在北斗七星中取，日僧靜然《行林抄》卷七十一載有其推算法：“假令子歲生人者，以貪狼星為本命星，以武曲星為元辰星也。陽男陰女前一沖為元神，陰男陽女後一沖為元神。……陽男自本命屬星當第八星為元神星，陽女自本命屬星當第六星為元神星，陰女自本命屬星當第八星為元神星，陰男自本命屬星當第六星為元神星；自本命星右繞計之可知也。”密教的元辰星以陽八陰六來推，應該是摻雜了中土的陰陽五行觀念。《行林抄》還言及本命星與元辰星的關係：“以本命星喻樹枝葉，以元神星喻樹根也；以此二星於人最要也。……又本命司命，元神司祿也；本命前死籍，元神付生籍；仍本命前安利刀，元神前安筆墨雲也。”
本命星宮曜宿等支配著人的命運，如本命星的北斗七星，《佛說北斗七星延命經》雲：“須知北斗七星管人生命、一生之中所有災厄、官事口舌、釜鳴百怪。”人的本命月日在十二宮與七曜、二十七宿中取，故宮曜宿與人的命運亦大有關係，如《宿曜經》卷上就十二宮雲：“凡十二宮即七曜之躔次，每曆示禍福，經緯災樣。”又就七曜雲：“夫七曜，日月五星也，其精上曜於天，其神下直於人，所以司善惡而主理吉凶也。”不空譯《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卷下亦言九執“執曜天巡行二十八宿之時，能令晝夜時分增減，世間所有豐儉苦樂，皆先表其相。”此所謂九曜（又稱九執），指七曜與假想天體羅睺、計都。二十七宿也主理人的吉凶，《宿曜經》卷下就列有詳細的“二十八宿所為吉凶曆”。正如上引著者所示，人間的禍福與七曜或九曜在天上的周行很有關係。而當它們巡犯到某人的本命星宮宿時，就會致此人蒙災，如《宿曜經》卷上雲：“凡如七曜運天，犯著人六宮宿者，必有災厄。”卷下雲：“夫五星及日月陵犯守逼命胎之宿，即於身大凶。”不空譯《佛說熾盛光大威德消災吉祥陀羅尼經》雲：“若有國王大臣及諸眷屬一切庶民，或被五星、羅睺、計都、彗、孛妖怪惡星，陵逼帝座于國於家及分野處，所屬宮宿，災難競起。”而要避本命之災，密教就叫人要修星供，“受持供養轉讀”《佛說北斗七星延命經》等有關經典，或“修功德，持真言念誦，立道場以禳之”。
六朝中道教信仰的命理基礎，前文曾說是本於五行生克之說，但隨著佛教密教的傳入，二教的命理學說了有了相互影響，故其間既有區別，又有共通之處。如一行撰《梵天火羅九曜》，專講密教修九曜星供以避本命之災的儀軌，但其中也引錄有道教的“葛仙公禮北斗法”，即是密教受道教科儀影響的例證。道教也有本命星與元辰星之說，如《六十甲子本命元辰曆》據性別之異，列有每一甲子即干支的本命星和元辰星及其官人數等，如“甲子本命王文卿，從官十八人，貪狼星，元辰乙未，杜仲陽，十六人；女，癸巳史公來，從官九人。”從其本命星在北斗七星中的配屬、男女的元辰星按陽八陰六來推算觀之，與《佛說北斗七星延命經》和《行林抄》所言密教的配屬與推算法是完全一致的。而元辰星之說，極可能是密教受了道教的影響，因為道教在唐代以前就有元辰之說，如初唐釋道世《法苑珠林·潛通篇·感應緣》，在論老子數易名字時，就已言道教有《元辰經》，且據述其“人生各有厄會，到時易其名字以隨生氣之音，則可以延年度厄”的經意。而道教的元辰說又是出自中土傳統的星命之說，但在中土傳譯的密教經典中，無論是純密還是雜密經典，俱無元辰星之說；在密教的著述中，除了前引《北斗七星護摩法》裡提到燈明印所奉供者中有元辰星外，還有就是《梵天火羅九曜》言修九曜星供的儀軌時，提到“宜送本命元神錢，畫所犯神形供養”或“宜著白衣醮謝本命元神作福田”等；但這兩種密教著述皆非傳譯經典，而是中土僧人一行所撰，並且一行在後者中又正好引錄有“葛仙公禮北斗法”，這些都表明密教的元辰星說，應該是中土僧人將道教或者說我國傳統的星命之說嫁接過去的。
道教認為本命星支配人的命運，故要人們設齋醮持祝本命星君，以禳災祈福，如《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說，“凡人性命五體，悉屬本命星官之所主掌，本命神將、本命星官常垂蔭祐，主持人命，使保天年”，“夫本命真官，每歲六度降在人間，降日為本命限期”，“本命真官降駕”，“可以消災懺罪，請福延生；隨力章醮，福德增崇。其有本命限期將至”，若“不設齋醮，不修香火”，則“天司奪祿，減算除年，多致夭喪”。但道教在本命之災的原因解釋上與密教各有側重，如《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妙經》說太上老君因“見眾生無門進修真之路，無誠向禮鬥之科”，故說了一番“北辰之宿列為七元”，“以為天地之樞軸，是以北斗司生司殺、養物濟人之都會也，凡諸有情之人，既稟天地之氣、陰陽之令，為男為女、可壽可夭，皆出其北斗之政令也”，即“七元政令，結人元神，故名本命”的道理；又，《元辰章醮立成曆》卷上所載的醮儀中，也言及本命災之因，如其“二獻酒”上章詞說，“謹有某州縣鄉里官男女生人某”，其“行年、本命之上，並見羅網所纏；本命支幹、生月支幹，並相克賊，惡星醜宿臨身”。據其本命之災乃因支幹克賊的道理，以及人的本命與其所稟“陰陽之令”有關係，可見在解釋上，與密教本於梵曆九曜說不同，道教更多的則是本於中國陰陽五行生克說。《元辰章醮立成曆》卷下所載的消災之法，對此亦有所體現，該卷列有六十干支神名，若以某一干支為本命，循其推解法可推知此本命的惡、子、合神為哪三位干支神，如本命為甲子，則惡神在庚辰或庚戌，子神在丙寅，合神在己醜，然後就“謹請子神某乙”，“為某和釋自相為惡之災，消卻本命上所見諸厄”，“又請合神某乙”“為某保護本命，令得無他”；其推算法即本於干支的陰陽五行生克之理。
總之，本命雖為我國傳統的星命信仰，但在中古它又屢雜有佛教的命理之說；而釋道二教在中古的興盛，也同時推動了當時社會的本命信仰的深廣程度。
在隋唐五代，從皇帝至庶民，皆有本命信仰者。以皇帝為例，《北史·蕭吉傳》載蕭吉在開皇中曾上書，論隋文帝的本命及行年干支辛酉、庚申與歲月合德，並據《陰陽書》“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云云，以為“為悅媚焉”，文帝悅而“賜物五百段”；而在文帝的皇后死後出殯時，吉又上奏：“至尊本命辛酉，今歲鬥魁及天岡臨卯酉，謹案《陰陽書》，不得臨喪。”又，同書《袁充傳》載，仁壽初袁充也上表言文帝的“本命行年，生月生日，並與天地日月、陰陽律呂，運轉相符”，“故知洪基長算，永永無窮”，文帝“大悅，賞賜優崇”；而在隋末天下大亂，煬帝心不自安時，袁充複托天文嘉瑞，上表以獻媚，其表文有雲：“是以初膺寶曆，正當上元之紀；乾之初九，又與本命符合。斯則聖人冥契，故能動合天經。”煬帝覽表大悅而超拜之為秘書令。
而唐代的情況，除前述尚獻甫外，《唐會要》卷八又載開元十三年唐玄宗封泰山事雲：“有雄野雞飛入齋宮，馴而不去，久之，飛人仗衛，忽不見。邠王守禮賀曰：‘……聖誕酉年，雞主於酉。斯蓋王道遐被，天命休禎，臣請宣付史官，以彰靈貺。’”玄宗生於垂拱元年，歲在乙酉，則其本命肖獸為雞，故李守禮之賀是以玄宗的本命所屬為基礎的。又，由於在干支與五行的配屬中，如《淮南子·天文》所言“庚辛申酉，金也”，即酉屬金，而金又當西方，故天寶九載禮部尚書崔翹等，還嘗以此而請玄宗封禪於西嶽，如《冊府元龜》卷三六載崔翹所言的眾請封理由中，就有“西嶽華山當“金方正位，合陛下本命之符”的一條。而李守禮與崔翹之所以皆以本命迎合玄宗，又是因為玄宗本人即崇信本命之說，如《舊唐書·禮儀志三》載“玄宗乙酉歲生，以華嶽當本命”，先天二年“封華岳神為金天王”，開元十年“于嶽祠前立碑”，“于岳上置道士觀，修功德。至天寶九載，又將封禪于華嶽”。可見在崔翹表請封禪西嶽前，玄宗早已以自己的本命之故而屢有崇重西嶽的舉動了。而從開天君臣在本命信仰中重視五行方位，以及在華山置道觀以修功德之舉來看，其本命信仰所本的應是道教所傳的五行生克說，而非密教的梵曆九曜說。此外，唐陳鴻祖《東城老父傳》雲，“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鬥雞戲。及即位，泊雞坊于兩宮間”，“上之好之，民風尤甚。諸王世家、外戚家、貴主家、侯家，傾帑破產市雞，以償雞直。都中男女，以弄雞為事，貧者弄假雞”；而之所以如此，又是因“上生於乙酉雞辰”之故；可見玄宗本命信仰影響之巨，已波及於開天之士庶風俗了。唐剛卯先生已揭此事，但僅言“唐玄宗之喜愛鬥雞與唐人十二辰信仰有關”，惜未進而指出開天此俗實關乎玄宗之本命信仰。蓋偶有所不逮，未足為病。又，唐姚汝能《安祿山事蹟》卷上雲：“玄宗嘗禦勤政樓，於御座東間設一大金雞帳（障），前置一榻坐之，卷去簾以示榮寵。……祿山或撥去禦簾而出。肅宗諫曰：‘自古正殿無人臣坐之禮，陛下寵之太甚，必將驕也。’上呼太子前曰：‘此胡骨狀怪異，欲以此厭勝之耳。’”唐先生所揭唐李德裕《次柳氏舊聞》、宋樂史《楊太真外傳》、《新唐書·安祿山傳》，也載玄宗為安祿山設金雞障，是欲“厭弭”祿山；唐先生認為此厭勝之法“來源於古已有之的陰陽學說”，“玄宗是以‘積陽’之雞‘厭弭’來自西北‘衣旃襲引’的胡人”。此說固亦有其理據，但此厭勝之法似更與玄宗及安祿山二人的本命有關。《安祿山事蹟》卷下言祿山“至德二年丁酉正月被殺”，“年五十五”；古人以虛歲計年齡，故可據而推知祿山生於長安三年癸卯。其本命地支陽的五行所屬，《淮南子·天文》說是“卯，木也”。而玄宗的本命年地支酉的五行所屬為金，循“金克木”的五行生克說，那麼玄宗用金雞障厭勝祿山，或許有藉己之本命年地支或其肖獸所屬之“金”，去克賊祿山本命地支卯之“木”，以消弭“漁陽鼙鼓”之用意在焉。
又如《舊唐書·德宗紀上》載德宗“天寶元年四月癸巳，生於長安大內之東宮”，其年干支為壬午，則德宗的本命地支為午；同書《李泌傳》複雲：“代宗山陵靈駕發引，上號送於承天門，見幅輗不當道，稍指午未間。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故不敢當道。’上號泣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卒命直午而行。”雖然德宗本人不信本命之忌，但有司以其本命之故，竟擅改大行皇帝靈駕車道，這頗能說明當時本命忌諱觀念的影響非小。而有司之所以如此，蓋與德宗之父代宗甚有關係。《大唐青龍寺三朝供奉大德行狀》載代宗於“大曆十年，於當寺別敕賜東塔院一所，置昆盧遮那灌頂道場，七僧持念”；而據《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載，日僧圓仁在會昌元年曾“於青龍寺設供養，便於敕置本命灌頂道場受灌頂拋花”，可見代宗於大曆十年所建者為本命灌頂道場，這說明代宗是迷信密教的本命說的。
唐代的士庶社會亦有信仰本命者，且形式多樣，如題唐于逖《聞奇錄》載，貞元中吉州刺史魏耽，有女年十六，顏色甚美，天上賊星下凡欲強娶之，幸得圍人救免；事後，圍人告雲：“吾乃使君北斗本命星也，魏使君晝夜焚修，今乃報之。”可見唐代有供奉自己的本命星君者。此外還有不傷害自己的肖獸的信仰形式，如柳宗元《三戒·永某氏之鼠》載，永有某氏者“以為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犬，禁僮勿擊鼠”。又，《酉陽雜俎》前集卷十一“寶曆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相人影，知休咎”，亦頗能反映唐代本命信仰形式的多樣性。唐末以來隨著密教的相對式微，士庶社會的本命信仰受道教的影響似乎更多一些（參下文）；而讀讀道士們寫的本命齋醮詞，或可使我們對當時的本命信仰多一些現場實感和切近的瞭解。杜光庭《廣成集》中就有不少本命醮詞，從設醮原因看，可約分以下五類。
第一類如其卷七《莫庭父本命醮詞》雲：“臣竊慮謬膺撫字，有曠輯和，刑章或爽於重輕，教化未臻於德義，因成罪咎，錄在靈司；……又慮天文宿曜或值照臨，本命行年或逢否塞。……敢因元命之日，虔詣靈山修設醮筵，披露誠漱。伏惟天曹釋過，地簡祛災，……兼乞邑境安寧，生靈康泰。”同卷另一篇題名相同者亦有“叩居祿秩，……秉朝憲則筆定典刑，督邦賦則庭施槓楚；功或興於土木，膳未罷於炮燔；故誤之罪莫知，輕重之文或爽”的懺詞。據同書卷六《青城令莫庭父為副使修本命周天醮詞》的題名，可知莫庭父為當時的青城令，其為官中殆有刑章爽於重輕等事，恐因之結業而難逃本命之災，故在本命之日設醮祛災。第二類如同卷《本命醮三尊詞》雲：“臣自惟凡陋，叩荷寵榮，未著勳勞，漸深渥澤，而誰鵠起謂，聚鷸為災；蓋薄德所招，亦違蒙所萃。三命之內，或有刑沖；九曜之中，仍隔臨照。敢因元命，虔扣上玄，伏希回此凶衰，錫其禎貺。”“聚鷸起謂”用《詩·曹風·候人》“維鵜在梁”典，言被人譏為才德不稱君寵的如鵜小人。“聚鷸為災”，用《左傳·僖公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典，言自服冠不稱而招災。設醮者殆因受主榮寵而招同僚嫉妒煩惱，以為這與年月日之干支即三命相沖及九曜臨照有關，故於本命之時設醮以解。第三類如同卷《楊鼎校書本命醮詞》雲：“臣頃以災蒙，……因與幼男兩地隔睽，倉皇相失，音訊莫通，唯晝祝長天，夜瞻鬥極，冀其通感，再獲團圓。……小男以壬子生，微臣以庚申定命，常希聖力永賜保持，祛五行三命之災，解宿度天文之厄。”此為親人分離，祈本命神護佑以獲團圓一類。第四類如卷九《青城鄭瑣尚書本命醮詞》雲：“臣今年火曜居本命之方，九宮金星在行年之上，久纏疾苦，未獲痊平。……敢因本命之辰，虔備醮祈之禮，……綴宿箱于黑書，再延命祿；定生名於丹錄，盡赦深瑕。”此為久病不瘥而祈禱本命神一類。第五類則是其卷六《眾修北帝衙醮詞》和卷十一《眾修本命醮詞》等，此類醮詞未言特別的設醮原因；而之所以如此，正如其題名中針對眾人之故；據此亦可知五代有集體設醮者，而眾人之所以集體設醮，或因在本命年月日中，他們正好有同干支者。
通過對《廣成集》中的醮詞設醮原因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五代人易將生活中各種不順的事和本命聯繫起來；即使那一年並非其本命年，他們也會懷疑某不如意的事與其本命月或本命日有關，而在其月或其日去設醮；這反映出本命災的觀念在他們的心目中已佔有相當的分量。
宋代的本命信仰較其前更有發展。如以帝后而言，文獻中與其本命有關的記載就遠比唐代帝后的多見。宋高承《事物紀原》卷七“萬壽觀”條言天禧“五年七月作皇帝本命殿于宮中，名萬壽”，是則真宗時已有專建皇帝本命殿之制矣。又，《續資治通鑒長編》（下文簡稱《長編》）卷一〇〇“天聖元年二月庚申”條雲：“初，自祥符天書既降，……及真宗誕節、本命、三元，用道家法，內外為齋醮；京城之內外，一夕數處。帝即位，……禮儀院請帝及太后誕節、本命宜如舊。”同書卷一八一“至和二年十月戊戌”條雲：“監修南京鴻慶宮內臣，請于本宮隙地建皇帝本命殿。上曰：‘建宮觀所以為民祈福，豈可勞民自為耶！其遇本命道場日，止令設版位祠之。’”可見宋代皇帝的本命齋醮很可能始于真宗，仁宗即位後亦承其制，且擴大到太后的本命。其後，哲宗也曾詔命為英宗高皇后的本命修功德，如同書卷四六八“元祐六年十一月辛亥”條載詔書雲：“其以元祐七年太皇太后本命歲旦，齋在京及天下州軍在城僧尼道士女冠一日，內在京於中太……等六處宮觀、大相國寺十禪院，自正旦日，各用僧道開建道場七晝夜。”徽宗也虔信本命之忌，宋陳田夫《南嶽總勝集》卷中載南嶽真君觀中有《移建皇帝本命殿碑》，並說：“大觀二年三月奉旨建元辰殿，乃‘集福殿’，在觀中。……每歲六月生辰及春夏二祀，皆自京降禦名詞表，於此致醮。每辰焚禦香六兩祝聖壽。”此元辰殿亦即本命殿，但文中載徽宗的生辰在“六月”，恐有文字錯誤，因為徽宗的生日雖有兩種記載，但都不在六月。一種記載是十月十日，如《東都事略·徽宗紀》和《宋史·徽宗紀》皆載徽宗是元豐五年十月十日生；另一種記載是五月五日，如《癸辛雜識》後集雲：“五月五日生子，俗忌之。……徽宗亦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改作十月十日為天寧節。”明謝肇淛《五雜俎·天部二》亦雲：“五月五日子，唐以前忌之，……考之載籍，齊則田文，……宋則道君皇帝。”因此我們根據《正統道藏》所收的一卷本《南嶽總勝集》中“六月”作“六度”，認為“六月”當是“六度”之訛；又，前引《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有雲“夫本命真官，每歲六度降在人間，降日為本命限期”，則徽宗的“每歲六度生辰”之意，蓋以生日即本命日的干支來計的，即同一干支每六十日迴圈一次，一年則正好迴圈六次，也即是說每年有六次本命日。除了設本命元辰殿外，徽宗之虔信本命還有更甚的表現，如《曲洧舊聞》卷七雲：“崇甯初，範致虛上言：‘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為陛下本命。今京師有以屠狗為業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揮，禁天下殺狗，賞錢至兩萬。太學生初聞之，有宣言於眾曰：‘朝廷軍事紹述熙、豐，神宗生戊子年，當年未聞禁畜貓也。’”徽宗此舉之荒唐，亦貽譏于後人，如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一雲：“此古今最可笑事。”清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條亦以為此乃“古今怪事”，清俞樾《茶香室四鈔》卷九“禁屠狗”條雲：“此禁甚為可笑，若然，使人主醜年未年，祭祀當不得用牛羊矣。”
南宋的帝后們亦信本命。在高宗的父母徽宗和顯仁皇太后羈留金國時，高宗曾詔令寺觀為之奉本命香火，如紹興五年詔德信“承替忍住持園覺院，依舊崇奉太上本命香火”，《咸淳臨安志》卷八一載臨安報恩圓滿院于紹興初“被旨奉顯仁皇太后本命”。高宗為自己亦建有本命殿，《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二“萬壽觀”條：“萬壽觀，以奉皇帝本命星官，……紹興十七年建。”又《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七三“紹興二十六年六月丁亥”條：“作皇帝本命殿于萬壽觀，依在京以純福為名。”同書卷一八〇“紹興二十八年十二月丁亥”條：“名江州太平興國宮新建本命殿曰申福。”孝宗也有奉其本命香火者，據《兩浙金石志》卷九載，台州之白雲島壽觀即為崇奉其本命香火之處。理宗亦有本命殿，《咸淳臨安志》卷八一錄宋林希逸《（壽聖禪）寺記》：“壽聖禪寺，……寶祐甲寅（僧懷隱）勤苦二十年而後寺之成規，……繼而皇帝本命有殿，……遂為御前香火寺。”理宗謝皇后、度宗亦有本命殿，《咸淳臨安志》卷八一“普濟院”條：“有理宗皇帝元命殿曰祈永，又有壽和聖福皇太后元命殿曰順福，今上皇帝元命殿曰申祐。”從本命殿的修造情況來看，南宋帝后對本命的信仰似超過北宋。而這些建有帝后本命殿的寺觀，朝廷一般會予以優遇，或“許免科敷”，或賜其莊田，如《兩浙金石志》卷九所載台州桐崇道觀以及前揭台州白雲島壽壽觀，即是其例。
另外，遼、金朝帝后亦信仰本命，如《遼史·禮志六》雲：“再生儀：凡十有二歲，皇帝本命前一年季冬之月，擇吉日。”雖然再生儀有時不到十二年也舉行，但作為通例，再生儀是在本命年前一年舉行的，而這正反映了再生儀與本命信仰有關。金朝的情況，則見於《宮觀碑誌》所錄石刻，如鄭子聃《中十方大天長觀重修碑》：“大定七年……乃複復興，……自經始迄於落成，凡八年。……次有殿曰延慶，以奉元辰眾像；翼於其東者有殿曰澄神，翼於其西者有殿曰生真，以奉六位元辰。”此觀即今北京白雲觀。又，魏摶霄《十方大天長觀元都寶藏碑銘》雲：“國家定都永安，迄今四十餘年，天長觀寔奉香火。……明昌改元之元日，……起丁卯瑞聖殿，以奉太母本命之神。”此太母即金章宗母徒單氏，《金史·顯宗孝懿皇后傳》雲：“後以皇統七年生於遼陽。”是年歲在丁卯，與慈懿後的本命殿之名為“丁卯瑞聖殿”，可相互印證。據上二碑可見，不僅金世宗在中都天長觀建有延慶、澄神、生真等皇帝元辰殿，而且金章宗即位後，也在此觀為其母建了本命殿；天長觀已成為金皇室的專奉香火宮觀，這表明金朝帝后們也迷信本命忌諱。
總之，在宋代，為帝后設本命齋醮或建本命殿，已有制度化的傾向，可見宋代帝王的本命信仰視唐代帝王為普遍而虔深。另外，無論是宋朝還是金廷，本命殿大多建于道觀中，這可證本命信仰受道教的影響似更多一些。但亦有佛教寺院為皇帝後妃修奉本命香火者，而之所以如此，是因密教雖相對式微，然其本命說仍有一定的影響，如宋釋遵式《熾盛光道場念誦儀》言，在奉請三寶來臨道場時，也要奉請“宅中長幼宮宿元辰”；熾盛光佛頂法本為密教的星宿信仰之一，故在其行儀中奉請元辰宮宿，自是情理中的事；但在與密教關係不大的行儀中，也有奉請本命星辰者，如宋釋宗曉《四明尊者教行錄》卷一載，在授菩薩戒的十二科中，所要奉請的和“施戒功德”的回向對象裡都有“住居香火本命星辰”。可見密教之本命說已滲透天臺宗行儀矣。又，宋代禪林也流行“本命元辰”的用語，如《宏智禪師廣錄》卷三：“屬虎人本命，屬猴人相沖。”《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十四：“將個業識作本命元辰，如此之流盡是癡狂外邊走。”密教雖式微，然其本命說仍藉天臺、禪宗繼續發揮影響，而這即是寺院為宋代帝后修奉本命香火的原因。
次再述宋代士庶社會本命信仰的情況。《長編》卷一六六“皇祐元年正月庚戌”條雲：“太傅致仕、鄧國公張士遜卒，車駕臨奠。翌日，謂宰臣曰：‘昨有言庚戌是朕本命，不宜臨喪，朕以師臣之舊，故不避。’”檢《宋史·仁宗紀》，仁宗是“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生”，是年干支為庚戌，是日干支為癸亥；故仁宗所言“庚戌是朕本命”，是指其本命年干支。據此可見，在本命年月日三個時間層次的干支中，宋代本命忌諱至少可以在年和月兩個層次的干支之間交叉；如仁宗的本命年干支是庚戌，本命日干支是癸亥，那麼他除在凡遇庚戌之年有本命之忌外，在平常年份每遇庚戌和癸亥之日，他也有本命忌諱，是則一年之中的本命忌諱至上少有十二次。當然這只是循理而言，在實際生活中人們未必都會嚴格避忌，如仁宗就不僅本人以師臣之舊而不避，也不許宗室以本命之忌而破壞禮法，《長編》卷一九三“嘉祐六年正月戊申”條即雲：“降郢州防禦使宗懿為信州團練使。宗懿葬其父濮安懿王，而自以本命日不臨穴故也。”宋代的本命忌諱不僅範圍廣，且本命信仰的形式也多樣，如宋代也有供奉自己的本命神者，《夷堅丙志·無足婦人》載，有朝士悅一鬼物所變之無足婦人，取致其家為妾，居一年許，在鬼物欲加害他時，得一偉丈夫救免；事後，偉丈夫告之曰：“我即子之本命神，以子平生虔心奉我，故來救護。”又，由於本命的地支與十二肖獸有關，故有的本命信仰者是不傷害自己的肖獸的，如《夷堅支癸·穆裝鬥雞》載，穆度好鬥雞，曾怒已雞敗而虐之致死，後夢被北斗七星所化之七道人迫至陰司而責之曰：“汝生於酉，雞為相屬，何得殘暴如是？今訴于陰司，決不可免。”穆度賂以設醮而得放還，遂終生不復食雞。宋人還有為避本命之災而去寺院轉經藏者，如黃庭堅《山谷簡尺》卷上雲：“今日二長季及兒婦以老夫本命，到寺中轉經藏。”
另外，《夷堅丙志·蛇犬斃》所載二事還頗能說明宋人本命之忌的另一類型：“林廷彥為臨川守，之任未幾被疾。廷中人正晝見人坐於廳事椅上，以為使君病間能出矣。或前視之，乃州宅犬母焉，又二蛇蟠於側。取杖欲擊之，蛇去不見，但斃犬，賃于屠肆。是年林卒。又宜黃縣塗千里者，夏日與賓友坐于所居之燕堂，犬銜蛇徑至前，齧殺之，委於地而去。客以為此楊震鵲雀銜鱣之瑞，千里愀然曰：‘吾生於乙巳，今行已運而有蛇禍，吾殆不免乎！’不一歲，果卒。”洪邁所記雖為怪誕之說，但其中蛇與犬的角色搭配恐非出偶然，而別有深意寓焉。此犬蛇相克之象極易使人以為是本於五行生克之說，為辨明之，我們先來看五行與十二地支、十二肖獸三者間的關係。古人就其關係所言各有異同，《淮南子·天文》雲：“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其“四季”按理即指醜辰未戌四地支。雖然清趙翼《陔余叢考》卷三四言此“蓋非以幹支配五行，乃干支從五行出耳”，但從我們後舉之例中，可知《淮南子》所言既是“干支從五行出”之理，也含有其間的搭配關係。如《論衡·物勢篇》說，“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醜、未，亦土也，醜禽牛，未禽羊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酉，雞也，卯，兔也”，“金勝木，雞何不啄兔”；“巳，蛇也，申，猴也，火勝金，蛇何不食獼猴”。此處尚未言及辰，但其書《言毒篇》說“辰為龍，巳為蛇”，“龍、蛇，東方、木”。又，《抱樸子內篇·登涉》說“午者，火也”，“巳亦火也”，“申者，金也”，“酉者，金也”，“子者，水也”，“亥亦水也”；葛洪僅說及此六個地支的五行配屬，餘者以“他皆仿此”而略。以上三書所言僅在辰的五行配屬上有異，故可謂同一系統之說，但在古代也有其他說法，如《禮記·月令》“食麥與羊”句，鄭注“羊，火畜也”，孔疏“雞為木畜，羊為火畜，牛為土畜，犬為金畜，豕為水畜；但陰陽象多塗，故午為馬，酉為雞，不可一定也”。此為另一系統之說，其說除醜之牛屬土、亥之豕屬水，與前一系統之說同以外，餘者皆異。孔疏僅言“犬為金畜”而未及巳蛇的五行，倘若我們假設其所未及的巳蛇同於前一系統而亦屬火，那麼，依五行生克中“火克金”之理，《夷堅丙志》所記犬蛇相克之象，似乎有了其可勉強解釋通的理據。但是，用後一系統之說來解釋犬蛇相克之象，使人不免心存兩個疑問，一是在後一系統中，孔疏所未及的巳蛇的五行是否果真屬火，二是在宋代是否就流行後一系統的說法。對前一疑問，因無例證而無法回答，但對後一疑問，宋陳元靚《纂圖增新群書類要事林廣記》已集卷上“定干支所屬法”條即能回答，其言雲：“甲乙寅卯木，丙丁巳午火，戊己辰戌醜未土，庚辛申酉金，壬癸亥子水。”此書為宋代民間日用的百科全書，其記載頗能說明宋代士庶社會在兩種系統說法中，是取前一系統而舍後一系統的；這也可證我們依後一系統所作的假設甚難成立。而宋代流行的戊犬為土、巳蛇為火的配屬法，據五行生克中“火生土”之理，則見犬與蛇不僅不相克賊，反而還是相生相濟的。據此，我們又能進一步反證出洪邁所記犬蛇相克之象，並非本於五行生克之說。那麼，犬蛇相克又是本於何理呢？我們來看《事林廣記》的另一版本，即《新編群書類要事林廣記》壬集卷七“鬼門關”條：“亥怕凶辰戌怕巳，此時皆號鬼門關。”此“戌怕巳”，與洪邁筆下的犬蛇相克之像是相通的；又，同卷“元辰殺”條複雲：“鼠忌羊頭向，牛嗔馬不耕。虎增雞嘴短，猴怨兔不平。龍嫌豬面黑，蛇驚犬吠聲。”此“蛇驚犬吠聲”，亦指的便是犬蛇相克之象。此條目名為“元辰殺”，而我們循前引道教《六十甲子本命元辰曆》及日僧靜然《行林抄》所載的陽八陰六的元辰星推算法來驗證之，則《事林廣記》“元辰殺”條所言正與之相合。茲述驗證過程如下：
綜合《五行大義》卷二、《七修類稿》卷四、《戒庵老人漫筆》卷七的記載，我們可知寅辰午申戌屬於陽，醜卯巳未酉亥屬於陰；現在試作推算：假若某人本命年的地支為申（或亥），而申為陽（亥為陰），那麼按照陽八（或陰六）來推算，從申（或亥）為一開始，數到第八（或第六）就會是卯（或是辰），則本命年地支為申（或亥）者，其元辰地支即是卯（或辰）；而若以卯（或辰）為本命年地支，其元辰地支亦必會推算出是申（或亥），故申與卯（亥與辰）是互為本命和元辰地支的，此即所謂“猴怨兔不平”（或“亥怕凶辰”及“龍嫌豬面黑”）的組合。《事林廣記》中包括“戌怕巳”或“蛇驚犬吠聲”的其餘四對本命和元辰地支組合，皆是按照八陽六法來推算的。可見，洪邁所記犬蛇相克之象，應該是本於本命星與元辰星的關係“原理”，而與五行生克說無關。
此蛇犬斃故事甚有學術價值，我們據之可看出在宋代的本命忌諱中，也包含有與元辰星有關的元辰地支及其肖獸的內容，即互為本命和元辰的兩個地支是克賊的，若本命地支的肖獸在其本命年與元辰地支的肖獸有克賊或鬥殺，則前者者的敗死，兆示著其所象徵之人也難逃本命之災。
從元到清乃至今天，本命信仰也一直不絕如縷，如《元典章》卷二八載有至元十六年元世祖的聖旨：“如今你每奏說：‘隨路分州城裡官人每，每年做聖節，……更兼本命日，又科斂錢物，百姓生受。’有如你奏說是實，從今以後，聖節、本命日，都休罷了，休做者。”雖然元世祖為避免向百姓科斂錢物而停罷了作皇帝本命法事的舊例，但元成宗即位才三月又恢復了它，《通制條格》卷八雲：“至元三十一年七月，……禦史台呈：‘舊例，欽遇聖本命日，所在官率領僧道絹音人等，就寺觀行香祝延聖壽。擬合遵行依例施行。’都省準星。”又，據《常山貞石志》卷十九《祝延聖本命長生碑》載，元仁宗延祐四年執禮和台嘗在河北正定隆興寺施經捐俸，“為聖主本命，看轉誦讀”。另外，在元人的別集中，我們還可以見到為皇室成員的本命元辰所撰的祝文，如元黃溍《太史院秋祭祝文》中，即有《皇帝元辰天剛》、《皇后元辰小吉》、《太子元辰太沖》等九篇。而在明代，明武宗與宋徽宗禁屠狗一樣，亦演出了一出禁止畜豬或屠豬的鬧劇，《明實錄·武宗實錄》卷一八一載正德十四年事雲：“時上巡幸，所至禁民間畜豬，遠近屠殺殆盡，田家有產者，悉投諸水。”此外，據《國榷》卷五一、《罪惟錄·武宗紀》及同書《正德逸紀》、《明武宗外紀》載，是年武宗在保定、揚州、儀真等地，皆有此禁，或言其因是“以國姓同”之故。但《戒庵老人漫筆》卷四言及還有本命信仰的因素：“余家藏舊通報中有正德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辰時牌面，其略雲：養豕之家，易賣宰殺，固系尋常，但當爵本命，既而又姓，雖然字異，實乃音同，況兼食之隨生瘡疾。宣當禁革，如若故違，本犯並連當房家小發遣極邊衛，永遠充軍。”《萬曆野獲編》卷一和《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所載大同，亦有“但當爵本命”之語。又，明代戚繼光亦迷信本命，其《練兵雜紀》卷三《將官到任呈鑒》主張“凡上官赴任……等事，先看作主之人本命無犯沖克，然後選用”，並據《道藏》經論本命干支對沖”，而詳列了六十干支的對沖關係。在清代，也有本命信仰的記載，《清稗類鈔·迷信類》“鼠建樓閣”條：“鹽城有何姓者，其家人自以子為本命肖鼠也，乃不畜貓，見鼠，輒禁人捕。”此記載與前揭“永某氏之鼠”事殊相類。而在今天，也仍有本命迷信者，特别是面临犯太歲生肖年份的人群，在其本命年中要身穿紅色褲襪，或在腰、腎上系紅線以避災。北京白雲觀每年春節時還有人到元辰殿去跪拜本命神像，而此蓋與其在金朝時就建有延慶、澄神、生真、丁卯瑞聖等帝后元辰、本命殿深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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