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琦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摘要：以往多認為波蘭耶穌會士穆尼閣（1610 - 1656年）和薛鳳祚（1600 - 1680年）合作翻譯的《天步真原》一書最早介紹了西方的占星術。本文根據新發現的湯若望（1592 - 1666年）《天文實用》一書，說明歐洲占星術明末時已經開始傳入中國，並根據孤本，認為此書編於崇禎十年至順治元年之間；分析了它的成書背景，指出書中部分內容與托勒密《四門經》、阿拉伯天文學家al - Qabisi（？ - 967年）《占星術導論》（1485年）有關；並指出此書在清初還為王錫闡、呂留良、梅文鼎等文人所關注，乾隆時又被欽天監官員張永祚所引用，並流傳至日本，為西村遠裡的《天經或問注解》（明和8年，1771年）所徵引。
關鍵字：湯若望、《天文實用》、占星術、耶穌會士、張永祚
歐洲占星術在中國的傳播是饒有興趣的題目，以往多認為波蘭耶穌會士穆尼閣（Johannes Nikolaus Smogulecki，1610 - 1656年）和中國文人薛鳳祚（1600 - 1680年）合作翻譯了《天步真原》一書，最早介紹了西方的占星術。1997年春，作者在羅馬訪學，意外地發現了湯若望（Joh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 - 1666年）《天文實用》一書。近年來翻檢史料，對此書的研究稍有所得。本文將探討《天文實用》一書的成書時間、成書和背景，並分析此書在康熙、乾隆時代的傳播和反響，希冀能夠對明末清初占星術在宮廷和民間的流傳有更多的認識。
占星術將天體運動與人生及社會活動發生聯繫。人類很早就開始占星，其起源可以上溯到西元前2000年的兩河流域。古埃及開始有精密的曆法，其占星術又被古希臘、羅馬繼承，托勒密（Ptolemy）是當時著名的天文學大師，著有《至大論》（Almagest），還著有占星術著作《四門經》（Tetrabiblos），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到了中世紀，義大利學者卡爾達諾（Cardano，1501 - 1576年）對托勒密的占星術著作加了評注[1]。在歐洲，1586年，教皇西克斯圖斯五世（Sixtus V）發佈諭旨，只有上帝可預知未來，因此占卜術自然在禁止之列，但與農業、航海、醫學有關的自然占星術（natural astrology）仍被容許。之後，有關占星術的出版物在義大利逐漸減少，但占星術並沒有完全消失。1631年之後，教皇烏爾班八世（Urban VIII）重申西克斯圖斯五世的諭旨，特別禁止政治和宗教方面的預測。總的來說，教會所反對的是事應占星術（judicial astrology）和其他形式的占卜，自然占星術仍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2]
教會對星占的態度自然也影響了它在中國的流傳。明末傳教士來華之後，為避免和教規相抵觸，對它的介紹十分小心。在交談中，他們經常會被明代士人問及西方的曆算和文物制度，如《西方答問》中，義大利耶穌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 - 1649年）就士人有關歐洲曆法、天文、占候的提問，分別作出了解釋和答覆：
問：久聞貴邦天文最精，占候最確，故今上用西法修曆，願得其詳。 曰：以天文占候見獎者，實未知己之深者也。旅輩在敝邦論道與夫格物窮理之餘暇，亦或旁及度數之學，非以此為至務也。且所謂度數之學，多關曆法之事，亦非關占候禍福也。蓋禍福所系，在吾心所逆與夫造物主所降善惡之兆也。占候星氣，以預定國家安危，敝邦以為不正之術，特惑亂民志而反補于心性世道，故王法禁之。吾輩先後所譯曆法之書，或正論度數之學，如《幾何原本》、《同文算指》等書；或論制器，以利國家民用，如《泰西水法》、《遠西奇器圖說》等書；或論天文高厚遠近、運動之順逆遲速，與夫測驗諸法，如《天問略》、《表度說》、《測量全義》、日月星晷表、測蝕等書。今在京師，敝會羅、湯二先生奉旨譯著西書修曆者，已進大內一百四十餘卷，亦皆正理，非論禍福也。蓋據古哲之論，星宿所能主不過冷熱燥濕，以致歲變而成風雨霜雪等者，可以推旱澇豐歉。若夫關於人心之張主，則大非星宿所能強矣。且氣中之交，縱為星宿所主，星宿又為造物主所主，吾仰天主，又可轉其禍為福焉。古語所謂星宿主天下，天主又主星宿是已。[3]
在當時的中國，一般人昧於“度數之學”，而更多關心禍福占候之學，艾儒略的目的正是要說明歐洲所擅長的是曆算之學，以及曆法和“天文”、“占候”的差別，並認為“占候星氣”為不正之術。艾儒略撰寫此書時，正是羅雅穀（Giacomo Rho，1592 - 1638年）、湯若望編修《崇禎曆書》之際。
明末清初耶穌會士譯著中有關事應、星占的論述不多。由於占星術有時帶有神秘和迷信色彩，因此耶穌會士在介紹中不得不謹慎從事。不過在崇禎朝編纂天文學著作時，對占星術也有涉及，如湯若望的《交食曆指》就曾談到了災變、事應和占卜的關係，指出傳統“天文”之學牽強附會，為害不淺，其中有寫道：
曰：既稱災變，凡厥事應可豫占乎？可豫備乎？曰：從古曆家不言事應，言事應者天文也。天文之學牽合傅會，侫過信其說，非惟無益，害乃滋大，欲辨真偽，總之能言其所以然者近是。[4]
“天文之學”即指占星術，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湯若望反對星占學中的事應內容。實際上，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 - 1610年）等傳教士來華不久就注意到了中國的迷信和天文事應，湯若望、艾儒略等人的言論恰好表明了傳教士對“天文”、“占候”的共同看法。
在天啟五年（乙丑，1625年），因發生月食，湯若望受命推算，於是寫下了《測食略》一書，由慈水周子愚、武林卓爾康負責校訂。因為中國友人對星占的興趣，使得湯若望就“征應”問題作了專門的答覆，並談到了與托勒密有關的占星術內容：
食不言微應第十七。前數則不過粗言其要而已，每有叩望以征應者，因喻之曰：星宿各有情好也。若性情之幹熱者相聚，地必燥，寒濕者相聚，地必冷。彗星彩霞，火屬也，而相值熒惑之星，則地之乾燥也亦必矣。若此之類，理勢必能，推驗不謬者，豈有日月之食，宮次不一，而毫無所征驗乎？第人過信其必然之理，遂泥其已然之跡，不事探求其所謂自然者，又不精求其所以使之自然者，其道未易言也。故先師多羅某精於斯業，嘗曰斯業之害非一定之法，可永守而不變者。望晚學也，法師以不言為言，而妄言征應，能無詬乎？[5]
文中所提“先師多羅某精於斯業”，“多羅某”即指希臘天文學家Ptolemy（托勒密），“斯業”即指占星術。
在湯若望講行曆法改革的同時，也試圖用西法“補注”，來代替傳統通書中的舊法，為此湯若望也作了解釋，其中的內容與自然占星術相關：
所謂天行性情，與下域有關係者，比如月為濕宗，當其朔而生明，下物之濕亦生，當其望而光滿，下物之濕亦滿，濕多蟲多，植物受損，故是時不宜栽植。又月滿不宜伐木，亦以濕多易腐也。再廣言之，在天月生明，在人身生髓，禽獸亦然。月虧，髓則減，魚腦其一證也。此與海潮隨月同是一理。然不但月，七政、恒星皆與下域形物相應，人身諸病，無關天行，所以西曆悉照天行鋪注，是謂真實有據之宜忌。而今之時憲曆，止用西法推算，未及用法鋪注也。[6]
除湯若望、艾儒略之外，崇禎元年，由葡萄牙耶穌會士傅泛際譯義、李之藻達辭的《寰有詮》也曾談到了對占星術的看法，並根據中世紀學者的觀點，論證“占星不可以知未來”（卷4）。
關於《天文實用》[1]的記載，始見於崇禎年間徐光啟等人編纂之《治曆緣起》，此書被收入《崇禎曆書》。在崇禎十年（1637年）十月二十五日的題本中，曾這樣寫道：
奉旨：西洋遠臣進到星球，有蛇鳥小鬥等星，有無占驗，著靈台官去問。欽此。除蛇鳥等星性情占驗已經移交靈台官回奏訖，臣一面留同遠臣羅雅谷、湯若望等細將各星有關征應者著為《天文實用》一書，次第進覽。
從這個記載可看出，之所以編纂《天文實用》一書，是因為崇禎皇帝在1637年見了耶穌會士所進的天文星球上有“蛇鳥小鬥等星”，於是想瞭解這些星座“有無占驗”，請欽天監官員答覆。為了滿足皇帝之需，羅雅谷與湯若望一起編譯歐洲的占星術著作《天文實用》。《崇禎曆書》的編纂遭到了保守派的反彈，繼魏文魁之後，生儒蔣樂欣攻擊新法，歐洲占星術也遭到了嫉妒。李天經對此作了反駁，在崇禎十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奏疏中，他這樣寫道：
如蛇鳥小鬥諸星，自是陪臣等浮舟赤道以南實測不爽，值上傳製造星球，隨用補南極夜界之缺，以成渾全天體之象，豈是臆說？又蒙問靈台傳奉明旨，詢以占驗，臣局約略指陳，且欲進《天文實用》占書以備御覽，所樂等遂妒忌橫生，先為此言，以圖抑阻，真夏蟲之不可語冰也，其自暴其欺罔之罪[7]。
此書翻譯直到順治元年（1644年）才完成首卷，進呈順治帝御覽，前後達7年之久。順治元年十月十五日，湯若望上奏：
修政曆法臣湯若望謹奏，為敬陳本局應行緊要新法事宜，以抒葵藿事。竊照曆法大典所關萬世，匪直穹曜一時而已，但今寶曆既已大定，則行運傳後之計不可不亟講也。而微臣又再四思維，曆之所可貴者，上合天行，下應人事也。苟徒矜推測密合之美名，而遺置裨益民用之實學，聊將一切宜息仍依舊法鋪注，終非臣心之所安，以故曆局諸務徐徐俟異日續請，若目前緊要之事，謹約舉條議二款，伏乞聖鑒施行。 計開一、考驗七政情性，原與人事各有所宜，不明此理，則一切水旱災荒無從預修救備之術，而兵農醫賈總屬乖違，臣西庠是以有《天文實用》一書，已經翻譯首卷，未暇講求，合無恭請敕下臣局陸續纂成，嗣後悉依實用新法鋪注，庶國計民生大有裨益矣。至若占驗一事，原系該監職業，相應仍照舊規，敕令天文科官生晝夜輪直，在台占測，俟臣局《天文實用》纂畢星進之日，另依新法占報，伏候聖裁。[8]
從奏本可知，1644年《天文實用》已經完成首卷。湯若望希望用新法對民情歷年進行鋪注，因此翻譯了西方的占星術。
《天文實用》現只存卷1，主要內容包括：（1）七政依原情之力：七政性情，七政類及勢情；（2）七政依恒星之力：恒星總像力、恒星各本力、恒星較黃赤道等力；（3）七政依本圓之力：距地遠近等七政之效原；（4）七政依公圓之力。卷1簡單介紹了七政（指日、月和金、木、水、火、土等行星）的“性情”，與冷、熱、幹、濕的關係，經筆者比較，實際上取自托勒密《四門經》中的部分占星術內容，可能是根據16、17世紀托勒密著作的評注本編譯改編的。還有部分內容（如“七政相照之情”），和阿拉伯天文學家al - Qabisi（？ - 967年）的《占星術導論》（Liber Introductorius，Venice，1485）中的De Aspectibus Planetarum部分有關（圖1、圖2）。[1]
圖1《占星術導論》（1485年） 圖2《天文實用》卷1
明末和清順治年間的一些學者，對西學抱有濃厚的興趣，熱衷於和傳教士唱和。楊光先反教案之後，士人和耶穌會士的來往驟然減少。但康熙時代仍有一些文人和傳教士有交往，如陸隴其常常訪問耶穌會士，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 - 1688年）、利類思（Lodovico Buglio，1606 - 1682年）有往來。黃百家曾專門到教堂找耶穌會士白晉（Joachim Bouvet，1656 - 1730年）等人，就《明史》利瑪竇傳的撰寫請教。梅文鼎也曾到教堂拜訪比利時耶穌會士安多（Antoine Thomas，1644 - 1709年）。顧炎武、戴名世、張爾岐、閻若璩等人，也都在不同場合論及西學。[1]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部分清初士人對湯若望的《天文實用》頗感興趣。如呂留良（1629 - 1683年）曾在給友人的信中，專門提到了購買《天文實用》的願望：“又湯若望有《天文實用》一書，幸為多方購求一部，感甚。”[1]除呂留良以外，清初曆算大家王錫闡（1628 - 1682年）在給潘耒（1646 - 1708年）的信中，也表示出對西方曆算著作的關注，信中寫道：“某頓首秋耕足下，別三十餘月，其間變故一向多也……”。薛儀信書想寄到，不知作何答語，肯以秘書奇器賜教一二部？《天文實用》、《五緯表》二種，燕帙或尚可覓，伏惟留意。南氏辛亥《七政》，乞買一本寄來，忽與湯氏所推微有異同，亦考驗是非之一端也。”[12]可見，在另一信中，繼續表達了這一願望，並希望潘耒能從南懷仁那裡得到《天文實用》一書：“《天文實用》南氏處不識能覓之否？”[14]從語氣中推測，潘耒應該與南懷仁相熟。需要注意的是，王錫闡和呂留良、張履祥（1611 - 1674年）在康熙初年就有交往，和萬斯大（1633 - 1683年）還曾討論天文曆法，可見在江南地區，有一批士人對傳教士的著作有著共同的興趣和愛好，這其中就包括《天文實用》。
除了呂留良、王錫闡以外，劉獻廷在《廣陽雜記》卷2中也提到《天文實用》一書：
影餘處有三惜書，三惜者，星悟、六悟、人悟也。……餘取星悟、六悟二書觀之。星悟則取《神道大編》、《天文實用》之說，以地平環上星安命宮，而雜以中國八字五行生克之理而成之。六悟則堪輿家言耳，而發端於地員經緯度，乃近時所明知西學者偽為之，託名榮國耳。術數之書，大抵太公、子房、武侯、藥師輩無一得免，況榮國耶？向者止於奇門壬角禽星陣圖等，今又災及秦西之學矣。……《天文實用》及地球經緯圖，皆利氏西來後始出。
清初曆算大家梅文鼎曾對西域傳來的占星術感興趣。他首次注意到《天文實用》和《西域天文文書》的關係：“蓋今泰西《天文實用》又本此書（按：《西域天文文書》）而加新意也，不知者或謂此即《天文實用》，而反謂回回之言竊西書，不亦陋歟？”[15]（1）梅文鼎還引《天學會通》、《天文實用》等書中所錄恒星數的不同，並加以考訂。
《天文實用》刊刻之後，在清初曾引起一些文人的關注。那麼隨著雍正乾隆禁教，西學受到冷遇之後，此書的際遇如何？
在《續修四庫全書》中，收錄有一本名為《天象源委》[2]的著作，作者張永祚，在書中大量徵引了《天文實用》的內容。那麼張永祚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為何有機會看到湯若望的著作呢？
在杭世駿《道古堂文集》中，有《欽天監博士張君墓碣》，詳細記載了張永祚的生平和著作，現全文錄入如下：
君諱永祚，字景韶，號菊湖，世為仁和人，籍錢塘者自君始。君祖學為弟子，由錢塘廩。曾祖岐然，廩生，後出世，名截色志；祖元時，邑諸生；父奭，邑廩生。自君以上五世皆列膠庠，獨君數奇，不得一當。母徐處士士俊女，通曉星學。甫離繈抱，即夜從母仰瞻五緯，已異凡兒，長益究悉，占天其常習也。天竺山中農家有女，不肯妾許平人，得青一衿始可，有欲為君蹇修者，而君年近立，猶困童子試，謾以博士弟子員應，遂委禽入贅，於予假儒衫，履盛而往，久而知其非也，且泣且訕詈之，攻苦益力。父河王學士貞輿其遊學，旋被知遇，而君儼然真其為諸生，被深始為一笑。無錫嵇公以大學士總督浙閩，求能通知星象者以應，乾隆二年二月，明詔試諸家，立成數十占，入彀之，符丁朝，授欽天監博士，始棄諸生服。 丙引見，由恩綸降。南人呼上公訥親賜匾。公見之，使參二命，微詞以修德致福，而公不能自無。君謂其不可入局，稍稍自遠。會詔刊經史，華亭張公照照薦君校勘二十二史天文、律曆兩志，用君所長也。書成，方俟議敘，而君遘乞假歸，取平昔所著《天象源委》足成之，凡二十卷。一卷言象理，二卷言象法，三卷言象度，四卷恒星，五卷古占，六卷至十卷古歲，十一卷合清，十二卷求地平宮法，十三卷月離，十四卷命理，十五卷西法十格，十六、十七卷選擇，十八卷風雨占，十九、二十卷分野，而以董仲舒祈雨晴雨附。將錄成，以呈乙覽，而君不及待也。某年月日，卒于竹竿巷萬氏清白堂之寓齋，年六十有□。無子，族子栗箕若於龍井並新阡，以孺人李氏祔。有女，能傳其學，婿諸生沈度，字天樞，亦善推步法，其書在度家。今度夫婦皆死，恐遂湮沒，故詳著其例於篇後，有通知其意者，可以跡也。銘曰：屈首經生非所長，抑志測驗道乃昌。歸而沒命于此藏，藏乎此，著書滿家君不死。[17]
這一傳記生動描寫了張永祚傳奇的一生，講述他如何通過努力被推薦到欽天監擔任博士，以及在北京期間和朝廷重臣的交往，受到皇帝賞識的經歷。除杭世駿的記載外，乾隆《杭州府志》也有簡短小傳：
張永祚，字景韶，通曉星學，甫離懷抱，即夜從母仰瞻五緯。長益究悉占天，年近三十，督學王蘭生稔其學，錄為諸生。總督嵇曾筠求能通知星象者，試永祚策，立成數十言，大器之，薦於朝，授欽天監博士，一再引見，占候悉驗。詔刊經史，校勘二十二史天文律曆兩志，書成，將議敘，遘乞假歸，取平昔所著《天象源委》足成之。卒于竹竿巷萬氏清白堂寓齋。有女，能傳其學，婿諸生沈度，字天樞，亦善推步法，其書在度家。張博士傳[18]（1）
乾隆初年，宮廷曾下令各省督撫訪求精通天文的人士，送到京城。《天象源委》在開頭，專門記載了乾隆的諭旨：
乾隆二年二月上諭：在諭間以齊七政，視雲物以驗歲功，所以審核休咎、備修省，先王致謹謹焉。今欽天監《曆象考成》一書，於節序時刻固已推算精明，分厘不爽，而星官之術、占驗之方，則闕焉未講。但天文家言互有疏密，非精習不能無差。海內有精曉天文、明於星象者，直省督撫確訪試驗，術果精通，諮送來京，該部奏聞請旨。
這一諭旨，乃是張永祚學術生命的重大轉折，因此他把諭旨置於《天象源委》卷首。
也就是說，乾隆三年（1738年），張永祚就被天文科聘為博士一職。之後在欽天監工作多年，還參與了天文律曆志的校勘。大約是在欽天監期間，他有機會看到湯若望的《天文實用》，並將相關部分摘入自己的著作中。
《天象源委》是一部“天文”著作的類抄，分為20卷：卷1言象理，卷2言象性，卷3言象度，卷4恒星，卷5古占，卷6古變，卷7占國，卷8古歲，卷9占異，卷10世運，卷11命法，卷12求地平宮法，卷13月離，卷14命理，卷15西法十五格，卷16選擇，卷17望氣，卷18審音，卷19蒙古，卷20分野。引用的著作有《性理精義》、《禦纂歷代三元甲子編年》、《欽若曆書》、《數理精蘊》、《禦制萬年曆》、《禦制大清一統皇輿山脈記》、《文獻通考》、《續文獻通考》、《17夢溪筆談》、《授時曆法》、《象緯真機》、薛鳳祚《天學會通》、梅文鼎《天算全書》、李光地《天學本要》、《西洋新法日書》、《泰西水法》、《天法西傳》、《天文實用》、《天文象宗西占》、《天步真原》[1]等書。
經比較，《天象源委》卷2象性、卷3象度、卷4恒星大量摘錄了《天文實用》一書。除此之外，《天步真原》也被廣為採用。張永祚之所以編纂這部著作，和乾隆時代的宮廷學術背景很有關係，當時編纂了《天文正義》，反映了復古思潮，以及對西方曆算之反彈。張永祚想通過此書的呈進，來博得皇帝的喜好，但壯志未酬身先死，抱憾終身。
崇禎時期的曆法改革，是一個漫長的未竟之業，《崇禎曆書》也從未有過全本。事實上，經由順治朝，直到康熙初年，在湯若望的努力下，《西洋新法曆書》刊刻完成，才宣告《崇禎曆書》的真正完成。期間的中間成果和刊物，隨著時間的推移，被淘汰或改寫，流傳至今的多是定本或後期的印本，而初印本，或中間產品，則因流傳到朝鮮、日本，或送到歐洲才得以保存至今，《天文實用》就是極好例證。
但是《天文實用》這部著作的意義還不僅如此。由於占星術的特殊性，教會對於占星術的態度也很微妙，儘管沒有全面禁止，但是也是有保留地部分准許。明清之際來華的天主教傳教士對於占星術的態度儘管內部差別[2]，但也基本秉承羅馬教廷的意志，對此十分審慎。《天文實用》作為已知最早介紹西方占星術的著作，其成書背景、目的以及書中術語、來源等，都值得進一步研究。
《天文實用》的土著編纂者湯若望由於任欽天監擔任監正職位，深得中國士大夫的信任，不僅僅在清初有許多文人閱讀，直到清中期還對《天象源委》這樣的著作產生了較大影響。不僅如此，《天文實用》的流傳還不局限在中國，在日本西村遠裡所著《天經或問注解》（1卷；明和8年，1771年）第1冊引書目錄中，即有《天文實用》一書。從《天象源委》看，張永祚所引述的《天文實用》，只有羅馬藏本的部分內容，由此可以推斷在乾隆時代，能看到的《天文實用》也只有卷1。湯若望是否還曾繼續編纂此書，或是在卷1之後就停筆封卷，目前尚無直接史料來說明這一問題。如果答案是前者，還望能有新的史料發現，讓我們看到此書的完整版本；如果答案是後者，那麼到底原因在於教會的反彈，還是湯若望自己的原因，尚有待進一步的深入探討。
後記1988年讀研究生期間，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查閱欽天監題本，看到耶穌會士在宮廷所用的歐洲命宮圖，從此關注耶穌會士和歐洲占星術在中國傳播的相關內容。1997年，在羅馬義大利國家圖書館意外發現湯若望《天文實用》一書，更引起了我對此問題的重視。研究斷斷續續持續了25年，至今始得完成。
2002年春，應柳密榭（M. Lackner）教授之邀訪問德國Erlangen大學，閒暇時翻閱《國粹學報》，檢得王錫闡求購《天文實用》的相關資訊，可補《曉庵遺書》之缺，真是意外之喜。2003年6月24日，在廣州拜訪馮開建先生，聊天中馮先生無意提到呂留良文集中提到湯若望有《天文實用》一書，並感歎此書未存，我當即告知在羅馬的發現，並在回北京後將《天文實用》影印本寄給他。2013年7月，在英國曼徹斯特參加第24屆國際科學史大會，巧遇比利時學者David Juste博士，他是研究歐洲占星術的專家，我給他描述了《天文實用》中的相關內容，他很快給我指出了其中的圖表和阿拉伯學者al - Qabisi的著作有關。倫敦大學瓦爾堡研究所（Warburg Institute）的伯內特（Charles Burnett）教授惠贈al - Qabisi著作的英譯本。對上述學者的幫助，筆者表示十分的感謝。
本文的部分成果曾在以下會議中報告：（1）Venturing into Magnum Cathay，波蘭Krakow，2009年9月26 - 30日；（2）全國首屆薛鳳祚學術思想研討會，山東淄博，2010年10月30 - 31日；（3）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Other Civilizations（中國科技史及其與世界其他文明的相互影響國際會議），UNESCO，北京，2010年11月10 - 11日；（4）國際漢學與漢籍流傳學術研討會，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2010年11月13 - 14日；（5）“東西科技的對話”國際研討會（Dialogu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Cross - cultural Transmiss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the 16th to the 20th Century），新竹清華大學，2012年12月1 - 2日；（6）Inter - cultural and Intra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Scientific Exchanges in Seventeenth - and Eighteenth - century East Asia（17至18世紀在東亞的科學交流），The 3rd Templeton International Workshop，Seoul，2013年5月24 - 25日。對以上機構的邀請，筆者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