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韶軍
關鍵字：占星術 神秘文化
占星術,是中國古代文化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歷史上曾發生過特殊作用,不能簡單地視為“封建迷信”而忽略不顧,應認真研究之。 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占星術。古人觀察天文星象,一方面是為了編制曆法,確定季節,用來安排生活和生產,另一方面則是為了占測神秘的天意,用來評價和指導人類的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早在商代的甲骨卜辭中就已有了占星以問天意的記錄,在春秋時期的史書《左傳》、《國語》中則有多達20多人、40多條的占星預測記錄和解釋。到了漢代,占星術對於政治的影響就更為普遍,皇帝常因星象發生異變而向全國頒佈罪己詔,同時採取如大赦、免除徭役、罷免大臣等等措施來改良政治。而大臣們則據星象變化上書批評皇帝,發表政論。這種傳統一直延續到明清,可見占星術對於中國古代政治的影響是何等深遠有力。 歷代統治者既相信和重視占星術,故一直設置專門的機構和官員掌管此事。這也形成了中國古代社會的一個傳統。經歷代天文占星官員的虔誠觀測,便為後人留下了一份極為豐富而完整的天象觀測記錄資料。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一項獨一無二的大工程,從機構史立場看,這些記錄資料是一份非常寶貴的財富。這是中國的占星術在客觀上為全人類做出的最有價值的貢獻。 占星術又對中國古代的學術文化產生過深刻影響,在經學方面,位居十三經之首的《周易》便與占星術關係密切。一方面,占星術以《周易》的“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的思想為其理論基礎,另一方面,占星術則以其具體方法和內容豐富和支援著《周易》的這種思想。漢代易學家京房創立了最重要的易學流派:京氏易,其中就含有大量的占星術內容和方法。今人欲研究易學,必須先通占星術始可。在史學方面,如古代史學家司馬遷在編撰《史記》時,專門為占星術設立了《天宮書》的體例,來記載其方法、內容和人物等,並由此提出“究天人之際”的口號,與其“通古今之變”的主張合為一體。這種體例及思想,實已成為中國古代史學家的不可缺少的部分,並表徵著中國古代史學的重要特點。在傳統思想方面,占星術也起了獨特的作用。如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天譴說、災異理論等,就是以占星術為基礎的。董氏本人也是精通占星術的專家,他在解釋春秋時期的史實時,就常用占星術為之申說。此外,占星術在古代的軍事學、文學等領域中也都發揮過重要作用,限於篇幅,此不贅述。 據古代史書中有關占星預測的記錄看,似乎都很靈驗,其實這並不能說明占星術是一門科學。因為,第一,根據概率原理,任何預測都有一定的猜中概率;第二,史書的有關記載,實為後之史官根據大量的原始記錄資料和選擇性取向潤色加工後的結果,並不代表當初的全部占星預測都必然準確;第三,古人據肉眼觀測星象及其變化的狀況,這必然與實際星象及其變化的狀況不相符合,因而使占星預測失去可靠基礎。因此可以斷定占星術預測人事變化不會是科學的,不能因為有幾條靈驗的記錄便迷信占星術。總之,在科學發達和文明進步的今天,我們重新研究占星術,應著眼於它在古代文化層面的內容和意義,而不要執迷於神秘的預測方法,這一點應特別加以強調才是。（當然，若您對現代占星工具感興趣，也可以透過星盤查詢來了解自身的星象。） 以下,試從十個方面略論古代占星術的文化涵義,不當之處尚祈方家指正。
中國古代的占星術是科學與迷信的結合。據研究,中國古代天文學是以占星術的形式出現和發展的。天文學本是一門科學,但它產生之日起,便與占星術糾纏在一起,這就使科學蒙上了迷信的神秘色彩。但中國古代的占星家們又是以非常認真的態度從事其事業的,而且得到了中國歷代統治者的重視和關心,為之提供了優越的物質條件和社會地位,使占星家們能夠專心致志進行觀測、記錄、計算和研究總結。因此,儘管他們從事占星術的直接目的是為了王朝政治和其他事務,而並非純粹的天文科學研究,但其客觀結果確使中國古代天文學取得了舉世公認的驚人成就。我們現代人當然可以憑藉現代科學的知識和技術來分析中國古代天文學的成果,但我們不要忘記中國古代占星術對於中國古代天文學成就的實際貢獻。可以說,沒有占星術,便沒有中國古代天文學及其成就。我們今天可以輕而易舉地指出占星術的荒謬,但不要忘記那些占星家為天文學的發展進步所作出的艱苦的努力和犧牲。沒有他們世世代代的不懈追求和探索,也就不會有我們今天引以為榮的中國古代天文學的輝煌成就。在講到科學與迷信時,我們不能用現代科學的水準去要求古人,並藉以貶低古人。何況今天的科學並未達到能夠解釋一切的地步,所以又焉知古代占星術中的思想一無是處?我們要承認科學與迷信從來就是一對孿生兄弟,尤其是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更是你中有我,你中有我,不可能截然分開。其次要用科學的態度和方法來努力分清它們,去粗存精。再次則要認識到,科學是在永遠的發展和進步之中且永無止境,許多現象和事物,今天的科學不能解釋而斥之為荒唐迷信,明天或後天的科學或許能解釋它們,使之由迷信變成科學,由幻想變成現實,由不可能變成可能,由神秘莫測變成人所盡知的常識。一切都不能絕對斷定,而應等待人類認識的不斷努力。
占星術反映了人類對於未知事物的求知欲和不懈努力的探索精神。人類生活在自然的環境之中,其最大而接觸最多的未知物件就是這神秘的大自然及其與人類的關係,而天文星象則是其中最引人入勝而又最為難知的自然現象之一。人類自原始社會起,便開始了對自然包括星象在內的種種神秘現象的探究,直到今天,這種求知的努力仍未停止。在探究過程中,人們對於星象及其與人類的關係的認識逐漸形成了占星術的知識和技能體系,以此來解釋人類各種事務的因果關係及對應方法。儘管這個知識體系中摻雜了不少的幻想和迷信。但體現于其中的求知精神和探究精神卻是不可否認和值得肯定的。若無這種求知和探索的精神,人類的文化科學便無從發生。當然,我們必須承認,占星術在某種程度上使人類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走向了歧途,但天文學及宇宙等思想文化的產生,實際是由占星術直接引發的。中國古代對於星象與人類事務之關係的持續探索,導致了占星術的發生發展和成熟,但也以一種特殊形態促進了中國古代科學和文化乃至思維方式的發展。若無占星術的求知探究,這一切都將大為改觀,拋開其善惡的價值判斷不論,至少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這層促進作用是不可否認的。
由於人們對星象及其與人類事務之關係的不懈探索追求,中國傳統文化形成了一套獨特的宇宙觀、本體論和天人觀。中國思想史上各種有關天人、本體、宇宙的理論和觀點,在一定意義上都與占星術有關的。如商周時期的天命觀,以為人間的帝王乃是上帝或天帝的兒子,誰來做人間的帝王,都是由上帝所授與的天命決定的。而在占星術中則認為天上星象有帝王與臣子之分,並與地上的帝王將相等不同的社會等級地位一一相應,而且人間的帝王等各種人物若有什麼善惡惡行,也必然在星象上顯示和反映出來。這說明天命觀乃至後來關於天人關係的種種思想理論與占星術的思路非常默契同一。兩漢時期的神學宇宙觀,以天人感應論為其基礎,亦與當時的占星術同屬一個原理。事實證明,占星術是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中的有機組成部分之一,與該體系中的其他因素或部分在基本理論和思路上一脈相通,同出一源。這正是同屬一個文化體系的不同組成部分或因素的必然共性特徵。占星術對此類理論觀念,一方面是在具體應用,同時又對此理論觀念加以豐富。這反映出中國古代占星術獨蘊的文化深思。從另一角度講,占星術所要追求的是冥冥之中主宰人類事務及千千萬萬具體個人複雜命運的根本性存在及其絕對性機制,這種思路對中國古代哲學的本體論之形成與構架有著深刻關聯和同一性。中國古代哲學提出了諸如天、道、玄、理、氣之類的本體性範疇,以為這是萬事萬物所以發生發展運動變化之本源性主宰。而占星術則認定,人間事務及其命運必有某種人類之外的“天機”存在,這與古代哲學對於本體的追求有著不謀而合的一致性。占星術產生的時間要比哲學理論觀念產生的時間早,故可說古代占星術對古代哲學本體論的產生有著某種淵源性關聯。
占星術又顯示出中國傳統文化思維方式的另一個特色:把世界視為複雜動態系統而加以整體通攬。所謂複雜動態系統是指系統內部諸多結構因素複雜繁多和多層次多角度相互聯繫並處於不斷運動變化之中。所謂整體通攬,是指對此系統做整體認識而不分析解剖,注重系統地整體性和各因素的聯繫性。無論是占星術還是它的變種命理哲學,它們對外在世界的認識及其認識結果,都具有這種特徵。比如,占星術把星象分為日、月、二十八宿、五大行星及三垣、中外官、流、妖、客、彗、雲氣等若干大類,每一大類又分有多層次多方面的小類,各大類各小類之間又相互聯繫,互相溝通,又把星象與各種人事聯繫起來,且這種聯繫又非單方面一次性的,而是多方面和多次性的等等,這些都反映出星術對外在世界的認知方式的系統性和整體性。在占星術看來,世界的系統及其在占星術中反映出的系統,又是整體統一和內在自控的,所謂動態即在此基礎上進行。占星術所以能夠借由星象分析判斷預測人事,也正基於這種對世界的認識方式。占星術的這種思維方式,無疑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認知特徵的具體表現。反過來說,占星術對傳統文化特徵的這種表現,也正是占星術文化涵意的一個表現。
占星術對其理論和方法,缺乏完整而嚴密的論證,其中許多原理性規則都是以自明的方式提出的,然後由此進行推論,加以利用,這種推論和利用也未加以論證。此外,占星術也沒有經過大量而完整的經驗歸納而成為理性原則,只是據個別偶然事例的相合而加以附會。因此從根本上削弱了占星術的可信性和理論前提。比如,占星術按天上星辰比例人間不同等級的階層和人物,把各種星象比例人間各種事務,把日月五星說成是陰陽五行之精,又把陰陽五行說比如日月五星的相互關係等等,都沒有理論上的嚴密論證,也沒有完整而大量的經驗歸納,而僅是依據某些先有的理論(如天人感應說、陰陽五行說等)引出某些原理,然後一一比附,加以聯繫,進行分析解釋和判斷預測。這種缺乏嚴密理論論證的風格,是占星術最大的缺陷,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普遍存在的現象。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傳統文化深層的思維方式的直覺性和模糊性,以及它在理論上的自足自明性。所以我們說中國古代占星術中隱含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有著豐富的文化涵意,而絕非單純的迷信或科技現象。
占星術又顯示出中國傳統文化思維方式的另一個特色:把世界視為複雜動態系統而加以整體通攬。所謂複雜動態系統是指系統內部諸多結構因素複雜繁多和多層次多角度相互聯繫並處於不斷運動變化之中。所謂整體通攬,是指對此系統做整體認識而不分析解剖,注重系統地整體性和各因素的聯繫性。無論是占星術還是它的變種命理哲學,它們對外在世界的認識及其認識結果,都具有這種特徵。比如,占星術把星象分為日、月、二十八宿、五大行星及三垣、中外官、流、妖、客、彗、雲氣等若干大類,每一大類又分有多層次多方面的小類,各大類各小類之間又相互聯繫,互相溝通,又把星象與各種人事聯繫起來,且這種聯繫又非單方面一次性的,而是多方面和多次性的等等,這些都反映出星術對外在世界的認知方式的系統性和整體性。在占星術看來,世界的系統及其在占星術中反映出的系統,又是整體統一和內在自控的,所謂動態即在此基礎上進行。占星術所以能夠借由星象分析判斷預測人事,也正基於這種對世界的認識方式。占星術的這種思維方式,無疑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認知特徵的具體表現。反過來說,占星術對傳統文化特徵的這種表現,也正是占星術文化涵意的一個表現。
占星術是古代的普通中國人對於國家政治以及人生命運和社會狀況的潛性期待和理想的曲折反映。在中國古代社會中,統治者尤其是高高在上以真命天子自居的帝王君主具有最高的政治權力和社會等級,他手中握有控制整個國家、社會以及其他所有人生命運禍福的權力,他的意志可以改變他人乃至整個國家社會的一切,而其他人則處於被控制而既無能力為甚至又無反抗意識的地位和狀態中。但芸芸眾生乃至一些有文化的人們並不甘心於這種由他人和社會決定的處境,他們的潛意識中對於國家政治乃至人生命運仍有某種本能的期待和理想。然而在現存制度的限制和重壓下,普通人的潛意識中的願望很難明顯表現出來,唯能上升為理論主張乃至付諸社會實踐。於是占星術之類的溝通天人意志的文化工具,便無意中成了宣洩人們潛意識中對於現實國家政治種種期待和抗議的一條管道。占星術之中固然存在著神化和維護帝王統治的因素,但同時也大量存在著對專制帝王乃至整個統治階級的批評和不滿,客觀上曾對他們的肆無忌憚起過遏制和警告作用,同時也使軟弱無力無可奈何的普通個人對於自己命運的吉凶禍福有所慰藉和寄託,從而使得他們能從占星術的文字和社會作用中獲得心理上的疏解平衡。占星術所以能在中國歷史上一直延續不斷,其背後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們的這種心理需要。中國人借助占星術疏泄某種期待願望,以求心理的平衡,這正是中國文化對中國人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的一種規定和制約。無論幸與不幸,這確實是一種客觀現實,並在長期而統一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深厚而強韌的勢力。
占星術又反映了古代中國人內心深處的畏懼感和依賴感,是中國人特有的宗教情緒的具體表現之一。中國人在特定的自然環境中,面對自然現象的多變乃至對自身生活生產及命運和生命的控制力和破壞力,更感自身的渺小和力量的微弱,於是在內心深處逐漸形成了一種對於冥冥蒼穹和茫茫大地及其種種複雜而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自然變化的畏懼感。這種畏懼感是人類普遍存在的內心感受和心理積澱之一。但人們另一方面又有本能而強烈的求生欲望和人類自身發展繁衍的欲望,這兩種深沉而普遍的人類心理態勢的對搏,導致人們對於自然現象包括星象與人事和人生命運之聯繫的求知欲望努力,其結果是人類各種文化和科學的產生,占星術便是其中之一。中國人企圖憑藉占星術瞭解自然的奧秘及其對於人類社會的影響,於是占星術成了中國人逃避其畏懼感的避風港,人們似乎在這裡找到了一個安心之地。久而久之,原始的畏懼感又轉變為一種依賴感:依賴於占星術對國家政治及人生命運的推測而使畏懼感得到稍許緩解和喘息,將潛意識中的期待和理想注入這種依賴感之中,占星術的變種命理學更衍生出諸多神煞,它們在其冥冥之中連接著人們命運中的吉凶禍福,人們對它們懷著敬畏之情而在心中對之頂禮膜拜,這便是中國人宗教情緒的特異表現。中國人的“上帝”就是“天機”,天機的使徒便是那麼多的星曜神煞。中國人的教堂就在每個人的內心深處,無人可以摧毀它,而那些占星家則當仁不讓地充當了中國人特殊宗教的傳道士。占星術在宗教層面的這些作用,正是其豐富的文化涵義的又一絕佳表現。
占星術反映出中國人心理文化上的又一特徵:他人導向性。任何人的思維和行為,在暗中都受著一種力量的主宰和引導。這種力量是來自自我還是來自他人(或他物),這就決定了一種文化的自我導向性和他人導向性。在一個文化中,人們都受這種導向性的支配,否則他便是另一文化的人。在重視個人及其價值的文化環境和傳統中,自我覺醒及其導向是其心理引導力量的主流。在重視集體(引申指整個民族、社會、國家)價值或利益的文化環境和傳統中,不重視個人及其價值,沒有自我的覺醒,其引導人們心理和行為的主要力量是來自他人(或他物)的,故稱為他人導向性。當然,無論在哪種文化中,都會找到這兩種導向性的代表,但從整體上看,我們強調的是一種文化的主流,而非個別人物。所以可以把各種不同的文化按導向性性質分為自我導向性和他人導向性兩大類別。中國的傳統文化在根本上是一種他人導向性文化,每一個人都不自覺其自我(個人原始本能的衝動及其對利益的追求並不是自我的覺醒,因為那裡面沒有對於“人”的認識),而是將個人、自我融化在整體之中,故其思維及行動的引導力量不在其自身之中,而是來自外在的他人。這個他人,也不是任意一個他人,而是以帝王為首的少數統治者及其統治思想。不僅社會中的個人受他人引導,即便其整個社會也沒有其自我,而是盲目崇拜於外在的“天”的引導:要使自己的一切思想行為符合終極性的道、理、天、命、天意等等,否則便會天誅地滅,災禍頻仍,重則殃及子孫,親發洗亡。因此,即便是最高統治者乃至大聖大賢也不能充分自我導向,也要受天道天命的轄制和引導。而占星術正是溝通這種引導的有效工具和途徑,為要瞭解“天機”,占星術等神秘數術及其文化便是必不可少的,這也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神秘術數文化(占星術即是其一)所以盛行而綿綿不絕的深層契機之一。人們不能相信:可以不顧天道天意而獨立自主地安排和設計自己(整個社會乃至每個個人)的人生及一切事務,故必要以天意(這是使他人的力量)為自己的思維和行為導向。這種潛性的意識最終上升成為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並憑藉其存在時空中的慣力,成為引導無數後人的主人宰者。所以以順從為其特徵的他人導向與其傳統導向匯合為一,更加強有力地限制了自我意識的覺醒和自我導向的形成。縱使偶爾出現幾個具有一定自我導向性(往往以激烈對抗社會和傳統的形式出現)的“不法之徒”或“狂人”,也根本抵擋不住和改變不了這天意和傳統兩者合力的重壓和存在形式,僅僅會碰個頭破血流或被碾得粉身碎骨而已。占星術正是為這種他人導向性文化服務的工具之一,中國人的畏懼感、依賴感乃至微弱的潛性期望又無一不與這種他人導向結合在一起,沉重而有效地盤踞在中國人的心靈之中。
中國古代占星術又是對中國人的豐富想像力的畸形運用,是對中國人深刻認識力和精密計算力的悲劇利用,也是引誘並浪費中國人的各種優秀人才的一個陷阱。縱觀中國古代占星術發展演變的歷史過程,流覽歷史上眾多占星家的事蹟和著作,我們就會發現:中國古代占星術並非一門簡單可笑而又易知易學的低級文化產物,事實恰恰相反,占星術是一門專性極強、對人的能力要求甚高、且又需要大量時間和外在物質技術條件保障的學問和技術,它耗費了無數卓越人才的種種寶貴智力,在這個極為誘人的陷阱中,不知埋葬了中華民族的多少個優秀的頭腦。占星術自它產生之時起,便是人群之中少數最有知識和能力之人士的專利。其後果亦複如此。這些人歷來是中華民族的精英,其中卓越的人才之一部分,根據我們對歷史上的著名占星家的研究可知,其中不乏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科學家、軍事家、政治家,如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歆父子、揚雄、張衡、崔浩、諸葛君、李淳風、劉基等。要想學習、掌握、精通、應用乃至發展占星術,必須有一定的天分,還要付出極大的代價:一生的精力乃至人類最寶貴的各種智力:聯想力、想像力、記憶力、分析判斷能力、計算力、抽象認識能力等,外加長期的勤勞勞作:設計操作各種儀器,持續不斷的實際觀測。儘管如此,所成就的精神產品卻不能引導整個文化乃至民族走向科學和文明,走向自覺的覺醒,而是相反,這豈不是最大的悲劇?況且這些卓越人才本身也沒有獲得某些根本未曾為人類和文化付出如此代價和貢獻的人所享有的利益和權勢,司馬遷當年感歎“文史星曆”的微賤,就是對此犧牲性和社會不公平的抗議的抗議。儘管如此,由於占星術有著一層迷人的智力活動的外衣,有著探索自然奧秘的誘惑力,故仍然吸引了不少人自覺自願踏進這個陷阱而為之迷戀和耗費一生。今天的我們,對此不免感歎:如果沒有占星術對智力的這種誘惑和誤用,中華文化又該是怎樣一副面貌呢?這不正是占星術作為一種外物對人們的導向嗎?
以上粗淺論及中國古代占星術的文化涵意的部分層面,不足之處在所難免,懇請方家賜教指正。以往的史學及文化研究,對占星術均注意不夠,諸多內涵及文化作用尚待發掘。寫作此文,旨在引起人們對占星術文化涵意的注意,若能對此展開研討,相信對於史學及文化研究必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