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命文獻中的生辰資訊——從楊基生年與“木入鬥”談起

趙江紅 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

摘要：星命學術曾經在唐以後的社會中流行，受此影響，歷代文人熱衷於談論星命，並將星命入詩。楊基《梁園飲酒歌》就是一首典型的星命詩文。根據詩中留下的楊基出生時刻天象及命宮資訊，可以推算出他出生於至順三年（1332）六、七月間某日的亥時或子時。借助楊基的案例，不僅可以證明利用星命回推古人生辰資訊的可行性，同時也可以看到星命文獻在保存和考證古人生辰資訊中所起的作用。

關鍵字：木入鬥 楊基生年 星命詩文 古人生辰

元末明初“吳中四傑”之一的楊基曾撰有七言歌行《梁園飲酒歌》，人們多認為這是他早年撰寫的自傳。此詩首四句提到楊基出生時刻的天象： 我生之辰木入鬥，烏啼東井命壁守。 壁為文府鬥為歲，許我文章播人口。

20世紀70年代，新加坡南洋大學的翁同文因為楊基作傳，尋其生年而不得，故注意到“我生之辰木入鬥”句“顯然以天文現象表示生年，如能闡明，自最便捷了當，然又難以索解”。他在《楊基生年考及其詩中“木入鬥”問題》一文中，對“木入鬥”的相關考證，希望借助天象材料來佐證楊基生於元統二年甲戌（1334）的結論。在他之後，又有楊雋、賈繼用二人對楊基生年與“木入鬥”的問題作了專門探討。通過天象記錄回推天象出現的時間，從而得到文本生成或事件發生的時間，這一方法在學術研究中並不鮮見，大者如夏商周歷史年代的斷定，小者如曾子名字與其生年的考證。日本學者安居香山也曾說：“我曾從藪內清關於緯書的研究成果中，學會了根據天文占的星宿記錄判斷預言產生的時代，我也聽說，美國有個天文學家根據這種方法研究緯書的天文占。因此，只要天文占的星宿運行記錄是正確的，我們就能弄清楚這個預言與歷史事實之間的關係。”如此看來，在歷史研究中，利用天象回推時間，已成為一種被國內外學者廣泛認可的方法。只不過就楊基生年與“木入鬥”的案例而言，又有特殊之處——其中摻雜了當時流行的星命知識及文人的“摩羯情結”。而翁、楊、賈三家對“木入鬥”的解讀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偏差。因此，本文擬在前賢研究基礎上，對“木入鬥”之意略作補充。同時，還想借此機會就如何利用星命文獻以及星命術的基本知識來獲取歷史人物的生辰資訊談一點淺識，也是將星命文獻應用于一般文史考證的一次嘗試。

一、“木入鬥”解讀的學術史回顧

對楊基生年的討論，是楊基生平研究以及明代文學、學術史等領域的重要議題。因史無詳載，利用《梁園飲酒歌》中出現的天象記錄來考證楊基生年成為必要的旁證。前文已及，翁同文、楊雋、賈繼用曾先後撰文探討楊基生年與“木入鬥”的關係，再加上翁、賈二文中提到，他們曾就“木入鬥”的問題向高平子、饒宗頤、李學勤、馮時等先生請教，故目前對“木入鬥”與楊基生年關係的解讀主要有四種：（1）翁同文認為，可以據“木入鬥”三字推算出楊基的生年。楊基生於元統二年，該干支紀年言為“甲戌”，故可通過歲星紀年法推算，來證明元統二年之甲戌或“戌”是否確為木星入鬥之週期。不過翁氏治學嚴謹，考慮到木星運行週期計算的複雜性，因此“僅將問題指明”，並未給出明確的結論。（2）翁文中附有饒宗頤先生對此問題的回復。饒先生指出孫光憲《北夢瑣言》中一則“木星入鬥”的材料，“在鬥中，朱字也”，乃朱溫篡位稱帝之讖。因此先例，楊基詩中的“木入鬥”也可能指朱元璋之“朱”，而明太祖朱元璋恰好生於元文宗天曆二年己巳（1329），楊基可能用“木入鬥”代借朱元璋的生年，用以暗示自己的生年資訊。（3）楊雋認為，“木入鬥”之年，即“歲在星紀”之年。但這條材料，不過是星命家附會之說，不能作為考察楊基生年之依據。（4）賈繼用認為，所謂“木星入鬥”只能是為了仿古而借用太歲紀年的說法，“木入鬥”即歲在星紀，太歲在寅。這既非實際的天象，也非太歲紀年法中的“太歲在寅”，而是用干支套寫歲星紀年的名稱，可以用干支紀年來對照。故此，楊基生於寅年。

可以看出，以上四種說法的根本分歧在於是否承認“木入鬥”為真實存在的天象。如認為“木入鬥”即木星入鬥宿，可以根據木星的運轉週期推知其出現在鬥宿的大概時間。持相反意見者，或否定“木入鬥”的史料價值，或徵引與“木入鬥”相關的史實，或認為與太歲紀年有關。他們看法各異，結論也各不相同。實際上，判斷“木入鬥”是否為真實天象的關鍵在於理解“木入鬥”出現在此詩中的意義及性質。聯繫全詩可以發現，楊基筆下的“木入鬥”與星歲紀年或是政治讖語都無直接的聯繫，而是其利用星命知識對出生時刻天象的記錄。在翁、楊、賈三文中都曾提到中國古代的星命術，但因對古代星命知識較為陌生，他們或是物件命術的演算法存在一些誤判，或是否定星命入詩的可能性。然而，只有在星命術的語境下，才能更好地理解“木入鬥”及《梁園飲酒歌》的大意，以及全面考證楊基的生辰資訊。因此，我們有必要站在星命術的視角來重新審視“木入鬥”。

二、“木入鬥”的星命解讀

我們認為“我生之辰木入鬥，烏啼東井命壁守”二句與星命術有關，主要出於以下三點考慮： 首先，首句“我生之辰木入鬥”是歷代文人星命詩文中常見的書寫形式。韋兵在《宋元士大夫與星命、星命術士》一文中指出，“宋元士大夫對星命熱衷，與術士交往，探討星命，相當部分人熟悉自己星盤命局，時常推究推測，星命推占為一時風尚。士人常也將這種星命推算寫入詩文，以此來理解人生命運，寄託對時代和個人際遇的感歎，形成了頗具特色的星命詩文”。在這些星命詩文中，“我生之辰”的句式極為流行。韓愈是較早將星命入詩的文人，其《三星行》詩記出生時天象，“我生之辰，月宿南斗”。因韓愈的文壇地位，歷代追步者不計其數，以至於文天祥、王邁、楊維楨等名士都有“我生”之慨。如文天祥生時月宿在鬥，與韓愈身宮相同，其《贈餘月心》詩雲：“我生之辰月宿鬥，如何謗譽由箕口。”王邁《贈術士陳談天》：“我生之辰日在亢，鬥牛之宿暗無耀。獨有首尾二箕星，角立郭氏爭系稱。”其中提到鬥牛二宿“暗無耀”，似有意與“月宿南斗”之天象相較。此外，“我生之日直南斗，逢人得罵不脫口（姚勉《贈定軒游季升能地理》）”；“我生之宿直箕斗，不愁斟酌愁簸揚（楊維楨《箕斗歌》）”；“我生之辰，鬥直於卯，日直於巳。太白一星獨煌煌，熒惑南流會鴞尾（貝瓊《贈星學梅生序》）”；“我生三月之仲丁，長庚輔日當奎星。命居旄頭身驛馬，薄有抱負多飄零（王逢《三月十二日屬予初度時客舍承朱僉樞攜僚佐見過》）”；“我生南斗居磨蠍，第一宮中值月烏（陸深《談命》）”等詩文，都沿用“我生之辰”或“我生”之句式，來記錄自己出生時的天象。楊維楨、貝瓊、王逢是元明之際的文人，陸深則是明代正德、嘉靖間的人物，可見將星命入詩的風尚至元明時期仍有影響。而楊基之“我生之辰木入鬥”，不僅句式與上述詩文同出一轍，內容也大致相同，應該是在此種風潮下創作而成的。

其次，次句“烏啼東井命壁守”中，“烏”指太陽，“東井”“壁”分別指井宿和壁宿。在星命推算中，命宮的推算本與出生時刻太陽的位置相關（詳下），故此處“烏啼東井命壁守”意指楊基出生時太陽在井宿，而他的命宮在壁宿。這裡出現的命宮，是星命術特有的概念。在西方黃道十二宮體系形成過程中，出現了運命十二宮的說法。陳元成認為，“十二宮（按，指運命十二宮）之說，最早見於一世紀羅馬詩人Manilius的長詩Astronomica（成書於西元10年左右），但名目頗有不同。到了二世紀，西人Vettius Valens（活躍於西元150年）提到的十二宮，就已經和《七曜攘災決》差不多了”。《七曜攘災決》中的運命十二宮，指的是一位命，二財帛，三兄弟，四田宅，五男女，六僮僕，七妻妾，八疾病，九遷轉，十官祿，十一福徳，十二困苦。此十二宮之名目歷代雖有不同，但大體不變。如命位，後世多稱“命宮”。命宮既是星命術特有的概念，也是星命推占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不僅因為命宮是運命十二宮之首，其他十一宮的宮位都有賴於命宮而確定，且命宮對於命主的運勢影響最大。

最後，如果說星命術是理解“木入鬥”的關鍵，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是，楊基為何反復強調“木”與“鬥”——第一句詩中便提到了“木入鬥”，第三句中再一次出現“鬥為歲”。翁、楊、賈三人提出“木入鬥”與“歲星紀年”或“太歲紀年”相關，或多或少都與楊基的強調有關。因此，對此問題予以回應，也是我們利用星命的相關知識解讀“木入鬥”的題中應有之義。

楊基的命宮在壁宿，實與“鬥宿”或“木星”無關，他強調“木入鬥”的天象，意在“木星”，也在“鬥宿（按，對應摩羯宮）”。這樣的解釋固然玄妙，我們不妨先聯繫此詩下文，略窺楊基記錄出生時刻天象的用意。此詩“許我文章播人口”後為： 三齡能言學誦詩，四齡指字識某某。 五齡琢句對虛實，聯青儷黃配奇偶。 客來當座賦短章，四韻不待八叉手。 九齡六經已畢讀，掩卷背誦無掣肘。 豐儀翩翩秋宇鶴，顏色濯濯春月柳。 鄉閭每辱師長愛，學校恥與兒童友。 毫分縷析辯同異，務植嘉穀去稂莠。 揮毫直欲五色爛，倚馬未肯一字苟。 龍蛇擬將赤手搏，富貴謂可指芥取。 文場馳騁竟一蹶，鬣鬃局促俯其首。 歸來焚膏坐長夜，盥櫛不暇面塵垢。 淬鋒礪鍔期再策，狐豕隳突群兕吼。 豈惟文運遭屯否，無乃歷數厄陽九。

三齡能言、四齡指字、五齡賦詩、九齡背誦六經，不可不謂早慧；錦繡文章揮灑立成，不可不謂才華橫溢、意氣風發，但即便如此，卻因時運不濟，屢敗科考。楊基在此詩中想要感慨自己雖少有才名，學有所成，卻生逢厄運，命途多舛。而在星命學的語境下，“木星”與“摩羯宮”恰好可以貼切地表達這兩層意思。 星家認為木星主文章，這種觀念是生辰占星術在長期流傳發展中形成的。在西方生辰占星術文本中，如托勒密《占星四書》、Abū Maʿshar《星命學入門書要》中，木星都被視為吉曜。《西天聿斯經》見存于宋人彙編的《三辰通載》，當為唐代《聿斯經》之遺篇，其中有“木為火兮為文”的說法，可見在唐代已經形成本土文事的觀念。《三辰通載》中還有《木星歌》一首，“木星在命好丰姿，眉目分明世所稀。文學聰明多藝術，常懷仁義有尊卑。木星在命，主形相端美，眉目分明，聰明文學，多仁義，有尊卑之分”，也可見木星有“文學聰明”的特點。且在唐以後出現的熾盛光佛變相圖及寺觀壁畫中，木星明顯為著長衫的文官狀，可知木主文章的觀念已逐漸定型。因此，楊基兩次提到木星，應該是有意為之，目的在於強調自己天資聰穎，長於屬文。 磨蠍，今人譯作摩羯，其星命內涵則更為豐富，至少包含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古人認為“月宿於鬥，最出文人才子也”，“身、命舍磨蠍”遂成為文人身份的象徵；另一方面，磨蠍也是文人坎坷身世的代名詞。磨蠍本指鬥宿，《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中就說：“第六鬥三足，女四足，虛二足，鎮星位焉。其神如磨蠍，故名磨蠍宮，主鬥淨之事。”韓愈受當時流行的星命術影響，聯繫到自己坎坷的經歷，寫下《三星行》：“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箱，鬥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無善名已聞，無惡聲已歡。名聲相乘除，得少失有餘。”鬥宿、牛宿、箕宿相鄰，對應的正是磨蠍宮。韓愈認為，在這三星（鬥、牛、箕）中，箕宿獨靈，自己的命運也如同畚箕般隨時簸揚，毀譽相參。善名與惡聲都因磨蠍宮“主鬥諍”所起。蘇軾曾拿自己的星命與韓愈比較，並雲“退之詩雲：‘我生之辰，月宿直鬥。’乃知退之磨蠍為身宮，而僕乃以磨蠍為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蘇軾對星命當有一定的瞭解，他明白自己命宮在磨蠍，與韓愈身宮在磨蠍並不相同，但結局卻如此相似。戲謔之餘，也難掩其中無奈的宿命相憐之感。韓愈、蘇軾以下，歷代文人紛紛將自己的星命與蘇、蘇二人聯繫起來。如周必大，身宮恰與韓愈同，便感歎雲“亦知磨蠍直身宮，懶訪星官與曆翁。豈有虛名望蘇子，謾令簸惡似韓公”。張之翰《除字古談星》亦雲：“我生月在鬥初度，昌黎東坡略相似。”又如高啟《贈錢文則序》：“夫磨蠍即星紀之次，而鬥宿所躔也，星家者說身命舍是者多以文顯，以二公（按，指韓愈、蘇軾）觀之，其信然乎！餘生後晚學，景仰二公子數百載之上，蓋無能為役，而亦命舍磨蠍，則與文忠（按，指蘇軾）皆生丙子，是年而偶與之同也。”高啟與蘇軾一樣“命舍磨蠍”，且都為丙子年生人，這樣的巧合讓他甚覺殊榮！ 歷代文人熱衷於談論自己的磨蠍星命，無論是身宮還是命宮，韋兵稱之為文人的“摩羯情結”，這種情結也體現在楊基身上。儘管楊基命宮不在磨蠍，身宮亦不在磨蠍，但他發現自己出生時木星在磨蠍！因此他將“木入鬥”的大象記錄下來，並沿用韓愈“我生之辰”的句式，一來是對自己文人身份的認同，二來可以向韓、蘇二公致敬，三來也為自己漂泊的身世尋求命理學依據。 至此，才算將楊基詩句中出現天象的意義完整交代了。“木入鬥”記錄的是楊基出生時木星的位置，除非楊基有意偽造，我們無法否認他是真實存在的天象。

三、楊基的生辰與星命

既然“木入鬥”四句詩文與星命術相關，我們能否利用星命術的基本知識，獲得楊基的生辰資訊？ 詩文記載楊基出生時太陽在井宿，木星在鬥宿，命宮在壁宿，根據這些資訊，以及星命推算的基本法則，理論上是可以推出楊基出生時間的。利用星命基本知識推算命主的出生時間，並非今人之創見，南宋人王宗稷在考定蘇軾生辰時就曾應用此法。蘇軾生於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是世人皆知的，但他生於卯時，則是通過星命推算而得： 仁宗皇帝景祐三年丙子。 先生於是年十二月十九日乙卯時生。案：先生《送沈逵》詩雲：“嗟我與君皆丙子。”又有《贈長壽長老》詩雲：“與公同丙子，三萬六千日。”又案《玉局文》雲：“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磯上。”又案《志林》雲：“退之為人以磨蠍為身宮，而僕以磨蠍為命。”若以磨蠍為命推之，則為何卯時。議者以先生十二月為辛醜，十九日為癸亥日。丙子癸亥，水向東流，故才汙漫而澄清。子卯相刑，晚年多難。《東坡志林》：韓退之詩：“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退（知）退之以磨蠍為身宮。僕以磨蠍為命宮，平生多得謗譽，殆同病也。滌雪齋補。 王宗稷在編定《東坡先生年譜》時，根據《東坡志林》“僕以磨蠍為命宮”的說法，推算蘇軾出生在卯時。同時，他還搜集到禪家對蘇軾生辰八字的批點材料“子卯相刑，晚年多難”（按，“子”指蘇軾生年的年幹，“卯”則指蘇軾出生的時幹），用來印證蘇軾生於卯時的結論。王宗稷沒有詳述推算的細則，不過根據命宮的推算方法，可以將其推算步驟大致還原。 命宮，即“太陽所在之宮宿”。在中唐時期傳入的《七曜攘災決》中，記載了命宮的推算方法，“以所生時所在宮，先後卯時上宮，合後為本命宮”。這與《西天聿斯經》“但問生時日何宮，加向時辰回視東。天輪初出地輪上，卯上星辰是命宮”的說法一致。《七曜攘災決》與《西天聿斯經》的說法是對應占星命盤而言的，所謂天輪即天盤，上刻十二地支代表十二宮；所謂地輪即地盤，上刻十二地支代表十二時辰，“當占算之時，以個人的出生宿宮旋轉加于出生時辰上，此時地盤卯位（中原所在的北緯三十四度，以卯時為日出點）所對應的宿宮即是‘命位’（相當於今日占星盤所謂的第一宮位）所在”。

圖1 占星命盤（圖片來源於《七曜攘災決》）

這種推算命宮之法，星家稱為“遇卯安命”，並多有沿用。不過與初傳入時不同，後人推算時已不再需要占星命盤的輔助。如明代流行的安命口訣：“以生時加太陽宮，順數遇卯，即是命宮也。如太陽在子宮，酉時生人以酉時加在子宮，順數到午，遇卯即是命宮也。”白話說，即先確定出生時刻太陽所在的宮位，再將出生的時辰加在此宮上，按十二地支的順序順數到卯時，所對應的宮位即為命宮。如某人酉時出生，出生時太陽在子宮，加酉時在子宮上，按照十二地支的順序依次推為酉（子）、戌（醜）、亥（寅）、子（卯）、醜（辰）、寅（巳）、卯（午），遇卯則止，可知此人的命宮在午。 而出生時刻太陽所在的宮位也有規律可循，因太陽“一日行一度，一月行一宮，一年行一周天”，星士將其行度規律總結為《約太陽行度法歌》： 立春虛四度，雨水危十求，驚蟄室九度，春分壁六遊。 清明奎十一，穀雨婁九留，立夏胃十一，小滿昴十收。 芒種畢十四，夏至井一頭，小暑井十八，大暑井初秋。 立秋柳十二，處暑張十周，白露翼五度，秋分排軫遊。 寒露軫十八，霜降角十二，立冬氐五度，小雪房五時。 大雪尾火九，冬至箕六依，小寒鬥十三，大寒牛五流。

蘇軾出生在十二月十九（即西曆1月8日），對應在小寒之後八日，可知其生時日行在鬥牛之間，因此他出生時太陽所在的宮位當為醜宮。如將他出生時辰加在醜宮上，順數至卯時，得到醜（命宮），由此逆推可知他出生在卯時。 同樣的，可以通過楊基留下的命宮及天象資訊，來反推其出生時間。已知楊基出生時太陽在井宿（按，對應未宮或中宮），將其出生的時辰加在未宮，順數到卯，命宮為壁宿（亥宮），反推即可知他出生在亥時。若將他出生時辰加于申宮，則反推出他的出生時辰為子時。而據其出生時太陽在井宿的信息及《約太陽行度法歌》，還能推算出他的生日大概在夏至到大暑間。 星命推斷的一般步驟是，星士先根據命主的出生時間查找星曜行度文獻，得到此時的十一曜位置，然後根據十一曜的位置，定出命宮及其他十一宮所在，據之得出一系列吉凶論斷。因此，我們還可以通過查尋相關行度文獻，找到與楊基出生時刻相同的天象，此天象對應的時間便是楊基的出生年月日。儘管星曜行度文獻自中唐出現以來，編寫和使用就沒有中斷過，然因文獻的散佚，元代的星曜行度文獻幾乎不存，故我們在推算楊基生年之時，只能將現有星曜行度文獻之記錄進行前後延伸，輔以相關史料記載及數理計算，可以得出楊基出生於至順三年。該年的夏至到大暑，即西曆6月14日至7月14日。需要指出的是，十一曜行度文獻是當時星士推命使用的文獻，相比于利用現代天文計算回推所得，更符合歷史的真相，但也受限於術士的計算水準與認識，難免存在一些誤差，故僅能作為楊基生年考定的旁證材料。 綜上，據“木入鬥”二句詩提供的木星、太陽的行度資訊及楊基的命宮所在，我們推算出楊基出生於1332年6、7月間某日的亥時或子時，可以作為楊基生辰研究的參照。

四、星命文獻中的生辰密碼

在判斷楊基詩文中的天象記錄與星命相關後，我們便可以推算出其大致的出生時間。儘管分析與計算的過程繁雜而冗長，也需要研究者具備一定的星命知識（包括熟悉星命術語、基本的推占法則、瞭解星命術的發展脈絡等），但通過楊基的案例可以證明，這一方法是確實可行的。而在歷代文人吟詠唱和中有星命相關的藝文材料中，還有不少與星命相關的天象記錄，只要按照一定的星命推算法則，便可以將這些天象資訊轉化為生辰資訊，那麼這些天象資訊便成了破譯古人生辰的密碼。 除了歷代文人吟詠唱和有關星命的藝文材料外，廣義的星命文獻還包括出土的批命文書、星神圖像等實物材料以及傳世的星命典籍。在這些星命文獻中，保存了許多不需要破譯的生辰密碼。星命術本以天象觀測為前提，但因與中國本土的八字推命術互相結合，也留下了以八字形式記錄的古人生辰資訊。如《星學大成》引《耶律秘訣》： 蔡樞密，己醜十二月二十七申時生，太陽在寅，歲在寅，金為福星在寅，火為官星在醜，日、月夾官星，日、月夾歲駕，金在寅，木星怒宮，金為福星加入官宮，火為官星加入福宮，謂之官福互垣。月居官福，日為拱夾，豈不為大貴之命？！ 蔡樞密當指真宗朝狀元、仁宗朝樞密副使蔡齊，《宋史·蔡齊傳》僅記齊卒時年五十二歲。《歷代名人生卒錄》補記其卒年，曰：“蔡齊寶元二年（1039）四月四日卒，年五十二。”據此推知其生於西元988年。而《耶律秘訣》又名《耶律學士星命秘訣》，若果為遼人耶律純所作，“蔡樞密己醜（端拱二年，989）十二月二十七申時生”，當早於《歷代名人生卒錄》的記載，為存世最早的史料，亦有相當參考價值。 這樣的推命案例零星散佈於文獻之中，不利於搜集與整理。在星命術的發展過程中，術士們也在不斷地尋求理論的發展與分類總結，表現之一端即將歷代的推命案例彙集整理而成星案類文獻。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當屬明代萬曆年間成書的《文武星案》。作者陸位自稱“自幼冠潛心斯術，遨遊湖海，數十年餘廣詢博采”，而成六卷本《文武星案》，彙集有明代“帝王、公侯、伯馬、總戎”“元魁、宰輔、尚書、橋梓、昆玉”“富壽封贈、榮尋刑戍及其孤貧疾夭、僧道娼妓諸”等近千人的星命格局。 乾嘉學派的學者錢大昕早已注意到《文武星案》中的生辰資訊對於史實的考補功用，因此在撰寫《疑年錄》中，如遇明人生年不詳者，多引《文武星案》以作參考，見《疑年錄》卷三：

圖2 董其昌星案（圖片來源於杭州市圖書館藏《新編分類當代名公文武星案》）

王新甫六十九宗沐，史無壽考，據《文武星案》。生嘉靖二年癸未，卒萬曆十九年辛卯。 焦弱侯八十竑，生嘉靖二十年辛醜，《文武星案》雲：嘉靖十九年庚子生。卒萬曆四十八年庚申。 董元宰八十二其昌，《明史》作八十三。今據《松江》《婁縣》二志、《墨案·元宰》。（圖2）生嘉靖三十四年乙卯，生乙卯正月十九日，卒崇禎九年丙子。 可見，史傳不載之生年資訊，可據《文武星案》予以補充。史料有疑者，亦可據《文武星案》並存異說。現存的星案類文獻還有附于《張果星宗》之後的《鄭氏星案》、清人霍達所撰《星命說證》《續星命說證》以及現藏于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的《紫案》等，其中的生辰資訊亦乏人問津。如果對星案類文獻做集中整理，輯錄出其中關於生辰的資訊，不失為一種有效獲取古人生辰資訊的方法。當然，星案文獻都為術士搜集彙編而成，對此類文獻的可靠性仍應存保留態度。又因為文獻的散佚和資料採集的隨意性，其對文史資料的考定也帶有一定的偶然性，不過這種按圖索驥的方法能起到補裨正史的作用應該是沒有疑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