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雪敏
【提要】 通過對婚姻橋樑的媒神“月老”形象的考索，亦可窺見漢藏文化同源而異體，故此在文學形象的層面 上也有諸多同質異構的內容。婚俗是漢藏民族文化的典型呈現之一，而“月老”在兩個民族中也體現出了既有文化淵源又有豐富內涵的民俗特徵，體現出漢藏民族千百年來的密切交往和民俗融合的典型形象。
【關鍵字】 媒神 月老 原型 民俗
媒神月老在中國文學作品中是一個著名的原型意象。所謂原型，指在不同種族的神話、寓言、傳說、夢境、幻想、文學中不斷重複出現的意象，源自民族記憶和原始經驗的集體潛意識。這種原型意象反映在文學上，並頻繁地出現在諸多文學樣式中，如《山海經》、《搜神記》等古代文獻典籍中記載的很多審美意象，都成為後世文學原型的來源。“月老”被後人尊為道教的神祇之一，並像城隍神、土地神一樣，有專門的神祠，同時也作為“媒神”，專司人間婚姻之事。“月老”形象的產生、發展和古代婚戀嫁娶制度有著密切的聯繫，成為中國古代各民族文學中流傳極廣的人物原型。
月神，是中國民間流傳最廣的神仙之一，也稱作“月老”，即“月下老人”或“月中老”，其在中國各個民族間都是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他主管著世間男女婚姻，在冥冥之中以紅繩系男女之足，以定姻緣。據東漢民俗專家應劭《風俗通義》記載，中國的媒神之祖應是女媧，如《路史·後紀二》雲：“女媧禱祠神，祈而為女媒，因置婚姻。”① 在漢族文化中，“月老”被尊為媒神，是唐代以後人們將民間傳說和神話結合，將媒神的形象轉化為月老而形成的。一般而言，媒人的稱呼很多，漢族一般將之比作“月老”、“紅娘”，是受人歡迎的“合婚佬”，而一般藏族地區則稱之為“東贊”，也有個別地區如青海湖畔藏族地區將媒人稱作“雪堪”的。之所以不稱呼媒人為“女媧”，主要是因為女媧作為神話中的人類始祖，其意義和作用偏重於“摶土造人”和“煉五色石補天”上，涵蓋的意義很廣，不像月老和紅娘，內涵比較單純，僅僅是指向姻緣。
月老於月下結繩以定婚姻的形象，極具中國古代文學特有的詩性智慧。崇拜月亮的傳統在中國文化中源遠流長，在世界各國也是普遍現象，這是源於原始信仰中的天體崇拜。在黑夜中，月亮給人帶來了光亮；月色朦朧，又會使人產生許多遐想，許多美麗動人的故事因此產生。在漢族民間傳說中，“嫦娥奔月”是比較著名的。我國有許多少數民族也盛行拜月的風俗。如苗族就有“跳月”的活動。月亮意象有著相思、求愛、團圓的愛情因素，元代大戲劇家關漢卿就寫過一出《拜月亭》。《西廂記》裡的崔鶯鶯也虔誠地對月神傾訴希望遇到意中人的情懷。因而關於月老的傳說，常為文學家想像和虛構，成為婚姻敘事的關鍵性人物。特別是他手裡的那根紅繩，在希望追求美滿婚姻的人眼裡，不僅是一種嚮往，更是一種理想的寄託。月老傳說最早記載見於唐代李複言的《續玄怪錄》中的《訂婚店》：
杜陵韋固，少孤……旅次宋城南店……斜月尚明，有老人倚中囊，坐於階上，向月檢書。觀之，不識其字。固問曰：“老父所尋者何書？”……老人笑曰：“天下之婚牘耳。”因問囊中何物，曰：“赤繩子耳，以系夫婦之足。”及其生，則潛相系，雖仇敵之家，貴賤懸隔，天涯從官，吳楚異鄉，此繩一系，終不可逭。①
韋固又向這位月下老人問了自己的婚姻，老人預言他將要與菜農的女兒婚配，十四年後果然應驗。這則故事流傳很廣，千百年來，這個於月下倚布囊、坐於階上、向月檢書的老人，人們便稱為“月老”。月老的形象在唐代以後固定下來，常被塑造白髮多鬢，臉泛紅光的慈祥老人，一手握著拐杖，一手拿著《姻緣簿》，袋中藏有赤繩，並據《姻緣簿》所載，將赤繩暗系在男女雙方的腳上，使他們結為夫妻。他用一根紅線牽起這對情緣，即使“仇敵之家，貴賤懸隔，天涯從官，吳楚異鄉”，只要月老的紅線一牽，便為夫婦。
於是，在漢族文化中，這種固定的原型敘事就這樣形成了：月下老人掌管天下男女婚姻，其囊中有赤繩子，不管男女之間是仇人還是遠在異地，只要用赤繩一系便能“有緣千里來相會”並結為夫妻。而這種敘事原型在後世的文學作品中影響深遠。例如，元代曾瑞卿《留鞋記》雜劇，寫秀才郭華與相國寺西廂脂鋪中的小娘子王月英兩情相悅，王月英要丫環梅香通風報信：“何須尋月老，則你是良媒。”明無名氏《女真觀》第三折道：“你權做一個撮合山主親的月下老，俺兩個銜環之報，成就了君桃花下鳳鸞交。”又如《儒林外史》第十四回敘述魯編修與婁府結親時是這樣寫的：“兩公子收了回書、銀子，擇了個吉日，央請陳和甫為媒，這邊添上一位媒人，就是牛布衣。當日，兩位月老齊到婁府，設席款待。”另外《蕉葉帕》第七回辭雲：“文君正匹配相如，月老冰人話不虛”；《濟公全傳》第一百二十九回標題雲：“回家焚香求月老，但願長久做夫妻”；《封神演義》第六十六回目：“兩國始終成好合，認由月老定鴛盟”等等。
藏族的“月老”的原身是祿東贊。祿東贊全名為噶爾·東贊域松。他出身王族家庭，生於今西藏山南隆子縣列麥鄉一個叫“沖薩”的地方，具體生年月日不詳。據史料記載，祿東贊“雖不識文記，而性明毅嚴重。講兵訓師，雅有節制。吐蕃之並諸羌，雄霸本土，多其謀也。”② 松贊干布即位之初，他輔佐治理朝政，統一諸羌部落，開拓疆域，創法立制，鞏固王權，參與吐蕃軍政大計：對內進行除叛臣，查戶口，劃田界，立丁冊，征賦稅等重大的政治、經濟變革；對外平息諸部反抗等等。特別是他主張與唐朝以及鄰國尼婆羅和親，並幾次親自出使長安通好。唐貞觀十三年（西元639年），為松贊干布迎請了尼婆羅尺尊公主入藏；翌年（西元640年）又從松贊干布之命，到唐朝迎請文成公主。祿東贊攜帶眾多的黃金、珠寶等，率領求婚使團，前往唐都長安請婚。不料，天竺、大食、仲格薩爾以及霍爾王等同時也派了使者求婚，他們均希望能迎回賢慧的文成公主做自己國王的妃子。唐太宗李世民非常為難。為了公平合理，他決定讓婚使們比賽智慧，誰勝利了，便可把公主迎去，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六試婚使”。拉薩大昭寺和布達拉宮內至今完好地保存著描繪這一故事的壁畫。
僅鳳元元年（西元676年），祿東贊因患頸部癰疽之症於“日布”地方不幸與世長辭。藏族同胞為了緬懷他的光輝業績，曾以多種方法紀念他，其中以美術作品（包括長篇壁畫、刻畫等）的形式再現了他的形象，最著名的當屬唐代名畫家閻立本所作的《步輦圖》。該圖中神東贊眉毛濃重、鼻樑高挺、鬍鬚連鬢，民族特點異常濃厚，身著動物飾樣的長袍、足蹬皂靴、頭紮兔冠帶巾，在唐朝禮賓官員和譯員的陪同下，為松贊干布請婚，進謁坐在步輦上的唐太宗李世民。但見祿東贊全身略向前傾，兩腳併攏，雙手拱合致禮、神態謙恭。而微微蹙起的眉頭與明亮的雙眸，揭示了他胸有韜略、善於審時度勢和增進民族情誼的精神氣質。後來，由於祿東贊在迎接文成公主下嫁松贊干布一事上的功績，人們慢慢傳說祿東贊即是媒神女媧的化身，於是祿東贊在藏族傳說中就被神化了，成為藏族的“月老”形象。至今在藏北地區的民間文學田野調查中還可以聽到關於這個故事的諸多傳說。
通過漢藏兩族月老原型生成的比較可以看出，在“月老”起源於女媧這一點上，二者具有統一性；而在具體的演化方面，漢族則沿著從嫦娥到月下老人的線索，藏族則從政治人物祿東贊的形象中演化而成。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雲：“媒，謀也，謀和二姓；妁，斟酌二姓也。”古代給男子做媒的人叫“媒”，給女子做媒的人叫“妁”。由此可見，媒人的媒妁之言，就是謀合、斟酌合兩姓之好。古代中原的漢族男女婚姻必須有媒人，有了媒人的婚姻才算是正規的、符合禮法的婚姻。“《戰國策·燕策》也有‘處女無媒，老且不嫁’的議論，都說明媒人在婚姻中的重要地位。”① “媒”字最早出現在《詩經·衛風·氓》一詩：“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匪我愆期，子無良媒”。這首詩表明，即使男女私下相愛，願意結為夫妻，仍然需要經過媒人，才能正式成婚。而“媒人”一詞，也出現在民歌《孔雀東南飛》中：“阿母白媒人，貧賤有此女，始適還家門。”在古代百姓的婚嫁中，媒人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媒人有很多稱呼，有伐柯、冰人、月老、紅娘等，其中以月老最為人們熟知。
漢族文化中，“媒妁之言”自先秦兩漢一直受到重視。尤其到了唐代，“媒妁之言”被法律認可。《唐律·戶婚律》規定：“為婚之法，必有行媒。”唐代法律還規定，對於違律嫁娶的，也處罰媒人。足見，在婚姻方面，媒人也要承擔法律上的責任。後代漢族婚姻基本因襲了唐律的規定。如元律《通制條格》一字不漏地寫上了朱熹《家禮·婚禮》的一段話：“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二，身及主婚無期以上喪乃可成婚。必先使媒氏往來通信，俟女氏許之，然後納采。”
韋固月下遇月老之事，不但反映了唐朝人的婚姻觀，而且影響了後代的文學創作，其積極意義更是啟迪了雜劇《西廂記》的創作，並創造了“紅娘”這一媒人稱呼。《西廂記》中的婢女紅娘，聰明大膽，敢於衝破封建禮教的束縛，熱情機智地促成了小姐崔鶯鶯和張生的結合。因此人們便稱促成別人婚姻的熱心人叫“紅娘”，又稱媒人為“紅娘”。無論是紅娘還是月老，都是人們對媒人的尊稱，反映了人們對其在婚戀嫁娶中所起的積極作用的肯定。所以除了稱呼媒人為月老外，“紅娘”一詞也流傳很廣。
韋固的故事其積極的意義在於強調婚姻突破門第桎梏，也反映出了姻緣天定的宿命觀思想。月下老人以赤繩相系，確定男女姻緣，反映了漢族婚姻緣前定的觀念。在李複言《續玄怪錄·訂婚店》之前，唐人小說中還有類似的形象，戴孚《廣異記·閻庚》記載了一個自言為地曹的“客”，是“主河北婚姻”者，同樣是通過口袋中之繩“絆男女腳”的方式，確定世間男女姻緣。可見，在唐代，婚姻前定、主於地府冥司是流行和普遍的觀念。世間男女之所以能成為夫妻，是由於地府冥吏以繩相系，是冥冥之中的命運安排。明初劉兌《月下老定世間配偶》雜劇“極為馴麗，傳誦人口”，這些傳說宣揚了婚姻天定的觀念。
西藏早期盛行搶婚及自由婚，但後來受到漢族文化的影響，也逐漸實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俗。提親必須請媒人，先下聘，並勘合“八字”，要彼此不相克才允婚。出嫁必備妝奩，議親須“門當戶對”，其禮俗明顯受到漢族《周禮》、《禮記》的影響。
以位於甘肅省南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舟曲藏族為例，他們結婚時一般有以下幾個主要程式：首先是物色物件、請合適的媒人；其次是媒人登門提親，然後是媒人和雙方一起相親；再次是定親儀式；最後才是迎親。在整個婚配的過程中，找媒人最為關鍵，直接關係到一場婚姻的成敗。舟曲藏族媒人時要找為人公正、品德高尚，在當地具有一定威望的中年男子，還要求媒人能說會道，具有隨機應變的能力，除對媒人本人有所要求外，對媒人的家庭也有限制，要求媒人家庭和睦、夫妻健在、兒女雙全、妻賢子孝，當然也有婦女當媒人的，但由於媒人要“上檯面”，而藏族婦女一般不能上桌子，因此，限制很多，所以還是男子當媒人的為多。①
以華熱藏族為例，他們一般把婚禮中的送親人稱之為“東贊”。華熱是英雄的部落或地區的意思，指青海的湟水以北、祁連山區和河西走廊的東南部以及與其相連的廣大農牧區。迎親是華熱婚禮的關鍵。男方家要在“東贊”們必經的路上派人守候。當新娘和“東贊”們到來時，這位守候的人將事先準備好的哈達獻上，並給每一位“東贊”敬三杯酒。雙方相遇之前，守候者摘下自己的帽子藏在衣襟裡，嚴防被“東贊”搶走，以免讓“東贊”貽笑大方。與此同時，女方家的親友也會在沿途給新娘和“東贊”送茶、酒、肉等。“東贊”也給每一位來的親戚回送一份肉、哈達等，以示謝意。“東贊”下馬的時候，男方家的迎親者會快速地接住馬韁繩。最後，“東贊”們走到桌前，為了表示吉祥灑起牛奶碗，用放在碗內的柏枝蘸上牛奶向四方潑灑，並把大盤中的食物撒給周圍觀看者。喝完攔截門酒後進到屋內的“東贊”先喝茶，然後才把他頭上戴著的狐皮帽摘下，掛在專門的地方。② 由此可見，雖然“東贊”表示“送親人”之意，但實際上的任務和作用不僅有“月老”的穿針引線之功用，而且起到了完成婚禮的司儀和指導者的作用。
在古代，人們特別重視婚俗禮節。譬如說，求親就有問名、納吉、納征、納彩等儀式程式。漢族和藏族都有類似的婚俗傳統。一般而言，只有按照這樣的程式進行才是合乎禮節，才是給新人及其家族帶來吉祥。拿“問名”來說，雙方家長通過媒人，把兩方子女的生辰八字給算命先生，委託其進行測字，也就是俗話說的“合字”。根據五行相生相剋的規則，如果合配的話，基本上就可以定下來了。相反，即使男女雙方是相愛的，但如果五行相克，則遭到雙方家長的極力反對。這種“迷信”的思想，正是反映了古人婚姻宿命的觀點。因為古人認為，合乎天命的婚姻才是幸福的、宜室宜家的。而“月老”的出現，是這種合乎天命的表現，由“月老”牽引的命定的姻緣，才是宜其家室的。“月老”形象的出現，正是這種宿命觀在婚戀領域的藝術化、形象化。這一方面，漢族和藏族都是相同的。
作為一個著名的文學原型，“月老”在文藝作品中具有獨特的敘事模式，包括難題求婚、紅線姻緣、拜月乞婚等具體表現方式。
難題求婚是一個世界性的民間故事原型，在中國各個少數民族中也非常盛行。如“在苗族民間故事裡，難題求婚最為典型，幾乎囊括了一切難題求婚的類型。如各地苗族皆有傳說《阿秀王》、《苗侗開親》，及流傳于山東濟南的《春旺和九仙姑》、雲南省的《天鵝姑娘》、黔東南《天女配九皋》、貴州中部的《金竹與阿慧》、滇東北、黔西北的《倮排和蒙芝彩穀翠》、貴州西部、西北部的《鬼姑娘》、貴州松桃的《阿倍果本》、《吃牛制鼓的起源》、《寡崽阿尕》、《張打雞和裡打魚》等民間故事裡，難題求婚都像一條紅線貫穿其中。”③ 同樣，漢族和藏族也有這樣的傳統。據《舊唐書》記載，唐太宗時，西藏王松贊干布派大臣祿東贊到唐朝求婚。此時，印度、波斯等國也派了使者到唐求婚。唐太宗決定以比賽的方式來決定公主許配哪個國家。第一試為縷線穿九曲明珠；第二試為辨認一百匹騍馬和一百匹馬駒的母子關係；第三試為規定百名求婚使者一日內喝完一壇酒，吃完一百隻羊，還要把羊皮揉好；第四試為唐皇交給使臣們松木一百段，讓其分辨根和梢；第五試為夜晚出入皇宮不迷路；第六試為辨認公主。最終祿東贊通過六關的考驗，唐太宗十分高興地將美麗多才的文成公主許婚于吐蕃首領松贊干布。祿東贊完成了迎親使命，促成傳頌千年的漢藏聯姻的佳話，也因此被藏族人作為類似於漢族的月老和紅娘一樣的婚姻大使來禮贊。
在漢族和藏族的文學作品中，難題求婚作為婚前的一種程式或者一種考驗愛情、堅定愛情的儀式，不但種類繁多而且具體體現了老百姓們的集體智慧和幽默情懷。
明代沈三白《浮生六記》中記載了“月老”的形象：“一手挽紅絲，一手攜杖懸婚姻簿，童顏鶴髮，賓士於非煙非霧中。”漢族民間傳說中，人們的小指上，都有一條無形的線，線是紅色的，是“月老”給予凡人的禮物。“千里姻緣一線牽”一語出於明代張四維傳奇《雙烈記·就婚》：“豈不聞月下老之事乎？千里姻緣著線牽。”馮夢龍《初刻拍案驚奇》卷5也說：“從來說月下老赤繩繫足，雖千里之外，到底相合。”又如《續金瓶梅》第四十三回雲：“那藍田種玉，赤繩繫足，俱有月老檢書，冰人作伐”；《綠野仙蹤》第二十一回雲：“月老欣逢旅舍，佳人天系赤繩。不意伊夫至，丟財且受刑”；《西遊記》第五十四回：“但只是匹配之事，無媒不可，自古道，姻緣配合憑紅葉，月老夫妻系赤繩。”《紅樓夢》第五十七回，薛姨媽安慰林黛玉說：“自古道：千里姻緣一線牽。管姻緣的有一位月下老人，預先註定，暗裡只用一根紅絲把這兩個人的腳絆住，憑你兩家隔海，隔著國，有世仇的，也終究有機會作了夫婦。”對以上這些說法，在中國古代社會中許多青年男女都是相信的，因為在那個禮法森嚴的社會，絕大多數男女失去了婚戀的自由，祈求月老賜給美滿的姻緣便是他們無聲的反叛，反映了他們對美好幸福的憧憬。因此，在諸多才子佳人的言情故事中，不管怎樣曲折離奇、歷盡坎坷，冥冥之中總有一根看不見的紅線，把他們拴在一起，成其美好姻緣。《好逑傳》中的鐵中玉與水冰心，《平山冷燕》中的平如衡與冷絳雪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耳熟能詳的故事，更是渲染了月老的神奇。
在現實生活中，也有用紅繩相系的方式來選擇配偶的記載。五代後周時期的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牽紅絲娶婦》就記載了“郭元振擇婦”之事：
郭元振少時，美風姿，有才藝，宰相張嘉貞欲納為婿。元振曰：“知公門下有女五人，未知孰陋，事不可倉卒，更待忖之。”張曰：“吾女各有姿色，既不知誰是匹偶，以子風骨奇秀，非常人也，吾欲五女各持一絲，幔前使子取便牽之，得者為婿。”元振欣然從命，遂牽一紅絲線，得第三女，大有姿色，後果隨夫貴達。①
此事明代《山堂肆考》等書中亦有記載。婚姻“紅絲”到了宋代逐漸演化為“牽紅巾”，宋人吳自牧在《夢粱錄·嫁娶》中有詳細記載。到了清代，又變成在婚禮中扯起紅帛或紅布，新郎、新娘“各持一端，相牽入洞房”。到了後來，拴紅線或紅布成為一種不可少的儀式。它是夫婦同心相連、白頭偕老 的象徵，是婚姻美滿幸福的一個重要標誌。久而久之，紅線（布）儀式所具有的象徵意義，成了中國人的一種婚姻心理；它驅使著不同時期、不同民族的新婚夫婦尋找理想的拴線人和新穎的拴線儀式，以滿足追求美滿婚姻的心理。當代學者認為：“月老拴紅線的故事，雖然帶有婚姻是命中註定的宿命論思想，但它也反映了在特定的條件下，真正的好夫妻是刀砍不斷、棒打不離的”。② 正因為它有這美好的一面，拴紅線才逐漸演變為民間婚禮中的一種習俗。
在19世紀之前，藏族婚俗中較少使用紅絲或紅布，藏族的民間文學也較少提及紅線牽姻緣之說。而隨著漢藏文化交流的增多以及漢藏通婚的頻繁出現，最近兩百年來在西藏的許多地區，受漢族婚姻儀式的影響，也慢慢出現拴紅線或紅布的儀式，民間文學中拴紅線的傳說也不斷增多。
月老祠是人們對月下老人的一種尊敬以及追求美好婚姻的象徵。月老祠，亦稱鴻禧堂，供奉著慈眉善目、手執紅線團的月下老人。例如，舊時杭州的西湖邊上有一座月下老人祠，為晚清杭州藏書家“八千卷樓”主人丁松生於光緒年間修建。祠內正屋中央的神龕裡坐著月下老人，一大把白鬍鬚，粉紅色臉膛，滿面笑容，頭戴紅風帽，身披紅披風。神龕兩旁懸掛著一副黑漆對聯：“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是前生註定事，莫錯過姻緣。”另外，“今重陽宮風景區也存有月老祠一座，其內供奉月下老人，殿前有相思樹，初戀情人及黃昏戀之老人用以寄託情思之紅綾滿樹纏繞。”① 年輕的情侶來西湖或重陽宮，都喜歡上月老祠來拜一拜，希望有情人能白頭到老。許多求偶的男女還會在祠前虔誠求取一份“月老靈籤”，試圖從簽詩中窺探未來的姻緣走向。在美麗而浪漫的愛情故事裡，“月老”手中的紅線，便成許多少男少女的希冀與期待。凡未婚男女祈望望得到理想中的終身伴侶，已婚男女祈望婚姻和美、白頭偕老。這也許是千百年來許多人供奉月老的原因。
藏族也有拜“月老”乞婚的習俗。日月山處於黃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交界處，兩個山頭分別樹立著日亭和月亭，山前則是文成公主的巨大漢白玉雕像。山下的文成公主廟裡供奉著松贊干布和文成公主，象徵著民族融合；旁邊則是智慧的使臣祿東贊，他在促使唐朝與吐蕃和親中起了關鍵作用，因而被當地人作為類似漢族的“月老”和紅娘一樣的婚姻大使來禮贊。每到月圓之時，附近幾十公里內的青年男女往往都會前來朝拜及幽會，也產生了許多的愛情佳話。
概而言之，神話、傳說的產生及其所包含的原型意義都基於現實生活。“月老”傳說反映了古代人們對婚姻的美好憧憬，篤信姻緣自有天定的宿命論觀點。“月老”於月下結繩以定婚姻的形象，通過文人的著作以及民間的口語相傳而變得更有詩意了，“月老”也因此成為民間家喻戶曉的婚姻之神。漢族和藏族雖然在“月老”崇拜的起源、儀式、風俗等方面有許多差異，但是在更大的層面 上具有共性：即都承認“月老”的神聖性、對婚姻的引導性及姻緣的命定性，二者是在同一個文化根基上綻放的不同色彩的花朵。
本文作者：華南師範大學南海學院中文系 講師、文藝學博士
責任編輯：馬光
① 方川：《媒神高禖崇拜》，《淮南師範學院學報》1999年第3期。
① 《玄怪錄·續玄怪錄》，程毅中校注，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86頁。
② 《舊唐書·吐蕃傳》卷196，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5219頁。
① 仝霞：《媒人現象的社會作用及其演變》，《東南文化》2007年第5期。
① 馬寧：《舟曲藏族的婚俗研究》，《西藏民族學院學報》2007年第3期。
② 洪軍：《華熱地區藏族婚姻習俗述略》，《青海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
③ 龍仙豔：《從難題求婚透視苗族女性的婚戀》，《民族文學研究》2007年第2期。
① 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② 鮑宗豪：《婚俗與中國傳統文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頁。
① 楊存田：《中國風俗概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