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博林
摘要：中國古代星占早在先秦時代便產生了以天區與地域相對應的星占地理學，即星土分野。漢代星占在繼承分野學說的同時，依照新的現實秩序與政治理想加以改造，建構出更加適配大一統王朝的天地對應模式——星官體系。司馬遷《天官書》最早對此加以系統的闡釋。他改造了傳統的分野以適應漢初的行政區劃，將其融入星官體系，使天上之星象成為天下之王朝的鏡像。由此，天上與天下共同構成了王朝自我展開的觀念空間，並在兩漢宇宙論與讖緯學的推動下同構演進，最終發展為更為完整的王朝空間秩序。對這一王朝空間秩序生成及演進的探討，可超越傳統王朝地理學的局限，為地理思想史研究提供新的視角，也可充當理解漢代天地關係和王朝空間結構的重要支點。
關鍵字：星土分野、占星學、地理學、星占地理、王朝空間秩序
在古代中國的知識門類中，天文與星占本無二致[1]。不止如此，歷史上的星占還扮演了“連接天學、地學和醫學（人學）的樞紐”[2]。漢代星占便是典型例證。作為古代中國宇宙觀的定型期，漢代發展出了成熟的天地對應模式，並衍生出配套的星占地理學說，即基於各地區所受星辰影響之不同，以對應天區或天象劃分和描繪地域差異的理論[3]。在更寬泛意義上，漢代星占建構了一個涵蓋“天上”與“天下”的空間秩序。有鑑於此，本文將以傳統的星占地理即星土分野為出發點，討論分野說如何經過漢代沿革，導向新的天地對應模式即星官體系，並著重探討由此確立的“王朝空間秩序”。“王朝空間秩序”概念源出國內學者唐曉峰。他提出中國傳統地理範式的“核心是講述、解釋捍衛王朝的社會空間秩序”，由此呈現的王朝空間秩序構成了一種“隱形的空間認同結構”[4]。不過，前人相關討論往往囿於“天下”的純地理範疇，本文則借助星占視角及天地對應關係，將“天上”維度一併納入考量。由地理意義上關注“人地關係”的秩序探討，到包括天地對應在內、基於“天地人關係”構建的王朝空間秩序的解說，本文試圖以這一更加廣闊的視角，為今人理解古代空間觀念提供新的啟示。
中國星占發祥甚早，其本質涉及“常”與“變”的關係，即將變幻無端的事物寄託于恒常之物。高平子言：“中國星占家之概念，凡事常則不占，變則占。”[5]人事無窮，天象萬端，恒常的天象則扮演了錨點的角色。“仰觀天文”的目的終是“以察時變”，人們自然需要將特定天區與地域對應以落實占驗結果。就中國古代星占而言，最早出現的對應體系大抵基於“四象”觀念，即將天區東南西北四分，以某種活動物的形象各自加以象徵，再與地上的四方與四時相對。對四象的典型描述如《禮記·曲禮》所言：“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6]對“龍”“虎”二象的崇拜上溯至約西元前3000年。1987年河南濮陽的考古發掘中，仰韶時期的45號大墓中便出現了由蚌殼拼成的龍虎圖案及北斗星圖[7]。結合殷墟甲骨卜辭等領域的考證，陳久金等由此提出四象起源于華夏先民的圖騰崇拜[8][9]。根據天文史家潘鼐的研究，四象的宗教功能與觀象授時密不可分。“如果取開始耕作的仲春季節為觀測的時間，以朱鳥七宿位於南方辰為昏中星為准，來定四宮的方向，東、西、北四個方位，那末，南面是朱鳥，左側東方為蒼龍，右側西方為白虎，北面地下是玄武。”[10]，頁43）四象遂與四方一一對應。《尚書·堯典》還展現了具體的“授時”方式，即“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11]，頁29—30）。由此四象亦可定四時。無論在時間還是空間上，四象都在天地之間搭建了最為原始的關聯模式。
“四象”首次記錄於文獻是在《淮南子·天文訓》中，書中提到“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由此伴生了“二十八宿”這一重要概念[12]，頁178—188）。所謂二十八宿，李約瑟認為是按時間與赤道相截而出的赤道分區體系[13]，p.231）。然而其起源和劃分問題歷來爭議不斷[14]，頁78—82）。事實上，古籍中長期缺乏明確的界定，尤其在漢代以前，“宿”之所指並非天區而是特定的星群。首先，就單獨的海星之名而言，早在西元前1500年左右的殷商甲骨卜辭之中，“大火”“鳥星”等宿名便已出現。此後至《夏小曆》中已增添到八個[13]，p.244）。自周初至春秋數百年間，後世二十八宿星名至少有22個[10]，頁3—10）。直到西元前5世紀的戰國時代，二十八宿開始搭配青龍、白虎的形象出現在諸如曾侯乙墓“二十八宿衣箱”等貴族飾物中[15]。從上述證據和發生邏輯而言，二十八宿的出現系對四象的細化，理應晚於四象[16]。與此相應的，二十八宿也將原始的天地對應加以發展，演化出了一套更為精細的體系。《周禮·春官》言：“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17]這裡“分星”正是該體系的雛形。鄭文光提出，古代不同民族根據地理環境及觀測習慣不同，確立了不同的分星作為“族星”，並隨時間演替[14]，頁99—100）。可知早在系統化之前，地方層面的分星與星宿的關聯演化便已同步進行。
然而在列國爭戰的時代，隨著政治建格局的劇烈變動，基於族星的“分星”體系漸趨於混雜和無序。加之亂世諸國合縱連橫，許多幅員遼闊的大國崛起，擴大了已知世界的地理格局。於是到了戰國後期，星占家們將原有的族星傳統統合為一套以二十八宿與天下列國一一對應的有序體系。漢初《淮南子·天文訓》首先對此加以總結：
星部地名，角、亢，鄭；
氏、房、心，宋；
尾、箕，燕；
鬥、牽牛，越；
須女，吳；
虛、危，齊；
營室、東壁，衛；
奎、婁，魯；
胃、昴、畢，魏；
觜巂、參，趙；
東井、輿鬼，秦；
柳、七星、張，周；
翼、軫，楚。[12]，頁272—274）
這套系統化的天地對應模式即是“分野”，也稱“星土分野”。嚴格來說，星土分野並不止於二十八宿分野，還包括了五星分野、北斗分野、十二次分野以及前述的單星分野等[18]。但基於單星的星土分野無疑是秦漢時期流傳最廣、也最主流的星占地理學說。國內學者劉俊男認為，從自然方位的角度來看，星土分野基本是按照緯度與經度對應排列的，而位置不規則的燕國與魯國，則是因為封地遷移導致了錯配[19]。美國學者班大為（David W. Pankenier）則提出了星土分野的方位體系，很可能源於“銀河-黃河”對應的假說，以此解釋了星占學中晉國在西南方、齊國在北方等與現實地理方位不一的現象[20]。由分野體系及“族星說”的演化視角來看，上述解釋均有一定合理性，卻都難以解釋所有的錯位現象。但無論如何，它們都指向了一個共同事實：即星土分野並非簡單的方位對應，而是一套歷時性、約定性的習慣體系，它是地理方位與族群變遷相互影響的結果，同時囊括了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的雙重要素。
司馬遷言戰國之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21]，頁58）。此語點破了星土分野興起最迫切的現實動機：從上古四象至二十八宿分野，漢以前星占中的天地對應模式，始終內蘊了深刻的人文地理和政治利益考量。這揭示了中國古代的星占地理論述的本質。正如藪內清所言，“中國天文學諸像，都是中國歷史的產物”[22]。星土分野的出現，無疑構成了先秦時代政治格局的一面鏡子。而隨著秦漢大一統王朝的確立，以分野為代表的天地對應模式也將迎來自身的變革。
西元前三世紀，秦王吞併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首個中央集權王朝。然而秦祚短促，其政治遺產旋即為漢王朝繼承。為了因應新的天下格局，漢初的星占理論也隨之演化。包括擅長占星的唐都、占氣的王朔、和占歲的魏鮮，以及戰國末期甘公、石申夫等星占名家輩出。惜上述諸家原作皆已不存[23]。就分野而言，漢代最早加以系統總結的是《淮南子》，但它對前代國名的沿用仍可見出承前啟後的痕跡。直到《天官書》橫空出世，新王朝及其政治變遷導致的星占地理沿革才體現在時人的理論建構中。
作為《史記》“八書”中的一部，司馬遷的《天官書》對迄止漢初的中國古代星占理論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收錄和總結。書中將已有的星占流派按照恒星、行星、日月暈食、彗星流星等異態星、雲氣及地象等加以細分，將不同意義的天地現象融為統一體而論之。為此他遵循了一套獨特的論述線索，即將天象由“常”到“非常”加以排布。首先，他描述了恒常不變的恒星，再是有一定規律可循的行星，然後才是較無規律的日月暈、飛星、雲氣等現象。這便構造出了某種新的星占框架：“常”者搭建了基礎背景，“非常”者則指示變數和參與運算。誠如他所言：“凡天變，過度乃占。”（[21]，頁64）其結果是，技術化的占卜職能大抵由天象中難以預知的部分承擔；而恒常部分則參與到穩定的象徵性空間秩序建構中去——新的天地對應模式，正是以此為基礎展開的。
司馬遷的第一步，便是對舊有分野體系加以梳理和改革。《天官書》論及諸多舊說，包括北斗分野、辰星分野、雲氣分野、日月食幹分野等皆在其內。但行星順逆不定，日月暈食乃至雲氣地象，作為分野依據並不穩定，文中亦略而不詳[24]，頁179—190）。真正為後世星占沿用的仍是基於恒星天區的星土分野。在司馬遷看來，它意味著作為“常”者的恒星與理想世界秩序的對應——在某種意義上，兩者均應恒常不易。但地上疆域之分本於天下分崩之世，列國或者不存，或者山河廢改。這就要求對舊有的天地對應加以調整。在《天官書》中，作者將略顯過時的“列國分野”改為“十三州分野”，以配合武帝時期最新的王朝政治格局[125]，頁197；[26]）。以此行政區劃的變更為背景，《天官書》中的二十八宿分野也相應修正為：
角、亢、氐，兗州。
房、心，豫州。
尾、箕，幽州。
鬥，江、湖。
牽牛、婺女，揚州。
虛、危，青州。
營室至東壁，並州。
奎、婁、胃，徐州。
昴、畢，冀州。
觜巂、參，益州。
東井、輿鬼，雍州。
柳、七星、張，三河。
翼、軫，荊州。[21]，頁44）
不過，司馬遷的調整更多是實現了地名更迭，並未在方位對應上更加嚴密。而行政區劃本身是不穩固的，僅西漢一朝便歷數次沿革，加之大一統時代“分野形式的繁雜與混亂並不為皇權擁有者所重視”[27]。對此，作為史官的司馬遷不可能全無洞察，而他的應對策略是從傳統星占地理中跳脫出來，尋求一種更加穩定的天地對應。這便是最終呈現在《天官書》中的恒星星象與天下王朝空間秩序之對應。全書開篇即是對秩序核心的描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以此為起點，司馬遷在星土分野之外，另行描繪了一幅包含五宮之數的天界王朝畫卷。該畫卷依中、東、南、西、北五方展開。首先是中宮，象徵帝王居所，有三公、後妃、藩臣環衛左右。北斗七星象徵“帝車”，車駕巡行之處有文昌宮、貴賤牢獄、天子之階，儼然天庭氣象。其餘四宮在方位上分別對應上古四象，但徵象已變。譬如東宮蒼龍之中，房宿為天府，掌管天子車駕，心宿為頒佈政令的明堂，宮中有天市、天關，法官與大將分列左右，一派宮城圖景。類似的，南宮為天子朝廷，將相分列；西宮為五帝車舍，掌管軍事；北宮有祭祀廟堂，圖書秘府，諸如此類[21]，頁3—24）。這樣一來，天界成為了王朝中心的宮城空間與官階秩序的再現。後世也將如是命名的星辰或星座稱為“星官”或“天官”。天界諸多星官一道構成了井然有序的“星官體系”。
據《天官書》研究者趙繼甯的統計，書中所列星官97，涉及恒星總數超過550顆[10]，頁103；[24]，頁29；[28]）。根據與地界事物的對應，又可分為八類：
一、王室諸侯
二、官階職位
三、建築場所
四、人造器物
五、自然事物
六、神話人物
七、神怪
八、其他[24]，頁174—175）
其中，包含星官數量最多的是官職、建築、器物三類，約占總數的三分之二。這意味著整個天區的大部分，都被代表天下王朝核心的象徵性位置及其相應場所佔據。當然，自然事物與神怪人物的存在，使得這一秩序不僅限於“朝堂”，即帝王將相所在之宮城，也具備向“郊野”即郡國州縣延展的可能性。而原本的星土分野在新秩序中並未退場，而是與星官們共存于一片天區，拓寬了星占地理的指涉空間。如此，融合了分野的星官體系便在更豐富的層次上映射為某種“天下”秩序，或“將天界構建為地界帝國的對應物”[29]。從星占實踐的角度而言，這種嶄新的天地對應模式無疑更加契合大一統王朝的政治現實：一方面，依託“恒常”星象展開的天界空間成為天下王朝空間的鏡像；另一方面，基於“非常”天象施展的星占技藝在上述空間展開，成為對秩序治亂的指涉。
司馬遷在自序中說：“（前）人星氣之書，多雜禨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又說“其占驗淩雜米鹽”（[21]，頁58）。可見，星占望氣之書早已有之，但不免失之荒誕，便是過於細碎。而他的使命是在繁雜紛亂的舊著中構造一套融貫有序的理論體系。就現存文獻來看，《天官書》很好完成了使命——無論是對漢初星占流派的歸納綜合，還是以“天官”之名將恒星加以體系化，該書都首開風氣之先[24]，頁27—28）。作為儒者的司馬遷也在星占中投注了他的王朝政治理想：星占的言說物件不再是列國時代的“小國寡民”，而是大一統王朝本身。終兩漢之世，《天官書》始終是星占實踐的理論典範，它所描繪的天地秩序業已超出傳統星占地理的範疇，向著建構天地同構的“王朝空間秩序”邁進。
從星土分野所構造的天地關聯，到星官體系所象徵的天地秩序，漢代的星占理論開闢的觀念空間，似乎被導向了一種哈特向（R.Hartshorne）所說的“空間科學”[30]。亦如唐曉峰所言，地理空間不只是環境，也是秩序本身[4]。以《天官書》為代表的空間想像，無疑開啟了這一秩序建構的積極進程。尤其在天人感應的宇宙論與漢代儒學語境下，象徵理想秩序的星占地理空間，被納入天地同構的空間秩序，天上與天下共同指向了王朝本身——由此“天文”的核心便是“人文”。恰如董仲舒所言，“唯人獨能偶天地”，人之治亂最終也會上變於天[31]，頁314、414）。在陰陽五行說和天人相與的觀念語境中，“天”涵蓋了日月星辰、風雨、雲氣等天象或氣象，“人”則指向天下王朝的人文秩序及其地理空間。因此所謂“天人相與”，實質也是獨特的天地對應：王朝建乎天下，實則取法於天；星象見於天上，卻為天下所感。王朝空間秩序遂形塑於這一交互過程中，並借星占話語得以具象化。
具體而言，上述過程又可分為“地法天”和“天象地”兩方面。首先，“天”作為上古以來的神聖主體，始終是王朝秩序及其空間結構的終極來源。董仲舒言“官制象天”，即“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備矣”[31]，頁188）。這裡的“凡百二十人”來自“天官二十”。王充《論衡》也提到“法象天官，稟取制度”，故而“天地之官同，則其使者亦宜鈞”[32]此種想像對現實的輻射在兩漢之際的薪莽時期達到高潮。據《漢書·王莽傳》記載，王莽建國元年，托古改制，即全依此規則重置百官，“與三公卿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凡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諸職”（[25]，頁4103）。
不僅如此，兩漢宮城與建築形制也大量依照天象而建。最典型的便是長安城。據載其“城南為南斗形，北為北斗形”，時人又稱“鬥城”[33]。城中池沼宮闕，象天鋪設。據楊震《關輔古語》記載：“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牽牛、織女于池之東西，以象天河。”張衡《西京賦》曰：“昆明靈沼，黑水玄址……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33]可見規劃者有意以水澤關聯河漢，以都城作為天界鏡像。又班固形容長安宮闕“據坤靈之正位，放太紫之圓方”（[34]，頁1340）。這裡的“太紫”，即《天官書》中的三光之庭“太微”，與中宮之核心“紫宮”。此外，宮中另有“白虎殿”“朱鳥堂”“玄武、蒼龍二闕”等建築，顯然取自上古四象，以示“天之四靈，以正四方”[35]。
另一方面，在漢儒的解釋體系中，王朝治亂可由“動靜順逆之氣”而左右天象。更進一步，地對天的影響也體現於星官隨王朝政治變遷而自我更新。這集中反映在以《漢書》《續漢書》等官方星占體系的記載上。如前所言，《天官書》中星官數目並不過百。東漢馬續補寫漢志，將其擴充到“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西元二世紀初，張衡《靈憲》載：“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34]，頁3217）惜文中並未列出星官諸名。參考《續漢書》或《後漢書》中的“天文志”，可知此時多出了離宮、天將軍、墳墓、太子、幸臣、宦者、帝座等七座21星[10]，頁109）。儘管在潘鼐看來，星官數目的演變“大抵是列舉星官方式方法上的不同而造成”，但是星官體系的擴展卻是不爭的事實。從瞿曇悉達對甘、石、巫等不同星占流派的引述來看，漢代民間流傳的星官數目本就遠多於官修史志。可以推測，主流星占之學始終在吸納整合已有星官，以搭建更完整的天界王朝圖像。
由天文、地理等史志之外的占驗類別，上述論點也能得到佐證。據《漢書》記載，成帝時京尋向輔政者提出星占預言，提到“缺天淵”（[25]，頁3181）。其中“天淵”便不見於史記或漢志。又如壁宿即“東壁”二星，在《天官書》中漏載，卻頻繁見於用於《春秋佐助期》等緯書[36]，頁525）。兩者均到晉志中才得納入星官體系。東漢之後，讖緯之學大興並躋身官學，星占也隨之繁盛異常。據統計，讖緯天學文獻中湧現了大量新的星官，以適應不斷擴大的指涉範疇。其中沿用後世者至少有四十多個[37]。譬如象徵陵墓的“大陵”，《春秋合成圖》謂其“主死喪”（[34]，頁881）；代表酒店的“酒旗”，《春秋緯》言主飲宴”[38]；“魚星”，《春秋元命苞》曰“統陰事”（[36]，頁601）；此外如華蓋、內階、天牢、長垣、玉井等，皆知名之所象。還有部分星官被進一步細分，如做門左交、右做門，藩臣分東西兩藩。由此可見，星官體系呈現的王朝空間範疇愈發豐富，劃分也愈趨具體。到了漢末三國時期，“吳太史令陳卓……總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39]，頁542）。自此，星官總數較漢初增長了兩倍還多，新增部分集中於建築機構、人造器物和自然事物，即王朝空間結構中最具代表性的場所及諸物[124]，頁174—175；[40]）。此外，星土分野也在兩漢一同演化：從《漢書·地理志》中為部分古國附加星次，到賈直周易分野、蔡邕《月令章句》中的八宿度計算，至漢末分野發展出了完整的四郡端次和入宿度數[41]。
概而論之，相比於《天官書》中的星占空間雛形，兩漢星占所建構的空間秩序始終在不斷擴張和自我完善，至漢末終於呈現為兼具朝堂與郊野、都城與州郡、人文與自然的天下王朝的鏡像。正如班大為所言，中西星占的一項重要差異在於西方的影響模式是單向的“天對地”，而中國的天與地界是相互影響的[42]。不同於原始天界崇拜或西方星占中天對地的支配關係，漢代星占確立了一種同構耦合的天地關係：兩者同類相感，互為鏡像，共同作為整體構成了表徵王朝統一與治亂的王朝空間秩序。
漢代的星占地理學在繼承先秦分野學說基礎上，超越了傳統的天地對應模式，構造出了更適於統一王朝的星官體系。《史記·天官書》是這一體系化進程的開端。在漢儒官學語境下，司馬遷以“究天人之際”為主旨，描繪了一個天地同構、天人相通的整體空間：天象被表徵為類似王朝的人文位階和地理秩序，由此構建的空間秩序則經由天象獲得了合法性與恒常性，作為整體的天地共同構成了王朝政治建構自我展開的觀念空間。此後，在東西兩漢天人感應宇宙論、讖緯學說等的推動下，上述空間在《漢書》《靈憲》等天文書記及民間星占、緯書等記載中不斷地擴展與細化，加深了內在同構與耦合程度，逐漸形成“天上-天下”統合為一的、理想化的王朝空間秩序。
區別於純粹地理層面的“解釋捍衛王朝的社會空間”的結構，基於漢代星占地理的空間秩序囊括了更為宏闊的天文、氣象乃至宇宙維度，從而呈現出了天上恒星列布與天下王朝地理同構對應的宇宙圖景。這一圖景不僅存在漢代，即為儒者從宇宙論出發論證王朝制度樹立了合法性，也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為後世學者借天象介入政治、論說人事提供了話語依據。進一步講，它對歷代中原王朝的自我理解和演進邏輯，對於古代中國地理與天文思想史的融合，都具有十分深刻的思想史的影響。筆者唯望對這一整體空間秩序的揭示，可以為學界同情理解中國王朝背景下的天地關係和空間觀念提供新的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