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革與引進——明末清初星占學探析
朱浩浩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
摘要： 本文從三方面系統討論了明末清初星占學的發展：首先介紹了當時學者對中國傳統軍國占的批判與保留；其次對歐洲星占學的傳入與傳播進行了論述；最後討論了星命術與伊斯蘭星占學在當時流傳的情況。從中可見，星占學依舊是明末清初學者所關注的物件，並因歐洲數理天文學與星占學的傳入呈現出新活力，甚至是前所未有的變革。席文（Nathan Sivin）所提明末清初“天文學中的一場概念的革命”認識，不僅如他所表述表現在數理天文學方面，也體現在星占方面。明末清初天文之“革命”與同時期歐洲科學革命不同，並未突破星占與數理天文學並重的局面。
關鍵字： 中國傳統星占學；歐洲星占學；伊斯蘭星占學；星命術
星占與數理天文學(曆法)是古代天文學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數理天文學通過數學方法計算日月五星等天體的運動、年月日安排，負責“敬授民時”。星占以數理天文學所得計算為依據或參考，觀察或計算天象以占驗人世吉凶、氣候變異等，主司“占候吉凶”。在希臘化時期，星占即被認為具有理性特徵[1]。而古代很多著名天文學家均有關於星占的著述。如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 100—170）除數理天文學著作《至大論》（Almagest）外，還有著名星占著作《四門經》（Tetrabiblos）。
歷史地看，在中國古代天文學發展歷程中，主要存在五種類型的星占學——中國傳統軍國占、宿曜術、星命術、伊斯蘭星占學和歐洲星占學。中國傳統軍國占以特殊天象占驗軍國大事，起源於先秦時期，是土生土長的星占學。宿曜術具有古印度傳統，通過月行二十八宿或二十七宿、二十八宿或二十七宿值日等占驗個人生辰、選擇、軍國大事。或許與其強烈的密教色彩有關，宿曜術最早在漢末通過佛經譯文進入中國，至唐代之後逐漸湮滅。星命術也由域外傳入，其源頭是由唐代波斯景教徒所譯古羅馬時期多羅修斯（Dorotheus of Sidon，活躍於西元一世紀後期）的《星占之歌》。星命術在五代與宋期逐漸成熟，並被中國學者與陰陽五行等結合而高度本土化形成特殊的星占形態①。伊斯蘭星占學在明初由回族大師馬哈麻等人翻譯，明末曾一度與星命術結合。不過不久之後，歐洲星占學於明末清初系統傳入。它開始取代星命術的地位與伊斯蘭星占學合流，從此開啟歐洲星占學與伊斯蘭星占學並行的局面。雖然星命術與伊斯蘭星占學、歐洲星占學一樣均有希臘化時期天宮圖星占學淵源，但自從歐洲星占學與伊斯蘭星占學合流之後，它基本上獨立地延續到清末。
上述星占類型雖然在歷史長河中基本保持各自形態，但同數理天文學一樣，在中國古代經歷了複雜的發展歷史。其中，作為第一次“西學東漸”重要時期的明末清初，可以說是星占發展歷史中非常特殊與重要的階段。一方面，中國傳統軍國占面臨巨大衝擊與改造。另一方面，文藝復興以來的歐洲星占學傳入中國，此前已傳入的伊斯蘭星占學、星命術在歐洲數理天文學、星占學刺激之下出現了新的發展。而當時學者對於星占的認識與態度，與星占有關的思想觀念，也在多種因素作用之下，出現了新變化。
這一時期星占的發展，已經引起學者的一些關注，如張哲嘉[2]、黃一農[3]、頁93—120）、張永堂[4]、徐光台[5]、王剛、馬來平[6]、韓琦[7][8]、席澤宗[9]就中國傳統軍國占所受的衝擊與歐洲星占學的流傳等進行了論述。不過，對於中國傳統軍國占，前人多傾向於認為其在當時受到批判，而于當時學者對中國傳統軍國占的保留、改造與發展未能措意；對於歐洲星占學，其兩本主要著作——《天文實用》《天步真原》已經獲得梳理，但其傳入過程、與伊斯蘭星占學的互動則有需補充之處；而伊斯蘭星占學、星命術在當時的發展，中國學者對星占佔有的認識、態度與思想，星占在當時的特徵，前人較少措意。本文將結合前人研究，從以上方面系統論述這一時期星占學的發展，並在此基礎上討論星占對於我們理解明末清初天文曆學變革的意義。
1 對中國傳統軍國占的批評、保留及改造
從現有資料來看，中國傳統軍國占在先秦已出現，到西漢司馬遷《史記·天官書》基本成型。其主要特點，即認為天體除正常運行之外，還會因人的感應或天的示警發生變異，人們便可因此變異占驗，預測吉凶（占變）。如明末範守己《天官舉正》中載：“木星……未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10]木星本有其常度，常則不占，而當占驗其“未當去去之”。隨著曆法的發展、人們對於天體運行規律瞭解的深入，以占變為主的中國傳統軍國占自然也會受到影響。如漢代月食計算水準的發展使前後《漢書》中將月食作為異常天象記錄並加以占驗的情況較日食為少。但這種影響不可高估，中國古代星占自有其獨立性。《漢書》作者班固就曾認為當時曆法中已經可以計算的五星逆行並不可以看作正常運行，而應該稱為“入變”，為它們的占驗保留了地位[11]。而《回回曆法》的傳入雖然使五星緯度可以計算，淩犯可以預測，但當時學者如元統依然以“變”稱淩犯[12]。加之《回回曆法》本身在明代影響有限，所以一直到明末，中國傳統軍國占雖然有所變化，但基本上依然保持占變特徵及原有形態。朱載堉就指出：“曰占驗者，占其未來之休咎，乃天之變者也。”[13]
明末耶穌會士來華傳教徹底改變了中國傳統軍國占的原有境況。一方面，由於與信仰衝突，在態度與一般論述上耶穌會士自然否定預測軍國命運的軍國占，他們的態度也影響到了中國學者[3]，頁93—120）。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隨著明末清初歐洲天文學、地理學等著作的系統傳入，尤其是歐洲天文學百科全書式著作《崇禎曆書》在明末的翻譯以及入清後成為官方曆法而廣泛流傳，天體極高而沒有變異，五星運動、日月交食可精確計算並預知，地球為球體等觀念認識被廣泛傳播。受此影響，中國傳統軍國占的境遇開始發生重要變化。
這種變化首先表現在批評方面。中國傳統軍國占保持占變特徵的結果，不僅使有些正常天象如五星淩犯被認為就是非常，而且使相關著作脫離天象的制約，充滿了人為構造性，以大量不可能存在的天象來占驗。此外，占驗本身自然存在傅會、神秘性特徵。在可如此，中國自古即有批評聲音，如漢代王充、明代王廷相等[14]。但受當時曆法、宇宙認識等層面的限制，這種批評並不普遍，且多流於一種態度或表面，未能產生多大影響。隨著明末清初歐洲天文學在中國的廣泛傳播與接受，中國學者以此為基礎，開始深入而系統地展開批評，中國傳統軍國占也開始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如明末王英明在介紹當時中歐天文學基本知識的《曆體略》中對占變的中國傳統軍國占批評甚厲。在“五緯”節他指出對於五星“不得其軌而妄言事應，誣天甚矣！”（[15]，頁14）他還認為星體的命名只不過是“種種借義，咸以便司天氏之仰觀耳”，與占驗無關（[15]，頁35—36）。薛鳳祚也批評占驗之書不根據理要，穿鑿傅會（[16]，頁783—784）。王錫闡對星占家以日月五星的失行之占驗表示“竊笑”，認為乃是“傅以征應，則殃慶禱異，唯曆師之所為矣”[9]。揭暄以影響國家對星占的禁令為己任，對古人因不知天行有常而妄為占驗有詳細批評（[17]，頁359）。梅文鼎畢生研究曆學的目的之一就是破除星占家不經之說（[4]，頁270）。他一列舉中國傳統軍國占主要占驗類型——恒星占、五星占、日占、月占的代表性占驗，以歐洲天文學為依據進行批判（[4]，頁265—273），由於深諳曆算，所以與上述諸人相比，其批判可謂全面且有針對性。揭暄就曾以自己的批判不如梅文鼎而自愧（[17]，頁359）。此外，熊明遇（1579—1649）、遊藝等人均有對星占的批評[5][6]。
以上諸人的批評，一般會使我們誤認為他們對中國傳統軍國占持總體否定態度，其實並非如此。他們中有些人不僅保留、改造了一些占法，甚至有著作傳世。這典型地表現在五星淩犯占、雲氣占、飛流彗孛等雜星占上。如熊明遇在《格致草》中認為對氣的占驗可以適用於一個小地區，強調了本地之氣在占候中的作用（[18]，頁113）。他認為這種氣是地氣上升造成，地氣吉凶則在幹數，而“實胚胎於人事也”（[18]，頁62）。熊明遇的學生遊藝承其師說，也承認天體無“變征”，但“各地之氣”卻可通過人心感應，形成一定大氣現象顯示災祥（[19]，頁203）。他著有“望氣”一節，專門講述帝王之氣等（[19]，頁214）。遊藝還在《天經或問前集·經星名位》中強調“恒星、隕星、鬥星、飛星，淩犯守恆者占祲禳，專以類占之”（[19]，頁192）。梅文鼎相信天則，對“長星”（即彗星），他就認為是災變（[20]，頁94）。在《學歷說》中他雖然批評軍國占非常嚴厲，但也指出以五星的太白○淩犯占候可以，認為失行則不可（[20]，頁106）。這實際是將中國傳統軍國占災原則轉換為占常——以正常天象占驗。薛鳳祚更是強調了雲氣占的重要性（[16]，頁783）。他在著作《曆學會通·中法占驗部》中收錄了大量雲氣占內容。該作也收錄了大量淩犯占內容。薛鳳祚將原來淩犯占中不可能出現的天象去除掉，保留實際天象中可以發生的部分：“緯星掩食淩犯，止能及黃道八度以內者。”（[16]，頁784）研究《曆學會通·中法占驗部》可以發現，薛鳳祚所選恒星的幅基本上都在黃緯八度以內。此外，他也表達了將占變原則轉變為占常的認識：“七政變異，皆歸之於天行，今算術既密，乃知絕無失行之事。其順逆遲留，掩食淩犯，一一皆數之當然。此無須仰觀，但一推算，皆可坐照於數千百年之前。”（[16]，頁783）
2 歐洲星占學的傳入及影響
明末清初星占學發展的另外一個重要方面便是歐洲星占學的傳入與傳播。崇禎二年改曆伊始，徐光啟在進呈崇禎皇帝的改曆奏疏中，提出了包含氣象占（Weather Forecasting）與星占醫學（Medical Astrology）的“度數旁通十事”，開啟了引進歐洲星占學的序幕（[21]，頁1564）。徐光啟在奏疏中只提及氣象占與星占醫學，與其天主教背景相關。同時代的歐洲儘管存在批評聲音，星占依舊是流行於大眾與精英階層的一門重要學問[22]。當時的星占學還有占驗個人命運的生辰占（Natal Astrology）、國家命運的時事占（Mundane Astrology）、選擇做事時間的選擇占（Electional Astrology）與根據當事人所提問題起盤占卜的卜卦星占術（Questions Astrology）。（注：其中，生辰占通過排定出生那一刻的星曜位置來推算個體一生榮枯，其本質與形式便類似於現代流行的大眾星座命盤查詢。）它們均以排有固定時刻日月五星等天體位置的天宮圖占驗。由於這些占術被認為違背對上帝的信仰，又經常涉及教皇死亡日期等預言，所以被教會禁止。而以天象輔助治療的是占醫學與預卜氣候的氣象占則會被教會允許。所以當面對對星占饒有興趣的中國人時，作為天主教教徒的徐光啟一方面遵從教會的訓諭，另一方面希望通過引進星占醫學與氣象占滿足中國人對星占的需求。這也是耶穌會士的基本態度[7][8]。
儘管徐光啟在奏疏中表達了引進歐洲星占的想法，但在他主持改曆期間，我們只能在鄧玉函成書於1629—1630年間的《測天約說》中看到一處關於宮位制中“十二舍”（即後天十二宮）的簡單介紹文字，以及天宮圖、十二圈劃分圖（[21]，頁1151）。直到他去世，李天經掌管西局之後，這一想法才開始逐漸被真正落實。
先是，崇禎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李天經重申徐光啟“度數旁通十事”。與徐光啟相比，李天經奏疏中與氣象占有關的第一條有明顯變化（[21]，頁1641—1642）。李天經未在奏疏中提及律例禁止妄談災祥。而且“預知”範圍明顯擴大，“水旱”之外，加入“蟲蝗、疾癘、兵戎”三者。在此之後，李天經及傳教士根據上書奏疏中與氣象占有關的“度數旁通”第一條，翻譯了《渾天儀說》。此書乃湯若望所撰，是對西式渾天儀用法的介紹。李天經在崇禎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的奏疏中稱此“渾儀考”可作為考求七政性情的基礎，至於具體占法則需另加推求（[21]，頁1666）。閱讀《渾天儀說》就會發現他所言不虛，《渾天儀說》雖引進了少量歐洲星占學內容，但只停留在基礎知識階段，並未介紹具體占法②。不過，從時間上來看，《渾天儀說》可以說是目前所見傳教士最早較有系統介紹歐洲星占的著作。
之後，崇禎十年閏四月，李天經、湯若望等奉旨造成“星球”（天球儀）一座，並摘錄《渾天儀說》中與“星球”用法相關的內容彙集成《星球用法》（《星球用法》），進呈崇禎皇帝。此儀器的作用便與星占有關（[21]，頁1682）。不過，《渾天儀說》與《星球用法》主要內容並非是占。湯若望等人介紹法國星占的專著，是之後編譯的《天文實用》。前述“星球”進呈之後，崇禎皇帝對其上南天區所增“小鳥”等星官“有無占驗”發生興趣，下旨“著靈台官去問”（[21]，頁1685）。李天經等人即於崇禎十年（1637）十月二十五日上奏疏稱將與羅雅谷、湯若望纂成《天文實用》一書，次第進覽。此書編譯直到順治元年（1644）才完成首卷，且目前僅見一卷，主要是對星占基本概念的介紹。據研究，這些內容取自托勒密《四門經》中的部分星占術內容，可能改編自16、17世紀托勒密著作的評注本。其中部分內容與阿拉伯天文學家al-Qabisī（？—967）的《占星術導論》（Liber Introductorius, Venice, 1485）中的De Aspectibus Planetarum有關③。值得指出的是，《天文實用》中有一幅天宮圖，形狀與穆尼閣、薛鳳祚《天步真原·人命部》（守山閣本）、南懷仁欽天監題本的天宮圖樣式（[3]，頁114）相同，均為方格三角形圖（圖1）。這也說明明末清初傳入中國的歐洲天宮圖樣式，應該只有上述一種[23]。
圖1 《天文實用》天宮圖（左）、守山閣本《天步真原·人命部》天宮圖（中）、南懷仁欽天監題本天宮圖（右）
進入清代之後，湯若望進一步希望用《天文實用》代替與改造傳統曆注，但阻力重重，未及施行便身陷囹圄。康熙八年，南懷仁終於引入歐洲氣象占與星占醫學的內容進行占驗，但曆注問題依然未解決（[3]，頁93—120）。南懷仁的引進，可以算作《天文實用》的後續。但目前所見他關於歐洲星占的工作主要是欽天監題本，是對不同年份的實際預測應用，而不是專門星占著作。
從目前來看，由官方管道傳入的《渾天儀說》星占內容、南懷仁題本並未產生多大影響。而儘管《天文實用》在刊行之後就被清初知識人關注，但他們均是簡單提及，對其中概念未能應用與發展④。真正在清初即被應用與發展的歐洲星占學著作是由薛鳳祚與波蘭籍耶穌會士穆尼閣（Nikolaus Smogulecki, 1611—1656）於1652—1653年合作編譯的《天步真原》星占部分。
薛鳳祚早年即對星占感興趣。他曾學習星命術，但對占法的粗略非常不滿，因而轉向明初所譯伊斯蘭星占著作《天文秘書》尋求更為詳備的占法。研究之後，他覺得《天文書》較為詳備，但開始被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困擾——關於《天文書》中後天十二宮劃分方式的宮位元制問題。為了尋求解決方法，也為了得到更多占法，當薛鳳祚來到南京追隨穆尼閣學習時，他們便合作翻譯了《天步真原》中的歐洲星占內容[24][25]。《天步真原》星占內容有《經星部》《緯星性情部》《世界部》《人命部》《選擇部》五種。《經星部》介紹了黃道附近恒星的名稱、性情等。《緯星性情部》論述基本概念。《世界部》屬於時事占，《人命部》是生辰星占學，《選擇部》是選擇法。這幾部分中，《世界部·回回曆論吉凶樹》和《選擇部》“附回回曆述”“附回回曆論物價貴賤”兩節收錄自《天文書》，《經星部》刪減自《西洋新法曆書·恒星經緯表》，剩餘的基本上翻譯自義大利醫生和數學家卡爾達諾（Girolamo Cardano, 1501—1576）的《托勒密〈四門經〉評注》（In Cl. Ptolemaei Pelusiensis IIII de Astrorum Iudicijs）[26]。
與《天文實用》相比，《天步真原》對基本概念、占法、實例、宮位元制演算法等均有細緻介紹，是一部詳備全面、切實可行的星占學著作，所以譯出之後很快被應用到實踐中。如薛鳳祚大致於1675年編寫了《氣化遷流》。此著作據稱有80卷之多，現存八卷五冊。其中在《宇宙大戰》與《土木相會》中，薛鳳祚《人命部》宮位制發展了《天文書》中的大運與土木相會占法[24]。
圖2 《太陽及五星高行交行過節》書影
此外，《太陽及五星高行交行過節》更是薛鳳祚主要根據《天步真原》發展的占法。該作完成於康熙十四年（1675），是利用太陽之春分行、心行、高行，及五星之高行、交行過二十四節氣預測氣候變化的氣象占著作，包括“氣化遷流”卷之九、“氣化遷流”卷之十（圖2）。關於占法來源，薛鳳祚在序言中有所提及：“其法出西洋曆及回回曆，而新西法《天步真原》更詳備焉。”[27]根據薛鳳祚用語習慣，“西洋曆”或指與《崇禎曆書》有關的《天文實用》、《回回曆》指《天文書》。查此兩種著作，《天文實用》基本是概念介紹，涉及為數不多且極為零散的氣象占占內容，如“木至朔為進退，星紀為道，以致生北風”[28]。《天文書》氣象占主要集中在第二類第5門與第6門，占法較為詳備，但並未有與《太陽及五星高行交行過節》類似者。所以此處的“其法出西洋曆及回回曆”當指因為兩者中也有氣象占，所以《太陽及五星高行交行過節》作為氣象占而非具體占法上與“西洋曆”“回回曆”有關。如果我們考察《天步真原》，可以發現氣象占主要集中在《世界部》，內容較多。雖然其中並沒有直接利用太陽之春分行、心行、高行，及五星之高行、交行過二十四節氣預測氣候的占法，但有類似的以節氣預測天氣的論述：“論天氣，土星在舍，冬至天寒，夏至天溫。”（[16]，頁551）還提及用“最高”占天氣（[16]，頁585）。“最高”即與高行有關。可見，《太陽及五星高行交行過節》主要是薛鳳祚在《天步真原》基礎上發展而來。這也是他為何提及來源時稱“《天步真原》更詳備焉”。
除薛鳳祚外，清初發展《天步真原》的學者當還有梅文鼎。張永祚於《天象源委》中稱梅文鼎苦於薛鳳祚著作難讀，“摘其述七政性情者，特為之訂正”（[29]，頁588）。薛鳳祚述及七政性情的是《緯星性情部》，則梅文鼎可能曾有訂正《緯星性情部》的著作。張永祚還在《天象源委》中三次引用梅文鼎對《天步真原·選擇部》所譯選擇術的批註。在“修屋木植，宜日月相沖至相會，不宜相合至相沖，恐屋宇易壞。月要在金牛、雙女、天蠍，宜冬日”條下，張永祚引梅文鼎的解釋說：“此條與上弦以後不宜伐行木條，正可參看。”（[29]，頁723）這實際上是梅文鼎對《天步真原·選擇部》“修房木植”條（[16]，頁670）的注釋。又“用黃宣下弦”條所引“梅文鼎雲補之益之也”，“騙馬奪舍宜下弦”條所引“梅文鼎雲乘其虛，黃瓜田等欲其速生，則宜上弦可見矣”（[29]，頁723），分別是對《選擇部》“用黃宣下弦”與“騙馬驢禽獸，宜下弦”的注釋（[16]，頁670）。可見，梅文鼎當有關於《選擇部》的批註。
3 星命術、伊斯蘭星占學的合流、分離與新發展
星命術是具有希臘化天宮圖星占學淵源的生辰占系統。從《果老星宗》收錄的元末明初鄭希誠《鄭氏星案》約40個星盤可知，至少到元代，星命術已發展得相當成熟[2]。至明代中期，星命術更是進入總結階段，產生了陸位、萬民英等大家以及《文武星案》《星學大成》等大部頭著作。明末清初，星命術依舊被學者關注，如薛鳳祚曾在早年研究過《琴堂五星》（[16]，頁858）。不過，相較於此前，這一時期開始出現新的變化。
這種變化典型地表現在兩方面。首先是將日月五星排入星命術的天宮圖時，以《時憲曆》精確的日月五星位置計算結果代替早期歷歷的粗略計算。其次是《時憲曆》的頒佈改變了原來星命術中慣用的一些對應關係與術系。這些對應關係已經為高度本土化的星命術採納，改變之後便意味著星命術自身需要作出調整或回應。這兩點我們可以在薛鳳祚、梅文鼎的論述中窺得一斑。
湯若望、南懷仁在掌權欽天監之時，從實測結果與彰顯西法優越性的角度出發，在所頒佈的《時憲曆》中徑直刪除了紫氣，調整傳統籌前參後的順序為籌後參前（[3]，頁195—267）。由於高度本土化的星命術已經採用紫氣作為重要的占驗元素，且二十八宿的順序也固定化，並被賦予了一定的星占意涵，所以此類調整，必然影響到當時星命術的發展。薛鳳祚曾對此兩者作出回應，認為應該保留原來的方式不變：“紫氣西法所無，中法亦為閑星，其去留關係亦輕。但中法命理以為辛年元祿，不可少也。”“黃道變異，實測籌居參後，此正法也。中法原以七宿分屬七政，籌火參水，猶之星火箕水奎火壁水翼火軫水，非無義理者，今宜仍用古法。而參距籌移第二星。”（[16]，頁9）
梅氏《曆學答問》中記載關於星命術中宮宿對應問題的問答時，有人問：“曆法最難解者，未宮鬼金羊為主，今未宮全系並度而鬼反在午。室火豬十度在亥而餘皆入戌，不知天運何年西下，諸宿移而天盤動？”（[20]，頁94）梅文鼎先回答了宮宿對應問題，然後說：“每見推五星者，率用淩口曆，則於七政躔度疏遠。若依新法，則宮宿之遷改不等，二者已如枘鑿之不相入，又安望其術之能驗乎……或姑以古法分宮，而取今算之七政布之，則既不違其本術，亦不誤於想像。”（[20]，頁95）星命術一般使用“淩口曆”等簡單民曆將七政躔度排入天宮圖，而這種曆法並不準確。此外，在星命術中，子醜等宮本來與二十八宿有固定對應關係。但因《時憲曆》採用節氣分宮方式，同時考慮歲差因素，使得各宮所對二十八宿逐年改變。如將醜宮位置與冬至相對應，這樣醜宮所對二十八宿便因歲差年年不同。星命術原有宮宿固定對應關係就被打亂。梅文鼎首先指出當時星命術所面臨的這兩個重要問題，然後對星命學說提出自己的改進建議。他認為宮宿之法還是用“古法”，使宮宿有固定對應關係，七政排布則用新法，這樣可以更為準確。清末溫葆深在《西法星命叢說》中曾說“梅氏有黃赤互推求古盤法”（[30]，頁353）。“古盤”即指星命術中的天宮圖。梅文鼎或許曾發展過天宮圖的推求方法。這與上述宮宿問題或有關係。有意思的是，梅文鼎的說法的確可以在後來星命術書籍中得到回應，如《擬定五星精義》以《時憲曆》處理康熙甲午年的天文計算[31]，嘉慶年間《中西星義》也以《時憲曆》為基礎[32]。
明末清初最後一種星占類型是伊斯蘭星占學。伊斯蘭星占學在明初洪武年間翻譯，其唯一著作即《天文書》[33][34]。在明代早期，此著作似乎並未受到多少關注。明中後期開始，學者們逐漸對《天文書》產生興趣。如周述學曾在作于萬曆九年（1582）的星命術著作《神道大編象宗華天五星》中引用《天文書·說福德等箭》內容[35]。邢雲路在《古今律曆考》中提到《天文書》[36]。此外，據清末溫葆深載，萬曆年間星命術著作《星學正傳》對《天文書·說福德等箭》有所論及（[30]，頁348）。溫葆深還提及萬曆年間徐常吉《諸家要指》有對《天文書》的引述（[30]，頁346）。
從《神道大編象宗華天五星》與《星學明要》對《天文書》的引用不難看出，明末學者對《天文書》的關注和星命術關係密切。《天文書》是被收錄於星命術著作中作為補充。這無疑與伊斯蘭星占學和星命術有共同淵源與類似特徵有關。不過，清初這種情況開始發生變化。一方面，與星命術的聯繫開始被取代，《天文書》開始與歐洲星占學合流而成為西法星占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學者們也開始關注《天文書》本身，有關於《天文書》的著作、抄本、批註出現。
第一種情況由薛鳳祚《天步真原》完成。在翻譯《天步真原》之際，薛鳳祚因所譯選擇術內容較少，便將《天文書》部分內容收錄其中以作為補充。十幾年後，刊刻《曆學會通》之時，他又在《世界部》後附錄屬於《天文書》第二類相關章節的“回回曆論吉凶樹”以完善《世界部》的占法[24]。薛鳳祚的這一做法影響了後來很多星占學家，清代中後期張永祚、倪榮桂等均可見對《天文書》的收錄。
第二種情況在薛鳳祚著作中也可看到。薛鳳祚《氣化遷流》所存八卷著作中，有六卷與《天文書》有關。其中《土木相會》兩卷、《宇宙大戰》兩卷是直接對《天文書》占法的發展。《宇宙大戰》還有“雜星吉凶”“回回曆雜星行年”兩節，來自《天文書·說雜星性情》[24]。另外兩卷——《太陽及五星高行交行過節》也與《天文書》有關[27]。不過正如前述，與《宇宙大戰》《土木相會》不同，這部分內容主要來自《天步真原》。除薛鳳祚外，清初有關《天文書》的著作還有梅文鼎的《西域天文書補注》《三十雜星考》。《三十雜星考》今可見到，是對《天文書·說雜星性情》中三十顆恒星的數理考證。《西域天文書補注》至今尚未見傳本留存。不過據《曆癡曆算書記》載，梅文鼎在介紹《天文書》時將其與術數之流區別開來，認為《天文書》所說“然非一定之理，間有不驗之葉，不可因其不驗，遂廢此書也”，“儒有道者說時話，‘非術數家所能及也’”（[20]，第795冊，頁969）。考慮到前述梅文鼎對薛鳳祚《天步真原·選擇部》的注釋，以及溫葆深的說法，可以推測梅氏此書或許正是關於《天文書》星占內容的補注。
清初對《天文書》的關注還可從當時抄本、批註中窺得一斑。筆者曾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李儼藏書中發現一份《天文書》抄本，並有少量批註。此抄本於最後題有“康熙甲寅中秋節日奉敕題箋”等字樣，落款為王原祁（圖3，左）。雖然不能完全確定批註時間是清初，但至少可知康熙皇帝曾敕命大臣抄寫《天文書》，由此可見《天文書》在當時影響。此外，在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有一份《天文書》抄本。此抄本的具體時代目前還難以斷定，但其中批註內容有一部分可以肯定是清初。如在《天文書·說雜星性情》批註中就有“自洪武初年戊申至今康熙十一年壬子，共三百〇五年”（圖3，右）。
圖3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李儼書《天文書》抄本（左、中）、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天文書》抄本（右）
4 結論
以上，我們系統論述了古代天文學的重要面向——星占學在明末清初的發展情況。從中可知，伴隨著第一次“西學東漸”，當時的星占學呈現出了非常複雜的狀態。一方面，中國傳統軍國占受到多方面批評，在占法與觀念層面均發生了重要改變。不少學者在依舊保留中國傳統軍國占的同時，開始了對軍國占的革新。另一方面，歐洲星占學通過民間與官方兩種管道傳入，在清初即被學者注意，並有相應著作發展其中占法。最後，星命術與伊斯蘭星占學出現短暫合流之後，在清初由於歐洲天文學的傳播而分道揚鑣，並各自產生新的發展。
上述討論為我們理解明末清初天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新視角。以清政府正式採用《西洋新法曆書》為官方曆法為標誌，中國學者對天體運行的理解、天文學計算方法相對以前發生了徹底改變。歐洲幾何學與三角學取代了傳統算數計算方法，天體結構變得重要起來。席文甚至稱之為“天文學中的一場概念的革命”[37]。但是，席文的討論僅僅限於數理天文學。星占學不僅是當時天文學重要的組成部分，為當時著名天文學家如薛鳳祚、梅文鼎所關注；而且與數理天文學的“革命”性變化類似，星占學也經歷了“革命”性的變化——延續兩千多年的中國傳統軍國占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與變革；經歷了近七百年，發展出高度本土化形態的星命術在宮館、紫氣等基本問題層面受到新的挑戰，出現新的危機；伊斯蘭星占學與星命術相互結合的舊傳統被打破，伊斯蘭與歐洲星占學合流而在中國均被重視。如果我們將視角從明末清初擴大到清中期乾隆年間，就會發現上述“革命”在乾隆年間均有相關回應。因此，如果我們要獲得明末清初天文學“革命”的全面理解，星占學變革無疑是不容忽視的一環。這一環，因其所具有的強烈文化特徵而更緊密地牽涉社會與政治，或許會為我們理解這場天文學“革命”所帶來的影響提供更多的認識與思考，值得我們深入追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