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星術與天文學之際——《史記·天官書》探析
唐群 咸陽師範學院歷史文化學院
日、月、星辰等自然現象本屬於天文學的範疇。但在我國,從一開始它就與占星術、陰陽、八卦、五行等宗教神學聯繫在一起,天文學知識為神學所用。反過來,占星術等神學活動又與陰陽五行等儒家傳統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動著天文學的發展。我國古代的“天文學”同時又是占星家等宗教巫師就是這個道理。科學的天文學是在與反科學的宗教巫術的激烈鬥爭中發展的。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卷4中寫道:“希臘的天文學家是隱士、哲人和熱愛真理的人,他們和本地的祭司一般沒有固定的關係。中國的天文學家則不然,他們和至尊的天子有著密切的關係,他們是政府官員之一,是依照禮儀供養在宮廷之內的。”①19世紀維也納一位學者弗蘭茨·屈納特說:“許多歐洲人和中國人看做是野蠻人的另一個原因,大概是在於中國人竟敢把他們的天文學家——這在我們有高度教養的西方人的眼中是種種最沒有用的小人——放在部長和國務卿一級的職位上。這該是多麼可怕的野蠻人啊!”正是“可怕的野蠻人”在世界上最早記載了日食、建立了最早的二十八星宿圖、觀察了最早的哈雷彗星、創建了世界最早的陰陽合曆《夏小正》等,這些都對中華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形成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受過現代教育的人都公認專制制度是阻礙中國科學發展的原因之一,為何中國古代的統治者卻對天文學家有獨鐘?
一、《史記·天官書》:“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提出了根據天象變化歸納社會變化規律,所以《天官書》也就是占星書
遠古時,人們最初對天體的認識,從日、月、五大行星、北斗七星、二十八星宿等行星、恒星到變星、新星、彗星、流星、隕石、日食、月食等異常天象,無不帶有一種原始的神學色彩,神化和崇拜天體的現象極為普遍,並由此衍生許多關於天體的神話與傳說。
古代先民很早就發現了太陽黑子現象,但最早見於文字記載的是《漢書·五行志》:“河平元年(西元前28年)三月乙未,日出黃,有黑氣,大如錢,居日中央。”①正因為古人發現太陽中有黑斑,因而產生了太陽的母親羲和經常給兒子洗澡的傳說,並編出了日中有烏的神話,把三足鳥視為“日精”。
早期月亮的圖形是一輪圓、內畫一隻蟾蜍,這是古人對月亮上有陰影所作出的解釋。蟾蜍自然也就成了“月精”。以後又衍生出嫦娥奔月、玉兔搗藥、月中有桂、吳剛伐桂等神話傳說。
對變幻多端的自然現象的無知,是古人造出神靈的重要認識根源。在原始人群看來,天體的一切變化,如日月的經天、星辰的出沒、風雨的來臨、雷電的襲擊,是變幻莫測、不可捉摸也無法控制的現象。同時,天體氣候的變化對人們的生活及生存有著極大的影響。它有時給人們帶來溫暖光明和意想不到的豐收,有時也給人們帶來黑暗、寒冷、酷熱、恐怖和不可預測的災難。
因此,原始人群才把天體星辰當做一種威力無比的有意志、有目的、人格化的神秘力量,對它產生敬畏、感激、依賴等宗教情緒。民族的盛衰、年成的豐歉、個人的吉凶,無不來自“天”的意志;日、月和恒星有規律的出現被認為是“天”所安排的秩序,而一些異常的天象,如日食、月食、彗星、流星、新星和變星等則認為是“天”的震怒;五大行星複雜的運動曾使古人迷惑不解,認為是“天”的意志……把天體變化多端的自然現象與人類自身的吉、凶、福、禍聯繫起來,這就產生了占星術。
我國大約在商代以前占星術就已經萌芽了。由於統治階級的提倡,占星術得到迅速發展。到了周代,占星術不僅被統治者所把持,設“保章”一職,而且開始為統治者服務。春秋時期,占星術更為甚行,從《左傳》和《國語》的記載,可以看出占星術在當時的興盛景象。到了漢代,將占星術作為國家歷史的組成部分載入史冊。在中國歷史上,《史記·天官書》則是第一次把在人間的空間等級劃分投影於天,天上的星座秩序最早就出現於《天官書》,天上的每一個星座都是天的官員或官廳,天作為整體象徵著國家規模的官僚體制。如《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余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②中宮又名紫宮是人間皇帝之宮在天的投影,以天帝為中心,三公、正妃及後宮、匡衛藩臣圍繞。③“鬥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北斗七星是大帝的車子,在天上中央運轉,以君臨控制四方。《天官書》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為十有二州。”③以中原或中國為中心,邊遠民族為四夷,也就是從地理位置上以皇宮作為首都的中心,首都是中國的中心,中國又是天下的中心,最後實質上皇帝就是人間的中心也是空間位置的中心。再如“三能(星名)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旬句(星)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禮、德、義、殺、刑盡失,而填星乃為之動搖”。太白星“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戮”。“兩軍相當,日暈;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日暈:環繞太陽周圍出現的氣色光氣。)”①
從以上幾段引文中,得到這樣的結論:《史記·天官書》就是占星書。科學史專家曾據統計在全部309條占文中,關於用兵的124條,關於年成豐歉的49條,關於皇族和大臣行為的26條,這三項199條占總數的2/3。天上人間同一結構,相互感應,司馬遷的抱負是:“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通過《天官書》他提出了根據天象變化歸納社會變化規律,他認為:“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②。的確如此,其後歷代正史都把《天官書》作為典範,把天文列入史書的專篇。漢代以後,隨著天文學的發展、佛教的興盛,占星術逐漸退出了政治舞臺。
二、《史記·天官書》:“星氣之書,多譏雜祥”,明確指出在當時天文與占星是緊密結合的
由宗教信仰而產生的占星術並不屬於天文學的範疇,然而它卻對我國古代天文學的發展有過一定影響;占星本身是迷信,但對占星所示卦象的解釋往往摻進一些哲學見解。而占星定吉凶,又往往借助於天體星辰變化的客觀現象來編造,因而涉及天文學領域。
產生並促進我國古代天文學發展的因素,首先是由於農業生產和社會生活的實際需要。其次,作為我國古代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項,諸如祭神、祀祖、安排宗教節日以及占星術等的需要與天文學的發展也有直接的聯繫。
我國是世界上農牧業發展最早的國家之一,因而也是天文學發展最早的國家之一。農業生產和天時季節有著密切的聯繫。農業生產需要及時耕種,需要預知季節的來臨,需要專門從事天象的觀察觀測工作,因此說,中國古代天文學隨著原始農業的出現進入了萌芽狀態。到了殷商時期,從出土的青銅器和甲骨文的記載看,天文學已經發展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了。《左傳·襄公九年》載:“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③陶唐氏即傳說中的帝堯,說明約在四千多年前就已設“火正”一職,專門觀測“大火”。另據《史記·曆書》記載:“黃帝考定星曆”同書《索隱》引《系本》及《律曆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造甲子,容成作算數,皆成綜此六術而著調曆也。”④這是說,在我國古代歷史傳說中的黃帝時代,就已有專門測定日影的人員,並在測量的基礎上編制出了當時世界上比較先進的曆法。
祭神祀祖是我國古來傳統的習慣,而宗教在古代人的生活中佔有重要位置。我國古代有些宗教節日必須按照天象來決定,因而御用天文學家必須隨時觀察天象,以修正曆法,安排宗教節日。然而我國古代的天文學家往往是由巫、祝、史、蔔等宗教和記述歷史的人兼任,許多天文學家同時又是占星家或巫師,傳說時代的重、黎和殷商時著名的天文學家巫鹹,一直到春秋時代的裨灶、梓慎等,實際上都是大巫。直到秦漢時期,當時的太史仍然從事掌知天文、歷歷、蔔筮、祈祝等事項,這就給古代天文學打上了星占的烙印。《史記·天官書》中說“星氣之書,多譏雜祥”①,明確指出在當時天文與占星是緊密結合的。而《史記》作者司馬遷稱自己的天文觀測活動是“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在中國古代,大量豐富的天象紀事正是通過占星等宗教迷信活動的形式被記錄和保存下來的,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如殷墟出土的甲骨片是專門用作占卜的。殷墟出土的卜辭表明,當時依靠甲骨疑惑的範圍是極廣泛的,包括祭祀、戰爭、飲食、宴會、農業收成、田獵、行旅、災禍、福佑、奴隸逃亡等等,無所不蔔。從中可以看出,無論是年成的好壞還是國家的故事,都要向“天”蔔問,認為人世間的一切都是由它安排的。卜辭中豐富的天象觀測記錄和與農業相關的曆法紀事也是用來占卜人間吉凶的。雖然占星家們對天象的解釋帶有明顯的唯心主義迷信色彩,但天象紀事大多是根據實際觀測的情況客觀記述的。如卜辭以干支記日,以朔望記月,以太陽回歸記年等,說明殷代的曆法是一種陰陽合曆,是以觀測太陽和月亮的運動作為制曆依據的。此外,從卜辭中看,殷人對每天各個不同的時刻也有專門的稱呼,如“旦”——清晨,“夕”——晚上,“明”——黎明,“中日”——中午,“昃日”——下午,“昏”——黃昏等。可見那時不但有了記日法,還有粗略的記時法。甲骨文中還有不少日食、月食的記錄,並出現了恒星的名稱,如“火”、“鳥”、“鶉”等。
再如1973年出土于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中的帛書《五星占》(約有於西元前170年),雖以占書的形式出現,其中摻雜有許多災祥迷信的星占內容,但從古文中有關的天文紀事看,反映出我國漢代天文學已達到極高的水準。可以說,《五星占》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天文書,在天文史的研究上具有特別重要的價值。中國最早的專門記述天文現象的書籍是戰國時期齊人甘德寫的《天文星占》八卷和魏人石申寫的《天文》八卷,可惜早已失傳。現存的《甘石星經》系宋代人輯錄,遠非本來面目,沒有行星的內容,恒星也僅有中官和東、北兩官,而《五星占》保存了甘氏和石氏天文書的一部分,並列有從秦始皇元年(西元前246年)到漢文帝元年(西元前177年)70年間對五大行星的測量,詳細描述了木星、金星、土星在一個會合週期內的動態,其測量與推算的準確程度,令人驚歎不已。如《五星占》測量的金星的會合週期為584.4日,比現今測值584.4日只小0.48日;土星繞太陽一周的恒星週期為30年,比現今測值29.46年只大0.54年。而同出於馬王堆3號墓的《天文氣象雜占》帛書是一種以星、彗、雲、氣等占驗吉凶的占書。其中有二十八幅彗星圖。每幅上面以墨朱二色畫成彗星圖,下面是名稱、解釋及占文。從圖上看,彗星都分彗頭、彗尾兩部分。彗頭畫成一個圓圈或圓形的點。彗尾有狹有寬、有長有短,反映出彗星形態的彗、字、長,是一部極為珍貴的圖文並茂的古代彗星文獻。
馬王堆漢墓帛書中的彗星圖現藏湖南省博物館
占星家不僅要觀察日月星辰的運行,還要計算它們的運行週期,為制訂曆法及確定宗教節日等提供依據。古代多數占星家既是天文學家又精於算學。占星術在《漢書·藝術志》裡被歸入“數術”,就有這方面的因素。我國歷史傳說中的黃帝、伏羲、隸首等人不僅通曉天文,而且精通算學。據《史記》載,黃帝使“隸首作算數”;相傳《九章算術》就是隸首所作的算數,又叫做九數,它含有246個應用問題及其解法。約作于戰國前後的《周髀算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天文學算學著作,也可以說是我國最古的天文演算法的書。
以上這些豐富、準確的天文紀事和有關天文學成果的著述,是占星家和天文學家辛勤觀測的結果。由於統治者的重視和扶持,占星術迅速發展,不再限於簡單地以流星、彗星、新星等異常天象來判斷人世間的吉凶,而逐步發展成一套複雜的占術體系。
天文學不同於其他自然科學,它是一門觀測科學。作為天文學研究物件的天體,只能依靠觀測的方法,而不像其他自然科學,可在實驗室裡進行分析研究。占星家們對天象的觀測、記錄不僅推動著我國古代天文學的發展,而且為我們瞭解中國古代天文學的發展進程提供了豐富的較為可靠的資料。漢代以後,隨著社會的進步,科學的發展,天文現象越來越多地為人們所認識,再加上佛教的興盛,占星術逐漸退出政治舞臺,後來演變成為一種民間巫術和江湖騙術。
三、《史記·天官書》:“鬥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系於鬥。”第一次出現了以國家機構和官員命名的星官體系,以後在此基礎上完善發展形成了獨立的中國星座體系
對於中國人來說,北斗七星是幾乎人人認識。它分佈在紫微右垣的外面,因其形狀似殷周時盛酒的勺而得名。它的原本寫法作“枓”,由勺和一條長長的勺把組成,用木頭或銅製成。勺又稱為“魁”,勺把又稱為“斗柄”。它分佈在北極圈週邊,不停地圍繞北極旋轉,由於靠近北極,它的位置大部分都處於地平線以上,僅在下中天附近才落入地平線以下不見。
北斗七星,是北極附近最明亮的星座,在七顆星中,除勺、把相接處的一顆星(天權)稍暗為3等星外,其餘均為2等星。所以看上去光彩奪目,十分顯要。北斗星在希臘星座中對應為大熊座,魁四星為熊的身軀,斗柄為熊的尾巴。
北斗七星在中國人心目中十分重要,有著特殊的地位,其中每一個星都有它的專名,自鬥口至鬥尾依次為:天樞、天璿、天璣、天權、玉衡、開陽和搖光。在開陽星旁邊不遠處,還有一顆被稱作“輔星”的4等星。古代大氣透明度好,通常觀看4等星沒有困難,但由於它緊鄰開陽星,視力不好的人分辨起來就有一定的困難。阿拉伯人稱這顆星為“乘車者”,並用其作為判斷士兵視力是否正常把標準。即使在現今城市燈光的影響下,視力好的人也能夠判斷出輔星的位置。
北斗星之著名,不僅是北極附近最明亮的星座,更重要的是上古定季節的三大辰之一,相傳作于戰國時代的《鶡冠子·環流》載:“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可見戰國時,人們就已利用北斗星指向東南西北,以確定春夏秋冬。所以北斗又稱為北辰。辰為定季節的標誌,北辰即北方定季節的標誌,另外兩個大辰為大火星和參星。
《史記·天官書》總結說:“鬥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系於鬥。”①言天帝坐在由北斗組成的馬車上巡行四方,行一周就是一年,並由此區分出一年中的陰陽兩個半年,分判出四季和五個時節,節氣和太陽的行度也由此可以確定。《史記·天官書》中還說:“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意思是說,北斗的斗柄連著東南方向的角宿(室女座),玉衡星對著東北方向的鬥宿(人馬座),而鬥口正朝著西南方向的參宿(獵戶座)。角宿、鬥宿和參宿是我國傳統星象二十八宿中最重要的三宿,它們彼此的赤經距離大致相等,而北斗正處於這三個重要星宿之間的中心位置,因而被當做參考座標使用。由此可知,人們利用觀測北斗星的方位,對於確定農曆時法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便是為什麼古人那麼重視北斗星的原因。
山東嘉祥武梁祠東漢石刻畫像中有一幅帝王乘車巡狩圖,以北斗七星作為車子的框架,意表《史記·天官書》所說:鬥為帝車,運於中央
在山東武梁祠石刻壁畫中,載有一幅“鬥為帝車”圖,在圖的中央刻有北斗七星的星象,開陽星旁,並附有一顆小星。星旁有一個長著翅膀的仙人,他顯然是輔星的象徵。有一個帝王模樣的人,端坐在鬥魁之中。其周圍有若干乘著雲氣的仙人,在向天帝朝拜。其右方刻有一輛馬車,顯然是“鬥為帝車”的象徵。把北斗七星看做車子的民族很多。古巴比倫人把北斗看做貨車,古埃及人看做是伊西斯女神之車,英國人看做是亞瑟王之車。阿拉伯人稱北斗為車星,鬥盆四星是四個車輪,斗柄三星是三匹馬或三頭牛,開陽旁的輔星則是趕車夫。
住在北半球的人們,對於北斗也感到格外親切與崇敬,給它取了各種各樣的名稱,還流傳著許多優美的神話。我國東北邊境的鄂倫春人,稱北斗為奧倫,意思是倉庫,斗柄三星就是爬上這倉庫的梯子。我國西北地方的吉爾吉斯人則稱北斗星為家中的銀栓,北斗柄三星是拴在銀栓上的三匹馬,後面鬥盆四星是四隻狼,永遠繞著圈子追趕著飛奔的駿馬。這個民間傳說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北斗七星周而復始的旋轉。
在先秦文獻中,我們只能見到以民族和各國命名的二十八宿星名和不成系統的少數大星名稱。至《史記·天官書》才第一次出現了以國家機構和官員命名的星官體系,以後在此基礎上不斷完善發展,形成了獨立的中國星座體系。很顯然,武梁祠這幅“鬥為帝車”圖,是司馬遷星官思想的典型反映。在這個星官系統中,天帝是最高統帥。紫微垣就是天帝的家,它相當於帝宮的紫禁城。宮中除天帝及其家屬外,還有為其服務的臣僕。太微垣是其最高行政機構,天市垣則是國家市場。按照這個星官體系,北斗就不再是盛酒的勺,而是天帝乘坐的一輛馬車。它除了載著天帝巡行四方外,還有指示判斷時節的功用。至於那顆象徵飛翔仙人的輔星,《史記·天官書》《正義》引東漢末占星書《荊州占》曰:“輔星,丞相之象也。”《春秋緯》曰:“輔星近、明,則輔臣親、厚、強、小,則輔臣微弱、無道。”故這顆輔星雖然不很明亮,在古代星占家的眼裡,卻是用以判斷皇帝的輔臣是賢良或是微弱無道的標準:輔星接近開陽星而且明亮時,為輔臣賢良;當輔星遠離開陽星並且微小時,則為輔臣微弱、無道,政治不夠清明。這是提示帝王需要更換大臣、改革政治之時。按照星占家的意見,這顆輔星有近、明、疏、小的變化,那它與開陽之間,真能發生這種變化嗎?根據近現代觀測研究,開陽和輔星的確是一對相互之間有物理聯繫的雙星,它首先是義大利天文學家裡奇奧利於1650年發現的,兩顆星的距離為14"。後來進一步觀測發現,開陽和輔星本身也都是一對分光雙星。故開陽和輔星是一組聚星系統,從而位置和光度均可發生變化。由此證明中國古代天文學家的目視觀測是十分精准準確的,早在望遠鏡和新的探測手段出現之前,就有許多重要發現。
我國自進入階級社會後,天命觀成為奴隸主階級的意識形態。奴隸主階級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宣稱他們的政權出於“天命”,鼓吹君權神授說,為其統治製造理論根據。因此,包括占星術在內的各種占卜巫術日趨興盛,天文知識被占星術等宗教祭祀活動所利用。中國古代帝王的宮廷裡大都供養著星占家,為國家和帝王的命運占卜和預測凶吉,指導國家的方針和帝王的日常活動。由於統治階級的重視與扶持,我國的天文研究具有官方性質,這就使得中國古代天文事業的發展具備了其他國家和民族所不能具備的優越條件。即研究設備、人員、經費能得到保障,天文學的研究具備特有的持續發展的環境。尤其是宮廷星占家(天文官),為帝王預報正朔和為皇帝進行星占活動是他們的兩項重要任務,因而,他們對天象的觀測記錄一直是十分精細的,也是從不間斷的。所以,儘管我國古代改朝換代頻繁,但天文機構的人才及文獻資料始終得到保護,天文事業不斷有新的創造和發現。不但建立起自己獨特的天文體系,而且也對世界天文事業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尤其是天象記錄,不僅是世界上最為豐富可靠的,而且幾乎從未間斷。我國是西元16世紀以前天文現象最精確的觀測者和最豐富的保存者,這一點已得到世界公認。這些記錄不僅為人類提供了極少見的歷史資料,而且為現代天文學研究提供了無價的寶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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