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成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摘要：從星命和相術兩方面探討了蒙元統治者與被征服地域民俗信仰的關係。蒙古大汗和元朝皇帝，普遍採用一種“生辰占星術”為即位大典推算吉日，此外，元憲宗蒙哥和元世祖忽必烈也曾親自採用觀察“行步”和“目精”的相術來品評甄選人物。這些信仰形式，大都能在其時帝國疆域內的各種本地信仰中找到淵源。這些事實說明，蒙元統治者對帝國疆域內本地“小傳統”(通俗文化)的接納，是既深入又微妙的，與漢化相比，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涵化”或許更適合描述這一過程。
關鍵字：星命術 相術 民俗信仰 元朝皇帝
作者簡介：周思成，男，1984年生，中共中央編譯局馬列部編譯一處主任科員，北京大學歷史學系15級博士生，郵編100032。
對於13-14世紀的蒙古帝國統治者，特別是元朝皇帝同各種宗教文化及其他信仰形式的關係，學界的關注迄今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突厥-蒙古民族秉承自先民的薩滿巫術，另一方面則是他們在征服擴張過程中廣泛接觸甚至接納的，一般具有教會、信眾組織和成熟教義體系所謂“世界性宗教”，如基督教、伊斯蘭教和佛教，等等①。其實，在蒙古帝國的廣大疆域之內，介乎原始宗教和教會宗教之間，尚有多種形態的民俗信仰存在，它們表面上仿佛與蒙古統治階級或其宮廷生活無甚糾葛，若仔細檢視史料，卻可發現某些本土化的民俗信仰其實與之關係甚深——根據人的相貌推斷其禍福壽夭的相術，以及根據生辰推斷其大運流年的星命便是其中的兩種。包括元朝皇帝在內的蒙古統治者與這兩種民俗信仰的互動，此前很少有學者留意②。筆者擬在蒐集若干新史料基礎上對此問題略加考證，雖非數術學之專家，或能起到抛磚引玉的作用，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星命之術與元朝皇帝的即位儀
“有問皇帝之命，敢於應答者，雖邪僻應罰之罪，因星者亦不可窺探或妄言此事。”——古羅馬星占家Firmicus Maternus③
若欲瞭解星命在蒙元宮廷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意義，就必須先考察波斯文史料《史集》中關於蒙古大汗即位儀禮的一組有趣記載。拉施特在敘述蒙哥汗登基時(1251年)提到，正式即位典禮舉行前，先由“星占家們選出了一顆吉星”(波斯文：munajjim tālī -i masʿūd ikhtiyār karadand)，“恰好在星占家選作天象觀察的那個時刻，照耀世界的太陽，從烏雲後面露出來了”，於是“星占家們便容易地測定了(行星)在地平線上的高度”④。在伊利諸汗紀中，這位波斯史家還先後提到，回曆663年9月3日(1265年6月19日)，阿八哈就是按照著名天文學家納昔剌丁·徒昔擇定的吉日，“在室女星座照耀下”(bi tālī -i sunbulī)在彼剌罕地區察罕-納兀兒即位；阿八哈之子阿魯渾在回曆683年5月27日(1284年8月11日)即位時，據說也是“在人馬星座的吉照下”(bi tālī -i masʿūd-i burj-i qūs)⑤。對於另一些蒙古大汗，如元成宗鐵穆耳，拉施特則簡單地記載：“他在吉星高照下(bi mubārak va tālī -i saʿd)，順利地被扶上合罕之位。”⑥
這些多屬古代天學中黃道十二宮的所謂“吉星”，究竟意味著什麼呢？另外兩條記載或有助於我們解釋這一疑惑。《史集》還提到，阿魯渾之子合贊是於“回曆670年3月29日”(1271年11月4日)，“在‘天蠍星座的吉祥兆臨下’(bi tālī -i masʿūd-i burj-i aqrab)誕生的，並且在他誕生之時，“在場的許多高明的星占家編制出星占表，極為慎重地作出結論，發現他是在十分吉祥的星的照臨下誕生的。他們之中每個人念著禱說：‘我觀察你的吉星，見到你的封地有十萬人口！’”⑦。又據宏達米爾(Khwandamir)的《旅行者之友》，阿黑不哥之亂中，海都參與察合台後王阿魯忽作戰，向術赤後王別兒哥請求錢糧軍隊。別兒哥召所屬之星占家，令他觀測海都的本命星辰(natal star)以確定吉凶。星占家回奏說，天象顯示海都的本命星辰極有威勢，故他將擊敗一切敵人並統治長久，別兒哥遂決意在戰爭中協助海都⑧。這兩條史料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顯示，蒙元統治者作為即位及重大事件決策依據的星占，應該就是源自巴比倫，陸續傳入希臘羅馬、波斯和伊斯蘭世界的“生辰星占術”(horoscope astrology)。這種星占術大抵依據某人出生時刻的天象(涉及黃道十二宮、五大行星及日月的相對位置)排出天宮圖並預言其一生命運⑨，其中又有特別重視“命宮”(即在誕生之時黃道十二宮中恰好在東方升上地平線的那一宮，又稱上升星座)的一類講究。
在中古時期的中國，人們對這種生辰古術就有所瞭解。明人《星學大成》收錄的《西天星歷經》，據說源自唐代⑩，其中歌訣有雲：“人命生來秉星算，歷數幽玄妙難測。須識西天都例經，理義分明有條貫。但問生時日得宮，加向時辰須視東。天輪轉出地輪上，卯上分明是命宮。”(11)據此不難推斷：《史集》提到合贊誕生時出現的“天蠍星座”，應該就是他的“命宮”或“上升星座”，與《旅行者之友》記載的海都“本命星辰”，實是指同一事物；前引《史集》記載大汗即位儀式時常見的“在某宮照耀/照臨下”一類辭令中，照耀/兆臨(tālī)這個借自阿拉伯文的波斯文詞語原意，實是指星辰“上升”或“出現在地平線上”，故室女星座和人馬星座也極有可能分別指阿八哈和阿魯渾的“命宮”。
責成星占家為即位典禮擇定吉日，確保自己在“命宮”的吉兆下登基，蒙古大汗對此有時是頗為嚴肅和虔誠的，甚至情願付出相當大的代價。《史集》記載，回曆690年7月24日(1291年7月23日)，阿八哈汗之子乞合都取得哈敦、異密和諸王的推戴即位，次年7月12日(1292年6月29日)，他“第二次依照慣例登上王位，照例舉行了歡宴、宴飲和慶祝” (12)。據《瓦撒夫史》，乞合都後將正式即位禮延遲一年的原因，居然是“諸星者言天象不利，故改期于還自羅姆時行即位禮” (13)。重複舉行即位儀的結果是汗廷庫藏被賞賜一空，乞合都後來不得不仿效元朝發行紙幣，以緩解嚴重的財政危機。有不少跡象顯示，採用類似“生辰星占術”為即位擇吉的習俗，也在元朝得到了延續。大德十一年(1307年)正月，元成宗駕崩，後嗣未立，卜魯罕皇后欲援引安西王阿難答入繼大統。《元史》記載，“成宗崩，內旨索皇曆榜日”，時兼掌秘書監的西域人愛薛“厲色拒之” (14)。卜魯罕後索取皇曆榜文，應是因為自己臨朝聽政和阿難答即位遲早要名曰中作參(15)。據薛鈕夫《拂林忠獻王神道碑》，愛薛保管的“皇曆榜文”屬“非禦迎台出”(16)，很可能是記載太子、諸王生辰星命的高級機密文件。既然《旅行者之友》記載別兒哥可以遙知海都的星命，那麼蒙古宮廷中保存有這類圖籍也並不奇怪。元文宗至順三年(1332年)，文宗後與權臣燕鐵木兒謀立元順帝，但燕鐵木兒疑心順帝即位後將不利於己，於是“帝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帝不可立，立則天下亂，以故議未決。遷延者數月，國事皆決于燕鐵木兒，奏文宗後而行之” (17)。燕鐵木兒順便掌管天文曆法的太史院官發佈對順帝即位的吉凶預測，干預皇位繼承，恐怕也是在名義上利用了以星命推算皇帝即位和運祚的蒙元王朝傳統。
從上述分析可暫得出兩點結論：(1)蒙古大汗和元朝皇帝，普遍採用過一種“生辰占星術”為即位典禮推算吉日；(2)採用這種生辰占星術擇吉，或應講求當事人“命宮”中顯示的吉兆(18)。馬可波羅觀察到的、流行於元大都的占星術，須先得知蔔者誕生之年月日時，再將其人“誕生時之天象”與“其間卜時之天象，比較觀之，然後預言其所謀之成敗” (19)，應該就是這種占星術。它與北宋以來趨於發達的、依據人生年月日時“四柱”起干支八字推算祿命的命理學(子平學)不同，卻與中國古代使用星盤和安星法的“七政四餘”、太乙和紫微鬥數頗有些相似(20)。若帶著這兩點結論，重新審視一些史家早已十分熟悉的史料，還可發現某些新的解釋路徑：己醜年(1229年)秋，以數術聞名的耶律楚材為窩闊台汗擇定八月二十四日為即位日期，由於宗室諸王有持異議者，皇子拖雷示意耶律楚材“再擇日”，楚材則堅持“過此日皆不吉”，即位大典最終如期舉行(21)。張帆曾在《“本命日”一文中曾附帶指出，若從中國古代傳統擇日術來考慮，楚材擇日的主要依據可能是日期干支或少包括日期干支。不過，楚材既以星占術(“天之數”)知名，據傳“以甲乙之歲丙申丁金戌土庚水辛午壬計癸羅孛臨，曰天官五星法” (22)。從前文考證看，關係窩闊台帝運還祚的即位儀，或更可能是通過某種生辰占星術、從當事人生辰年月日時推算決定舉行日期的。此外，學者同樣耳熟能詳的“武仁授受”中的一則插曲：為調停武宗和仁宗爭位之局，答己太后“以兩太子星命付陰陽家推算，問所宜立。對曰：‘重光大荒落有災，旃蒙作噩長久。’‘重光’為武宗生年，‘旃蒙’為仁宗生年。太后頗惑其言，云云” (23)。無需贅述其中的政治鬥爭內幕，值得指出的是，我們解讀這條史料的通常方式是將歲星紀年還原為辛巳、乙酉兩個干支名稱，對應武宗和仁宗的生年。這種做法目前看來，然而，聯繫到武宗討論推算武宗和仁宗星命，可視作是為迫在眉睫的即位典禮及確定之後的帝王運祚作準備。自蒙哥汗以來至成宗，生辰辰占術在此類場合頻繁得到應用，此處生年干支的單獨出現，更可能是因為與八字命理學相比，帶有生辰占星術色彩的推命術更加重視生年太歲干支的緣故。
二、忽必烈的相人二術
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荀子·非相篇》。
對元世祖忽必烈的用人之道，史家歷來多有褒辭。當然，也有學者發現，在權衡任用人才的某些場合，忽必烈偶爾也讓相士側身其間，相士甚至或多或少影響到他自己的判斷。黃溍撰《答祿乃蠻氏先塋碑》言，中統元年(1260年)，別的因入朝，忽必烈“密敕相士從後們其勳，公不為動”，忽必烈呼為“壯士”，繼而他坦言其“大勳，非極貴之相”，忽必烈“愕然”，遂不加顯擢(24)。其實，有元一代的史籍中尚頗有材料表明，不僅忽必烈，甚至在他之前的蒙哥汗，就親自採用一種觀察“行步”的相術來品評選拔人物了。《元史·忙哥撒兒傳》記載，斷事官首領忙哥撒兒舉薦西夏人和斡于蒙哥，“帝召和斡，命之步，曰：‘是可任之才也。’和斡由是知名”。至元十六年(1279年)，淮東宣慰慰使也速台兒薦中書省儒吏王惲：
入對便殿，出牘於懷。上大奇之，召近臣知文墨者使進讀，而左右語無其人。王拜而言曰：“臣亦粗知文理。”乃誦其文，而釋以譯語，音吐明暢，辭旨精切。上悅，令縱橫行殿中，而默察之，知為偉器，諭宰臣俾與共政，遂以參議中書省事。(26)
注意到這一有趣現象的是清末學者屠寄。在《蒙兀兒史記》的《忙哥撒兒傳》和《也速台兒傳》相應的史料下方，他分別添加了小注，一曰“蒙兀人相法，忽必烈汗亦以是相人”，一曰“蒙哥汗相西夏人和斡亦如此” (26)。除屠寄明示的兩則史料外，關於這種頗為獨特的相步法的記載，其實還有數種。黃溍的《資德大夫陝西諸道行禦史台中丞董公神道碑》提到，至元十八年(1281年)前後，董士恭朝覲忽必烈，“至上前，命巡往行於庭中，見其氣宇凝粹，正色斂容，周旋中度，大奇之，自是出入禁闥無間” (27)。《元史·方技傳》記載，數術家田忠良初會忽必烈，“帝視其狀貌步趨，顧謂侍臣曰：‘是雖以陰陽家進，必將為國用。’”《康裡脫脫傳》則言其獻獵物於忽必烈，“世祖見其骨氣沉雄，步履莊重，歎曰：‘後日大用之才，已生於今。’即命入宿衛” (28)。有意思的是，藏文史料中似乎也存在類似記載——《漢藏史集》提到，薩迦派喇嘛八思巴應忽必烈邀請出席大都的一次宮宴，他觀察“伯顏朝見皇帝時的儀態、行步，啟奏時能言善對，知其有大功德，向皇帝說道：‘英傑中之英傑，正是此人。’皇帝知上師此言之意……命伯顏留在朝中” (29)。“行步”即藏文的“gro lugs(步態)”(30)，這“儀態”與“行步”、與“行步”，無非就是漢文史料中的“狀貌步趨”。
這種觀察行步姿態的相術，究竟是否如屠寄所言，是一種古代蒙古族的相法呢？據現有的史料難以得出結論。不過，“步相”確是中國傳統相術的一支，四庫館臣推斷出自宋代的相書《太清神鑒》專辟有“行部”，稱“貴人之行，如水而流下，身重而腳輕。小人之行，如火炎上，身輕而腳重。故行不欲昂首而躁，又不欲側身而折……周旋不失其節，進退各中其度者，至貴人也”，等等(31)。元代刻印的日用類書《事林廣記》所收“人倫論鑒”就有“行步”門，略言：“沉重者主榮貴，輕躁者主貧賤，移槐者聰明，跳躍者孤獨，行步不低昂者主富貴兩全。”(32)筆者更傾向于認為，或是漢地傳統中認為步態反映窮通禍福的民俗信仰，經由元朝皇帝身邊的數術家，傳入了蒙古宮廷，為某些皇帝所熟稔。
反過來論，元代究竟是否可見真正意義上的“蒙兀人相法”呢？其實也是有的。《元史》言，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以近臣舉薦，召劉哈剌八都魯于白海行宮，“世祖謂其目有火光，異之，遂留侍左右”。相似的還有成吉思汗誇讚蔑兀兒人孟速思“此兒目中有火，他日可大用”的記載(33)。類似說法，早見於《蒙古秘史》第62、114和149節。如額薛禪老人見到年少的成吉思汗，即稱讚他“眼明面光”，蒙古語作nidun-tur-iyän qaltu，其實就是“目中有火”之意。羅依果(Igor de Rachewiltz)在他譯注的《蒙古秘史》中認為，這種說法“描述一種顯示某人極其聰慧能幹的非凡目光，是蒙古族口頭文學中的習語” (34)。劉迎勝先生最先注意到《秘史》中這一說法與《孟速思傳》及《劉哈剌八都魯傳》記載的關係，指出“目中有火”是“實際存在的且廣為使用的蒙古諺語” (35)。
羅、劉兩位先生的觀點均是成立的。不過，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指出，民俗習語往往並非憑空創造，而是現實生活中某種社會活動的反映。“目中有火”之所以成為元時期以來蒙古族形容聰慧獨具之眼的習語，或許恰是因為其時通行一種注重從雙目或眼神推斷其人個性及能力的蒙習習俗。《元史·楊景行不花傳》記載，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播州土官楊氏子漢英隨母親朝覲忽必烈于上都大安閣，“帝呼至禦榻前，熟視其眸子，扶其頂者久之，乃諭宰臣曰：‘楊氏母子孤寡，萬里來庭，朕甚憫之。’遂命襲父職，錫金虎符，因賜名賽因不花” (36)。似乎于忽必烈素來就頗為留心此術。《元史·洪君祥傳》也言吉祥，“年十四，隨兄茶丘見世祖於上都，帝驚，命劉秉忠之，秉忠曰：‘是兒目視不凡，後必以功名顯，但當致力於學耳。’令選師儒誨之” (37)。“目視不凡”是否可看做“目中有火”？雖然中國傳統相術傳承中也存在“相目”的內容，甚至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如著名金人張行簡撰、元人薛延年注的《人倫大統賦》就強調“欲察神人，先觀眼目”，又稱：“目光為明曜，方秀聰明，積德久人。目無光采，短命。牛虎視者，貴。黑睛大而端定，有壽。目圓無角，作事錯拙，多後悔。”(38)清代的一部相學總論《相理衡真》也強調“凡人之相以頭為主，以眼為光，以鼻為權” (39)，等等，然而，在忽必烈宮廷中，劉秉忠這位“聰書記”更像是在嫺熟地借用漢地傳統相術的語套，說著蒙古大汗最容易聽懂的話。此外，在《元史》中，涉及忽必烈因為“偉其貌”或是“奇其貌”而招攬人才入值宿衛或是加以越次擢用的例子尚有不少(40)。不過，單純從這些記載中，無法看出忽必烈判斷的依據究竟是眸子或是行步，或究竟不過是碑傳作者的妙筆生花了。
三、結語：漢化還是涵化？
在前揭關於元朝皇帝“本命日”的研究中，張帆師談及學界對蒙元統治者漢化的研究稍有重“大傳統”(精英文化)而輕“小傳統”(通俗文化)的傾向，其實元朝皇帝對陰陽數術一類的迷信內容感興趣更早，接受程度更高，並存在“選擇性傾向”，值得深入研究。我們選取星命和相術這兩個切入點來探討蒙元征服者與被征服地域的民俗信仰間的關係，可以說是沿著這一方向作出的一點嘗試。
對於現代人類學家而言，“文化”或“習俗”只是一個範圍內觀察到的連續出現的現象(41)，而對於歷史學家而言，這些習俗出現的概率更是受到了千百年來種種必然和偶然的歷史-文化因素對歷史記錄的干預、扭曲與過濾，故本文所論兩點，實未敢據指為歷史的本象。然而，對現有史料的分析畢竟揭示出，蒙元統治者對帝國疆域內本地“小傳統”，既全面深入又錯綜微妙：元人朱思本在《星命考說》中描述了當時的數術家除了中，“列十二宮，定太陽順次，以入人生年時”，從太陽位推知命終之所在，又推而知限之所至的“星命”，內“以人之生年月日時，配以Ⅰ、Ⅰ、Ⅱ、Ⅲ，由始生之次序先後，推而知運之所值，五行生克，旺相死絕，而知吉凶禍福”的“三命”並行其道，且目睹了“挾斯數以游於通都大都”、“名動公卿者數人”的真實情形(42)。然而，不知是否因為大長生信仰的影響，蒙元統治者在即位這類重大事件上似乎總是對上一流的推命之術青睞有加。相似的，在金元以來的相學著述中，眼目作為面部“五官四瀆”之一，一直是較“行步”重要的主題，而這一大一兩個主題同時浮現也關於元代宮廷生活歷史記載中，看起來更像是歷史的巧合。“北方民族的天文星象學走著一條文化開放的道路，構成北方民族在文化上的開放性、容納性與空前的文化活力。”(43)蒙元統治者與這些屬於“小傳統”的文化因數的接觸，可能正是這樣一個雜糅了抗拒、接納、改造甚至創新的複雜過程，其最終結果也必然是非均衡且非對稱的。與其把這樣一個過程及其結果描述為“漢化”(sinicization)，我更願意借用文化人類學的“涵化”(acculturation)的概念。涵化是指不同文化集團在密切接觸過程中發生的文化特徵的相互借鑒和改變，這種改變是部分的，不妨礙這些文化集團保留各自的文化特質(44)。這一轉換絕非概念上的文字遊戲，而是希望指出，當研究物件(比如，異族統治階層)的某些行為模式發生了看似熟悉的改變時，我們不應過於倉促地將之單純歸因為“漢化”所代表的因素的推動。在這種情形下，與具有明顯指向意義的“漢化”相比，涵化似是更加客觀和富於啟發意義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