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玉敏¹ 朱浩浩² 石云里¹
(1. 中國科學技朮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安徽合肥 230026;2.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湖北武漢 430072)
摘要:自域外傳入的天宮圖星占學是中國古代星占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宮位制則是天宮圖星占學的基礎。本文系統考察了宮位制在不同曆史時期的傳播情況。研究發現,宮位制在中國主要經曆了兩期傳入與本土化過程。第一期至遲從唐代開始,直到明末結束,是整宮制一枝獨秀的時期。第二期發軔於明末清初歐洲星占學的傳入,一直到清末,是雷格蒙塔努斯宮位制傳播與整宮制繼續使用的時期。
關鍵詞:宮位制;整宮制;雷格蒙塔努斯宮位制;《天步真原·人命部》
星占學是以天象占驗人事的學問,是古代與天文學相關的重要知識領域。中國古代主要有兩種類型的星占學。一是土生土長的軍國占,此類星占學以異常天象為占驗媒介,以軍國大事等為占驗對象,如諸葛亮臨死前“長星”投軍營的著名事例。二是具有域外性質的星占學,此種星占學以日月五星等天體的正常運行為占驗媒介,以個人命運、國家命運、天氣等為占驗對象。由於此類星占學需要通過天宮圖進行占驗,所以又稱為天宮圖星占學。中國的天宮圖星占學是由域外傳入并本土化而來。其來源主要包括東漢至北宋隨佛教傳入的印度星占學,明初由馬哈麻等人翻譯的阿拉伯星占學,以及明末清初由耶穌會士介紹的歐洲星占學。
不管是印度生辰占,還是阿拉伯與歐洲星占學,均有一個共同的淵源,即古希臘天宮圖星占學。這種星占學的關鍵是天宮圖,也就是根據占驗時刻與地點計算搆建的圖形,其中要列出給定占卜時刻的日月五星位置、黃道十二宮與后天十二宮的分布等情況。黃道十二宮指白羊、金牛等宮,在天球上的位置基本固定。后天十二宮則包括命宮、財帛宮、兄弟宮、田宅宮、男女宮、奴仆宮、妻妾宮、疾厄宮、遷移宮、官祿宮、福德宮和相貌宮,需要根據一定的規則來進行推算和划分,這樣的規則就被稱為宮位制。西方星占宮位制經曆了由等分宮位制向不等分宮位制發展的過程。大約公元前2~3世紀出現的整宮制是最早的等分宮位系統,這種宮位制黃道十二宮與后天十二宮一一對應,簡單明了。而活躍於公元4世紀的古希臘星占家菲爾米克斯·馬提爾那斯在他的著作《數學》中又介紹了一種新的等分宮位制,即等宮制。與整宮制不同,等宮制雖將后天十二宮各宮均分為30°,但黃道十二宮與后天十二宮并非一一對應。后來,由於等分宮位制存在種種問題,星占家們開始嘗試利用象限划分星盤,以期更精確地划分后天十二宮,這樣便有了不等宮制的出現。最早出現的不等宮制是 Porphyry 宮位制,隨后還陸續出現了多種不等宮制。這些不等宮制都是后天十二宮各宮的數值不等,與黃道十二宮也不是一一對應。上述宮位制各有優劣,星占家們會根據實際情況選擇使用。事實上,西方星占史上一直都是多種宮位制并行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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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天宮圖是天宮圖星占學的關鍵,那么宮位制就是推算天宮圖的關鍵,是將天象同人或者事件的命運聯系起來的必要紐帶,所以宮位制在天宮圖星占學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星占史家已經對天宮圖星占學流傳中國的曆史進行了不少的研究,如森田龍遷、矢野道雄、江曉原、鈕衛星、李輝、宋神秘、張哲嘉等從不同角度對佛教星占學進行了討論,麥文彪則對唐文獻中重要的天宮圖星占學著作《聿斯經》的傳入及流變進行了詳細的探討,矢野道雄、陳鷹等人對明初傳入中國的阿拉伯星占學內容進行了系統的整理與研究,而黃一農、橋本敬造、鐘鳴旦、韓琦等人則對明末清初歐洲星占學的傳入及其影響展開了討論。不過,伴隨着印度、阿拉伯和歐洲星占學傳入中國的宮位制系統前后不一,上述這些研究對這一重要方面都還無暇顧及。筆者不敏,草就此文,希望能對這一遺憾小有所補。
在早期,天宮圖星占學主要是先后通過印度和中亞等途徑傳入中國的。其中印度星占學是最為重要的來源。印度星占學至遲在三國已經傳入,到了唐代,更出現了《宿曜經》、《七曜攘災訣》等重要星占文獻。其中《七曜攘災訣》是公元九世紀由入華印度婆羅門僧人金俱吒編撰的漢文星占學手冊,其中便有目前發現最早的宮位制介紹文字:
以所生時所在宮,充后卯時上宮,以則為本命宮。余十一宮可准知之。

(圖1 《七曜攘災訣》命盤)
即首先確定人出生時刻太陽在哪一宮,并將所生時辰加在此宮上,順數到卯,則為命宮,而剩下的財帛、兄弟、田宅等十一宮則依次對應余下的各黃道宮。這種安命宮的方式稱為“逢卯安命”,其中后天十二宮與黃道十二宮一一對應,屬於整宮制。
《七曜攘災訣》卷中還附有一個命盤(圖1),此命盤由內至外,依次是陰陽五行、日月五星、黃道十二宮、十二地支、二十八宿以及后天十二宮。其中,后天十二宮與黃道十二宮的分布一一對應,如命位卯對應“牛宮”(金牛宮),等等。可見,此命盤也是根據整宮制得來。
除《七曜攘災訣》外,唐代應當還出現了一部非常重要的天宮圖星占學著作——《聿斯經》。其原本早已散佚,目前只能從明代萬民英於嘉靖年間所撰《星學大成·西天聿斯經》一文中見其大概。《西天聿斯經》在介紹安命宮時說:
但問生時日宿宮,加向時辰回視東。天輪轉出地輪上,卯上分明是命宮。因之以配十二位,十二位中有高貴。
引文前兩句指判斷人出生時太陽在哪一宮后,將出生時辰加在此宮上,再順時針轉動天盤,直到太陽所在宮與地盤上卯宮重合為止。此時地盤中與天盤上出生時辰所在宮相對應的那一宮,就是命宮。如某人辰時出生,太陽在申宮,在天盤中將辰時加在申宮上,轉動天盤使辰宮與地盤卯宮重合,此時天盤申宮對應地盤未宮,則未宮即為命宮。確定命宮后,再“因之以配十二位”,后天十二宮的位置即可排定。不難看出,此處安命宮與排十二宮的方法,與《七曜攘災訣》基本相同,也是整宮制。
俄藏黑水城西夏文占卜文書 ИНВ. No. 5722《瑾算》一文中詳細記載了一個人的占卜信息,并附有生時命盤(圖2)。因文書交代此人於辰時出生,從命盤中可知當時太陽在卯宮,若將辰加在卯宮上,順數至卯,正好安命在寅宮,與命盤所列相符。可見,文書中沿襲了“逢卯安命”的法則,并且使用的也是整宮制。

(圖2 惇煌文書 ИНВ. No. 5722 所附生時命盤)
除佛教星占外,七政四余星命朮同樣以天宮圖為占驗基礎,故在占驗時也需依靠一定的宮位制。如集唐宋道教齋醮科儀之大成的《靈寶領教濟度金書》中介紹“五星論”時,就提到如何安命宮:
以官曆日視其本生日,太陽在何宿度系何宮,以本生時自其宮順數至卯,即命宮也。
不難看出,引文中介紹的安命宮方式與《七曜攘災訣》并無差異,可知此處所用的也是整宮制。
元末鄭希誠的《鄭氏星案》中收有 40 幅命盤圖(圖3),這些命盤均為十二邊形,與上述佛教星占書中的圓形命盤在外觀上雖有差異,但其分宮方式并無不同,其中黃道十二宮與后天十二宮也處於一一對應狀態,顯然屬於整宮制。《鄭氏星案》并未交代如何安命宮,但收錄該書的《張果星宗》(成書於明萬曆年間)對此卻有具體介紹:
以生時加在太陽宮順數遇卯即是命宮也。如太陽在子宮,酉時生人,以酉時加在子宮,順數到午遇卯即是命宮也。蓋日出在卯,故以卯為命宮。
由此可知,書中所用的應是“逢卯安命”的整宮制。
不過,明中后期的星命朮并非只是單純沿用“逢卯安命”的法則。如在《儒門崇理折衷堪輿完孝錄》中就主張不能只是“逢卯安命”:
星家以生時加太陽數至卯上安命宮者,固非也;以本日太陰到處即指其為身者,亦非也。蓋太陽本是左旋,每一時行一宮足,故冬至前后太陽出在辰時,則辰上起太陽順數至所用之時即是命宮。夏至前后太陽出在寅時,則從寅上起太陽順數至所用之時即是命。余時太陽出在卯,當時從卯時上起太陽順數至所用之時即是命宮。此安命之定式也。

(圖3 鄭氏星案)
即認為日出并非一直在卯,而是隨季節變化,故安命宮時應做出相應調整。如冬至前后日出在辰,所以應“逢辰安命”;而夏至前后日出在寅,所以應“逢寅安命”;其他時候日出在卯,故依舊“逢卯安命”。明中期萬民英所著《星學大成》中也有相同的討論,認為只有這樣“方足以體造化之妙”。盡管有這些調整,但兩部著作使用的仍然是整宮制。

(圖4 《天文書》中《當生流年小限星圖》)
1382 年,朱元璋下令翻譯了《天文書》一書,書中系統介紹了阿拉伯的天宮圖星占學。在該書提供的唯一一幅天宮圖(圖4)中,后天十二宮(最外層“當生第七位”、“當生第八位”等)與黃道十二宮(最里層“白羊戌”、“金牛酉”等)一一對應,這是整宮制的特徵。但據明末清初著名天文學家薛鳳祚稱,該書使用的實際上是不等宮制,而書中對命宮的文字討論的確具有不等宮制的特徵。但是,對於究竟使用的是何種宮位制,其推算方法如何,書中并未做明確的介紹,因此薛鳳祚對此也就長期不得其解。從很大程度上來說,《天文書》在明末之前很少受到研究和應用,這部分關鍵內容的缺失可能是重要的原因。而少數關注《天文書》的學者也只能不顧書中的實際情況,而直接使用此前已經傳入中國的安命宮法。如周述學在使用《天文書》“說福德等箭”的方法時,所使用的依然是整宮制:
定命例:法以太陽加本身時順數至卯上,曰安命宮。假如本生時在午,太陽在戌,以戌加午時順行至卯上遇未,即以未為安命宮,他仿此。
崇禎改曆期間,德國耶穌會士湯若望完成《渾天儀說》一書。在論及渾天儀在星占上的應用時,書中對歐洲天宮圖星占做了較多的介紹,并且專門論及用渾天儀進行后天十二宮分宮的方法:
第此中緊要,在定每舍之初界(即初度)。法,依本北極高安球,以本日躔度與時盤午正較對,始轉球與盤,將先所得時刻,居子午圏下,而本球宛然一當時之天象。次於西地平,識同居之赤道度,并得相應之黃道度,即第七舍初界。次起半圏,至赤道上距三十度之限,所得黃道度乃第八舍初界。遞起遞加,盡得地平上各舍初界。而地平下諸舍,則以黃道相對處可定,如一與七,二與八,三與九,四與十,五與十一,六與十二之類是也。
可見,此處介紹的分宮方式與整宮制大有不同。它實際是以赤道與西方地平線的交點為第七宮(妻妾宮)起點(“初界”),將赤道平分為 12 份。然后再用穿過地平線與子午線交點和赤道等分點的大圓圈來圈定十二宮各圈,將它們與黃道上的交點作為各宮的起點。這種分宮方式實際上是雷格蒙塔努斯(Regiomontanus)宮位制(簡稱“雷氏宮位制”),由此得到的十二宮在黃道上的分布并不均勻,與黃道十二宮也不再一一對應,因為被稱為不等宮制。
雷氏宮位制由十五世紀德國天文學家約翰·穆德所創,并以他的拉丁名字 Regiomontanus 加以命名,是星占史上極為重要的宮位制。《渾天儀說》最早將雷氏宮位制介紹到中國,可見其在中國天宮圖星占學發展史上的地位。不過,遺憾的是,《渾天儀說》并未給出具體算法,而只給出了通過渾天儀直接取值的方法。
這一情況后來發生了改變。1652 到 1653 年間,薛鳳祚同波蘭籍耶穌會士穆尼閣合作編譯了《天步真原》一書。除數理天文學內容外,該書還首次系統介紹了文藝復興以來的歐洲古典星占學,包括《緯星性情部》、《世界部》、《人命部》以及《選擇部》。在《人命部》中,作者以壬辰四月初七(1652年5月14日)午后申時、南京為時間與地點,系統介紹了雷氏宮位制的算法。這部分內容并非直接翻譯自歐洲著作,而主要是穆尼閣編寫的,很可能就是為了解決薛鳳祚關於《天文書》宮位制的疑問而特別編寫的。
《人命部》所介紹的宮位制可表示如圖 5a。在計算命宮時,首先應根據上述時間、地點確定十宮所對應的赤道度數;再以該點為基准十二平分赤道圈,并算出各點的赤道度數。通過這些點與南北極作大圓便可得到十二宮各圈。而十二宮各圈與黃道交點即是各宮“宮頭”,其所對應的黃道度數可用球面三角學方法一一求出。

(圖5 守山閣本《天步真原》中十二宮圖與天宮圖)
由此可知,雷氏宮位制較整宮制要復雜得多。確定后天十二宮時不再是依照黃道簡單地將天區平均分為十二份,而是以赤道分宮為基准,通過復雜的球面三角學方法去推求各宮在黃道上的分布。從《天步真原》所附 16 幅天宮圖中,我們可以更直觀地看出兩種宮位制的差別。這些天宮圖與上文提及的兩種命盤不同,均為長方形(如圖 5b),其中內方框標識出了時間、地點、安命事由,外方框則是日月五星、天首的位置及后天十二宮宮頭所對應的黃道度數。不難看出,后天十二宮的起點與黃道十二宮的起點并不一致,后天十二宮與黃道十二宮也并非處於一一對應的狀態。且由這些數據可知,各宮度數并不固定為 30°。這也是雷氏宮位制與整宮制的重要區別。
除了雷氏宮位制,《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匯編·乾象典·曆象圖說》中還介紹了另外一種較復雜的不等宮制:
又隨人所在,以地平南北子午正中相對為樞,以地平正東至天頂,天頂至地平正西,地平正西至地底,地底至地平正東,一周為輪而分之,其勢橫(第三圖)。東方為卯,天頂為午,西方為酉,地底為子,以限地平上下出入一周之度。用之以立命宮十二位……此橫分之十二宮也。

(圖6 十二宮三種圖三)
如書中所附“十二宮三種圖三”(圖6)所示,該方法以地平南北點為樞,從南北點引出弧線橫向平分主垂圈。這種宮位制屬於康帕努斯宮位制(Campanus House System),其主要特徵是主垂圈的十二等分。與雷氏宮位制一樣,康帕努斯宮位制也是需要通過一系列球面三角計算而得到,但此書中未作介紹。《曆象圖說》的編纂者是楊文言(1650-1711),他關於康帕努斯宮位制的知識來自何處,目前還無法得知。
盡管康帕努斯宮位制在清前期已傳入中國,但目前看來其影響十分有限。此后星占家所青睞的主要還是《天步真原》中引入的雷氏宮位制。
張永祚是活躍於乾隆早年的天文學家,其《天象源委》是以歐洲與阿拉伯星占學為主,融匯了中國傳統占驗之朮的星占著作。此書卷十二《求地平宮法》選擇性地引用了《人命部》介紹的雷氏宮位制演算過程,并將它同時用於阿拉伯和歐洲星占。在張永祚的引用中,尤其突出了其中較為簡便的表格計算法。與此相應,在天宮圖樣式上,張永祚也受《人命部》影響。
在道光二年(1822)大致完成的《命度盤說》中,作者陶胥來也釆用了《天步真原·人命部》中宮位制算法,并做了一些調整和簡化。不僅如此,他還將以雷氏宮位制為基礎的天宮圖占法進一步推廣到了中國傳統的造葬上,其所用的天宮圖格式也與《人命部》中的基本相同(圖7)。

(圖7 《命度盤說》中命盤)
成書於光緒年間的溫葆深《西法星命叢說》和陳松的《推測易知》中也都釆用了《天步真原》中的雷氏宮位制。其中,溫葆深還根據《渾蓋通憲圖說》作“人命及造命盤圖”等儀器圖來安命,以得到天宮圖。
當然,在不等宮制流行的同時,等宮制在清代并未絕跡。例如,活躍於康熙中晚期的廖瀛海輯有《星平集腋統宗》四卷,其中安命和宮位制方式與《張果星宗》基本相同。同樣的情況在約成書於道咸年間的《御定五星精義》中也有出現。
宮位制作為域外輸入知識,在中國古代主要經曆了兩期傳入與本土化過程。第一期至遲在唐朝已經開始,直到明末,是整宮制單一流傳的時期。最早的整宮制出現在佛教星占文獻中。后來在七政四余星命朮中,整宮制也被《張果星宗》等星命朮著作吸收與繼承。不過,經過長期使用,中國星占家也對“逢卯安命”的方法提出了質疑。明代完成的《儒門崇理折衷堪輿完孝錄》與《星學大成》中開始強調,不能一味地“逢卯安命”,而是需要依照日出位置的變化作出相應調整。這反映了本土星命家對於整宮制的一種改革欲望,而改革的目的無疑是想讓天宮圖與實際天象更加相符。
第二期發端於明末清初,到了清末還在持續,以《天步真原·人命部》等書中明確介紹的雷氏宮位制的傳入與應用為主。盡管雷氏宮位制屬於不等宮制,計算極其復雜,但顯然由於這種宮位制能夠更加精細地反映時間與地理位置的不同,能夠更好地滿足人們對於天宮圖“精准”的要求,所以它對星占家反而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因而很快得到廣泛釆用。這些均是雷氏宮位制在中國本土化過程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