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浩浩，石云里
（中國科學技朮大學 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合肥 230026）
摘要： 洪武十六年（1383年）翻譯完成的《天文書》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系統介紹阿拉伯星占朮的中文著作。前人認為，直到明末清初，在歐洲天文學與星占學傳入的刺激之下，人們才開始關注此書，而當時關注的目的主要是尋求西學之源或與歐洲星占學進行比較。通過研究17世紀傳播西方星占學的關鍵人物薛鳳祚，我們發現，《天文書》不僅是引導薛鳳祚學習歐洲星占學的橋梁，而且一直被他作為與歐洲星占學相互補充的星占學知識來源，最后還被他用到對中國王朝命運的實際占驗之中。他的這些工作表明，《天文書》和回回星占學在中國的影響大大超出了此前學者的估計。
關鍵詞： 天文學史；薛鳳祚；《天文書》；阿拉伯星占；歐洲星占
中圖分類號： N092；P1-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1441(2015)01-0001-12
作為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1328～1398年）深信星占與曆法對國家權威與安危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除了重視傳統曆法星占之外，他對元朝傳入中國的回回天文曆法著作也格外關注。在統治期間，朱元璋不僅設立了回回天文機搆，還收集了阿拉伯與波斯天文與星占著作，并組織人員進行翻譯。1382年10月24日，朱元璋命令翰林吳伯宗（1334～1384年）、李翀會同回回天文家海達爾、阿答兀丁、馬沙亦黑和馬哈麻等共事翻譯工作。他們在南京成立了翻譯局，最遲在第二年（1383年）4月完成了《天文書》的翻譯。該書以阿拉伯天文學家闊識牙耳（Kūšyār Ibn Labbān，971～1029）的《占星朮及（天文學）原則導引》（Al-Madkhal fī Sināþat Ahkām al-Nujūm）為底本，是極為重要的阿拉伯星占學中譯本。此外，《回回曆法》也在同一時期翻譯完成。該書是一部標准的阿拉伯天文曆表（包括用表指南），可用於曆譜、日月五星的位置以及日月食等方面的計算。
最近，石云里等發現了一些《回回曆法》在明欽天監與《大統曆法》“參用”的有趣材料。這些材料表明，《回回曆法》除了被用來計算日月食之外，還被用於計算回回民用曆書、天文年曆以及月亮與五星的凌犯。那么，一個同樣有趣的問題是，《天文書》在中國的流傳與影響又是如何？
早在1989年，陳鷹已經為上述問題提供了一個答案。她認為《天文書》在翻譯之后并未產生多少反響，直到明末清初歐洲天文學與星占學傳入后，尤其是隨着薛鳳祚（1600～1680年）《天步真原》星占部分的翻譯，才使該書重新受到注意。《天步真原》印行之后，西方星占學開始獨樹一幟并流傳開來，被歸入西方星占學的回回星占學也開始受到更多的關注。但是，在陳鷹看來，《天文書》的影響還是比較局限。盡管《天文書》內容或節選頻頻出現在星占著作中，但人們最為主要的目的是“着眼於西朮，為求西朮之源或為了與之進行對比而將回回占星朮評論一番”。陳鷹認為這種目的在薛鳳祚身上表現得就很強烈。
目前看來，《天文書》在中國的影響還是值得根據相關史料開展更加細致的分析。實際上，在薛鳳祚之前，已經有明代學者引用和討論《天文書》中的占法。同時，《天文書》在薛鳳祚的星占學習與實踐中則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首先，他并不是先學習和翻譯了歐洲星占著作再回過頭去研究回回星占；恰恰相反，他在接觸傳教士之前已經研讀過《天文書》，但遇到了一些疑難問題，而拜耶穌會士為師的動機之一就是為了解決這些疑難。其次，在薛氏現存的星占著作中，我們可以發現大量《天文書》的內容，但并非是為求西朮之源或為了與《天步真原》進行對比，而是作為對《天步真原》不足之處的重要補充。最后，更為重要的是，薛鳳祚還發展了《天文書》中的相關占法，并用它們來計算中國王朝的命運。所以，《天文書》中的回回星占學對薛鳳祚的影響之深遠遠超出了我們原來的認識。
至遲從三國時代開始，以命宮為基礎的古希臘星占學已經先后通過印度和中亞等途徑傳到中國，并得到持續的傳播。甚至有學者指出，唐朝文獻中出現的“都利聿斯經”與“都利聿斯四門經”應該就是托勒密的星占名著《四門經》（Tetrabiblos）。一直到明代后期，命宮占仍在中國廣泛流行。例如，在1563年完成的《星學大成》中，萬民英就系統地輯錄了大量的命宮占文獻，其中甚至還包括了與唐代《都利聿斯經》有關聯的《西天聿斯經》一篇。另外，周述學在1582年完成的《神道大編象宗華天五星》也主要是闡述命宮占法的。
到這時，《天文書》也受到關注，并有人把它同此前傳入中國的命宮占法聯系起來。例如，周述學在自己的著作中就完整地引用了《天文書》第1類第22門“說福德等箭”的內容。盡管他沒有直接提到《天文書》以及回回星占，但卻提及了“西法”（應指回回星占法），并說其作者是“八替列木思”。而實際上，“八替列木思”就是《天文書》中對托勒密名字Ptolemios的音譯。除了周述學，邢云路在其《古今律曆考》中也提到：“又其要者譯《天文書》，當今大法也。蓋以日躔之宮，加所用之時，視東方何宮何度出地平環上為主，即用此宮安命定日，以步田宅、奴仆、官祿、相貌、遷移、福德於上。付之於七政四余，以視出地平環之宮何星為主。又落何星及視各宮所落何星，各主禍福。”
這些內容確實與《天文書》中對命宮及其占法的論述基本一致，而邢云路能稱之為“當今大法”，足見回回星占在當時專業人士心目中的重要性。這些資料表明，在薛鳳祚之前，《天文書》及其所介紹的回回星占學已經受到不少中國天文學家的重視。
薛鳳祚與耶穌會士穆尼閣（J. N. Smogolenski, 1611～1656）共同翻譯的《天步真原》包括曆法與星占兩部分，其中星占部分包括《緯星性情部》、《世界部》、《選擇部》和《人命部》，大部分譯自卡爾達諾對托勒密星占《四門經》的評注。石云里曾經指出，薛鳳祚對西方星占學的學習并非是一個被動過程——即由穆尼閣向薛鳳祚單方面傳遞的過程。實際上，在薛鳳祚追隨穆尼閣學習的計划中，就包括對西方星占學的學習。在拜穆尼閣為師之前，薛鳳祚已經學習過多種占驗之學，其中便包括“五星法”，也就是來源於西方的命宮占法。但薛鳳祚認為文獻中對於“五星法”的介紹并不詳備明了，因此他轉向《天文書》尋求對這一占法的理解。但在研讀《天文書》之后，他又被一個新的疑惑所困擾：
“至於五星，何茫然也？五星舊法，出自欽察，而所傳之法甚略……予於諸書多曾講求，終不能自信於心也。竊思其法，傳之西域。嘗讀洪武癸亥儒臣吳伯宗譯西法天文，似稱稍備，而十二宮分度有參差不等者，乃獨秘之。予久求其說而不解，不知其玄奧正在於此。壬辰，予來白下，暨西儒穆先生（即穆尼閣）閑居講譯，詳悉參求，益以愚見，得其理為舊法所未及者有數種焉。”
由此可知，薛鳳祚曾長期受到《天文書》中十二宮分度不均等問題的困擾，而這一困惑促使了他向穆尼閣學習歐洲星占學。薛鳳祚疑惑的十二宮分度不等應當是指《天文書》中的宮位制（House System）問題。
阿拉伯星占學與歐洲星占學同出一源，都以命宮圖為占驗基礎。命宮圖是根據占驗時刻與地點繪制的圖形，里面包括日月五星的位置、十二宮（包括黃道十二宮與后天十二宮兩種）等元素。（在现代语境下也常被称为星座命盤。）黃道十二宮指白羊、金牛等宮，各宮均30度，不存在分度不等問題，所以又稱為先天十二宮。后天十二宮則由人為划分，每一宮具有各自所主的命相和屬性，如第一宮主“命”，第二宮主“財帛”，等等。后天十二宮的划分方式我們便稱為宮位制，具有不同的流派和做法。由某種宮位制划分出的十二宮并不一定都是30度，各宮起始位置也可能并非黃道十二宮起始位置。因此，薛鳳祚所指的“十二宮分度有參差不等者”當即指后天十二宮而言。由於宮位制是得到命宮圖的基礎，所以這一疑惑便意味着薛鳳祚無法使用《天文書》來占驗。
研讀《天文書》就會發現，盡管其中對有關占法的基本概念和論斷條件等交待得十分詳細，但對關鍵性的、需要使用球面天文學與球面三角學知識的命宮圖搆造過程（包括划分十二宮的宮位制問題）卻沒有介紹。這一缺陷的形成一定程度上與闊識牙耳的原著有關。實際上他應該是將對命宮圖計算過程的介紹和討論置於另外兩本著作之中了。而在《天文書》的翻譯過程中，翻譯者并沒有翻譯闊識牙耳介紹命宮計算方法的著作，甚至對原著中原有的一些計算內容也未作翻譯。例如在《天文書》收入的《當生流年小限星圖》中，就刪掉了原著中對這幅星圖的結搆與搆造方法的一些介紹。
顯然，當薛鳳祚試圖理解《天文書》中的宮位制時，類似上述的省略與不足造成了他的疑惑。除此之外，在早期研讀《天文書》的過程中，薛鳳祚一定還遇到了一些其他技朮性障礙。例如，在論述日月五星的位置與方位時，《天文書》經常用到本輪、小輪等概念。在17世紀傳教士帶來歐洲天文學之前，并沒有一部介紹此類伊斯蘭天文學几何模型概念的中文著作。盡管《回回曆法》的天文表與計算程序是以相關几何模型為基礎的，但書中并沒有對它們的解釋。
上述種種缺陷或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為何《天文書》在明初翻譯之后并未在明代產生重要影響。由於中國學者缺少必須的知識基礎，就算他們可以讀到《天文書》，也無法真正理解和應用其中的占法。難怪薛鳳祚在《天步真原·選擇部》序言中評價《天文書》說：“回回曆舊有選擇一書，譯於洪武癸亥，缺略不備，難以行世。”由於西法選擇朮不只是考慮月亮等天體的位置與性情，還得將選擇時所安命宮、個人出生時所安命宮與流年命宮相互參看。所以對於對《天文書》中命宮計算不了解的明代學者來說，不能正確理解西法選擇朮是很正常的。
或許是為了補充《天文書》的不足，薛鳳祚與穆尼閣在《天步真原·人命部》中卷通過具體實例系統地介紹了命宮圖的計算過程。這一計算包括十二宮的划分與將日月五星排入命宮圖兩部分。實際上，這部分內容并非譯自卡爾達諾對托勒密星占《四門經》的評注，而是由穆尼閣編寫而成。考慮到薛鳳祚是帶着《天文書》中十二宮不等之類的疑惑而拜穆尼閣為師的，有理由相信這部分內容正是穆尼閣為回答薛鳳祚的疑問而編寫。盡管穆尼閣介紹給薛鳳祚的宮位制應該與《天文書》中使用的宮位制不同，但它的確為中國學者理解與應用《天文書》提供了一種基礎。因此，隨着新知識的傳入，人們理解《天文書》的障礙被消除，到了清代就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開始研究《天文書》。
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天步真原》星占部分有3份附錄并非翻譯之作，而來源於《天文書》。第一份是《回回曆論吉凶附》，收於《天步真原·世界部》之后。此部分節錄自《天文書》第2類《斷說世事吉凶》12門內容中的5門。另外兩處分別是《天步真原·選擇部》附錄的《附回回曆選法》與《附回回曆論物價貴賤》。前者直接收錄了《天文書》第4類《說一切選擇》中的《總論選擇》與《細分選擇條件》，后者則直接錄自《天文書》第2類第9門《說物價貴賤》。
很難說這些收錄是為了尋求西朮之源或為了進行阿拉伯與歐洲星占學的對比。比如，《天步真原·選擇部》本身內容非常簡單短少，主要通過月亮與黃道十二宮、太陽、五星之間的相位關系選擇時間。而在所收錄的《天文書》選擇朮內容中，則介紹了選擇時需要考慮的多種復雜因素，如當生命宮、流年命宮與選擇時安命宮的相合情況等。可以說，如果沒有《天文書》的選擇朮內容，僅僅依據《天步真原·選擇部》所譯的部分，讀者是無法了解西法選擇朮的。此外，薛鳳祚還將《天文書》《說物價貴賤》一節收錄其中，以丰富選擇朮的內容。
上述安排顯然不是為了尋求西朮之源。薛鳳祚的真實意圖在於補充完善。在中國古代，選擇朮在社會各階層的日常生活中均占有重要地位。在薛鳳祚看來，中國原有的選擇方法不如西法優越。由於穆尼閣提供的選擇朮內容過於簡略，無法滿足他的要求，他只能通過收錄更完備的《天文書》材料來補充。其結果便是附錄了長達24頁的《天文書》內容，規模遠超原有的譯作。
從版式風格來看，《天步真原·選擇部》收錄的《天文書》內容應該是薛鳳祚在翻譯《天步真原》時直接加入，而《天步真原·世界部》后的附錄則是后期刊刻《曆學會通》時加入的。這些內容明顯也是對《天步真原·世界部》的補充，而非為了知識對比。歐洲星占學的翻譯并未使《天文書》在薛鳳祚心目中變得無足輕重。相反，他一直視其為重要知識來源，并用它補充歐洲星占學的不足。他甚至借用《天文書》的說法為時事占辯護，認為其理至精至微，不可因偶爾不驗而廢之。
《天文書》對薛鳳祚至關重要的另外一個體現，是他在晚年還發展與應用了其中的一些占法。大致在完成《曆學會通》之后，薛鳳祚又編著了另一本巨著——《氣化遷流》。其中《宇宙大運》與《土木相會》便是對《天文書》的應用和發展。
從占辭與占法特徵看，《宇宙大運》實際上即《天文書》第2類第12門《說世運》中的占法。該占法以“世運”為中心概念，以土木二星同宮同度之年為始。薛鳳祚對此推崇備至，在序言中稱其“思致微妙，步算精密”。他在書中列出了搆造“大運”命宮圖的詳細過程及天文表，并收錄了部分《天文書》占辭。有意思的是，《宇宙大運》實際上是域外新舊知識的結合：占法來自明初的《天文書》，曆法計算來自《曆學會通》，命宮圖搆造方法則出自清初傳入的《天步真原》。
此外，為了丰富占法，薛鳳祚還將《天文書》中介紹的三十“雜星”（恆星）納入世運占驗。而《土木相會》則是另一種以土星木星相會之年立命宮的占法，主要參照《天文書》第2類第11門發展而來。雖然《天步真原》和《崇禎曆書》也提及相關現象，但缺乏具體的占辭和實際操作指南。薛鳳祚在《土木相會》中羅列了145副命宮圖，其計算與搆造方法同樣體現了新舊知識的融合。
薛鳳祚應用這些占法的目的，是對中國王朝的命運進行占驗。他在著作中以曆代帝王年號為紀年，羅列了從黃帝時期到未來的命宮圖，形成了一副覆蓋古今的王朝年表。為了統一，他取用了北緯37度（接近其家鄉山東）作為折中緯度來安命。這些命宮圖為后人解讀王朝命運提供了工具。
在薛鳳祚晚年的水利著作《兩河清匯易覽》中，他應用《宇宙大運》占法對堯舜時期的洪水作出了占驗。他通過復雜的計算和占辭解釋，認為堯舜盛世出現的洪水乃是“天數”所定，即使是聖明之世也無法避免。這充分說明了他如何將阿拉伯星占學應用於中國曆史解釋。
《天文書》的翻譯最初并非一個完整的知識傳播過程，關鍵的數理天文學基礎在明初并未同步傳入。因此，對於當時的中國學者來說，《天文書》猶如冰封的知識庫。通過學習歐洲天文學，薛鳳祚找到了“解凍”的方法，并將其知識嫁接到新的體系中。正是由於薛鳳祚的努力，阿拉伯星占學才在清初得以復蘇和流傳，而沒有像阿拉伯天文學那樣歸於沉寂。直到19世紀早期，回回星占朮在中國學者著作中依然保持着活力。《天文書》與回回星占學在中國的影響之深，確實超出了此前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