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杰 戴晓云(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
学界对太岁的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层面:第一,太岁文化溯源,刘道超勾勒了太岁信仰与星宿崇拜的关系,将太岁信仰归源于北极星崇拜,进而与封建王权产生联系。宋神秘从星占术的角度,揭示了太岁概念的产生,是古人为方便计算岁星的运行轨迹,而构建的反轨道运行的假想星。第二,官方祭礼,蔡宛平将太岁坛与先农坛作为整体,考察了二者在明清官方祭祀中的关系;董绍鹏从北京先农坛太岁殿的历史沿革出发,大致梳理了元明清时期太岁坛的盛衰历程,但对太岁为何进入官祀并没有深入探讨。第三,民间礼俗,简涛在对立春礼的研究中,发现部分地区存在以太岁为芒神俗名的现象;周慧清在地方民俗志的梳理中挖掘出更多以太岁代芒神的现象。但二者都未分析该现象产生的具体原因。
现有成果依据典籍单一地将太岁信仰溯源至岁星及其星占、星命系统,而忽视了太岁在后世与其他文化结合后衍化的其他系统,所以在进行本文的论述前,有必要对太岁文化的不同系统进行简单的梳理。
太岁文化衍化至今,可根据其文化内涵大致分为三个文化系统:星占、年岁、方位禁忌。其中星占系统中的岁星(木星),是“太岁”概念的来源,即以太岁所在位置来占卜战事和国事的吉凶,并以前者为主;后太岁又与中古算命术相结合,衍生出道教的六十甲子太岁。星占系统中的太岁作为岁星的衍生物,属于天神,行于天上。
太岁在后世又衍生出方位禁忌与年神两个系统。
作为禁忌的太岁,则主要源自先秦时期阴阳家分支“日者”创立的择日术。日者主要职能便是创办日历、月历、年历,以上三历中又会标注各种禁忌,即为“历忌”,其中“忌”主要指传说或历史重要人物遇难日,不能做与相关人物功绩相关的事情。而太岁在择日术中,往往与方位相关,秦汉帛书中已构建以太岁为中心方位的四方(东、西、南、北)、四维(西北、东北、西南、东南),共八个方位的禁忌。东汉时期的《移涉法》则将方位简化为四方。
古代术数师为了强化方位禁忌,又将太岁禁忌与命理相结合,捏造了众多神煞,太岁则成为总领神煞的主神。但一直到明清时期的择日术数书中,太岁相关的禁忌也主要是相关方位的建筑和移动,仍属于方位禁忌范畴。这一系统中的太岁,尽管被古人视为游神,但其所掌禁忌主要与人在大地上的行动相关,所以属于地祇神。
年神系统,起源于甲骨字形义,“年”“岁”二字最初都表谷物成熟的时间段;大约在西汉时期该系统与星占相结合,以岁星之所在预示年谷丰登,作为年神的太岁继承了与丰收相关的内涵;明清时期礼官将太岁与周代“六宗”结合,由此诞生了官祀中掌御四时的太岁尊神,部分地方迎春礼则参考了官祀,也将太岁作为迎春的主神。作为年神的太岁,由于直接和大地上的谷物丰收相关,所以应视为地祇神,行与地上。
太岁的三个文化系统,若以中华文化的大传统而言,是不可能截然区分的,因为太岁本身就孳乳于岁星,所以无论是作为年神抑或方位禁忌的太岁,都可以向上溯源至星占系统,因为这两个系统涉及的丰年和禁忌,都与国家和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
但若是以相对具体的小的文化传统而言,三个系统又有不同的来源:星占系统中的太岁,东汉经学家郑玄将其溯源至《周礼·春官》,即认为其来源于周代的天文占卜系统;而作为方位禁忌的太岁,大约成型于秦汉,是古代日的建构;年神太岁尽管可溯源至甲骨字形义,但直到明初才进入官祀,成为丰收祭礼文化的一部分。
若以太岁被建构的目的和使用的场合而言,三个系统中的太岁则截然不同。星占系统中的太岁,是周代天文官员为占卜军国吉凶而建构的参照物;禁忌系统中的太岁,是日者为迎合统治者需求,而虚构的限制人口流动的禁忌;年神系统中的太岁,则是明清礼官为方便统治者礼祭四时、以顺农时而从经典中附会而生的神祇。
本文所要研究的便是官方祭祀和民间迎春礼中的太岁,属于中国古代礼俗传统,在这个传统中的太岁,并不是作为岁星神而被供奉,更不是作为禁忌神祇,而是作为掌御四时、可令农时有序的年神,而得享官民共祀。本文所论述以社会历史的真实情况为背景,探究太岁进入官祀和地方礼俗中的原因和过程,以及背后蕴含的社会文化内涵。
一 “岁”与丰年
“岁”和“年”二字,在中华文化中常通用,世人以为常识,而太岁与丰年的关联正源于此常识。下文首先将从“岁”字形字义出发,从根本上阐释太岁与丰年的关联。
《尔雅》曰:“载,岁也,唐虞曰载(取物终更始,注:《尔雅》中将唐虞置于周后,笔者现按时间顺序前置),夏曰岁(取岁星行一次),商曰祀(取四时一终),周曰年(取禾一熟)。”在现代汉语中往往将“年”和“岁”作为时间单位,但在殷商时期,先民创造两字的原因都与谷物丰收有关。
“岁”字,见于 H00102 等甲骨文中,字形如同兵斧。《甲骨文字典》释为:“一、历法名词,收获一季为一年;二、祭名。”说明甲骨文中“岁”字首先象征丰收,其次才表祭祀。吴孙权在《释岁》一文中,将两义细化,认为有刃孔的“岁”表示祭祀用牲,而无孔的则表示收割的季节。
“年”字,见于 H00002 等甲骨文中,《甲骨文字典》释曰:“从禾从人,会年谷丰熟之意。”《说文解字注》释曰:“年者、取禾一熟(熟)也。”“年”的甲骨字形表现出谷物成熟后,农民弯腰背着的形态,故“年”字蕴含丰收之意。而谷物的成熟有它的时限,徐锴曰:“谷熟也,从禾千声。《春秋传》曰:大有年,巨锴曰周曰年,取禾一熟也。”古人便用“年”来表示谷物丰收的时间段,所以作为时间计量单位的“年”,是表丰收之“年”的衍生义。
多位学者曾从字义和字形方面,分析“岁”与“年”的关联。字义上,陈梦家通过对殷墟卜辞的分析,认为凡“‘受年’‘出年’即稳,指收获。”又言:“卜辞中,岁既不作纪时的年岁解,亦不作岁星解……岁大多数是关于丰年的。”字形上,庞子朝认为“年”“岁”二字异名同实,但所指有区别,在表节气时,只能用“岁”。刘文英则立足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结合民族志,得出我国古代“年”“岁”体现的时间观念,都产生于人民收割谷物的实践中。
可见学界普遍认为“岁”和“年”字的形成与含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先民对谷物丰收的期盼,两字长期通用,使得“岁”蕴含的丰年意味更加浓厚。
《康熙字典》中,再次强调了“岁”字与丰收的关联,其中一义为“年谷之成曰岁”,并引两例典故进行阐释,第一例是《左传·哀公十六年》:“国人望君,如望岁焉。”杜预注:“岁,年谷也。”第二例是《前汉·武帝诏》:“为岁事由加礼。”笔者将结合原文,在下文中对两处所引义进行分析。
第一例。鲁哀公十六年(前479),楚国发生了白公胜叛乱,叶公(沈诸梁)率军平叛,当他到达都城北门时,有人劝他戴上头盔,以免被箭矢所伤:“君胡不胄?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当他戴上头盔前行时,又碰到一人,劝说他摘下头盔,让民众安心:“君胡胄?国人望君如望岁焉,日日以几(冀)。若见君面,得艾(安)也………”
此处的“岁”对应“慈父母”,春秋时期以孝道为最重,与之对应的“岁”地位自然也很高,结合该文语境,可知此处“岁”字所指不仅仅为“年谷”,还有丰收之意。
第二例。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五月,汉武帝针对祭祀问题下诏:“河海润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为岁事,由加礼。”在注中,孟康认为“岁事”指“为农祈也。于此造之,岁以为常,故曰为岁事也”。孟康认为“岁事”所祈为农事,所祷为丰年,《康熙字典》从此义。
考虑到孟康为三国时人,距离武帝时期较近,其释义大致能反映当时的祭祀情况,也表明在两汉三国时期,“岁”字确与农业相关。由于当时的谷物一年一熟,对其的祭祀也是一年一次,成为一种规律,所以祭祀农神又称“岁事”。这种约定俗成的称呼,也将“岁”与农神崇拜相关联。
后期出现大量与“岁”连用以表丰收的词,如出自《南齐书》中的“时和岁稔”,以及“岁丰”“岁熟”“乐岁”诸多词语,都表示古人已习以为常将“岁”字与丰收相关联。
且古人常以“岁”简称岁星,使得岁星的位置也与丰年相关:
《淮南子·天文训》载:“岁星之所居五谷丰昌,其对为冲,岁乃有殃。”岁星所在之地五谷丰登,因为“岁”在此处表“年”之本义,象征着丰收。《范冥篇》在歌颂黄帝时期阴阳调和的盛世时说道:“人民保命而不夭,岁时熟而不凶。”此处的“熟”与“凶”相对,为吉祥顺利之意,“岁”字表年成,“时”为按时,故此句应译为“每年谷物都可以按时顺利地收获,没有任何灾祸”。
汉顺帝时,灾异频发,易学家郎𫖮上荐消灾之术,谈及岁星位置与年谷丰收的关系:“岁星守心,年谷丰。”又言:“岁星出左有年,出右无年。”注曰:“岁星守心为重华,故丰年也。”重华为太岁别号,其意为:岁星的心宿的位置,便是重华,该年谷物将会丰收。
而太岁在天文学中作为岁星的假像星,其位置也与丰收有关。
在周代,掌管礼制的官方机构春官中,设立了两个与太岁占卜相关的职位,一为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序事,以会天位。”二为保章氏,“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郑玄注曰:“岁谓太岁。岁星与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岁星为阳右行于天,太岁为阴左行于地,十二岁而小周。”
可知太岁在古代天文学中,是根据岁星的轨道而创建的反轨道运行之辰,其运行一周大概要十二年,周朝时掌管天文的官员便以太岁的轨迹来占卜天下可能发生的祸福。
《列子》中,记载了一段传为大禹的言论:“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神灵所生,其物异形;或夭或寿,唯圣人能通其道。”“要”指纠正,太岁在此处不仅有纪年之用,还可以纠正天地运行的秩序,而节气作为天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业有着重要影响,这使得太岁也有着纠正气候以顺应农时的职能,此职能为明清官祀所重视。
正如唐人贾公彦《周礼》疏所言:“岁星与太岁,虽右行左行不同,要行度不异,故举岁星以表太岁。”曹震圭亦言“太岁者,岁星也”。古人常以岁星表太岁,两者的等同,也使得岁星与丰收的关联被太岁所继承。
唐人张守节认为占卜一个国家的运势,不仅要参考当时的气候,还需考虑太岁的位置,可通过它推测该年的“丰稳、水旱、饥馑也……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唐代,太岁与岁星的含义逐渐趋同,即同样可通过其位置预测当年的祸福,只有太岁在五行金位时,才会丰收。这种将太岁方位与流年祸福相绑定的观念,也为后世民间延伸出推算犯太岁生肖与本命年运势的命理习俗奠定了基础。
岁—岁星—太岁,三者是一个递进衍化的过程,该过程一方面使得前者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越来越丰富,另一方面也使得后者继承了前者的部分内涵。太岁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掌握运度四时的权能,成为对谷物丰收有重要作用的神祇。
由于太岁之内涵与丰收的紧密关联,明清时期的统治者便将其作为官方祭祀的对象,以祈祷四时有序、年谷丰收。
二 明清官方祭礼中的太岁
在《宋史》所引《改和新仪》中,太岁首次出现在正史的《礼志》中,其身份是九宫太一的从祀。在太一宫中,九位太一分置六殿,而太岁和其他诸神共祀于灵贶殿:“灵贶殿,太岁在中,太阴在西,俱南向。三皇、五方帝、日月、五星……并为从祀。”太岁之所以作为太一的从祀主尊,是因为在熙宁四年(1071),司天中官正周琮通过《太一经》推算:“七年(1074)甲寅岁……太岁有阳九之灾,太一有一百六之厄。”为了避免太岁与太一可能引发的灾厄,故将二者共置于宫中供奉,以期转祸为福。
绍兴十一年(1141),太常丞朱辂言:“九宫贵神所主风、雨、霜、雪、雹、疫,所系甚重,请举行祀典。”太常寺主簿针对当时九宫贵神有屋而无坛的情况,谏言修坛,得到了采纳,高宗“诏临安府于国城之东,建筑九宫坛,其仪如祀上帝”,但祭祀的物件是九宫太一,太岁和其他诸神是否被祭祀则不得而知,且周琮推算的“阳九百六”之年早已过去,官中似乎已无供奉太岁之必要,故难以断言太岁在宋代便进入了官方祭祀系统。
明朝开始,官方才正式将太岁纳入官方祭祀体系,对其定位在洪武年间尚处于讨论阶段。直到嘉靖时期才逐步将其定位为掌管四时节气,并对年谷丰收有帮助的神祇。
《明史》“郊祀之制”条,记载了朱元璋时期太岁祭仪的初步确立,洪武元年(1368)李善长进《郊祀仪》,谏言:“今当遵古制,分祭天地于南北郊,冬至则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岁从祀。”《春明梦余录》引何孟春《余东序录》言:“国初肇,祀太岁,礼官会议,因及阴阳家说十二时所值之神,太祖乃定祭太岁于山川坛之正殿,而以春夏秋冬四月将,分祀两庑修改祀典后。”
所以太岁在官祀中的最初定位,是来源于阴阳家学说中的“十二时所值之神”,即将太岁视为太岁纪年所诞生的年神,陪祀的春夏秋冬,对应四季和一年的四个阶段,每个阶段有四个月,所以又称为“月将”。可见太岁、月将在明朝祭礼中,最初都是掌管相应时间的神祇。
洪武二年(1369)在都城南方行郊祀:“设坛十有九,太岁、春夏秋冬四季月将为第一。”朱元璋躬身行礼,并在礼官的祝文上“称臣者请,亲署名”。体现出对太岁、月将的重视。
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合祀天神地祇,撰乐以颂神,太岁神亦在系列:“迎神,保和之曲:吉日良辰,祀典式陈。太岁尊神,雷雨风云,岳镇海渎,山川城隍………”太岁位列天神地祇的首位,其陪祀增加了岳镇海渎和山川城隍。《明会典》所绘洪武时期山川坛(图1)正是此次祀典后的产物,图中正对山川坛拜殿大门的便是太岁和五岳。

图1 明洪武时期山川坛 (采自《大明会典》卷八五,万历十五年内府刊本,第39—40页)
同年秋天,谷物丰收,礼官按秋报之礼祭祀太岁等神:“今农事告成,谨以牲帛醴齐,粢盛庶品,用伸报祭,会同春祈。又命乐章迎神篇曰:吉日良辰,祀典式陈,太岁尊神,雷雨风云………”可见此时的礼官已知晓太岁神在农业丰收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在秋报之礼中,太岁位列风雨雷电神前,作为酬谢的首要对象。
但在朱元璋时期,对于太岁的祀礼规制,尚处于探索阶段,太岁神牌所在的场所和祭祀的礼仪都没有详细规定。直到嘉靖时期,太岁的相关祀礼才逐步完善,其与丰收的关联也被逐渐强化。
嘉靖八年(1529),官方将太岁祭祀升为专祀:“以每岁孟春及岁暮,特祀太岁月将之神,与享太庙。”该年,嘉靖亲祀太岁的迎神乐章保留在《明史·乐礼》中:“吉日良辰,祀典式陈,辅国佑民,太岁尊神,四时月将,功曹司辰………”
对比洪武二年的乐章,太岁神的陪祀,从风雨雷电变为四时(春夏秋冬)月将以及主管时令的官辰。年月日时的神祇都在该组,而太岁便是总管四时节气的尊神。
嘉靖十年(1531),朱厚熜命礼部考察为太岁神建坛的礼制,礼官谏言:“太岁天神宜设坛露祭,准社稷坛制,而差小。”朱厚熜依奏,遂“建太岁坛于正阳门之西,与天坛对。中,太岁殿。东庑,春、秋月将二坛。西,夏、冬月将二坛”。至此,太岁神拥有独立的祭祀场所,其配殿供奉春、夏、秋、冬四月将,于每年孟春时,皇帝亲自于拜殿中祭祀,在年末祫祭时,则由官员代祭。故嘉靖改制后,太岁的祭祀场所已由山川坛正殿的一部分扩大到整个山川坛正殿、两庑以及拜殿,而之前共祀的山川神祇则被请出,另外供奉于天神坛与地祇坛中,在今日的太岁殿的拜殿南侧与先农坛东侧的空旷地带中,仍存有供奉山川神祇牌位的石龛,部分见于图2、图3。
社稷坛所祭为后稷,他是周人始祖,也是农业之神。太岁坛的形制之所以参考社稷坛,正是因为二者的职能都与丰收相关。结合陪祀以及祭祀时间,太岁在当时官祀中的功能和定位逐渐清晰:太岁是掌管春夏秋冬四时节气的尊神,能让每个时节都有对应的气候,从而促进谷物的生长和最后的成熟,是保障年岁丰收的重要神祇,所以明朝官方才尊称其为“辅国佑民太岁尊神”。
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仍于岁暮孟春,遣官专祭,正月遣太常寺官,祭太岁月将之神”。明代祭祀太岁的时间为每年孟春和岁暮,孟春时祈祷当年风调雨顺,在年末又礼谢,以祈来年的好年头。《明会典》还绘制了太岁月将坛的陈设图(图4),图中簋、豆、簠等礼器中,供奉了各种谷物。此后,明朝的太岁神仪制基本成型,正史中不再记载有关事宜。

图2 四渎水神牌位 (笔者 2024 年 9 月摄于先农坛) 图3 五镇山神牌位 (笔者 2024 年 9 月摄于先农坛)

图4 太岁月将坛 (采自《大明会典》卷八五,第39—40页)
岁纳丰年——官方祭祀和地方迎春礼中的太岁
清代官方祭祀太岁的最早记载是顺治元年(1644):“(顺治)定每年于正月初旬诹吉,及十二月岁除,大建于二十九日,小建于二十八日,遣官致祭太岁之神。为殿于先农坛东北,正殿祀太岁,东庑为春秋月将,西庑为夏冬月将。又定太岁神牌,新正用黄纸墨书,照年建干支,书某干支太岁之神,笺于牌上,南向。俟岁除祭毕,同祝帛送燎。”
在《钦定大清会典图》中,我们能看到清末太岁四殿的布局,与上述记载基本一致(见图5),而整个先农坛在清乾隆时期的布局则被记录在冈田玉山等人编绘的《唐土名胜图会》中(图6)。

图5 清代太岁殿布局
来自《钦定大清会典图》卷十三,德国柏林国立图书馆藏清光绪刊本,第17页
而当我们今天再参观已改造成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的太岁殿时,会发现先农坛建筑群的布局(见图7)与图6基本一致,只是神祇坛与山川坛已不复存在,而是以神龛的形式保留在先农坛东侧。
顺治作为清朝入关的第一位皇帝,甫一掌权,便详细地重新制定太岁官祀的仪制。太岁神牌从专门的太岁坛移至先农坛东北的正殿,每年都会用黄纸墨书重写神牌,祭祀完毕后将其焚烧祭神。至此,新的太岁神祭祀空间和仪式也建构完毕。今天的先农坛中,太岁殿仍是规模最大的主体建筑,太岁神的神牌正位于大殿的中央,正对着大门(见图8)。
礼书中虽未提及供奉神像一事,但神牌在此的作用也是象征太岁神的“在场”,以一种更简洁又严肃的“象”来代表太岁的出场,其功能与佛教水陆法会中悬挂神像相似。
太岁之所以与月将同祀,清初学者孙承泽认为是因为“太岁实统四时,而月将职四时之候,寒暑行焉,今祭太岁、月将,则因时与寒暑之神也”。同样认为是因为太岁掌管四时节气,而月将则可让寒暑之气顺利流通,二者在对节气农时的影响有着一致性,所以才会被共同祭祀。
故太岁、月将为一整体,太岁为主神,总司四时寒暑。四时与寒暑,作为节气,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农业,谷物生长成

图6 清乾隆时期先农坛布局
采自《唐土名胜图会》卷四,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日本文化二年刊本,第21页

图7 今日先农坛太岁殿布局示意
笔者2024年9月摄于先农坛
(图例:01、先农坛内坛北坛门 02、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入口 03、停车场 04、太岁殿建筑群 05、卫生间 06、焚帛炉 07、具服殿 08、观耕台 09、耤田(一亩三分地) 10、先农坛祭坛 11、神厨建筑群 12、宰牲亭 13、神仓 14、庆成宫 ● 您所在位置)

图8 今太岁殿布置
笔者2024年9月摄于先农坛
熟的整个过程,都受节气影响,气候的变化如果与农时相左,将对农作物 的生长造成不利影响。太岁的职能便是纠正节气与农时的偏差,从而促进谷物生长、成熟。
综上,太岁在清代官祀中延续了明代的定位,与农业相关的职能被不断强化。太岁在清代虽无农神之名,却行农神之职,所以其神牌才会被置于先农坛。
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祀典中,有着大量祭祀太岁以祈雨的记载,其目的也是祈望掌管四时的太岁能让对应时节的雨水滋润谷物,从而使得农民在秋天获得丰收。
康熙二十九年(1690),康熙因旱祈雨“遣官致祭太岁之神,寻得雨,行报谢礼,三十五年二月(1696),圣祖仁皇帝亲征噶尔丹,遣官致祭太岁之神”。雍正十年(1732),统治者同样因旱祈雨,“遣官致祭太岁之神,寻得雨报,祭如仪”。乾隆时期,礼官丰富了太岁的仪制。首先是祭祀太岁的人员,从元年(1736)的亲王,到第二年的太常寺堂官,二十一年(1756)又改为亲王、郡王。
其次是太岁殿的陈列,十六年(1751),添加了上香的环节。十八年(1753),礼部为十二月将添加了神牌,并设神座、神龛,铸造了烧帛用的炉镫,并制定了相关的乐章,需“用丰字以照画一”,“丰”字既有雨泽丰瑞之意,也有丰收之意。
乾隆在位时,曾多次向太岁祈雨,二年(1737)六月,因旱祈雨,遣官祭太岁。应验后,七年(1742),同样因祈雨祭祀太岁,二十八年(1763)、三十二年(1767)、三十五年(1770)、四十三年(1778)的四月,均以微旱遣官祭祀太岁。
在康雍干三朝的祀典中,太岁往往与祈雨相关,而祈雨的目的自然是希望谷物能够顺利丰收。下文将对其祈雨的情况进行分析。
首先,康雍干三朝统治者只在旱情微弱的情况下祭祀太岁,而不是旱情严重的时候,说明他们清楚太岁的主要职能并不是降雨,而是掌管四时节气,希望太岁能在对应时节带来该有的降雨,从而促进谷物的生长。
其次,在上述乾隆朝祀典中,礼官向太岁祈雨的时间往往在农历四月,该月有清明与谷雨两个节气。俗话说“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谷物播种了,自然需要雨水的灌溉,若久旱不雨,种子便无法茁壮成长。官方祈雨只是仪式,其最终目的是祈望谷物发芽生长,到了秋天农民能够丰收。
最后,祈雨还与太岁殿所在位置相关。太岁殿所在的先农坛,原为山川坛,其正殿自明永乐始一直供奉着风雨雷电、岳镇海渎等神。嘉靖改制时,将太岁神与十二月将移入正殿,而风雨雷电神位移至天神坛,岳镇四渎移至地祇坛。上述天神地祇,部分便掌管晴雨之职。
乾隆朝的稽璜,曾在《钦定皇朝通典》中对太岁坛的职能进行解释,其意与孙承泽相似:“伏考我朝神祇坛以祷水旱,有太岁坛以祭时,并与六宗义合。”
此“六宗”参考了孔安国的观点,他认为《尚书》中“禋于六宗”的“六宗”指“时、寒暑、日、月、星、水旱”。六宗不是截然分开的六个概念,而是综合地表现了天地之间的变化,共同维护着天地万物的运转,而太岁则是“时”和“寒暑”这两宗的化身。六宗的思想与前文《列子》中的“要之以太岁”相似,都将一系列抽象的概念作为宇宙运转的支撑,太岁在其中始终扮演着纠正四时、以顺农时的重要角色。
总之,在明清祀典中,太岁位于“吉礼”之列,与岳镇海渎神一般,被视为对社稷有重要作用的神祇。太岁作为主管四时节气的年神,是能为百姓带来丰收的神祇,在以农业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三 地方立春礼与太岁
关于迎春礼的由来,简涛已在《立春风俗考》一书 中,详细论证其前身应为形成于周朝的迎气礼,立春作为最早形成的八个节气之一,在春秋时期就被看作重要日子,但迎春礼作为成熟的礼仪,“产生与正式举行却是在东汉”。且该习俗在东汉时期的都城洛阳与民间便存在两种形态,即“迎气”与“迎春”。在都城洛阳,这种礼仪通常称为“迎气礼”,“迎气”即顺应对应该时间的节气,故《后汉书》又称为“迎时气”,其产生与秦汉郊祀五方五帝有着密切关联。
句芒在东汉迎气礼中,身份为青帝的从祀,而随着唐宋官方迎气礼的衰弱和地方迎春礼的兴盛,句芒沉入民间被称为“芒神”,常立于土牛之侧,其身份为鞭牛人或策牛人。由于明清官方对作为统治四时的年神太岁的推崇,地方州府纷纷仿而效之,在部分地方的立春礼中,太岁取代了芒神,成为迎春的主神,其在地方上职能逐渐与官祀中相攀拢,与农业丰收的关联也逐渐加强。
(一)太岁、春牛迎春
清朝乾隆年间,日本长崎地方官中川忠英,曾派人调查当时在日经商的中国商人,调查内容主要是乾隆时期(1736—1795)福建、浙江、江苏一带的民俗,并于日本宽政十七年(1799),由京都书林堂出版了《清俗纪闻》一书,该书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内容分为六册,记录颇为详细,并绘有彩图,采取先文后图的方式展示,是了解当时民俗的重要文献。
该书第一册为《年中行事》,即各个节气所举行的各种祭祀活动或习俗,这些活动并不能简单归为民俗,因为部分分时礼仍需地方官员主持操办。在立春时节,对应的礼俗便是立春礼。
在现存清代地方志中,立春礼往往分为“迎春”和“鞭春”两个环节,《清俗纪闻》中分别对两个环节进行了说明,并配有图示。
在《清俗纪闻》中,立春礼的第一个环节是“太岁、春牛迎春”(见图9),即在立春前一日,由省、府、县的地方官,命人分别制太岁和春牛像,置于神台上,两者中间系一绳,由太岁于前牵着春牛前行。文中对神像形制和伫列有说明:
太岁一名芒神,系用土制成七八岁小儿形象,做神像装束。春牛系用竹条扎成高三四尺之牛状,并糊纸着成彩色。又制成五寸左右之同样小牛,置于大牛腹内。该地官员更衣乘轿,下属吏役各持春花(为一尺左右缎制梅花、桃花等树枝)。出迎,鼓打金鼓,竖凉伞,排列,巡行于郊外行春。然后迎入城内,置于知府堂上,谓之迎春。(如在县则置于县堂上。)
文字后的第一幅图正是对上述情节的呈现。图9中的迎春伫列,由三名手持笛、鼓、镲的乐手、四名抬塑像的杂役、一名撑伞盖的杂役、三员官吏和一名儿童,共12人组成。太岁和春牛分置两小台,共置一大台,两台皆为红底绿面。其中太岁被制作成牧童形象(图10),头梳两个朝天丫髻,上身着黄色内衬,红色宽袖长衣,领口袖口处涂成青色,下穿白色裙裤,脚踩红色布鞋。左手握细枝丫,右手牵春牛,会首顾牛,似乎在驱牛速走。
值得注意的是,太岁唇部厚涂朱色,画师似乎有意将神像的红色描绘得十分鲜艳,以凸显迎春礼的喜庆氛围。在太岁像的装饰上,包括头发的颜色,共有黑、红、蓝、黄、白五种颜色,正对应五方五色,结合台面的绿色,又可与五谷(稻黍稷麦菽)的颜色(白黄红黑绿)大致对应。画师对太岁服饰色彩的选择,或许结合了五方五色与五谷的文化内涵,有意地将太岁形象塑造成迎春的农神。
而春牛体型数倍于太岁,四足抓地,臀部后倾,背部肌肉紧绷,表现出抗拒向前的姿态。队伍后侧的三位官员都手执绢制的含苞待放的枝丫,从图像位置上表现出明显的尊卑阶位,下方的两位阶位较低的官员都注视着上方阶位较高的官员。
笔者认为图11中描绘的三名官员,并不是普通的吏役,而是地位较高的地方官。首先,从形制最严格的顶珠看,队伍后面三位官员头戴的暖冠帽上都有顶珠,这在清代是七品以上官员的特权。其中位于队伍前方蓝袍官员,顶珠为青金石,官阶为四品;最后方着绿袍者,顶珠为透明的水晶,官阶为五品;上方红袍老者顶珠为白色珊瑚,质地温润,下夹有红色宝石,颜色十分鲜艳,珊瑚顶珠和红宝石,都彰显其二品大员的显赫身份。

图9 太岁春牛迎春全图
《清俗纪闻》第一册,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彩绘本,第32页

图10 太岁神像 图11 地方官员群像
考虑到该图所绘制的是地方上的迎春礼,故红袍老者应为巡抚,着蓝袍者为知府,着绿袍者为知县,三者正对应地方上省、府、县的三重官僚体系,也是民众眼中父母官的代表。在“太岁、春牛迎春图”中,画师将文本中乘轿的官员改为随伫列后步行,手拿春枝,谈笑风生,颇有踏青游玩的闲适意味,也反映了迎春礼乃官民共庆之盛事。
国内现存迎春图多见于民间风俗画,文人画中少有绘制,其中年代较早且具有代表性的是明代画家吴彬绘制的《迎春图》(图12、图13),画卷中心场景便是春牛迎春,但伫列的形制与《清俗纪闻》相比有所不同,体现了明清两朝迎春礼的不同文化结构。

图12 吴彬《迎春图》局部(一)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馆藏

图13 吴彬《迎春图》局部(二)
吴彬《迎春图》中整个伫列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由庙堂前的神像和抬神像的人员组成,第二部分则是后方随行的官员和农户。在图12中,由十二人组成的抬春牛伫列,将红色大轿中的春牛扛在肩上,随后便是穿着黑衣的神像,端坐在有伞盖的神座中,由两人抬着,两人随行。队伍前方有五名身穿黑衣的衙役,他们手拿长条竹竿,似乎在指挥队伍、引导他们将神像抬进庙中。街边和商铺、酒楼里,都站满了围观的人群,大都由三两个家长带着小孩,人们都沉浸在迎春的欢乐中。
《迎春图》中伫列的形制比《清俗纪闻》中更盛大,神仙造型由儿童形象的太岁变为中年黑衣神像,或为芒神。春牛的位置处于芒神之前,《清俗纪闻》中太岁牵春牛的结构也不存在。这是因为芒神和土牛的位置,以及春牛和句芒衣着的颜色,从宋仁宗颁布《土牛经》以来,便有着严格的规制,与当年立春日的天干地支、纳音五行有着对应关系,其中芒神的衣色与立春日地支用克,春牛身躯的颜色和当年的地支对应。
若以此,似乎可以推算吴彬《迎春图》绘制的具体时间,但考虑到吴彬在绘制该图时,并没有详细绘制土牛和神像的细节,所以可能并没有按照《土牛经》绘制,而是简单地以常见的黑色、白色来表示。
在图13中,以官阶次序先后绘制了三位穿红袍的官员,其中位于队伍最前方的官员,端坐在二人所抬轿椅上,身侧还有吏役摇着仪仗扇;其后的官员坐在马上,手拿着春枝,吏役在前牵着马;最后的官员则自己骑马,身后有一吏役在用仪仗扇为其遮阳。而后的农民赶着一头小牛,扛着耒耜、犁耙等农具。从官员所享受的待遇和位置,可知三人从前往后分别是省、府、县的地方官,结构与《清俗纪闻》中一致,象征着地方的官僚体系。而最后由农民牵着的小牛,则可能是这次迎春礼所用的牺牲。
吴彬的《迎春图》右上有自跋“庚子仲冬日写,枝隐吴彬”,根据吴彬活动时间,可知为1600年所作。该画气势磅礴,内容丰富,迎春礼的情景位于画面中央,“迎春”也成为画面的中心思想。
由《清俗纪闻》可知,立春礼分为两日举行,其中迎春是在立春前一天,仍属于冬季,所以吴彬在跋中言“冬日写”。吴彬生于福建莆田,该地纬度较低,当地的植被又多是常绿阔叶林,故《迎春图》所描绘的时间虽仍属冬季,但表现的内容已经是绿意盎然、一片生机勃发的景象。故《迎春图》是一幅纪实描摹立春前一日之景物风俗的人文山水画。
(二)太岁庙打牛
《清俗纪闻》中太岁迎春礼的第二部分是“太岁庙打牛”(图14)。文中载:“至次日立春之时刻,各官更将太岁、春牛请出,皂役等持竹棒鸣金敲鼓,护送至庙中。安放太岁后,用棒敲打大牛,并取出腹内之小牛,安放于太岁之前,意在表示丰年之吉瑞。在将太岁送往庙宇之途中,市中儿童掷大豆打牛,如掷中,相传可使疱疮减轻。”
这段文字反映了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首先“太岁庙”的存在,说明当地有太岁信仰。而将小牛置于太岁前,以示丰年之吉瑞,则揭示了小牛的内涵以及太岁在这场迎春礼中的职责。
小牛本被置于大牛腹中,大牛即是土牛,象征着去年的严寒,所以在立春前需要太岁赶大牛,其目的便是驱散严寒,但由于立春未到,大牛还不能打破。而到了立春当天,民众便迫不及待地打破大牛,彻底驱散严寒,从而将象征春天的小牛取出。以大牛套小牛,一方面说明民众并未抛弃自春秋以来的出土牛传统,另一方面又说明民俗也会随时代而按照民众意愿革新,“打春牛”的环节,不仅增加了迎春礼的趣味,也承载了民众破后而立、生生不息的精神。

图14 太岁庙打牛
《清俗纪闻》第一册,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彩绘本,第33页
自周朝以来,若有人目击或获得了祥瑞,地方官都会迫不及待地呈献于天子,彰显其仁德,以期获得嘉奖。而在献小牛于太岁的仪式中,太岁便相当于天子的地位,小牛则代表丰年之吉瑞,民众将其献给太岁,想要获得的嘉奖便是立春后四时时序,秋收时谷物丰登。
关于打春牛(或称鞭春礼),地方志中多有记载,部分地区与太岁相关。安徽泾县地方志载:“前期一日邑令率率僚属迎春于东郊,邑人装故事迎春,聚观土牛色以占水旱等灾。是日早,邑宰祀太岁毕,行鞭春礼。民家祀土地神。”《祁门县志》载:“立春日,官长祀太岁,行鞭春礼,傩。”两地祀太岁的环节都交给地方官员执行,即表明献春牛这一仪式具有神圣性,也体现了地方对官祀中太岁祭礼的呼应。
图 14 惟妙惟肖地呈现了迎春礼中打春牛的环节,画面中共有十四人,其中衙役十一人,大部分戴着暖帽,五名衙役围观打春牛,四名衙役用竹竿敲开土牛的腹部,另一衙役则从大牛腹中取出小牛,剩下一人则负责将伞盖放回庙中。
画师依据人物的行为将人群分为三部分,读者可以清楚地根据三部分人群的神态来窥见他们的心理。其中最靠近大门的五名衙役,除蓝衣脱帽者未刻画回神态外,其余四人表情各异,但都不见节日的喜悦。而参与打春牛的五位衙役,则都面露喜色。由此可见能够参与打春牛,在当时是值得喜悦甚至骄傲的。位于太岁庙屋檐下的三名官员,顶珠都变成了青色,说明他们都是县衙的官员,三人相谈甚欢,也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中。
画家对图中衙役的颜色安排也有深意。图中衙役十一人,其中穿青衣者三人,他们都在打春牛这一仪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位于大门附近围观的青衣老年衙役,是这场喜庆的迎春礼面容最愁苦者,他身形佝偻、眉目低垂,低头作闷闷不乐状,似乎在沮丧没能参加到打春牛中,又或者在感叹岁月的流逝。
在打春牛的队伍中,负责拿出小牛的是一名青衣中年衙役,他半跪在地,左手抚摸着牛背,右手托着牛的下巴,像是在给小牛接生。他得意地望着同伴,似乎为小牛“接生”是一项殊荣。在太岁庙中,负责送回伞盖的人也穿着青色的衣服,他在图像的位置与太岁最为紧密,或为该庙的庙祝。
青色,取青草之色,自古便象征着春天,图像中三位元身着青色的人物,或喜或悲,都表达了对春天的渴望,他们的位置分布在从太岁庙门口到庙堂的路径上,用青色将春意送到太岁神前。画家有意地在太岁庙周围绘上绿树,并以缥缈的云气围绕,以上种种都意在渲染庙堂的春意,暗示已经到来的春天,也从客观上加强了太岁庙与春天的关联。
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所有迎春礼中都有小牛,大部分地方志中仅有大土牛,大土牛被打碎后,其碎片被民众视为吉祥之物,而受到群众哄抢,是为“抢春”,用碎片来涂灶、糊器、养蚕、种植、驱邪、画符等。民众“抢春”,是因为他们认为春牛是春天的象征,所以其躯体同样含有春天所蕴含的勃勃生机,有益于牲畜、蚕以及谷物的生长。
部分地区还有将送小牛视为“送春”的习俗。如湖南长沙“胥役别以小牛、丝鞭鼓乐送乡达,谓之送春牛”。即将迎春礼和打春牛中所使用和剩下的物件,都送给乡绅。来凤县亦如是,“别以小土牛,长三寸许,送士绅家,曰送春”。江西德化、湖南零陵、山东济南等地都有此民俗,虽然这些地方志并未说明小牛和大牛的关系,但都将其视作春天的象征。送春的物件都是乡绅,而不是平民,可见小牛还被赋予了政治属性,成为地方官为加强与乡绅的关系,以争取支援的媒介。
综上,由于春牛是春天的象征,在民众心中有着很高的地位,所以打春牛的整个环节都被民众视作是吉利的,因而在图 14 中,参与打春牛的衙役都喜笑颜开,而没参与的则愁眉苦脸。小春牛作为土牛剥离严寒外壳的产物,代表着更加纯粹的春意,有着更吉祥的寓意。
《清俗纪闻》中,小牛被供奉于太岁前,以表丰年之吉瑞。太岁在此处扮演着与官祀中相当的地位,即掌御四时。在立春时期,太岁的职责便是让春天和对应的温暖气候及时到来,从画面中可知春天已如期而至,所以将春牛供奉给太岁,有报春之意,也有谢神之意。
(三)太岁何以代称句芒
太岁与句芒的混淆,在南宋便已存在。《岁时广记·立春》“异牧人”条引《皇朝岁时杂记》言:“郡县每击春牛罢,民间争取其肉,唯牧牛人号太岁,皆不敢争,多是守土官异去,置土地庙中。闽中以牧人为大小哥,实句芒神也。”可知牧牛人在南宋民间称谓众多,“太岁”与“句芒”所指皆为鞭策春牛的牧牛人。
在《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收集了各地方志中对迎春礼的记载,其中广东、浙江、贵州、湖北等地的地方志中,同样将句芒与太岁相关联。
其中广东花县、鹤山县明确记载“以芒神为太岁”,浙江湖州“又设芒神,俗名太岁”。贵州毕节县志中二者也有着对应关系,“立春前一日,作芒神、土牛……立春日,官祀太岁”。湖北松滋县迎春礼中只出现了太岁,“立春先一日,邑令率僚属迎于东郊,翌日,邑令祀太岁”。浙江奉化县则将二者分开,官方祀芒神,百姓祀太岁。
以上地方志中的记载,说明太岁在许多地区迎春礼中,都扮演着与芒神相当或相近的角色,正可与《清俗纪闻》中“太岁一名芒神”相呼应。简涛曾在《立春风俗考》一书中对迎春礼的来源和发展进行分析,他也注意到“在一些老区句芒又称太岁”。王道瑞认为:“句芒神在古代神话体系中,既是掌管万物萌生的春神,又是掌管一年吉凶的值岁神,值岁神在民间一般被称为太岁。”尽管二人已注意到太岁与句芒在民间的相似定位,但没有详细分析二者的关系与通称的原因,这也是下文要详加论述的。
笔者认为在迎春礼中,以太岁代称芒神,主要有以下原因。
1. 官方改制对地方迎春礼的影响
句芒与太岁所代表的岁星同时出现在官方祭祀中,首见于唐代武德、贞观年间的郊祀,据《旧唐书·礼志四》载:“神祇大享之外,每岁立春之日,祀青帝于东郊,帝宓羲配,句芒、岁星、三辰、七宿从祀。”宋代因袭前朝,立春礼仍属郊祀一部分:“立春祀青帝,以帝太昊配,句芒氏、岁星、三辰、七宿从祀。”在唐宋迎气礼中,句芒作为副神的地位已被伏羲或太昊取代,故逐渐向民间迎春礼下沉,而岁星作为后来者,其在官方引气礼的地位已与句芒相当。
如前文所述,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不久,便以太岁为首进行了郊祀,而句芒与其所属的五方五帝却消失在郊祀中,迎气礼不复存在。句芒与太岁的命运发生巨大转变,太岁成为官方祭祀的重要神祇,而句芒很长时间只存在于地方迎春礼中,永乐年间,官方对地方鞭春礼进行了规定:“每岁有司,预期塑造春牛并芒神,立春前一日,各官常服舆,迎至府州县门外,土牛南向,芒神在东。”
通过董浩在嘉庆十一年岁末新春所绘的《履端纪丽图册》中的“迎气东郊”(图 15),可知迎气礼在官方消失后又以土牛为主体回归到了民间,但通过题记“木德四时始,迎春周礼祥”可知此图虽题为迎气,同样也是迎春,说明由于迎气礼的下沉,时人对二者并不区分。
对比董浩与吴彬所绘迎气、迎春图,不难发现两个场景的体例有天壤之别,董浩画中的迎气礼参与的成员皆为平民,接引春牛的地方官员也被两位举着春幡的百姓替代。最大的差异便是与春牛搭配的牧牛人消失不见,说明句芒所在的迎气礼虽下沉至民间,但已被极大简化,连句芒都被移除,只留下最基本的春牛,故永乐帝对地方鞭春礼的规定也未能确保句芒在地方迎春礼中的地位。
明嘉靖改制进一步巩固了太岁在官方祭祀中的重要地位,虽然朱元璋已经在南京祭祀过太岁,但嘉靖为了给自己的改制正名,故特意令礼部重“考”太岁坛制,似乎有意地与太祖时期的仪制相区别。

图 15 董浩《履端纪丽图册》之十五“迎气东郊”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正如赵克生所言,嘉靖改制的核心在于“以藩王继承皇位的明世宗,为尊崇父亲兴献王而坚决要使之‘称宗入庙’,从而达到改变帝系、变小宗为大宗的目的。”
嘉靖改制并不局限于宗庙之礼,而是渗透于各个层面,在郊祀上,洪武的态度是“合坛共祀”,而嘉靖则执意天地分祀,其目的是促成明堂之礼的恢复,从而将其父献王得与天帝共祀。在这一环节中,社稷礼的地位被削弱,而社稷原本的诸多职能则被其他神祇占有,太岁礼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进一步壮大。
明初朱元璋便与礼官讨论过太岁礼制,礼官详细的议论已见诸《明史》,嘉靖为了全面改制,洪武时制定的太岁坛的位置、布局、神祇系统、祭祀时间也都需要改变,本与风雨雷电诸天神共祀一坛的太岁,突然有了四个殿宇组成的宏大单独祭祀空间。若以祭祀空间体量而言,太岁已超过先农,几与社稷相当,这一巨大转变体现了嘉靖改制的颠覆性。
由于迎气礼的取缔,地方迎春礼似乎失去了官方依据。但嘉靖对太岁祭祀的改革巧妙地将迎气礼吸纳其中,在太岁殿的东庑为春、秋二月将的运所,西庑则为夏、冬二月将坛。四季月将同样不见于前代祀典,明代礼臣认为其源自阴阳家之十二月将。但在嘉靖祀典中,仅祭祀春、夏、秋、冬四位月将,显然与阴阳家之十二月将不同。
在北宋末年的《上清天蓬伏魔大法》中,十二月将已转化为春夏秋冬四季月将,四季月将各有召请的符箓,并交代了姓名,其中春季直月将军名“魏元”,夏季直月将军名“曾文”,秋季直月将军名“陈叔”,冬季直月将军名“景猛”,另有四季直零月日将军名“游申”,五神皆受北极紫微大帝直接管辖,与太岁并无干系。
而太岁与十二月将的神祇组合,则见于南宋守全真口述、王契真编撰《上清灵宝大法》卷十二《济世立功门》中的五帝育物斋、太一圣真斋、长生保命斋的下层圣位中,说明其职能在道教中与四时、兵戈、瘟疫有关。到了南宋金允中所编《上清灵宝大法》中,太岁、十二月将的组合仅见于与瘟疫有关的斋坛了。
对比前文所述洪武与嘉靖时期对太岁礼制的讨论,不难看出洪武时期官方祭祀中太岁与十二月将的组合,应是礼官借鉴了《上清灵宝大法》的相关内容;而嘉靖改制时,变十二月将为四季月将,则参考了更早的《上清天蓬伏魔大法》。
嘉靖改制后的四季月将,其职能与天蓬大法中自然不同,此时太岁已被尊为统御四时的尊神,四季月将的身份自然是辅佐其管理对应季节的神祇,与被废除的四立迎气礼的主神相当,而以往在立春迎气礼中担任副神的句芒,其地位自然被春季月将所覆盖。
综上,从唐至明嘉靖,官方通过对郊祀的屡次削弱,使得句芒的地位也不断降格,最后完全下沉至民间;而太岁的地位则在官祀中不断被抬高,于嘉靖改制后吸纳了道教中的四季月将,成为掌御四时的尊神,已完全覆盖句芒原有的职能。中国古代礼俗之间从来都是互融互通、难以分割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在于“礼”与“俗”之间,也在于宗庙之礼和地方之礼中。太岁在官祀中的神格也影响到了地方迎春礼,故最迟从宋代开始民众便将太岁与句芒作为鞭策春牛的神祇的通称。
2. 文化内涵的相似
芒神是东方青帝的助手,而东方青帝代表东方和青色,对应五行之木,象征着春天,《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青圭礼东方”,郑玄注:“礼东方以立春,谓苍精之帝,而太昊、句芒食焉。此已下,皆据月令,四时迎气……”可知青帝、句芒作为掌管东方的帝与神,属于古代月令系统,负责在立春之日,准时地地将春气迎来,即令春天按时到来。
而太岁所代表的岁星(木星),其位置由于夜空的东方,所以古人很早便将太岁与句芒相关联,《淮南子·天文训》记载:“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其神为岁星,其兽苍龙,其音角,其日甲乙。”可见早在西汉时期,当时的人们便将东方、木、春等相关元素统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治春”的神祇系统,太岁所代表的岁星在其中已占据重要位置。
其次,二者的职能相似。前文笔者已对明清宗庙中太岁祀礼进行了分析,可知太岁作为宗庙之礼的一部分,有着掌御四时、令农时对应节气的职能,有助于谷物按照理想的农时生长、成熟。而句芒作为地方迎春礼的主要神祇,其职能同样是在立春这天令春天按时到来,从而让谷物能够顺利生长、成熟,所以在对农作物丰收的期盼上,句芒与太岁在立春时节产生了重合。
再次,立春为一岁之始,所以迎春在古代又常被称为“迎岁”。如《礼记·月令》载:“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郑玄引《王居明堂礼》曰:“出十五里迎岁,盖殷礼也。”《淮南子》中,刘安也记载此事,并言“以迎岁于东郊”,高诱注曰“率使也,迎岁春也”。
西汉刘安、东汉的郑玄和高诱都将“迎春”与“迎岁”相等同,并认为该礼仪起源于殷商时期,显然此处的“岁”应指年岁,“岁春”指每年的春天。“岁”与“春”的关联,也使得后世迎春礼中的太岁成为年岁的象征,而成为迎春的对象。
3. 部分场景下形象的重合
在晚清、民国时期的春牛图中,春牛往往由一牧童驱使,但并不交代牧童的身份,地方志中也很少描述神像的形象。
其实将春神塑成童子像,亦可追溯至汉代地方迎春礼:“立春之日,皆青帻青幡,迎春于东郊外。令一童男冒青巾,衣青衣,先在东郊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则迎者拜之而还,弗祭。”迎春者所迎之“春”,便是童男,自古男为阳,女为阴,而童男便为少阳,春天在《春秋繁露》中也被称为“少阳之选也”。童男由于有着与春天相同的象征意义,所以成为迎春的对象。
唐宋时期句芒已取代童男成为迎春礼的主神,其形象与立春当天的日支有关,“岁孟、仲、季,其老、壮、少也”。若在辰戌、丑未日,句芒就会被塑成童子像,这便是童子像芒神的由来。
而太岁在道教中名为殷郊,全称“北极御前、显灵体道助法馘精灭魔、地司猛吏、太岁大威力至德元帅殷郊”,是北极真武大帝所属雷部元帅,同样以童子像示人。如在故宫钦安殿壁画(图 16)中,太岁作为真武大帝座下的十二雷帅之一,被绘制成三髻、体态圆润的童子像;在白云观藏神仙画中(图 17),太岁的形象稍有变异,增加了许多外道元素,如通体黝黑,头发红发,项戴骷髅,但主体的童子形象仍保留了下来。
太岁的童子像来源于道书《天心地司大法》:“殷郊,丫髻青面孩儿相,项带九骷髅,额带一骷髅,裸体,风带红裙,跳足,右手黄钺,左手执金钟。”图 17 中的太岁殷郊几乎完全按照此描述绘制。而图 16 由于绘制于故宫,画师便去除了太岁身上的外道属性,将其绘制成更符合钦安殿这一皇家寺庙规格的白胖童子形象。
钦安殿与《清俗纪闻》中的太岁神形象高度重合,可见民间所制童子像太岁,应是参考了道教中的雷帅殷郊,并与童男象征春天的古代文化传统相结合,而创造的更符合民众审美和祭祀需要的形象。
综上,由于句芒和太岁两者形象在特定时间的重合,所以在清代迎春礼中,常“以芒神(句芒)为太岁”。太岁和芒神的身份重合,也使得在明清官祀中作为掌御四时的年神太岁,顺理成章地从礼入俗,进入各地的迎春礼中。

图 16 钦安殿太岁殷郊
故宫钦安殿壁画

图 17 殷郊像
北京白云观藏
4. 太岁的方位决定春牛的颜色
牧牛人之所以会称为太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古人依据太岁所在方位来绘制春牛的颜色。
《岁时广记·立春》“绘春牛”引《提要录》言:“春牛之制,以太岁所属彩绘颜色,干神绘头,支神绘身,纳音绘足尾。如太岁甲子,甲属木,东方青色,则牛头青,子属水,北方黑色,则牛身黑,纳音属金,西方白色,尾足俱白。太岁庚午,则白头赤身黄足尾,他并以是推之。田家以此占水旱。”可见民间早已从纳音五行的角度将太岁与迎春礼相关联。当时的农民常以土牛的色彩来占卜水旱,实际上即是以太岁的位置来占卜水旱,水旱对谷物收成影响最大,故而太岁在迎春礼中有着不明显却十分重要的作用。
民众以土牛颜色来占卜水旱,与清朝官方祭太岁以祈雨有异曲同工之处,其所占卜或祈求的物件皆为太岁,尽管方式不同,但目的一致。所以清朝祭太岁以祈雨可能参考了民间占土牛的风俗。
在记录元大都风俗的《析津志》中,记载了当时大都官民共庆迎春礼的盛况,在立春前三天,由太史院和司农司请“都堂宰辅,合府正官、司属官,迂太岁神牛,于齐政楼(今鼓楼)中南,香花灯烛祀如常”。立春则行“鞭春礼”,“以彩仗击牛三匝而退”,再由司农和土官“送勾芒神入祀”。
清朝的京城增加了大兴、宛平县令呈芒神、春牛进紫禁城的环节:“立春日,大兴、宛平县令设案于午门外正中,奉恭进皇帝、皇太后、皇后(以)芒神土牛……随后由午门中门至干清门、慈宁门,恭进内监,各进奏礼。”
可见元、清两朝北京地区的立春礼,是包括皇室在内的官员共同参加的重大节日。统治者参与其中,是为了“示劝耕之意”,即鼓励百姓参与农耕之中,而不是从事商业、手工业等其他“末业”,以保障粮食储备充足和社会稳定。
而“太岁神牛”在《析津志》中仅立春前三天出现过一次,这是因为此处的“太岁”并不是指太岁神,而是与《岁时广记》一般,虚指“太岁所在方位的颜色”,故“太岁神牛”实为一物,即被涂上与太岁方位对应颜色的土牛,土牛在被涂上颜色后,有了神圣的象征意义,故称之“神牛”。
综上,官方礼制的影响、文化内涵的相似、部分场景形象的重合、太岁所在方位对土牛颜色的影响,种种因素综合,使得最迟从宋代开始,句芒在迎春礼中作为牧牛人的位置便不再稳固,时常被太岁所取代,二者也因此逐渐被世人所混淆。
结语
本文以文化渊源、官祀和地方礼俗的递进结构,阐释了作为年神的太岁是如何产生,并在发展的过程中与丰收相结合,最终成为官方和民众共同礼祀的对象。
太岁殿如今仍矗立在北京先农坛中,但今天的参观者并不知晓太岁被供奉于此的原因,以往学者也少有探究,本文写作的目的便是揭示其缘故:官方祭太岁,是因为礼官认为太岁是掌御四时的年神,可以让四时有序,即让农时所对应的气候准时到来。只有四时有序,农作物才能茁壮成长,农民才能丰收。正因为人们认为太岁对农业丰收有重要作用,所以才能得享官祀,才会成为地方迎春礼的对象。
除此之外,本文的写作还为民间信仰与官方意识形态的融合研究提供了案例,揭示了“礼”与“俗”在中国文化中不可分且互相影响的关系,太岁与句芒在官方迎气礼与民间迎春礼中的沉浮便是力证。
太岁在官方祭祀和地方迎春礼中的相似定位,既体现了中国古代官祀与地方礼俗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也体现了在以农业为第一生产力的古代中国,无论官或民,无不祈盼春天能按时到来、秋天能谷物丰收,所以凡是与丰收有关的神祇,都会得到人民的一致尊奉,太岁得享官民共祀,便是这种集体意识的共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