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韦兵
摘要: 星命术自域外传来,逐渐中国化,但因星命著作往往被视为秘辛,流传范围有限,所以唐代以后的星命文献大多散佚。《星学大成》虽成书于明代,但基本是攒集而非著述,保留了大量宋元古星命著作。由其中收录的《西天聿斯经》,以及从《聿斯经》衍生出来的各种文本,可以大致看到这部唐代从西方传来的星命著作的主体部分,其与敦煌和黑水城出出的星命文献可以密切勘合。从敦煌、西夏等不同《聿斯经》版本可以看到星命术传播过程中本土化的明显趋势。《洞微百六限》是《星学大成》收录的另外一种重要的唐宋星命文献,这部著作是星命术在唐宋之际从技术上实现中国化的重要表现。《星学大成》是10~13世纪星命著作的总结性汇编,是解读出土宋元西夏星命文献的重要参考,不应以其为明代著作而轻视之。
关键字: 《星学大成》 星命术 《聿斯经》
域外星命术自传入中国之际即为术士所掌握,作为谋生牟利手段,星命著作往往亦被视为秘辛,流传范围有限,所以唐代以后的星命文献大多散佚。同时,星命文献专用名词、概念繁多,颇难阅读理解,导致我们对当时星命推算具体技术还不甚明了,许多细节还有待探索。幸运的是,明代编撰的《星学大成》收罗了众多宋元星命文献,可谓星命著作之渊薮。用《星学大成》来印证、解读敦煌P.4071《康遵批命课》、俄藏黑水城ИНВ. No. 5722《谨算》等出土的宋与西夏时期的星命文献时,往往合若符契,而且提供了破解其中星命推占的关键资讯;俄藏西夏文6382《𡳾𗹎𘓐𘕕𘏨𘆪》(《新雕注解聿斯歌》)与《星学大成》中收录的《西天聿斯经》及相关聿斯文献完全可以对勘。这提醒我们应该重视《星学大成》的文献价值。《星学大成》一书,网罗星命文献,但因系专门之学,名相甚多,晦涩难懂,常被今人摒弃不读;又因被视为明人杂糅之作,历来少有人关注,其文献价值被大大低估。本文拟对《星学大成》的时代、内容做出一些判断和梳理,结合出土敦煌、西夏文献,钩稽其中保留的宋元古星命文献,探讨星命文献自域外翻译以来的文本衍生、变化,探寻其中日益明显的中国化趋势。
一 《星学大成》的价值:唐宋以降星命文献之渊薮
《星学大成》,三十卷,明代万民英编撰。万民英,字育吾,大宁都司人,嘉靖庚戌(二十九年,1550)进士,历官河南道监察御史,出为福建布政司右参议。此书特点,四库馆臣总结为“取旧时星学家言,依次编排,间加注释论断”,“其于星家占法纤巨不遗,可称大备”,“鸠集众说,多术家不传之本,实为五星之大全”。也就是说,万民英《星学大成》主要不是他的创论,而是汇集古代星命著作,加以条理化和系统化而成。此书包含了大量前代星命文献,略述如下。
(1)《西天聿斯经》:《星学大成》卷七收录,共1880余字,篇幅不少。其中文字可以和敦煌文献P.4071《康遵批命课》所引《聿斯经》对勘,文字基本相同,可证此《西天聿斯经》为唐宋古书。今唐宋书目著录的聿斯类星命经典一部未能流传下来,保留在《星学大成》中的《西天聿斯经》就显得尤其珍贵。同时,《星学大成》中还有许多地方散见引用《聿斯经》,虽仅寥寥数句,亦当重视。
(2)《洞微百六限起例》《百六吉凶歌》等:《星学大成》卷七收录。通过比勘,发现其内容和《正统道藏》洞真部众术类“姜”字型大小的《秤星灵台秘要经》部分内容相同,就是其中的《洞微大数休咎歌》和《洞微限歌》。《秤星灵台秘要经》内容有残损,《星学大成》所收是全本,可以补足其中残损内容,文献价值更高。《星学大成》卷七中《洞微百六限起例》《百六吉凶歌》与其内容相同,也应是晚唐五代的古书。同卷《统论》《洞微歌》等都是讲“洞微”的内容,语言风格相似,亦当为唐宋古书。郑樵《通志》著录:“道士梁嗣真《洞微歌》一卷,注《洞微限》一卷。”《星学大成》所收《洞微歌》或为道士梁嗣真所撰《洞微歌》,《百六吉凶歌》(即《秤星灵台秘要经》中的《洞微限歌》)有注解,或许就是梁嗣真所注解的《洞微限》。
(3)辽代耶律纯《星命秘诀》三卷:《星学大成》卷一〇至一二收录。此书另一个版本是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者,名为《星命总结》,亦分为三卷。但据明《百川书志》《澹生堂藏书目》著录,此书为五卷。而且从内容上来看,《星命秘诀》更翔实丰富。此书据称由耶律纯传自高丽国师,却在明代人的书目中才出现,故或为伪托,然其中也保留有部分比较古老的内容。
(4)《三辰通载》:《星学大成》卷一四至二二收录,宋代编辑的星命书。南宋陈振孙载:“《三辰通载》三十四卷,嘉禾钱如璧编。集五星命术。”宋人钱如璧汇集当时所能见到的星命书如《琅玕经》《源髓歌》《西天都例》《玉关经》等编成此书。《通志》载有唐贞元年间都利术士所传以十一曜推命的《都利聿斯经》,《三辰通载》所引用的《西天都例》就是此类聿斯类经典。宋元时期,《三辰通载》这本书很流行,元代方回谓“今之知星者,民间有《三辰通载》之书”,“及近人缪着《五行精纪》《三辰通载》犹行于世”。《星学大成》也称其为“星家之渊海,术者之指南”。除卷一四至二二收录《三辰通载》论十一曜外,据万民英介绍其体例:“原书首载三日八煞等论,理趣优长,则收入《凡例》;末载二明三暗之说,矫揉太过,则附于《乔拗》。”“三日”疑为“三元”之误,《三辰通载》书首“三元八煞”之论就是《星学大成》卷二的《定三元星》《论天元印星歌》《论八煞宫歌》《八煞宫定局图》等,而书末“二明三暗”之说附在《星学大成》卷二九《乔拗渊微》后面。这样,《三辰通载》虽被万民英拆分,纳入《星学大成》不同部分,但内容还是基本完整的。《三辰通载》今仍存日本静嘉堂藏三十卷影抄本,内容与《星学大成》所收基本相同。这也证明《星学大成》所收宋元古书皆非虚妄。
(5)《总龟十二位论》:卷六收录,这是从宋元星命书《紫府珍藏星命总龟》中选出的一篇。《紫府珍藏星命总龟》“集诸家而总类之”,性质和《三辰通载》是一样的。《星学大成》卷一四至二二论十一曜,十一曜行度就是抄自《紫府珍藏星命总龟》。此外,卷二三所收丁无咎进之《紫府珍藏星命总龟续集》,所举星命例子的年代系于绍兴、淳熙、乾道等年间,此书或也是宋元古书。
(6)《星经杂着》:卷二四至二七收录,包括万民英家藏星命书共三十余篇。其序文称:“乃哀集家藏秘诀精语、单经短赋,共三十余篇,总编一卷,以其非纯于一家,故名之曰杂。”这部分内容驳杂,多数为明代著作,但也包含宋元古书的内容。
(7)《邓太史乔拗经》:卷二九收录,题为“宋太史邓鉴心传”。序文称“予生西京,世居太史之职”,则此人当为宋司天人员。“淳熙中殿试进士,有邓太史者告周益公:魁星临蜀。”不知此邓太史是否着《乔拗经》的邓鉴心。
(8)琴堂《指金虚实五星天机七五赋》:卷八收录。作者是闽僧妙曦,号琴堂。“琴堂之名,乃昔有琴堂和尚,传授(脱一‘于’字——引者注)吕逸斋。”可知琴堂身份是和尚,从术士吕逸斋处处得传星命术。此僧至元中曾上书言星变:“初,闽僧妙曦,号琴堂,以谈星见。是春(按:至元十九年壬午),进言:‘十一月,土星犯帝座,疑有变。’”以此知其为宋元之际人。《指金虚实五星天机七五赋》为琴堂摘编、注解吕逸斋玉版之文而成,书中言:“余三十年留意五星,有验有不验,故弃为僧也。辛未年六月初一日,得吕逸斋传此。”此辛未年最有可能是宋度宗咸淳七年(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再证此人生活于宋元之际。此书前还有署名“古杭月壑老人黄秋山”的序文,黄自称曾从琴堂学二十余年。万民英多次论及琴堂,且言明朝的星命术士宗琴堂,如“琴堂准于我朝,耶律准于辽金”,“琴堂《虚实五星》,术家独称验于我朝”,可知此人是对元、明星命术影响极大的术士。《星学大成》收录的琴堂著作及托名之作还有:《琴堂十二位论》《琴堂碎金》《琴堂易览注解》《括苍季宗舒琴堂五星总断》《教外别意杂诗二十六首》《独步钩玄琴堂秘诀》《琴堂五星集》等。
如果从地理、职官来考察,《星学大成》中的一些内容为唐宋古书就更明显。比如,卷一所绘《星辰分野所属庙旺喜乐之图》,所列十二宫对应地名均为北宋路分,如白羊座(京西北路)、金牛座(河北西路)、双子座(河北东路)。尤其其巨蟹座所对应的陕西地区,分列永兴军和秦凤路,北宋陕西地区转运司和提刑司路分就是这两路。而陕西地区又因军事划分为六个安抚司路:永兴军路、鄜延路、环庆路、秦凤路、泾原路、熙河路。除永兴军外,其他五路均与西夏、吐蕃接壤,习惯称为“陕西五路”。以严格的转运司路来说,陕西其实就只有永兴军和秦凤路两路,但在当时宋夏对峙的背景中,因军事因素设置的六个安抚司路意义十分重大,影响深远,宋人已经把西北六个安抚司路和其他二十一个转运司路并列,后来人往往认为陕西分为六路而不是两路,《元史·地理志》就是这样。《星辰分野所属庙旺喜乐之图》准确标注陕西地区是两路,对宋代陕西地区转运司路和安抚司路的差别很清楚,宋以后人不容易有此认识。可以这样说,南宋中后期的人一般不大能分辨清楚北宋陕西两种路分划分的详情。此图详于北方,略于南方,对北方转运司路与安抚司路区分得很清楚:比如,金牛座对应的分野既标注了转运司路分的河北西路,也标注了安抚司路分的真定府;双鱼座对应的分野既标注转运司路分的河东路,也标注安抚司路分的太原府。而南方地区的转运司路江南东、西路居然没有标注出来。对宋境外的地区也从略,人马座对应的幽燕地区在辽国境内,笼统称为河西河北;狮子座对应的三河、河西地区统称为关西。其中河北路已经分为河北东、西两路,京西路分为京西南、北路,等等,这是元丰二十三路体制。尤其是京畿标注在宋分豫州天蝎座,这正是汴梁对应的分野,是此图为北宋之物的铁证。但此图分野标注杂乱,二十三路也并未完整分配、标注到分野中,比如四川地区,标注了成都府路、梓州路、夔州路,缺少利州路,但又在巨蟹座处标注四川。有的地方还有错误,比如双女座对应的“广东西路”应该是“广南东西路”之误,指广南东、西路,和属这一分野的“荆湖南北”是指荆湖南、北路一样。此图原本可能出于北宋元丰以后,但在流传过程中又添加了一些后代的内容,加之传播过程中的篡乱、缺失,形成今本所存的混乱面目。
《星学大成》收录的著作中还出现一些宋代职官名称。比如,丁无咎所着《紫府珍藏星命总龟续集》一书,其中论“五字连珠”命局:“全一路无破善终州县,全二路无破善终京官,全三路无破善终朝官,全四路无破官至员郎,全五路无破官至正郎,全六路无破官至卿监,全七路无破官至两制,全八路无破官至两省,全九路无破官至两府,全十路无破官至三公。”这一从州县、京官到两府、三公的职官序列为宋代制度无疑,其中两制、两府这种提法,尤其具有宋代职官的特点,据此可以认为丁无咎是宋代的术士。又如《竹罗三限》:“后限不明宜换武,免教失禄及惘惶。”其中说到文职换武职,亦为宋代职官制度特点。从职官制度考察,这些文献保留了创作时期的特点,将其年代定为宋,应无大碍。
《星学大成》主要是攒集前人星命著作,其中大量保留一般认为已经散佚的宋元著作。星命文献如符天、聿斯等经典被术士视为谋生秘笈,往往秘而不传,导致宋代以后这类著作失传,上引宋代目录中列举的符天、聿斯经典,今天我们一部完整的也不能看到了。宋元时流行的星命总集如《三辰通载》,也没能完整流传下来,但在《星学大成》中几乎得到完整保留,而且静嘉堂抄本缺失的部分亦在《星学大成》中可以找到。《星学大成》可贵之处就是保留了许多这类散佚的宋元星命经典,它其实是一部关于星命术的类书。
二 《星学大成》所见《西天聿斯经》与《洞微百六限》
《聿斯经》是唐代翻译的域外星命著作,“贞元中,都利术士李弥干传自西天竺,有塪公者译其文”。明代已经看不到《聿斯经》全文,万民英称:“星命之说,其法传自西天,今西天《都例聿斯》等经散载诸家,余弗获睹厥全。”既然散载诸家,唐宋《聿斯经》的主体就还可能保留在后代继起的星命书籍中。
前面已经谈到《星学大成》收录的《三辰通载》为宋代古书,南宋陈振孙、元代方回都提到过这本书,它在当时很流行,原因就是其汇集众书,分类罗列,便于翻阅查对。此书多引唐宋古星命书,如《玉关经》《玉关歌》《琅玕经》《都例经》等,里面就包含《聿斯经》的许多片段,麦文彪认为《玉关经》其实是一个口传本的《聿斯经》。尤其是《星学大成》卷七收录了一篇《西天聿斯经》,敦煌《康遵批命课》论水星在双女座引《聿斯经》:“水居双女最为灵,生时一个临强处,即为毫(豪)富处王庭。”与《星命大成》所引《西天聿斯经》文字基本相同:“水居双女最为灵,生时一宿皆临照,即为豪贵处王庭。”这篇《西天聿斯经》可能是唐宋时期流行的聿斯类星命书中的一部,与唐贞元初都利术士李弥干所传的《都利聿斯经》有直接关系。“都利”,饶宗颐据宋濂“都利盖都赖也,西域康居城当都赖水上”,认为都赖水就是中亚的 Talas 河。后来的人虽然不知道“都利”是什么地方,但大概知道是在域外,所以笼统地以“西天”来指代,把《聿斯经》也称为《西天聿斯经》或《西天都利经》。经过对勘,俄藏西夏文 6382《新雕注解聿斯歌》内容和《西天聿斯经》基本一样,是西夏文译本的聿斯类星命文献。这种带有双行夹注的西夏文《聿斯经》译本很特别,传世的汉文《聿斯经》都没有带夹注的,估计这个西夏文译本的底本是一个已经失传的宋元时期夹注本。这个西夏文《聿斯经》本子在传播史方面意义重大,这种译本的出现说明《聿斯经》及星命术成为中原与党项人共用的知识。下面以敦煌文书所引唐代占星命书《聿斯经》“水居双女”“土水星合”“岁火同宫”几条为例,讨论唐代《聿斯经》与《星学大成》所引宋代《聿斯经》及西夏文本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
敦煌文书引《聿斯经》“水居双女最为灵”云云,意谓水星在双女座,星命认为为主贵,如何理解这个“贵”呢?敦煌文书《康遵批命课》所引《聿斯经》解释的“贵”是“即为毫(豪)富处王庭”,突出的重点是有资财[“毫(豪)富”]和接近君王(“处王庭”),以财富和权力的结合来理解“贵”,符合中亚的传统,应该是较为接近李弥干带来梵书的翻译。后来这个“贵”结合了中国自身的文化特点,向更为中国化的方向转变。《星学大成》所收《西天聿斯经》已经有了细微的变化,“即为毫(豪)富处王庭”变为“即为豪贵处王庭”,“富”字被“贵”字取代,不强调资财,只是强调在朝中为官的“处王庭”。毕竟在中国正统儒家的价值中,财富和官贵是不同的畛域,权力的正解是官贵,不是资财。虽为一字之变,其中已经有了价值观的转变,所以《西天聿斯经》是稍后经宋代润色的文本。
西夏文 6382《新雕注解聿斯歌》里面对这一句的翻译:
𘓐𘕕𘏨𘆪𘃡𘃆(𘝞𘏨𘆪𘎆,𘖐𘏨𘆪𘎆𘓐𘕕𘏨𘆪,𘝞𘏨𘆪𘎆),
𘎆𗪦𘎆𘋏𘎆𘎆𘕕𘎆,𘓐𘕕𘏨𘆪𘎆𘃡𘃆(𗪦𘎆𘋏𘎆𘎆𘕕𘎆𘝼,𘜶𘎆𘎆𘕕𘏨𘆪𘎆)。
译文: 水居双女最明达(金星乐宫在金牛座,火星乐宫在天蝎座,水星乐宫在双女座),生逢一星在宫内,岁人富翁益贵前(命中一星在喜乐宫,为富贵之人)。
西夏译本也是以“富翁”“富贵”来理解水居双女,和敦煌文书所引《聿斯经》“毫(豪)富”的意思相近。就此点来看,这个译本的底本和敦煌唐代的本子更接近。
以后,水居双女的“贵”向科举及第、为台谏官的解释发展,又引申为聪明、有文才,这是和宋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的结果。南宋成书的《三辰通载》在讨论水星在双女座时引《琅玕经》《赋》《水星歌》等数种古书,如《琅玕经》云:“水居双女最为灵,华省台官给谏臣。”前一句和《聿斯经》一样,后一句比《聿斯经》典雅,虽内容实质是一样的,都是说主贵,但强调是为台谏官。又引《赋》云:“给谏功臣,须假水临双女。”也是说水居双女宫主贵,为给谏言官之臣。宋代谏官为皇帝亲擢,监察百官,为君王的耳目,亲近贵臣,把“处王庭”理解为“为台谏”,颇与当时实际状况相符合,是很有时代特色的理解。
又引《水星歌》:“乐庙若居已申贵,他官笔吏好心肠。(水在命宫乐庙高,曰及第;他官有文才,笔吏也)。”双女已宫为水之乐宫,这段也是说水居双女已宫主贵,与上引星命书相同,但强调水在双女已宫,同时也是命宫才最符合,才能够科甲及第,如果水居双女,但不是命宫,就只能有些文才,做文吏而已。而水居双女与金会和,同样主科甲词臣:“双女宫中得逢金,超升富贵巳宫临。金水共蛇蛇会处,科甲必定称人心。”此言水星在双女巳宫与金星相会合(巳为蛇,故言“金水共蛇”),主科甲富贵。《水星歌》又论水星在双女宫与太阳会合:“辰星在巳旺非常,与日同躔列轸乡。假使不登黄阁贵,也须官至翰林郎。”此言水星在双女巳宫与太阳会合,且在轸宿(双女宫大致对应二十八宿的翼、轸,为水星旺宫,而轸四度为正旺。强调轸宿,就是说水星不仅要在双女宫度,而且要在正旺之宿度),主科甲及第,为清贵词臣。
又从科甲及第引申为聪明机智,《水星论》引《经》曰:“北方水星专主智,性地惺惺多巧艺。好乐阴阳巨蟹宫,若临申巳尤为贵。生逢坐命最聪明,更在身宫亦伶俐。非惟辩舌若悬铃,更主文章多藻丽。”此段与《水星歌》所言相同,水居双女巳宫等处,且为命宫或身宫,主文章口才。此处的《经》,应该就是《聿斯经》的一种。因为另外一处引《都例经》论金、水会合,可以与此互为参证:“金水相逢最为美,智慧聪明须见水。此为有福无难人,一生营求皆称遂。”同样强调聪明和水星间的联系。《都例经》就是《都例聿斯经》。
又引《玉关经》《玉关歌》论水星在双女宫对应的翼、轸二宿:“水躔翼宿号天异,年少登科文学贵。清华要路骤迁荣,与日同宫须大贵。翼宿八度至十三,员明净洁水来参。不论迟留并伏逆,当居科甲有文谈。水躔轸宿号天岑,文学之官众所钦,聪明谋略人多会,藻思文章入翰林。轸宿本是水乐宫,水星入庙福尤浓,上下同流为乐曜,男人多学女人聪。”十二宫已经转换为二十八宿,意思与《水星歌》相同,突出水居双女(翼、轸)主科甲及第、聪明机智。这种强调聪明的解释,已经在原始《聿斯经》的基础上有了发展,时代应该晚些。“水居双女”一句,以敦煌文书所引《聿斯经》和《星学大成》所引星命书对勘,或文字相似,或内容相同,都是从原始《聿斯经》译本流行出来的文本。以水在双女为贵,对贵的理解,较早敦煌文书所引《聿斯经》和黑水城文献西夏文译本强调资财、近君王,衍生的《琅玡经》等则以身居台谏来理解,后来《水星歌》又引申出科甲及第及主机智、文章、口才等,文本再创造过程中的中国化色彩和时代特点日益突出。
敦煌遗书《康遵批命课》所引星命口诀:“土水合号有学禄,智慧多端好翻覆。岁火同宫主贵权,为事心中多敏速。”虽没有说明出处,但《星学大成》的两处有这两句。卷七《西天聿斯经》:“火(当作‘水’——引者注)土合兮有学禄,智慧多端好反复。木火同宫主贵权,为事心中多敏速。”卷六《论星曜合照命宫》引《歌》曰:“水与土合有学禄,智慧无穷爱番覆。木火同照主贵权,设施惊众夸神速。”对勘文字可见,这里《康遵批命课》所引口诀和《论星曜合照命宫》引《歌》都是出自《聿斯经》,这里引用的《歌》可能就是《聿斯歌》,西夏文6382就是以“歌”来命名——《新雕注解聿斯歌》。“歌”是在“经”的基础上进一步通俗化的产物。西夏文6382《新雕注解聿斯歌》对这两句的翻译如下:
译文:土水相合学禄有,智慧多有心不休(土水三合/相见,则智慧明达,诸事为时变/化,多增腹心疑虑也)。
译文:木火宫同贵主得,所为腹心多急速(火木宫同,不同在火木/宫为,则福禄多性情急速)。
这两句西夏文译本基本忠实于唐宋汉文本。敦煌文献作“土水合”,土星在前,黑水城文献同,《星学大成》收《西天聿斯经》作“火(水)土合”,水星在前,可见黑水西夏文本和敦煌本的联系。另外,西夏译本夹注将经文讲得更清楚。比如“土水相合”,夹注解释是“土水三合相见”,强调只有土、水星在命宫及其三合宫内同宫,才符合这句口诀。而且,火木同宫夹注解释,这种同宫必须不在五行属性为火、木之宫(木宫指双鱼座、射手座,火宫指狮子座、天蝎座)。这些都是现存汉文本没有的,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聿斯文献的内涵。看来《聿斯经》这一段讲星曜照显,均以合照命宫及其三合宫为前提,若在其他宫位就不符合。
此外,《星学大成》收录的文献有些没有明言是《聿斯经》,如上引《星学大成》卷六《论星曜合照命宫》所录星命《歌》,但内容能与敦煌文献和《西天聿斯经》勘合,证明此《歌》是聿斯类文献的一种,可能就是《玉关歌》或《聿斯歌》。同卷《论星曜对照命宫歌》也能与《西天聿斯经》勘合,证明这些歌诀也是聿斯类文献:
更推星曜相冲望,就中火土为灾障。对在强方并见月,中年困苦多消歇。湿宫水照当忧溺,干位却须防兽啮。少男少女资财,多病多违多口舌。或遭毒药及刑伤,了了经中皆具说。
更有五星相对视,就中五星为灾瘅。相对在强并在月,中年困苦多消竭。湿宫水照投江湖,干位虫狼多咬啮。少男少女资财,多疾多违多口舌。或遭毒药兼临刑,了了经中皆具说。
这段文字论火、土二曜对宫相冲和水星照湿宫、干宫的占卜,以《论星曜对照命宫歌》对照《西天聿斯经》,除个别文字,基本相同,是聿斯经典流衍过程中产生的不同版本。敦煌文献所引《聿斯经》、《星学大成》所收《西天聿斯经》《论星曜对照命宫歌》都是原始《聿斯经》流传中产生的不同版本,内容一致,文字稍异。也证明以《聿斯经》为代表的星命文献往往没有“定本”,文字在传播中不断衍生变化,形成不同的版本。
西夏文6382《新雕注解聿斯歌》对此段的翻译:
译文:又在五星相对视,其中土火多厄祸。对处强宫又月见,年中劳苦丰弱为(五星相对视,如火土重视;水火在强宫或水土同宫,又对宫见月,则一世多厄祸,中年受苦受也)。湿宫水见河江没,干宫中狼咬力伤。少女男少财帛少,疾多难多馋舌多。若遭毒恶又刑逢,细查文中显明说(东南位是湿宫,西北位为干宫。恶曜同在此二宫,则没于河江中,或为狼所食,女男皆数厄多祸,中于毒恶也)。
以之对勘汉文本,汉文本《西天聿斯经》“就中五星为灾瘅”一句明显有误,“五星”当为“火土”之误,《论星曜对照命宫歌》也作“火土”。《西天聿斯经》中有干宫、湿宫的概念,但不知其具体内涵。西夏文本有一条夹注,解释了干宫、湿宫的概念:“东南位是湿宫,西北位为干宫。”而《星学大成》中有《定干湿沉没宫》,对于干、湿宫有另一种说法:“巳、午为干宫,亥、子为湿宫。”《定干湿沉没宫》把室女巳宫、狮子午宫称为干宫,双鱼亥宫、宝瓶子宫称为湿宫,这比较清楚。西夏文本夹注把干、湿宫和西北、东南联系起来,如果只从字面上看,东南和巳、午不是有关联吗?按理应该是干宫,为何夹注说是湿宫呢?西北和亥、子同理,这就和《定干湿沉没宫》的说法矛盾。其实,解开这个矛盾首先要明确夹注所说的“东南位”和“西北位”指的是什么,这绝非仅从字面按五行对位把东南理解为巳、午,把西北理解为子、亥。我们应该特别注意这个“位”字,这是突破这个问题的关键。这个“位”应该是指黄道带的方位,域外星命学以太阳在黄道带上运行的周期,习惯上将白羊宫到室女宫称为北六宫,天秤宫到双鱼宫称为南六宫。进一步细分,太阳运行在黄道带的西、西北位巨蟹宫、室女宫、狮子宫就是夏天,运行在东、东南位的摩羯宫、宝瓶宫、双鱼宫就是冬天。这样可以看出,夹注所说的“东南位”其实就是指双鱼亥宫和宝瓶子宫,为湿宫;“西北位”就是指室女巳宫和狮子午宫,为干宫。夹注和《定干湿沉没宫》是同一个说法,并不矛盾。值得注意的是,夹注采用黄道带方位的标准来定干、湿宫,这和以《天文书》为代表的域外星命学更接近;《定干湿沉没宫》应该是较后起的著作,估计是为了避免黄道带方位带来的混淆,从而将干湿宫直接对应相应星宫。这也提示我们,在《聿斯经》的翻译、传播过程中域外成分中容易引起歧义的部分如何被替换成容易理解的表达。
此外,《星学大成》卷六《十二位论》有《论身命宫歌》《论财帛歌》《论兄弟宫》等论十二宫位元文字,分述十一曜在各宫位的吉凶,是标准的星宫算命法则。其中多引占星命书,如《论福德宫变格》引《西天都例经》,此或即为《都利聿斯经》,是《聿斯经》的另一译名;《论迁移宫》引《灵台经》,此或为《灵台秤星经》,为唐宋时期道经,今正统《道藏》所收已不全。又多引歌诀韵文体的《经》,此《经》也当为古代星命书,语言风格与敦煌所引唐宋《聿斯经》等星命文献相似,接近当时俗语。略举数例,以见风格:
《经》云:足禄多财,木星与太阳同会。平生不耕蚕而衣食具,所谓生居豪族世无虞,出有轻车食有鱼,福寿厚高天与佑,平生万事称心如。(财帛宫)
《经》云:多居产业,金水木照田园。(田宅宫)
《经》云:蚀神临子最难为,得力还招外姓儿。假饶若过三旬外,亲生一个是便宜。(男女宫)
这些《经》《歌》很可能是从《聿斯经》中衍生出来的,将更具体的推算以歌诀的形式进一步通俗化,以利记诵理解。其数量很大,传播范围更广泛。今天完整的《聿斯经》虽然没有保留,但通过《星学大成》保留的《西天聿斯经》《玉关歌》,西夏文6382《新雕注解聿斯歌》等,以及其他没有直接标明但其实就是《聿斯经》中衍生出来的歌诀文本,可以大致看到这部唐代从西方传来的星命著作的主体部分。
《洞微百六限》是《星学大成》收录的另外一种重要星命文献,是星命术在唐宋之际中国化的重要证据。所谓“限”就是星命推算行运流年的方法,如果说命主贵贱寿夭由十一曜分布的星盘格局决定,则兑现的时间由“行限”来决定。“洞微限”分为大限和飞限两种,大限是一个阶段,飞限是这一阶段中的每一年。“洞微大限”从命宫(卯)开始,向相貌宫(辰)方向移动,每宫为一限,各限年数不一,洞微大限共一百零六个月,故名“洞微百六限”。各宫所主年数:“命宫十五貌宫十,福德妻宫十一详。官禄十五最高位,迁移止有八年粮。疾厄七兮共六六,财帛兄弟五年强。田宅子孙并奴仆,四年之半定毫芒。”这是说人的一生首先一到十五岁命宫(卯)主宰十五年,十六到二十五岁相貌宫(辰)主宰十年,二十六到三十六岁福德宫(巳)主宰十一年,其余依此类推。
具体到每一宫所主年龄段中逐岁行运何宫,又要配合“洞微飞限”来推定。“飞限”的规律:“一二本限里,三四对照冲。三合五六载,其年见吉凶。”这就是说,一二年在本限,三四年在对冲宫,五六年在三合宫,第七年又从本宫开始回圈。比如,命宫(卯)主宰的十五年,一二岁在命宫本宫,三四岁就在命宫对宫妻妾宫(酉),五岁在三合宫男女宫(亥),六岁在三合宫官禄宫(未),亥卯未为地支的三合。七八岁又回到本宫,依次回圈。
“洞微限”是星命术中国化的产物。以《聿斯经》和《符天历》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在推算流年时的特点是对每年星曜运行的位置进行计算;而洞微限是一种程式化的大运、流年的机械排定。以程式化的洞微限取代星曜位置的计算,星命中西方传统的计算性大大减弱。敦煌文献P. 4071北宋开宝七年《康遵批命课》尚延续域外星命传统,推算逐星曜位置,而俄藏黑水城INB. No. 5722西夏蒙元之际的西夏文《谨算》则已经使用洞微限排流年,这件星命文献正是通过与《星学大成》收录的洞微限文献对勘才得以成功解读。数百间星命术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也传播到西夏地区,出现了西夏文的洞微限星命文书。除《谨算》《新雕注解聿斯歌》等外,俄藏、英藏黑水城西夏文献中还有多件是关于推算洞微限的西夏文写本,比如,英藏黑水城文献残叶Or. 12380-359A、Or. 12380-1796、俄藏No. 4489-2等。
“洞微限”原只有道藏《秤星灵台秘要经》中有个不完整的版本,有了《星学大成》所收录的版本,我们在考订黑水城西夏文星命文献时就找到了可靠完整的底本,释读过程中的难题便可迎刃而解。
三 余论:星命文献的流传、衍生与阅读路径
《星学大成》杂集诸书,将不同时代、不同内容的东西混在一起,条理紊乱,异说纷纭,重复芜杂,对同一个概念的论述散布在书的不同地方,又没有一条合理的编纂理路,所以很不方便阅读。我们其实可以设想一种以“标准型”重构文本来厘定古文献的思路,通过拆分处理《星学大成》,以符合星命推算逻辑和次第的原理来重组文本,赋予其内在逻辑理路,把分散的论述集中起来,剔除后起、冗余的部分,形成最靠拢宋元而又可以理解的“古”文本。通过这个新文本,把《星学大成》的宋元古文献遴选出来,从明代著作中“发掘”出宋元古本。星命文献通常有一个初始文本,在此基础上提炼雅化文字、细化宫度或宿度、叠加新内容,衍生出次级文本。比如,从域外翻译的《聿斯经》是初始文本,据此衍生的《西天聿斯经》《聿斯歌》等,可能就是经加工的次级文本,这些次级文本又被翻译为西夏文,流传到草原地区。俄藏西夏文6382《新雕注解聿斯歌》的汉文底本就带有夹注,是加工后的次级文本,夹注中带有许多后来衍生出来的规范和解释。党项人通过自己的理解来翻译《聿斯经》,西夏文的翻译增加了这个文本传播流衍的丰富性。同时,这些不同文本被不断重新编撰、整合,形成《三辰通载》《星学大成》等三级类编整理文本。初始文本可能逐渐散佚,但基本内容保留在次级衍生、三级类编文本中。《星学大成》成书于明代,收罗当时还能见到的星命著作,是唐宋初始星命文本的片段及后来宋元次级衍生、三级类编星命文本的汇总。从初级到三级的文本衍生过程也是星命学知识中国化的过程。如果批判地使用《星学大成》的文本,可以复原唐宋星命术的主体内容。尤其是《洞微百六限》和《西天聿斯经》已经得到出土文献的印证并在出土文献解读中起到关键作用。
《星学大成》虽成书于明代,但此书基本是攒集而非著述,其中保留了大量宋元占星命著名作。《三辰通载》《星学大成》这类汇总编印的星命书籍是宋代印刷术普及带来知识整合的产物,星命书籍的编辑汇总过程也是星命知识被重新汇集、编辑并产生出新知识的过程。分散的秘笈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被汇总在一起,晦涩、异域色彩浓厚的星命秘笈必须本土化、通俗化以符合印刷书阅读市场的需求。宋明人新编的星命著作融合本土文化,符合时代要求,但其编排非常混乱,芜杂丛生,往往无法卒读。如果要想真正读懂《星学大成》,还需要把此书攒集的星命著作进行梳理辨析。星命术在流传过程中掺杂了大量中国本土的成分,混杂了诸如四柱、星禽等内容,越到后来,无论是推算概念和还是推算过程都叠加了更多的本土成分,星命术日益复杂,《星学大成》充分显示了这种芜杂的特点。此书经过万民英的整理编撰,古代文献被重新打散、拆分,与后来的明代文献糅合,形成了一个时代混杂的文本。而其中包含的宋元古文献基本散佚,这个混杂文本里面哪些是宋元古文献,哪些不是,除通过敦煌遗书所引《聿斯经》和《星学大成》所载《西天聿斯经》对勘,以确定后者为宋元古籍外,尚缺乏其他可以对勘的文本。如何推定《星学大成》的某些部分是否为宋元古星命文献,需要一条新的思路来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