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媒神“月老”文学形象考论

作者:黄雪敏

【提要】 通过对婚姻桥梁的媒神“月老”形象的考索,亦可窥见汉藏文化同源而异体,故此在文学形象的层面 上也有诸多同质异构的内容。婚俗是汉藏民族文化的典型呈现之一,而“月老”在两个民族中也体现出了既有文化渊源又有丰富内涵的民俗特征,体现出汉藏民族千百年来的密切交往和民俗融合的典型形象。

【关键字】 媒神 月老 原型 民俗

 

媒神月老在中国文学作品中是一个著名的原型意象。所谓原型,指在不同种族的神话、寓言、传说、梦境、幻想、文学中不断重复出现的意象,源自民族记忆和原始经验的集体潜意识。这种原型意象反映在文学上,并频繁地出现在诸多文学样式中,如《山海经》、《搜神记》等古代文献典籍中记载的很多审美意象,都成为后世文学原型的来源。“月老”被后人尊为道教的神祇之一,并像城隍神、土地神一样,有专门的神祠,同时也作为“媒神”,专司人间婚姻之事。“月老”形象的产生、发展和古代婚恋嫁娶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成为中国古代各民族文学中流传极广的人物原型。

一、“月老”原型的诞生

月神,是中国民间流传最广的神仙之一,也称作“月老”,即“月下老人”或“月中老”,其在中国各个民族间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主管着世间男女婚姻,在冥冥之中以红绳系男女之足,以定姻缘。据东汉民俗专家应劭《风俗通义》记载,中国的媒神之祖应是女娲,如《路史·后纪二》云:“女娲祷祠神,祈而为女媒,因置婚姻。”① 在汉族文化中,“月老”被尊为媒神,是唐代以后人们将民间传说和神话结合,将媒神的形象转化为月老而形成的。一般而言,媒人的称呼很多,汉族一般将之比作“月老”、“红娘”,是受人欢迎的“合婚佬”,而一般藏族地区则称之为“东赞”,也有个别地区如青海湖畔藏族地区将媒人称作“雪堪”的。之所以不称呼媒人为“女娲”,主要是因为女娲作为神话中的人类始祖,其意义和作用偏重于“抟土造人”和“炼五色石补天”上,涵盖的意义很广,不像月老和红娘,内涵比较单纯,仅仅是指向姻缘。

月老于月下结绳以定婚姻的形象,极具中国古代文学特有的诗性智慧。崇拜月亮的传统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在世界各国也是普遍现象,这是源于原始信仰中的天体崇拜。在黑夜中,月亮给人带来了光亮;月色朦胧,又会使人产生许多遐想,许多美丽动人的故事因此产生。在汉族民间传说中,“嫦娥奔月”是比较著名的。我国有许多少数民族也盛行拜月的风俗。如苗族就有“跳月”的活动。月亮意象有着相思、求爱、团圆的爱情因素,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就写过一出《拜月亭》。《西厢记》里的崔莺莺也虔诚地对月神倾诉希望遇到意中人的情怀。因而关于月老的传说,常为文学家想像和虚构,成为婚姻叙事的关键性人物。特别是他手里的那根红绳,在希望追求美满婚姻的人眼里,不仅是一种向往,更是一种理想的寄托。月老传说最早记载见于唐代李复言的《续玄怪录》中的《订婚店》:

杜陵韦固,少孤……旅次宋城南店……斜月尚明,有老人倚中囊,坐于阶上,向月检书。观之,不识其字。固问曰:“老父所寻者何书?”……老人笑曰:“天下之婚牍耳。”因问囊中何物,曰:“赤绳子耳,以系夫妇之足。”及其生,则潜相系,虽仇敌之家,贵贱悬隔,天涯从官,吴楚异乡,此绳一系,终不可逭。①

韦固又向这位月下老人问了自己的婚姻,老人预言他将要与菜农的女儿婚配,十四年后果然应验。这则故事流传很广,千百年来,这个于月下倚布囊、坐于阶上、向月检书的老人,人们便称为“月老”。月老的形象在唐代以后固定下来,常被塑造白发多鬓,脸泛红光的慈祥老人,一手握着拐杖,一手拿着《姻缘簿》,袋中藏有赤绳,并据《姻缘簿》所载,将赤绳暗系在男女双方的脚上,使他们结为夫妻。他用一根红线牵起这对情缘,即使“仇敌之家,贵贱悬隔,天涯从官,吴楚异乡”,只要月老的红线一牵,便为夫妇。

于是,在汉族文化中,这种固定的原型叙事就这样形成了:月下老人掌管天下男女婚姻,其囊中有赤绳子,不管男女之间是仇人还是远在异地,只要用赤绳一系便能“有缘千里来相会”并结为夫妻。而这种叙事原型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影响深远。例如,元代曾瑞卿《留鞋记》杂剧,写秀才郭华与相国寺西厢脂铺中的小娘子王月英两情相悦,王月英要丫环梅香通风报信:“何须寻月老,则你是良媒。”明无名氏《女真观》第三折道:“你权做一个撮合山主亲的月下老,俺两个衔环之报,成就了君桃花下凤鸾交。”又如《儒林外史》第十四回叙述鲁编修与娄府结亲时是这样写的:“两公子收了回书、银子,择了个吉日,央请陈和甫为媒,这边添上一位媒人,就是牛布衣。当日,两位月老齐到娄府,设席款待。”另外《蕉叶帕》第七回辞云:“文君正匹配相如,月老冰人话不虚”;《济公全传》第一百二十九回标题云:“回家焚香求月老,但愿长久做夫妻”;《封神演义》第六十六回目:“两国始终成好合,认由月老定鸳盟”等等。

藏族的“月老”的原身是禄东赞。禄东赞全名为噶尔·东赞域松。他出身王族家庭,生于今西藏山南隆子县列麦乡一个叫“冲萨”的地方,具体生年月日不详。据史料记载,禄东赞“虽不识文记,而性明毅严重。讲兵训师,雅有节制。吐蕃之并诸羌,雄霸本土,多其谋也。”② 松赞干布即位之初,他辅佐治理朝政,统一诸羌部落,开拓疆域,创法立制,巩固王权,参与吐蕃军政大计:对内进行除叛臣,查户口,划田界,立丁册,征赋税等重大的政治、经济变革;对外平息诸部反抗等等。特别是他主张与唐朝以及邻国尼婆罗和亲,并几次亲自出使长安通好。唐贞观十三年(西元639年),为松赞干布迎请了尼婆罗尺尊公主入藏;翌年(西元640年)又从松赞干布之命,到唐朝迎请文成公主。禄东赞携带众多的黄金、珠宝等,率领求婚使团,前往唐都长安请婚。不料,天竺、大食、仲格萨尔以及霍尔王等同时也派了使者求婚,他们均希望能迎回贤慧的文成公主做自己国王的妃子。唐太宗李世民非常为难。为了公平合理,他决定让婚使们比赛智慧,谁胜利了,便可把公主迎去,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六试婚使”。拉萨大昭寺和布达拉宫内至今完好地保存着描绘这一故事的壁画。

仅凤元元年(西元676年),禄东赞因患颈部痈疽之症于“日布”地方不幸与世长辞。藏族同胞为了缅怀他的光辉业绩,曾以多种方法纪念他,其中以美术作品(包括长篇壁画、刻画等)的形式再现了他的形象,最著名的当属唐代名画家阎立本所作的《步辇图》。该图中神东赞眉毛浓重、鼻梁高挺、胡须连鬓,民族特点异常浓厚,身着动物饰样的长袍、足蹬皂靴、头扎兔冠带巾,在唐朝礼宾官员和译员的陪同下,为松赞干布请婚,进谒坐在步辇上的唐太宗李世民。但见禄东赞全身略向前倾,两脚并拢,双手拱合致礼、神态谦恭。而微微蹙起的眉头与明亮的双眸,揭示了他胸有韬略、善于审时度势和增进民族情谊的精神气质。后来,由于禄东赞在迎接文成公主下嫁松赞干布一事上的功绩,人们慢慢传说禄东赞即是媒神女娲的化身,于是禄东赞在藏族传说中就被神化了,成为藏族的“月老”形象。至今在藏北地区的民间文学田野调查中还可以听到关于这个故事的诸多传说。

通过汉藏两族月老原型生成的比较可以看出,在“月老”起源于女娲这一点上,二者具有统一性;而在具体的演化方面,汉族则沿着从嫦娥到月下老人的线索,藏族则从政治人物禄东赞的形象中演化而成。


二、“月老”与婚俗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媒,谋也,谋和二姓;妁,斟酌二姓也。”古代给男子做媒的人叫“媒”,给女子做媒的人叫“妁”。由此可见,媒人的媒妁之言,就是谋合、斟酌合两姓之好。古代中原的汉族男女婚姻必须有媒人,有了媒人的婚姻才算是正规的、符合礼法的婚姻。“《战国策·燕策》也有‘处女无媒,老且不嫁’的议论,都说明媒人在婚姻中的重要地位。”① “媒”字最早出现在《诗经·卫风·氓》一诗:“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匪我愆期,子无良媒”。这首诗表明,即使男女私下相爱,愿意结为夫妻,仍然需要经过媒人,才能正式成婚。而“媒人”一词,也出现在民歌《孔雀东南飞》中:“阿母白媒人,贫贱有此女,始适还家门。”在古代百姓的婚嫁中,媒人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媒人有很多称呼,有伐柯、冰人、月老、红娘等,其中以月老最为人们熟知。

汉族文化中,“媒妁之言”自先秦两汉一直受到重视。尤其到了唐代,“媒妁之言”被法律认可。《唐律·户婚律》规定:“为婚之法,必有行媒。”唐代法律还规定,对于违律嫁娶的,也处罚媒人。足见,在婚姻方面,媒人也要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后代汉族婚姻基本因袭了唐律的规定。如元律《通制条格》一字不漏地写上了朱熹《家礼·婚礼》的一段话:“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二,身及主婚无期以上丧乃可成婚。必先使媒氏往来通信,俟女氏许之,然后纳采。”

韦固月下遇月老之事,不但反映了唐朝人的婚姻观,而且影响了后代的文学创作,其积极意义更是启迪了杂剧《西厢记》的创作,并创造了“红娘”这一媒人称呼。《西厢记》中的婢女红娘,聪明大胆,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热情机智地促成了小姐崔莺莺和张生的结合。因此人们便称促成别人婚姻的热心人叫“红娘”,又称媒人为“红娘”。无论是红娘还是月老,都是人们对媒人的尊称,反映了人们对其在婚恋嫁娶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的肯定。所以除了称呼媒人为月老外,“红娘”一词也流传很广。

韦固的故事其积极的意义在于强调婚姻突破门第桎梏,也反映出了姻缘天定的宿命观思想。月下老人以赤绳相系,确定男女姻缘,反映了汉族婚姻缘前定的观念。在李复言《续玄怪录·订婚店》之前,唐人小说中还有类似的形象,戴孚《广异记·阎庚》记载了一个自言为地曹的“客”,是“主河北婚姻”者,同样是通过口袋中之绳“绊男女脚”的方式,确定世间男女姻缘。可见,在唐代,婚姻前定、主于地府冥司是流行和普遍的观念。世间男女之所以能成为夫妻,是由于地府冥吏以绳相系,是冥冥之中的命运安排。明初刘兑《月下老定世间配偶》杂剧“极为驯丽,传诵人口”,这些传说宣扬了婚姻天定的观念。

西藏早期盛行抢婚及自由婚,但后来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也逐渐实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俗。提亲必须请媒人,先下聘,并勘合“八字”,要彼此不相克才允婚。出嫁必备妆奁,议亲须“门当户对”,其礼俗明显受到汉族《周礼》、《礼记》的影响。

以位于甘肃省南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舟曲藏族为例,他们结婚时一般有以下几个主要程式:首先是物色物件、请合适的媒人;其次是媒人登门提亲,然后是媒人和双方一起相亲;再次是定亲仪式;最后才是迎亲。在整个婚配的过程中,找媒人最为关键,直接关系到一场婚姻的成败。舟曲藏族媒人时要找为人公正、品德高尚,在当地具有一定威望的中年男子,还要求媒人能说会道,具有随机应变的能力,除对媒人本人有所要求外,对媒人的家庭也有限制,要求媒人家庭和睦、夫妻健在、儿女双全、妻贤子孝,当然也有妇女当媒人的,但由于媒人要“上台面”,而藏族妇女一般不能上桌子,因此,限制很多,所以还是男子当媒人的为多。①

以华热藏族为例,他们一般把婚礼中的送亲人称之为“东赞”。华热是英雄的部落或地区的意思,指青海的湟水以北、祁连山区和河西走廊的东南部以及与其相连的广大农牧区。迎亲是华热婚礼的关键。男方家要在“东赞”们必经的路上派人守候。当新娘和“东赞”们到来时,这位守候的人将事先准备好的哈达献上,并给每一位“东赞”敬三杯酒。双方相遇之前,守候者摘下自己的帽子藏在衣襟里,严防被“东赞”抢走,以免让“东赞”贻笑大方。与此同时,女方家的亲友也会在沿途给新娘和“东赞”送茶、酒、肉等。“东赞”也给每一位来的亲戚回送一份肉、哈达等,以示谢意。“东赞”下马的时候,男方家的迎亲者会快速地接住马缰绳。最后,“东赞”们走到桌前,为了表示吉祥洒起牛奶碗,用放在碗内的柏枝蘸上牛奶向四方泼洒,并把大盘中的食物撒给周围观看者。喝完拦截门酒后进到屋内的“东赞”先喝茶,然后才把他头上戴着的狐皮帽摘下,挂在专门的地方。② 由此可见,虽然“东赞”表示“送亲人”之意,但实际上的任务和作用不仅有“月老”的穿针引线之功用,而且起到了完成婚礼的司仪和指导者的作用。

在古代,人们特别重视婚俗礼节。譬如说,求亲就有问名、纳吉、纳征、纳彩等仪式程式。汉族和藏族都有类似的婚俗传统。一般而言,只有按照这样的程式进行才是合乎礼节,才是给新人及其家族带来吉祥。拿“问名”来说,双方家长通过媒人,把两方子女的生辰八字给算命先生,委托其进行测字,也就是俗话说的“合字”。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规则,如果合配的话,基本上就可以定下来了。相反,即使男女双方是相爱的,但如果五行相克,则遭到双方家长的极力反对。这种“迷信”的思想,正是反映了古人婚姻宿命的观点。因为古人认为,合乎天命的婚姻才是幸福的、宜室宜家的。而“月老”的出现,是这种合乎天命的表现,由“月老”牵引的命定的姻缘,才是宜其家室的。“月老”形象的出现,正是这种宿命观在婚恋领域的艺术化、形象化。这一方面,汉族和藏族都是相同的。


三、“月老”的叙事模式

作为一个著名的文学原型,“月老”在文艺作品中具有独特的叙事模式,包括难题求婚、红线姻缘、拜月乞婚等具体表现方式。

(一)难题求婚

难题求婚是一个世界性的民间故事原型,在中国各个少数民族中也非常盛行。如“在苗族民间故事里,难题求婚最为典型,几乎囊括了一切难题求婚的类型。如各地苗族皆有传说《阿秀王》、《苗侗开亲》,及流传于山东济南的《春旺和九仙姑》、云南省的《天鹅姑娘》、黔东南《天女配九皋》、贵州中部的《金竹与阿慧》、滇东北、黔西北的《倮排和蒙芝彩谷翠》、贵州西部、西北部的《鬼姑娘》、贵州松桃的《阿倍果本》、《吃牛制鼓的起源》、《寡崽阿尕》、《张打鸡和里打鱼》等民间故事里,难题求婚都像一条红线贯穿其中。”③ 同样,汉族和藏族也有这样的传统。据《旧唐书》记载,唐太宗时,西藏王松赞干布派大臣禄东赞到唐朝求婚。此时,印度、波斯等国也派了使者到唐求婚。唐太宗决定以比赛的方式来决定公主许配哪个国家。第一试为缕线穿九曲明珠;第二试为辨认一百匹骒马和一百匹马驹的母子关系;第三试为规定百名求婚使者一日内喝完一坛酒,吃完一百只羊,还要把羊皮揉好;第四试为唐皇交给使臣们松木一百段,让其分辨根和梢;第五试为夜晚出入皇宫不迷路;第六试为辨认公主。最终禄东赞通过六关的考验,唐太宗十分高兴地将美丽多才的文成公主许婚于吐蕃首领松赞干布。禄东赞完成了迎亲使命,促成传颂千年的汉藏联姻的佳话,也因此被藏族人作为类似于汉族的月老和红娘一样的婚姻大使来礼赞。

在汉族和藏族的文学作品中,难题求婚作为婚前的一种程式或者一种考验爱情、坚定爱情的仪式,不但种类繁多而且具体体现了老百姓们的集体智慧和幽默情怀。

(二)红线姻缘

明代沈三白《浮生六记》中记载了“月老”的形象:“一手挽红丝,一手携杖悬婚姻簿,童颜鹤发,宾士于非烟非雾中。”汉族民间传说中,人们的小指上,都有一条无形的线,线是红色的,是“月老”给予凡人的礼物。“千里姻缘一线牵”一语出于明代张四维传奇《双烈记·就婚》:“岂不闻月下老之事乎?千里姻缘着线牵。”冯梦龙《初刻拍案惊奇》卷5也说:“从来说月下老赤绳系足,虽千里之外,到底相合。”又如《续金瓶梅》第四十三回云:“那蓝田种玉,赤绳系足,俱有月老检书,冰人作伐”;《绿野仙踪》第二十一回云:“月老欣逢旅舍,佳人天系赤绳。不意伊夫至,丢财且受刑”;《西游记》第五十四回:“但只是匹配之事,无媒不可,自古道,姻缘配合凭红叶,月老夫妻系赤绳。”《红楼梦》第五十七回,薛姨妈安慰林黛玉说:“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管姻缘的有一位月下老人,预先注定,暗里只用一根红丝把这两个人的脚绊住,凭你两家隔海,隔着国,有世仇的,也终究有机会作了夫妇。”对以上这些说法,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许多青年男女都是相信的,因为在那个礼法森严的社会,绝大多数男女失去了婚恋的自由,祈求月老赐给美满的姻缘便是他们无声的反叛,反映了他们对美好幸福的憧憬。因此,在诸多才子佳人的言情故事中,不管怎样曲折离奇、历尽坎坷,冥冥之中总有一根看不见的红线,把他们拴在一起,成其美好姻缘。《好逑传》中的铁中玉与水冰心,《平山冷燕》中的平如衡与冷绛雪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耳熟能详的故事,更是渲染了月老的神奇。

在现实生活中,也有用红绳相系的方式来选择配偶的记载。五代后周时期的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牵红丝娶妇》就记载了“郭元振择妇”之事:

郭元振少时,美风姿,有才艺,宰相张嘉贞欲纳为婿。元振曰:“知公门下有女五人,未知孰陋,事不可仓卒,更待忖之。”张曰:“吾女各有姿色,既不知谁是匹偶,以子风骨奇秀,非常人也,吾欲五女各持一丝,幔前使子取便牵之,得者为婿。”元振欣然从命,遂牵一红丝线,得第三女,大有姿色,后果随夫贵达。①

此事明代《山堂肆考》等书中亦有记载。婚姻“红丝”到了宋代逐渐演化为“牵红巾”,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嫁娶》中有详细记载。到了清代,又变成在婚礼中扯起红帛或红布,新郎、新娘“各持一端,相牵入洞房”。到了后来,拴红线或红布成为一种不可少的仪式。它是夫妇同心相连、白头偕老 的象征,是婚姻美满幸福的一个重要标志。久而久之,红线(布)仪式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成了中国人的一种婚姻心理;它驱使着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新婚夫妇寻找理想的拴线人和新颖的拴线仪式,以满足追求美满婚姻的心理。当代学者认为:“月老拴红线的故事,虽然带有婚姻是命中注定的宿命论思想,但它也反映了在特定的条件下,真正的好夫妻是刀砍不断、棒打不离的”。② 正因为它有这美好的一面,拴红线才逐渐演变为民间婚礼中的一种习俗。

在19世纪之前,藏族婚俗中较少使用红丝或红布,藏族的民间文学也较少提及红线牵姻缘之说。而随着汉藏文化交流的增多以及汉藏通婚的频繁出现,最近两百年来在西藏的许多地区,受汉族婚姻仪式的影响,也慢慢出现拴红线或红布的仪式,民间文学中拴红线的传说也不断增多。

(三)拜月乞婚

月老祠是人们对月下老人的一种尊敬以及追求美好婚姻的象征。月老祠,亦称鸿禧堂,供奉着慈眉善目、手执红线团的月下老人。例如,旧时杭州的西湖边上有一座月下老人祠,为晚清杭州藏书家“八千卷楼”主人丁松生于光绪年间修建。祠内正屋中央的神龛里坐着月下老人,一大把白胡须,粉红色脸膛,满面笑容,头戴红风帽,身披红披风。神龛两旁悬挂着一副黑漆对联:“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另外,“今重阳宫风景区也存有月老祠一座,其内供奉月下老人,殿前有相思树,初恋情人及黄昏恋之老人用以寄托情思之红绫满树缠绕。”① 年轻的情侣来西湖或重阳宫,都喜欢上月老祠来拜一拜,希望有情人能白头到老。许多求偶的男女还会在祠前虔诚求取一份“月老灵签”,试图从签诗中窥探未来的姻缘走向。在美丽而浪漫的爱情故事里,“月老”手中的红线,便成许多少男少女的希冀与期待。凡未婚男女祈望望得到理想中的终身伴侣,已婚男女祈望婚姻和美、白头偕老。这也许是千百年来许多人供奉月老的原因。

藏族也有拜“月老”乞婚的习俗。日月山处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交界处,两个山头分别树立着日亭和月亭,山前则是文成公主的巨大汉白玉雕像。山下的文成公主庙里供奉着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象征着民族融合;旁边则是智慧的使臣禄东赞,他在促使唐朝与吐蕃和亲中起了关键作用,因而被当地人作为类似汉族的“月老”和红娘一样的婚姻大使来礼赞。每到月圆之时,附近几十公里内的青年男女往往都会前来朝拜及幽会,也产生了许多的爱情佳话。


概而言之,神话、传说的产生及其所包含的原型意义都基于现实生活。“月老”传说反映了古代人们对婚姻的美好憧憬,笃信姻缘自有天定的宿命论观点。“月老”于月下结绳以定婚姻的形象,通过文人的著作以及民间的口语相传而变得更有诗意了,“月老”也因此成为民间家喻户晓的婚姻之神。汉族和藏族虽然在“月老”崇拜的起源、仪式、风俗等方面有许多差异,但是在更大的层面 上具有共性:即都承认“月老”的神圣性、对婚姻的引导性及姻缘的命定性,二者是在同一个文化根基上绽放的不同色彩的花朵。

本文作者:华南师范大学南海学院中文系 讲师、文艺学博士

责任编辑:马光


【注脚】

① 方川:《媒神高禖崇拜》,《淮南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① 《玄怪录·续玄怪录》,程毅中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6页。

② 《旧唐书·吐蕃传》卷196,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19页。

① 仝霞:《媒人现象的社会作用及其演变》,《东南文化》2007年第5期。

① 马宁:《舟曲藏族的婚俗研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② 洪军:《华热地区藏族婚姻习俗述略》,《青海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

③ 龙仙艳:《从难题求婚透视苗族女性的婚恋》,《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

① 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② 鲍宗豪:《婚俗与中国传统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页。

① 杨存田:《中国风俗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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