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老传说与唐人婚恋观的小说观照

作者:杨柳(辽宁大学 文学院)

摘要:月老是中国民间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拿着系足红绳,负责掌管人间男女之缘。月老传说在唐代小说中首次形成,展现了唐人对美满姻缘的向往与追求。这种观念在唐人进一步演变成为命定论。

关键字:月老传说;婚姻命定观;唐代小说;命定观

一

月老是中国民间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手里拿着系足红绳,负责掌管人间男女之缘,这就是所谓的“千里姻缘一线牵”。这一形象最初来源于唐人李复言的《续玄怪录·续幽怪录》中的《订婚店》。小说中通过对“续婚店”里那个翻看“天下之婚嫁书”的“老人”的描写,揭示出“冥冥之中,皆有天定”的宿命观念。这种“千里姻缘一线牵”的婚姻命定观,成了这一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婚恋思想,其影响到了后世的人。

唐代对宿命观的接纳和吸收,来自于三个方面:其中,儒家之天命、宿命论,道家的道法自然,以及佛教的因果报应、前生今世等,在此结合。《老子》中提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而儒家则讲究“顺天应人”。可以说,“命由天定”的思想在唐代被广泛接受。正如《续玄怪录》中“韦固”在店中遇到的那位老人,韦固问老人:“所视者何书也?”老人回答说:“天下之婚嫁书。”韦固又问:“囊中何物?”老人说:“赤绳子以系夫妇之足。虽仇敌之家,贫贱悬隔,天涯异域,此绳一系,终不可易。”这段对话包含了民间婚姻的因果报应,又蕴含了无法跨越的阶级矛盾。

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可以看出,唐代小说在反映这种天命婚姻观时是具有一种强烈而多元的文化内涵的。它不仅是当时阶层流动的映射,更是摆脱了“门当户对”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唐人对于突破社会阶层、对真挚爱情的一种渴望。

对于唐人小说中反映出的婚恋观,学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量:第一,是注重婚姻自由、追求个性的解放,尤其是以“情”字作为婚姻建立的唯一标准;第二,则是由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传统礼教的束缚,而产生的一种“命定论”思想,带有浓厚的消极色彩。但是“天作之合”的观念是植根于中原正统儒家文化当中的,“尊祖、孝祖”观念也深深影响着唐人。因此,当“个人价值”与“家族利益”之间发生碰撞时,就产生了极大的矛盾。而在唐人小说中,解决这一冲突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借助于“非人力所能及”的外在神异力量。

唐人认为“冥冥之中,自有天定”。如果现实生活难以达到美满,就必然渴望通过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来加以解决。此时,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月下老人”形象便成了这一现象最好的现实写照。一方面,“天命观”可以使男女青年摆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传统礼教的道德压力,把婚姻的“结合”或“破裂”推给上天,从而在主观上获得了追求爱情的自由与对现实的妥协。另一方面,这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在政治、社会多重压力下的逃避心理,寄托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既有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又有对超自然神异力量的向往和渴望。

唐人认为,男女婚姻既然是“前世宿缘”,那么任何现实力量都无法阻止其结合。正如《订婚店》中所述:“固曰:‘然则某之妻何人?’老人曰:‘此店北盲妇人女,今年三岁,十七当嫁汝。’”韦固虽然曾派人刺杀盲妇之女,意图改命,但最终仍兜兜转转,在十七年后娶了刺史之女(即当年的盲妇之女)。小说情节的曲折变化与命运的不可改变性,在唐传奇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除了《订婚店》,李复言在《续玄怪录》中还有其他反映婚姻命定观的篇章,如《杜子春》、《张老》等。

在《张老》中,张老作为一个种地、卖橘子的底层劳动者,由于有“天命”在身,最终却娶了韦长官那“容色绝代”的女儿。这就表明,在神异的命定观念面前,世俗的“门第”、“贫富”差异都变得微不足道,现实的门第观念被彻底打破。

由此可以看出,唐代小说中的婚姻命定观,实际上是下层百姓对打破“门阀门第”的利益诉求在文学当中的一种投射。在唐代,虽然推行科举制,但在很大程度上,阀阅门第之见依然存在。普通百姓要想改变自身的命运,实现阶层的跃升非常困难。而“月老传说”和婚姻命定观的出现,则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了中下层民众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和期待。

《订婚店》中韦固的经历表明,命运是不可逆转的。故事从韦固求婚遭遇失败开始,到偶然遇见月老,再到发现盲女是他命中注定的妻子,最后通过刺杀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情节环环相扣,最终达到了“缘分天定”的主题目的。

此外,像《丛书集成》等书中所载,白居易的《李娃传》虽然没有出现“月老”这一具体形象,但是《李娃传》中所描写的主人公郑生历经磨难,最终和李娃成就美满姻缘,其背后也有着一层因缘际会的命定意味,反映出人们面对困难时,对命运安排的默然承受与顺应。

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在两汉、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中,已经出现了不少涉及“前世因缘”和“天作之合”的婚姻故事,如《搜神记》等。而到了唐代,由于受到佛教三世因果论(前世、今生、来世)的深入影响,宿命论色彩变得尤为浓厚。可以说,“月下老人”的形象,正是这一历史文化演进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同时我们不难看出,在唐人的小说中,“月老”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符号。在《续玄怪录》里,月老作为一个“掌管人间婚姻之神”出现,他的“婚嫁书”和“赤绳”象征着一种至高无上、人力无法与之抗衡的力量。在这层外衣下,掩盖的是唐代男女在面对门第、门阀以及重重现实封建礼教束缚时的深深无奈与妥协。由此,当这种外在现实和内心渴望发生冲突且无法化解时,人们只能寻求超自然力量的救赎。

从白居易著名的《长恨歌》及陈鸿的《长恨歌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唐人对于临邛道士在蓬莱仙山为唐明皇和杨贵妃传递相思,并提到“七月七日长生殿”和“在天愿作断肠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等带有浓厚誓言和命定色彩的细节。这些都说明,唐代人在面对生死两隔的悲剧时,倾向于将情感延伸到仙界和冥界,赋予其前世今生的宿命缘分。

这种神异性命定论在唐人笔记小说、传奇中得到了普遍呈现,如《李娃传》、《莺莺传》、《霍小玉传》、《柳毅传》等。虽然这些作品主题各异,但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折射出唐代士人阶层在科举、仕途和婚姻抉择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具有深刻的思想和文化研究价值。

总的来看,“海记忆体知己,天涯若比邻。”在唐代,男女婚姻已经从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开始转向关注个人的情感需求,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依然带有极深的命定论和神异化色彩。

二

婚姻观念、婚嫁实践是折射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镜子。在唐人小说中,基于前述艺术表现的发展,小说家通过一个个极具情节性的故事(如《大唐传记》里的门第情节等),从宏观层面展示了唐人关于人伦秩序、家庭、以及门阀体制的文化思考。这一系列艺术叙事包含了极具代表性的婚变题材作品,如《张鄠传》、《霍小玉传》、《离魂记》、《任氏传》、《莺莺传》等。这些小说大多讲述了门第悬殊的男女之间所经历的爱情悲剧、离合故事,表现出鲜明的时代共鸣与社会心态。

《续玄怪录·订婚店》中,韦固的“宿姻”是发生在一个属于社会下层的“盲妇之女”和“刺史之女”身上。这种戏剧性的转变,生动形象地证明了“天定之合”可以打破封建社会“尊卑有别”的门阀界限。在唐代,“行使门第之别”是非常严格的,由于科举制的兴起,新兴的庶族地主阶级、秀才寒门开始逐渐在政治舞台上露头,并期望通过“政治联姻”来巩固或者提升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从而打破老牌门阀世家的垄断。

在《李娃传》里,荥阳公之子由于沉迷于与倡女李娃的爱情,被父亲打得半死并被逐出家门。这种极其残酷的家庭惩罚,正是传统门阀世家为了维护家族的门第、荣誉和利益,不惜牺牲儿女幸福的典型例证。小说后半段李娃不计前嫌,全力资助荥阳公之子发奋读书,最终使其考中功名,赢得了家族的承认,最终得以正式结合。这个曲折的故事,一方面揭示了封建门阀制度的残酷无情;另一方面,也表明只有通过功名和身份的“对等”,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婚姻大团圆。这也是另一种变相的“天命”——通过个人奋斗去契合命运的安排。

在《柳毅传》中,龙女和柳毅的婚姻也非一帆风顺。钱塘君虽然具有强大的力量,能够直接除掉欺负龙女的泾阳泾水恶婿。然而在战后,当他提出让柳毅娶龙女时,却遭到了具有正统儒家道德观念的柳毅的严词拒绝。在柳毅看来,自己在道义上帮助了龙女,如果借此娶她,便有乘人之危、谋取私利之嫌,不符合儒家“义”的原则。这里的“命定”,实际上是受到了儒家正统道德规范的制约。唯有通过后来的层层因缘,最终龙女化为卢氏之女,才使得两人在符合儒家礼法、世俗人伦的前提下,圆满结合。

此外,在《莺莺传》(即《西厢记》前身)里,张生在蒲州普救寺与崔莺莺相识相恋。然而崔氏属于大族(博陵崔氏),有着很强的门第优越感,虽然崔妈妈在危机时刻曾答应“谁能退贼,便把莺莺嫁给他”,但事后却又因张生“没有功名”且“门第不对等”而反悔,让二人结为兄妹。这再次凸显了门阀、功名在唐代婚姻中的决定性作用。

虽然,不仅反映封建社会“门阀制度”对男女青年恋爱的摧残和打击,但在《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此处应为唐人传奇中的类似人妖恋故事,如《任氏传》)等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模式:即“人妖殊途”的恋爱。比如《任氏传》中,狐妖任氏虽是妖,但她对郑六忠贞不二,竭力帮助郑六操持家务、操办考功名、积累财富。小说虽然带着极大的神异色彩,但它所歌颂的依然是那种不向现实低头、突破人妖之别、生死相依的贞烈情感。这种将情感建立在精神、品德和情感的认同上,而非单纯的门第和金钱,是唐人婚姻观念中非常具有前瞻性和民主性的部分。

李复言在《续玄怪录·订婚店》里写得极其深刻:“固曰:‘然则某之妻何人?’老人曰:‘此店北盲妇人女,今年三岁,十七当嫁汝。’”这段描述不仅强调了命运的不可违抗性,更暗示了一种跨越阶层、贫富的“婚姻正义”。在这种“天定”的掩盖下,是大众对不合理现实(如门阀门第对爱情的压迫)的一种无声反抗。

综上所述,唐人小说中反映出的婚恋观呈现出多元并存、新旧交替的复杂面貌。它既有“追求自由、冲破礼教、重视情感”的觉醒意识,体现出那个时代特有的开放与包容;同时,又深深打上了“门阀制度、科举功名、婚姻命定”的时代烙印,反映出人们在面对强大的封建礼教和家族势力时的妥协与无奈。正是这种复杂矛盾的心理,通过小说家们的艺术化呈现,才使得唐代的婚恋小说具有了极高的文学价值、社会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它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画廊,也为我们了解唐代社会的历史面貌和人们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面极好的镜子。

三

关于唐人小说反映出来的婚姻命定观和多样的婚姻实践,我们可以总结为:这是在唐代特定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下,新兴的庶族地主阶级、广大下层民众以及士人群体,在面对传统的、强大的门阀门第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束缚时,所产生的一种极其复杂、矛盾,却又极具时代特色的精神状态与文学呈现。

这种婚姻命定观,既包含了人们面对现实重压、无法主宰自身命运时的无奈、消极、顺从与妥协(将婚姻的成败推给上天安排);同时,又奇妙地成为了他们打破现实门第、宗法、礼教限制,追求婚姻自由、美满爱情的有力“精神武器”(既然是天定之命,那么世俗的‘门当户对’便不攻自破)。

从《订婚店》中月老形象的首次确立,到《张老》、《杜子春》中对门阀阶层的戏谑与打破,再到《李娃传》、《柳毅传》、《任氏传》里对真挚情感的歌颂和对现实困境的超越。唐代小说不仅以其高超的艺术技巧和跌宕起伏的情节吸引着读者,更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对人性的深切关怀,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直到今天,“月老”这一形象依然鲜活地存在于中国人的文化记忆和日常生活当中,成为美满姻缘的象征。世界各地的月老庙中香火鼎盛,人们通过祈求“月老灵签”来占卜姻缘,便是这种信仰延续至今的生动写照。而通过对唐代婚恋小说和“月老传说”的深入探究,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追求、民众的心理变迁,也能够对我们今天如何看待爱情、婚姻以及家庭等问题,提供某种有益的历史启示与文化思考。


参考文献

[1] 李复言. 续玄怪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2] 钟敬文. 中国民俗学通论[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3]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注释

① 本文所引小说作品各条目,均出自《续玄怪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关于“大唐传记”及其他引用,见文中具体注释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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