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对中国宗教发展的影响

吴亚魁(厦门大学历史系)

摘要: 民间信仰是深受中国传统民间认知、心理、习俗和生活条件制约与促成的、兼及观念、仪式、组织、专职人员和经典等要素的一个庞杂、交错的民间人类和中国民间文化系统。民间信仰对中国宗教的发展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本文侧重从中国宗教神灵的多样化、功利、粗浅、混杂特征,机构的弱化以及在抵御外来宗教文化扩张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等四个方面来展开讨论。

关键字: 民间信仰 | 宗教多样化 | 功利性 | 组织弱化 | 阻遏和承载

作者简介: 吴亚魁,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多年来,关于中国宗教与民间信仰关系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文化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受全国权威性重点与《中国佛教史》、法法国等老辈学者的《中国道教史》、马西沙等先生的心血结晶《中国民间宗教史》等标志性学术专案成果的影响,从民间信仰与传统宗教、民间信仰与民间秘密宗教这两个主要交叉的层面上开展研究,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而从它们之间的内在互动机制和相互作用去研究探讨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关系的学术努力也从多方面开展出来,去触及更深、更微观也更广泛层面的相互关涉,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自身宗教历史和现存社会现象的了解与把握。同时更少、更精细的研究和思考触角也延伸放大到了,而且扩大和深入到更多的领域。

学术探讨中思考和应用的概念通常有一些限制,但在为了分析的灵便,本文觉得还是有必要限定“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这一两个范畴词在逻辑和内涵定义上的混同。还是避免发生在学术词句定义中因包容、所含、所指和定义内容等交叉重叠所引起的无休止争论。因此本文采用并遵循一般意义上的有关定义,而不去作具体争辩或界定:中国民间信仰被解释并包含于民间宗教这一特指范畴。

把民间信仰定义为兼及三项或以上:在广大民众日常生活实践中所衍生并盛行的、众星、各种灵异神灵及鬼魂等,丰富复杂的信仰、灵验和禁忌崇拜以及诸多的灵验和异象体验。仪式、教义、组织或专职祭祀人员,则是随着历史、群体、时间和情境的特定组合而形成的多样化、不稳定的开放性宗教和文化系统。功利、求福、养生等为其特点。

一、民间信仰促使中国宗教呈现出多种神灵的特征

在中国,民间信仰的对象极其繁杂。按其性质、类型划分,鬼魂崇拜、祖先崇拜和自然神崇拜构成了人类的信仰。《礼记·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这是人类古老信仰的表现形式,大凡不解其自然规律的日月、星、风、雨、雷、电、山川、众灵等,都被赋予神秘的力量而加以拟人化的朝拜。民间由生前的伟人或对有功德的古人崇拜,也属于这种把凡人神格化的重要类型。通常民间所谓的神,就是对社会大众、人类群体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后世顶礼膜拜的。

由于社会中各行各业的复杂多样,在神灵的多样化崇拜方面,我们自然体验、感受到了各种历史演进之中的、十宗之天、神鬼之神的丰富多化、多元杂陈和相互融合的特征。在道教的多神崇拜中,形成了一个融合儒、释、道及民间信奉的宠大的神灵体系。既有太上老君、玉皇大帝,又有各行各业的祖师爷。造酒的“太”的“杜康”或“仪狄”或“杜太”等,不过“杜太”也是“杜康”之误。在“天”的概念中,包含了各山神及古圣仙真。而对上面各显位尊圣崇拜,其名目之繁多、变异及衍生、相互杂揉的丰富多化与“凡儒”、“三十六洞”僧俗杂糅,也是显而易见、不胜枚举。神佛和祖师信仰、水灵等。十殿阎罗、十八层地狱,三十六天、七十二地府,极尽“拯救”、“人间”的多方面看护。民间正式、非正式结合与融和,使各门各派神明,形成了如民间所总结出的“三界流散大神福德及众冥神”等。这些民间多样神灵为宗教整体的多样化特征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道教的不二神仙是在历史不长时间里,由道教把来自社会各层级的各种神灵(包括少部分佛家、由儒门、汉魏以下三十六天诸等民间神灵,中国古代社会阶层、职业及不同群体普遍流传的一种文化意向和精神结合等)吸收合并、包容融合,并加以条理化、等级化而构建。中国民间神仙,如关公、观音(妈祖、灶神等),在道教和佛教神仙神灵体系中都占有了重要位置。历史发展的长河,民间文化一直处于一个给不断构建神仙谱系和多维、多层人神共事、共处状态。可以说,没有历代层层涌现和演化的民间多样信仰及神灵,

中国宗教的多神特征也难以实现。

佛教自东汉传入后,为着能本土化存身,也大量吸收了民间原有信仰和民间不时演化、正在生成的各种神灵、神怪和民俗民间习惯崇拜和行为等。与之相应地表现为民间佛仙、佛神等形象的演变与认同。比如印度的夜叉、天龙八部等神灵被引入后,都发生了顺应当地人文情怀的变化。中国最引人注目也最具普遍民俗心理的是,印度传统的观音菩萨被本土化为妙善公主这一形象、被母性化和神仙化并赋予了一系列的感人故事。为了更好、更方便、更贴合当地老百姓的日常心理和信仰愿望,使其衍生出诸如千手观音、白衣观音、持经观音、杨柳观音等各种不同职能和救苦救难的神格。印度本为男身的观音,变成了中国人广泛崇奉和心理依赖、妇孺皆知的中土化观音。为了更好表达和实现千手千眼等诸种救度功能,甚至被中国民间直接创造出来了一些神仙名号(例如南海观音)。这些观音信仰由于大众深层需要的广泛加入,改变了它的基本神学规定与叙事逻辑,促使其从深厚的印度神学思想演化为以普渡众生、救苦救难、消灾免难、降福免祸等为重点, 这也完全是中国化的、民俗、民间化的思维特征与演变逻辑的结果。正如人们熟知的一句话:中国人不一定明白佛陀在佛经上说了些什么,但是没有人不懂得观音。中国化观音成了人们追求慈悲和脱离苦难的精神化身。

在中国不仅如此,在某种程度上许多生产活动的干预也是民间各种复杂、历时的人神结合与转换形式。这基于华夏人文历史极其漫长的积淀,事实上,民间信仰不再对不解其死、生死及各种复杂事物感到莫名其妙,而是对各种历史传说、圣贤、伟人的事迹带有敬仰。十几、二十二次等神仙和人际、民间各行各业的行业祖师崇拜(比如鲁班、华佗、嫘祖、仓颉、杜康等)更是将真实的历史人物,或者说流传很久的人神传说与现实具体的行业生产、生活功能和情感依恋等,丰富地融为并塑造出来一个个富含现实生机与“长生活力”、具有广泛基础的大众信仰。诸如从神仙世界到现实生活中有各种行业神仙:刘海(求财)、诸葛亮(智谋)、文昌(求学)、各行各业的始祖等。手工业、木匠、铁匠、石匠、屠宰、理发、缝纫、中药店、剧社、戏班、甚至娼妓、乞丐等,都有自己的“祖师”作为神灵。不胜枚举的行行色色神仙也丰富和促成了。

不仅道教、佛教是一样,在一定层面上,历来被称为由统治者、大夫和知识份子阶层奉为主流的“天人感应”形式、中国传统宗教以及儒学思想体系下不乏这一不少民间因素及其宗教演化上的影响。长期的国家、社会、网路结构及日常仪式、习惯,也包含了大量的具有深刻、广泛基础的儒家学说、礼仪以及诸如《群书治要》《历代帝王庙》等对各类古圣先贤历史功勋和文化传承意义的演变。这些神仙都在历史层面上是由各个阶层或主流国家所确立,由于文化的交织与浸润,更是借助了本草等通俗的形式,使得这些被合二为一。

丰富的大众对神灵在广泛、牢固、庞大信仰底层基础层面的广泛依赖,从而使“三教并流”或民间神学信仰不仅在研究、学术等工作、书籍等方面展现出其多样化、包容、广泛、自由、杂糅等特征。与整体上、广大阶层日常生活情景合二为一为最大特点。

二、民间信仰增加了中国宗教的功利性及粗浅性负面

民间信仰的主要精神之一,是以极其直接、鲜明的实用、现实功利性为首要指向。诸如《曹子西言》云:“大人行下,则其福利。什么是求,即是以求。要想长生,就要炼丹。要发财,就要求财。”这就深刻地揭示了道教及其产生的土壤——民间信仰对于“求”的最迫切、也最真实的目的。不管是在个人、家庭、家族和村落中,所设、所拜及所行多以满足个人的、在世当下的平安、吉凶、利害等对现实长短愿望为中心。民间不仅对自己眼前的吉凶祸福极为关注,甚至是各行各业、长幼对未来有着极大地对“神灵”的诉求和利用。比如,一个人如果病了、或长了疮等,甚至得了“天花”、“出麻疹”等不治或难治之症,就会向“痘疹娘娘”、“麻疹哥哥”等特指的一类神仙、具有针对性功能及特定职守的灵异去寻求保佑、求其庇护。长幼男女结婚多日不孕,就去拜“送子观音”或“注生娘娘”、“送子娘娘”、“金花娘娘”、“陈十四娘”等神灵。要发财,就去拜关公或“财神爷”赵公明等;读书人为了求取功名、求得一第、科举金榜题名,必然去拜魁星、文昌、魁首等;出门经商办差,要保佑一路平安顺风,就拜水神、河伯、龙王等;在海边和出海讨生活、去海外谋生的则拜妈祖、水上诸神。人们以此满足各种当下的、生存上的最现实的需求。人们认准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社会每行每业在神灵的介入下,都会产生各种由去“祈灵”、发愿、拜神、行之而得、心安理得、五福临门、家宅平安的现实利益和结果。

伴随而生的,不仅对各神灵“有求必应”和各司其职等分工特点的明确。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功利性、带有契约性质、等价交换特征的神人互动关系。普通人之所以对各路神灵表示出、表现出具有特定情感的认同和投入,甚至倾家荡产不惜其财力和精力去求神,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神灵能够解决和满足他们眼前、当下、现世、平生等最切近、具体的利益和灾祸转化。如果连续去求、花了大钱去拜而没有效果、或求雨不降雨、求药不愈等,由于没有显灵显圣,人们也会在心里对该神仙产生了疏离、“冷落”或嫌。甚至有人在求而不得、大失所望时,会干出极其粗鲁、极端的拆庙、砸神像、或者在庙中对神像进行“鞭笞”或“水浸”、“日晒”之举。有些小说与野史记载,地方官因为久旱不雨、百姓苦不堪言,责令龙王等神明数日内降雨,如若不降,则对其进行“惩罚”,甚至有把神像拉出来在烈日下暴晒, 以让其尝尝干渴烈日之苦并责令其施雨的极端现象。国家官府对不灵验、“不保地方平安”、“兴妖作怪”的神明、淫祀等, 进行打击、查禁、削减甚至“罢免”其爵位和封号、拆除神庙之举, 也数不胜数。民间社会对神仙的选择和态度是极其理性的、也是极其功利和相互利用、彼此需要的。在这种不平衡、极端的求神、供神和撤庙、砸神、废神的互动中, 一种对神明缺少真正内心尊崇、缺少超越现世功利和物质层面、只追求即时满足、极重功利与互利(或者说“利己”)、极其简单粗浅甚至是功利主义、个人及特定群体利益为唯一的实用态度, 就成了广大民间个人、特定群体和阶层对待宗教及神仙的核心态度与表达形式。

这些负面、浮浅和严重中国特质的特征不仅深刻、长久地影响和塑造了华夏神州大众“人不求人、地不地、文不财”的观念, 也极大、极深地影响和弱化了道教、甚至中国本土化佛教在深层神学、高深神学体系、甚至具有终极超越意义上的“大愿”、“大慈大悲”等超越信仰在广大社会。对大多数人及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对广大下层和底层社会来说、对于一些大字不识的人们而言,高深玄奥的教理和修行路径是遥不可及、甚至是毫不关心的。而眼前一炷香, 能够化解一个灾祸, 能够保佑一次买卖不亏本,就是他们理解、认同并加入该信仰。

在民间信仰的参与和主导下, 这一现象由于数量庞大、长期沉淀, 在全社会各阶层及行业习俗中, 形成了包括佛教、道教乃至各种非正式和边缘群体中的一种极其普遍、也极其难改的大众心理与文化特色。

它深刻制约和改变了中国主流宗教的理性发展及教理建设。因为绝大部分寺庙和道观、乃至众多的僧尼、道士、方士、方术之士, 为了其生计, 为了庙宇能够香火鼎盛, 也为了吸引更广泛的广大下层民众, 往往主动或不自觉地去迎合、去顺应甚至去主动创造这些带有极大现实功利、浅显易懂乃至带有强烈迷信和神怪、方术色彩的信奉形式、行为与法事仪式。为了迎合这种广泛的需求, 僧道等人员在从事和主持法事、醮仪、做佛事、诵经祈福和超度、消灾避祸活动中, 大量充斥了符咒、占卜、算命、风水、相术、驱邪、捉鬼、祈雨、求子、甚至炼丹、养生、辟谷、服食等种种在正统甚至高深神学看来属于外道、下流、枝节或偏门的成分。比如在众多寺庙中流传极广、深受香客依赖的“观音灵签”,便是不自觉地将高深的佛法智慧降维、消解于民间占卜需求的典型产物。这些内容和行径喧宾夺主, 反过来成为了广大受众理解、甚至参与这些主流宗教的最主要、最直观的内容和媒介。以至于在许多地方、许多时候, 一个道观或一个寺庙之所以有名、之所以吸引人, 不是因为其高僧、大师的道行有多么精深、教理有多么宏大和纯正, 而是因为这里的某个神仙特别“灵验”、求什么得什么、这里的某个法师风水算命极为精妙。这种为了大众生计及庙宇自身存续的过度世俗化、民间化及功利化、世俗性倾向,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 在极大地扩张了中国主要宗教信众基数和物理影响力的同时, 也极大地消弱、损害并甚至粗浅化了它们在形而上层面的、深刻的、纯粹的和超越性的学术神学建构。

导致其常常在面临外来具有高度、周密及系统理性神学工具(如基督教神学等)的大规模冲击和挑战时, 容易显露出自身在体系化、系统性、概念化以及在能够整合现代科学与理性的深层教理和工具方面的短板与劣势。不仅普通民众, 甚至许多普通僧道人员, 难以运用一套高深、具有系统逻辑和超越现世功利关怀的高深教理与理论体系、去回应来自现代社会发展中的种种新挑战。大凡一些不法分子、江湖骗子、民间会道门及异端邪说邪教等组织, 也极其容易利用民间信仰中这种广泛存在、根深蒂固、追求眼前即时灵验和功效、追求特定特异功能、治病救人、养生发财、甚至升天成仙的深层功利性和迷信、巫术性成分, 去进行欺骗、煽动、裹挟、组织。给社会稳定、主流宗教生存与声誉、乃至广大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的潜在和现实的重大危害。

这些基于功利、当下、现实、带有交换和交易色彩的民间信仰特点, 深刻且长久地制约、拖累并甚至是腐蚀了中国宗教的整体品质, 使其在漫长的发展长河中, 常在一种极其红火、极其热闹但在制度、组织及教理层面却极其脆弱、极其松散、极其低矮的水准上徘徊和演进。这是我们在讨论和评价民间信仰对中国宗教发展的重大、深刻及正面作用与历史贡献的同时, 必须予以清醒认识、深刻反思并加以有效防范、克服的非常重要的一面。

三、民间信仰影响了中国宗教的组织建设

分析后,民间信仰在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即在整体中国宗教组织和严密组织制度的构建、维系和成熟方面,也具有多层面且具有深远历史后果的、重要及双刃性的制约与促成。

要理解这种制约, 我们需要看到民间信仰的组织属性。与世界主流的严密建制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具有严密僧团、戒律和完整僧官、等级或组织体制的佛教、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道教派别等)相比, 真正的民间信仰、或者说原生态的民间信仰, 最大的、甚至是本质性的特征之一, 恰恰在于它的“无组织性”、“散漫性”或“松散性”。民间信仰通常没有统一的、全省或全国性的、甚至跨区域的最高权威和严密的、逐级下达和指挥的组织机构。没有严格的、需要经过长期、复杂系统培训和考核才能获得的专职教职人员(神职人员)阶层或体制。更没有统一的、被全社会、全地域该信仰的群体必须无条件尊奉、严格奉行并以此为组织维系和成员身份认同核心依据的成文经典、教条或信条体系。在全社会或一定范围内、在社会和生活层面上。民间信仰的发生、日常运行和在特定人群、村落、社区、或者某些特定行业、特定利益群体的延续, 主要是依靠血缘(家族和宗族制度)、地缘(村落、社区、同乡会馆和特定的地域社会)以及业缘(各行各业的行业行会、帮会、甚至特定的人际网路和利益链条)等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农耕文明及传统社会历史中、在日常生产生活和血缘、地缘交往交往中所自然生长出来、原已存在并长期发挥主导、决定性整合和规范功能作用的“自然”或“世俗”社会组织网路。

民间信仰几乎不需要一个独立于该自然和世俗网路之外、拥有自身特定权力机构、经济基础、教职人员选拔与晋升体制、有着自身独立意志和管理层级、能对自己大批信徒进行严密、常态化并有着强大精神及日常行为约束力的、专门性的“宗教组织”或“教会体制”。它的生存、运作和传承, 在极大程度上是完全依附、重叠并融于该已有的世俗家庭、家族、宗族、村落、社区、行会或特定的利益及地缘网路。通常在一个村落中, 村民为了给某位特定“灵验”或全村传统共同供奉的本村保护神(如土地公、境主公、某一特定地方神、神仙、圣贤等)建立庙宇、供奉香火、举行定期的盛大祭祀或巡游、迎神和建醮活动, 并不需要一个来自外部的、高高在上的某个庞大宗教总会的批准。他们通常是由该村落中原已存在、原已具有高度世俗威信、拥有特定经济实力或宗族、地缘社会权力的“乡绅”、“长老”、“理财人”、或者是由全村各家各户通过抓阄、轮流值年等最朴素的世俗、传统方式所选举或确定出来的“庙头”、“会首”、“执事”等业余、世俗性人员。来全权负责筹集全村各家各户的丁钱、份子钱、管理庙宇的香火钱、甚至管理属于该庙宇的少量“庙产”或“神明会”的共有资产。负责主持、操办和安排在特定神诞日或节日里全村大型的演戏酬神、祭祀典礼、迎神巡游以及全村老少齐聚的“神明会”聚餐和联谊活动。这种活动既具有极其强烈的民间神灵崇拜和祭祀的特殊宗教色彩、同时更具有极其深刻且更广泛的加强全村血缘、地缘、情感、利益和权力网路凝聚、整合与认同的世俗、社区和民间社会功能。活动结束后, 这些临时、或轮流担任、或由世俗社会网路所确定出来的“会首”、“执事”等人员, 随即回归到其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民、商人、手工业者或乡绅的世俗身份和日常工作、生产活动中。他们并没有因为主持了这些活动而成为一个脱离生产、拥有特定神圣权力、穿着特职神职服装、有着独立组织归属、拿固定薪酬并享受特定神职等级与特权的专职“神职人员阶层”的一员。

在民间信仰的日常运作和传承过程中, 必须要用到或必须依赖的一些相对比较专业、需要一定的特定技能和仪式知识的人员。诸如民间的“神婆”、“神汉”、“巫师”、“端公”、“阴阳先生”、“看风水的”、“算命先生”、“看相的”、或者是民间的“喃呒先生”(在南方一些地方)、甚至是在农村及乡镇民间在操办丧葬、超度、消灾避祸或特定建醮祭祀活动时被临时请来主持仪式、做特定法事的一些散居在民间的、通常也不脱离家庭和日常农业、商业及手工业生产的“散居道士”(正一道士)或一些具有一定佛教、道教仪式知识的俗家“居士”、“法师”等。这些人在民间信仰的语境下, 往往并不是一个高度严密、有着统一组织指令、逐级管理、具有鲜明层级和统一组织身份的庞大宗教实体或“教会组织”的一部分。他们每个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独立的、以自我或自己的师徒、父子家庭及极其小范围的熟人网路为单位的、面向周围社区和有特定需求和消费该特定宗教或仪式服务的人群去提供其特定“宗教产品或仪式技术服务”的独立、自由、分散的“宗教或仪式手工业者”与“技术服务提供者”。他们与寻求他们说明、消费他们服务的广大信徒和普通大众之间, 不是一种神圣的、具有严格组织服从和不可挑战的宗派或精神导师与组织下属、组织教徒的关系。而主要是一种极其平等、世俗、甚至是带有商品交换、按劳付费、根据特定服务专案和效果去给付酬金、红封包或特定礼品的“服务提供者”与“消费者”或“雇主”之间的关系。

这种民间信仰长期、广泛及无所不在的、全方位依附于并融于社会已有世俗血缘、地缘网路。这种缺少自身独立组织实体和专门教职人员阶层的、极其松散和散漫的组织特点。对中国主流宗教如道教和中国本土化佛教组织建设和演进的影响是极其深远和复杂的。它在某种层面上起到了一种对任何试图建立凌驾于世俗政权和世俗社会之上、建立跨区域、拥有高度严密制度、拥有大批常态化和组织化信徒队伍并具有强大社会动员、对抗或独立政治及经济能量的庞大、统一、具有高度集权和垂直指挥、管理系统的独立“全国性或跨区域教会组织”的“消解”、“分化”及“阻碍”作用。由于民间信仰能够最直接、最及时、最灵活且代价最低地满足了广大底层和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绝大部分、最切近和最迫切的现实功利、消灾避祸和心理慰借方面的特定和零散需求。广大老百姓并不需要一定要加入一个教规严密、有着严格戒律约束、需要定期交纳高额税费或履行繁重组织义务、甚至需要改变自身世俗生活方式和生活轨道的庞大而严密的“正统教会”或宗教组织。才能获得神灵的保佑和心理的安全感。他们通过在家中供奉神明、在村口的土地庙、在街边的关帝庙、或者是某次生病、遇到灾祸时去某个名山大川的特定灵验神像前烧一炷香、许一个愿、给神仙磕几个头、或者花点小钱请个民间的神汉、巫师或散居道士来家里做一场简单的消灾法事。就能完全、很好且极其灵活、没有组织负担和心理压力地满足了其特定的宗教和信仰需求。这种极具弹性、极其灵活、不具组织强制性和排他性、且无所不在的民间神灵崇拜和消费市场。在极大程度上分流、分化并“消解”了任何试图在民间和底层社会建立大规模、常态化、具有极强组织黏性和排他性、能够形成强大社会组织实体和动员力量的“严密、正统及全国性教会”或独立宗教组织所需的群众基础、经济来源以及组织的凝聚力。它使得中国的大多数普通信徒和大众在对待宗教和神明时。具有一种极其自由、极其流动、极其开放也极其松散、缺乏组织归属感和派系忠诚度的“游离”、“散漫”和“随缘”的状态。这极大地增加了任何主流、甚至外来宗教在华夏大地去建立和维系一个类似西方基督教那种具有高度组织化、制度化、能够对全社会、对大批教徒的日常社会生活及精神进行严密控制、管理及常态化约束的独立“教会组织体制”的难度和成本。

在客观上配合和强化了中国古代历代强大的、拥有绝对集权和最高统治权威的世俗“皇权”及国家政权对任何独立宗教组织、宗教势力的严密控制、打压、防范和“分而治之”的国家政治管理策略与目标。使得中国宗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除了佛教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和阶段(如南北朝、隋唐时期僧团势力庞大并拥有独立的僧官、寺院经济体制等)、或者道教在特定阶段(如东汉末年的五斗米道、太平道建立过政教合一的政权或地方组织、金元时期全真教和正一教得到朝廷册封和支援后建立过较大规模的教团和管理网路等)之外、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和长期的历史长河里。其在整体的、全国性的层面上。在面对强大、无所不在且拥有最高、绝对世俗统治权、管理权和话语权的世俗国家政权(皇权)时。始终无法建立、也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起过一个能够与世俗政权相抗衡、或者具有完全独立经济、政治及组织管理地位、能够对全社会信徒进行严密、统一组织控制的独立的“全国性、统一的教会实体和层级体制”。中国宗教长期呈现出一种以单个寺庙、单个道观为独立生存、经济、传承和管理单元的、彼此缺乏紧密、常态化、有机组织纽带、在组织层面上极其脆弱、极其松散、也极其缺乏全行业、全全国性统一指挥和动员能力的“丛林化”、“零散化”和“原子化”的组织发展特征。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了由于民间信仰广泛存在和浸润、消解所带来的。深刻制约与巨大、长期的历史后果和影响。

四、民间信仰在中国宗教文物传播中的布局

民间信仰不仅在中国主流宗教的神灵体系和功利、组织层面产生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在抵御外来宗教文化扩张、保护中华传统宗教根基、保育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与认同方面,也有着极其特殊、占有极其独特的、世界绝无仅有的重要功勋和战略意义、价值及深远贡献。它在客观上构成了一个极其庞大、极其坚韧、甚至无所不在的“文化护城河”和“传统信仰屏障”。在很大程度上减缓、阻遏并有力地抵御和“分流”了历代外来、具有强排他性和激烈扩张、全面替代意图的强大外来宗教文化与信仰(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对中华大地的历史性全面占领与精神替代。丰富并塑造了中国宗教在长期的历史长河里。总体上以多元和谐、相容并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多元和谐。

把民间信仰比喻成一堵精神的“文化防洪堤”或“民间宗教防火墙”。能够极其生动、准确和科学地揭示出民间信仰对中国宗教发展及历史格局。中华文明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发生大规模全盘被外来具有强烈排他性宗教(如世界主要一神教体系)彻底替换。保持了连续发展、一脉相承、生生不息文明古国、甚至连许多外来宗教被引入后。都不得不进行大刀阔斧的“中国化”改造、甚至被其同化、分流。

要理解这种特殊的屏障和保护作用。首先需要理解民间信仰所承载的“大众、世俗性的大中华、华夏传统及文明。这些庞大而复杂的传统。融入到了华夏子孙最基础、最深层的生活习俗和仪式中。它以一种无处不在的、极其生活化的方式。把儒家、道家和佛教中大量的关于天地敬畏、祖先崇拜、孝道、因果报应、积德行善、天道酬勤等核心价值和伦理规范。深深地编织进并固定在每一个普通老百姓、甚至是一个文盲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和遵从的每一个细节。诸如出生、结婚、丧葬、过节、建房、出门、生病等等的仪式与习俗中。当外来那些有着强烈一神教排他性、有着高度组织动员力和系统神学工具的西方宗教大举进入并试图在华夏大地去彻底根除、全面替代中国传统的本土信仰。去建立其绝对、唯一、排他的全社会信仰体系、并严厉指责中国人的老祖宗崇拜、祖先牌位供奉是“拜偶像”、“不敬真神”和“迷信”、要求中国人彻底抛弃传统、斩断其与自身漫长文明历史、家族血缘及地缘情感的全部纽带并完全皈依和绝对服从时。往往就会在民间和底层社会的深层情感、生活方式、伦理规范、宗族亲情及传统文化认同的最前沿和最敏感的防线上。遇到来自民间信仰这堵无形但极其深厚、无所不在、坚不可摧的“文化防洪堤”和“传统信仰屏障”极其顽强、也极其广泛的本能、长久、下意识及全方位的激烈碰撞、自发抵抗和顽强抵御。民间信仰通过让每一个普通百姓深陷在。与他们的家庭、家族、宗族、村落、行会和传统节日密不可分的、有着无数可见神像、庙宇、仪式和灵验体验的庞大、多样的民间神灵崇拜网路中。

更新并丰富、更极大地消解了外来排他性宗教所能吸收、发展和有效动员的潜在信众。从而在客观上发挥了。对本土传统的道教、对已完全本土化及中国化了的、融合了大量民间信仰与民俗传统的佛教。起到了极大的。


注释

  1. 参见黄振伟、雷汉富着《两汉文化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9-55页。

  2. 顾颉刚《《三皇考》导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65页。

  3. 台湾《汉学研究》卷16,第11期。

  4. 参看赖旭龙《村落十四民俗民间信仰研究》,《温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季其祥等《论社会转型中洞头民间文献及村落》,2013年。

  5. 张新民《中国道教通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6. 参见《白沙翠竹与道教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14年,410页。

  7. 白善宁《《中国民间信仰与社会发展研究》,《理论学刊》2013年第5期。

  8. 见李辛、达其顺《福建省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76页。

  9. 见李辛、达其顺《福建省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77页。

  10. 方长春、翁德明《温州要览》,上海:神州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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