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业静 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
摘要:敦煌遗书P.4071记载了粟特移民康遵为赞助人起课的案例。通过重构10世纪他使用星历、星命文献制作十一曜见生文本(和画像)的过程,发现:第一,P.4071主要采用印度宿度法表示月亮位置,而卷首“太阳在张”可能取自《大集经》;第二,“天运行年”部分的求卜者生辰资讯应该都为同一个人,据此重建了《十一曜定生真经》对应关系,并指出导致行星位置与实际天象不符的原因;最后,推求求卜者很可能是敦煌第五任曹氏归义军节度使曹延恭。
关键字:敦煌星占;P.4071;十一曜;域外天文学;归义军曹氏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P.4071开宝七年(974)星命书记录了应用十一曜、十二宫、《聿斯经》等域外天文知识的关键节点。其中彰显的丝绸之路东端外来宗教文化之繁荣,又连接了敦煌学、中外交通等史学领域。
20世纪初,陆续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该星命书进行讨论,在十一曜概念[1][2][3]、占法[4][5][6]、《聿斯经》来源[7][8][9][10]、求卜者数[11]、十一曜行度[12]等方面形成了若干观点。但P.4071研究仍存在悬而未决的疑难,例如,卷首的月亮位置及“天运行年”部分的天象与实际不符的原因有哪些,全卷至少存在两个批命案例吗,求卜者为何人。
本文将P.4071置于10世纪的语境中,利用当时能够接触的技术文献回推天象、重构操演过程,进而分析天体位置混乱的原因。此外,写本的有限资讯表明,求卜者应当是当地的上层人物并在中原王朝享有一定的声望。揭开求卜者的谜团,有望将P.4071与更广阔的政治历史相联系。
一、P.4071月亮位置及其来源
P.4071求卜者生辰为后唐长兴元年九月初九(930年10月3日)[13]415,写本确切记载“太阳”位置有以下四处:第一,“狩天十一曜,见生庚寅丙戌月戊己巳巳日房日兔申时,生得太阴翼”[13];第二,“申时四刻得太阳躔在命宫”[13]378;第三,“太阴在张(翼),照双女宫”[13]379;第四,“命宫曰:臣在房宿中生者,是天蝎宫”[13]380。
其中,第一、第二、第四处的记载相互呼应,都表明“月亮”位于房宿、命宫天蝎。这是一种源自印度,以月亮所在二十八宿宿直表示月亮位置的方法。P.4071的“命宫”实为本命宫的演化结果,由于佛教星命术中命宫一般视作“天空中真实的星宿”[14],便与天区联系到一起。韩愈“我生之辰,月宿南斗”[15],苏轼“生时宿直斗牛箕”[16]等,均反映了宿直术的普遍使用。
此技术在中古时期被系统传承,例如黑水城出土星命书ИHB.No.5722《诸算》,其月亮位置按牵星宿历法中宫直计算得来[17]。12世纪日本星命书《宿曜道命勘》、卜者称“以生曰直宿为本命宫也”[18],卷首又载月亮行度为“尾宿四度九十三分”[18]429,对应本命宿度值。可以认为,利用月亮所在二十八宿或宿直作为命宿/命宫计算方法之一,已成为部分从业者心照不宣的共识。
那么第三处“太阴在张(翼),照双女宫”[13]379该如何理解?钮卫星推算当月月亮在女宿1度、照摩羯宫;而十一曜行度除月亮以外的其他星曜精度较好,均为真实天象[12]415-418。就10世纪历法水准言,受过天文学训练者准确计算月亮位置尚且不易,普通术士推算月亮所在星宿则更为困难。
在P.4071卷首,月亮位置不仅是一种象征,更要呈现天文占算的数理基底,术士必须设法满足科学上的要求,因而其行度有必要区别于星表得出的房宿。而问题在于,当时敦煌、灵州的星历师及中几乎不可能有长期用的月亮行度表。可用工具唐代星历表《七曜禳灾决》,仅有五星、罗睺、计都历表。十一曜形成以后,紫炁、月孛被纳入星历表。12—13世纪的回鹘西夏历书ИHB.No.8085[19],载录太阳、五星、罗睺、月孛、紫炁达九个星曜的位置。由于计都与罗睺呈对冲(180度),能便捷地计算星表,所以ИHB.No.8085实际含有十曜[21]222,唯独缺少月亮位置。
实际上,P.4071保留了术士试图推算月亮的证据:一是卷首的昼刻数四十八、夜刻五十二。根据《大衍历》步月离术,计算月亮所在宿度需要近点月周期和夜漏刻数;二是卷首的印日22073以及实注日15873,两者的差值是225个近点月常数。但命中结果与真实月亮所在女宿相距甚远,康遵似乎没能成功计算。
相反,“太阴在张(翼)”更可能由查询某部文献而得。笔者推测取自佛教文献《大方等大集经》。《大集经》卷42“日藏分中星宿品第八之二”包含一年中月亮与二十八星宿合的情况。九月内容如下:
“九月黑月,一日合牛、二日合娄、三日合参、四日合井、五日合鬼、六日合柳、七日合翼、八日合星……”[20]《大集经》“九日合翼”与P.4071“太阴在张(翼)”说法一致。敦煌遗书中发现了大量《大集经》残卷、注疏,比如P.4058v关于二十八星宿相占卜的内容就抄撮自《大集经》卷20,陈于柱指出抄写目的不单是礼佛修持,实际更是当作禄命书使用[21]。还有证据表明西元6世纪翻译的《大集经》“日藏分”“月藏分”,其星宿神形象可能影响了莫高窟壁画[22]。P.4071“命宫曰”部分记载的“宿在及阴杨、左踝部合有黑庆子多”[13]380等卜辞,与P.4058v《大集经》卷20残本中“膝有黑子,过廿二得大富贵”●属于同一种占法。据此可见,历经几个世纪,《大集经》的天文数术内容已深嵌西域社会,成为术士群体便于采用的知识资源。
二、P.4071“天运行年”回推复原
P.4071以房宿值日所在天蝎宫为命宫、以命宫的对宫金牛为身宫,该方法与传统的“造街安命”和“太阳宫定命”有所不同,因而允许以卷首生辰资讯验算“天运行年”部分。
一方面,为贴合当时行星精度,笔者主要使用唐代《七曜禳灾决》五星、罗睺、计都历表回推天象[23],并参考现代长期星历表DE404●的程式设计结果进行检验。
另一方面要注意,“天运行年”呈现的天象很大程度止不止是每一年生辰当日那么简单,大多数情况下是卜者对行年一段时间内行星位置、天象吉凶的整体考察。
同时,由于P.4071“十一曜行度”部分的二十八宿、黄道十二宫对应关系已经与《七曜禳灾决》“五星临十二宫吉凶占法”立成图存在一定误差:P.4071“土星在斗宿照摩羯(阎)宫”“罗睺在井照巨蟹”[13]379,而《七曜禳灾决》斗宿对应“弓宫”(人马)、摩羯对应“双”(双子)[23]451。笔者依照更为符合卷首第一宫对应关系的宋刻本《广成先生玉函经》之《宋上脱身与大河同度之图》[24]以及宋刻本《历地理指掌图》所收《二十八宿辰次分野之图》[25]进行调整。
最后,P.4071多次引用《聿斯经》,而三合(120度)、四合(90度)、对冲等重要相位已经通过这份文献传入。《宿曜耶运昌录》进一步佐证:“又《聿斯经》云:‘土木三合,并居离处照见荣名矣。’”还引中断文献《五行定分》,提到四合、对冲相位:“土与日四方,所行事皆迟钝。”[13]431“土火相对少娑好”[13]432等。《宿曜耶运昌录》还引《五行定分》关于“金在木度”“土在木度”[13]433的说法,类似于P.4071“推五星行度宫宿推盘”部分[13]379。《灵台经》曾言“益出《五行定分》经也”中村璋八。《灵台经》成书时间早于北宋,进而证实殊胜相位在宋代已广泛应用。
基于以上原则,保留P.4071的术语拼写,笔者复原了《十一曜见生图》对应关系(表1),并按照“天运行年”部分资料资讯对天象解读如下:
廿一,木星退命宫,又见火星照身宫,其年必有人禀、损伤、死亡,必有危难,有十一月后渐渐吉也,至廿二。●
950年,木星二月、三月退行,九月四日伏任房,照命宫天蝎,合。火星六月、七月在胃、昴、毕,照身宫金牛,合;又火星十一月退娄、觜,十二月五日退毕五、留十五日,次年正月在参、井,出天子宫,故“渐渐吉也”,合。
及至廿六,土星守命宫,注运数逐渐不利,直至廿七四月须也。
955年,土星正月至六月在房宿,历经留、退、留,合;次年四月土星退尾宿,合。文本与《灵台经》身宫实福“土在,作事多滞”[26]23思想吻合。
廿八,有二主火星入身宫,其年出行、求财大吉,在家亦有喜,至卅八后来,运数渐落百事通达,大吉,卅八以上纵有灾殃,还可。
表1 P.4071《十一曜见生图》对应关系回推复原●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 十一 | 十二 | |
|---|---|---|---|---|---|---|---|---|---|---|---|---|
| 通命十二宫 | 命宫 | 财帛 | 兄弟 | 田宅 | 男女 | 僮仆 | 夫妻/身宫 | 疾厄 | 迁移 | 官禄 | 福德 | 困穷 |
| 地支十二辰 | 卯 | 寅 | 丑 | 子 | 亥 | 戌 | 酉 | 申 | 未 | 午 | 巳 | 辰 |
| 黄道十二宫 | 天蝎 火位 | 人马 木位 | 摩羯 土位 | 宝瓶 土位 | 双鱼 木位 | 白羊 火位 | 金牛 金位 | 阴阳 水位 | 巨蟹 月位 | 狮子 日位 | 双女 水位 | 天秤 金位 |
| 十一曜 | 太阳 | 土星 计都 | 木星 月孛 | 罗睺 | 紫炁 | 火星 水星 | 太阴 金星 太阳 | |||||
| 二十八宿 | 氐房心 | 尾箕 | 斗牛 | 女虚危 | 室壁 | 奎娄 | 胃昴毕 | 觜参 | 井鬼 | 柳星张 | 翼轸 | 角亢 |
| 地理 | 豫州 | 幽州 | 扬州 | 青州 | 并州 | 徐州 | 冀州 | 益州 | 雍州 | 洛州 | 荆州 | 兖州 |
| 分野 | 宋分 | 燕分 | 吴分 | 齐分 | 卫分 | 鲁分 | 赵分 | 晋分 | 秦分 | 周分 | 楚分 | 郑分 |
同一句先后出现廿八、卅八,似有讹误。若为廿八(957),火星均不在身宫实牛,不合。若“廿八”改为“卅八”(967),火星五月、六月在胃、昴、毕,对应身宫,合;六月后火星出身宫,或能对应“卅八后来,运数渐渐百事通达”,合。火星入身宫一般视为不合,如《广成集》卷8《蜀州宗夔为太师于丈人山生日醮词》“又火星所照,既临分野,仍在身宫”等[27]。然而,此句却作“大吉”“亦有喜”,结合廿八来说“火星入身宫”天象,推新廿八为卅八笔行。
卅九,木星照身宫,罗睺照命宫,注无忧而后喜,谨言。
968年,木星五月至八月在昴、毕,照身宫金牛,合。据《灵台经》,“木至身命主,先有灾忧,后有大喜”[26]28。另一方面,根据DE404计算结果,968年罗睺●在井宿巨蟹宫,此时120度照命宫天蝎。
四十,运至卯上星辰,为命宫,火星照财帛宫,必有小厄,身心不定。
财帛宫,对应《十一曜见生图》尾宿、箕宿,合。火星969年,天象无不合。如果使用《七曜禳灾决》同样精度、格式的星历表推算,从业者将行年天象误算为上一年、下一年的天象是正常的。假设查阅星历表为970年,九月、十月,火星在尾、箕二宿,照财帛宫,合。《七曜禳灾决》谓:“火至财帛物大宽涨落,大人嗔责并热病”[23]452,对应“必有小厄”。
四十一,岁运金星及火星照身宫,其年必有骨肉离散,财物分张,远行、出入平平。
四十二,天运行年至白羊宫,土星照行年宫,木星照命宫,其年六月小小灾衰,得八月日渐落。
971年,土星在昴、毕,照身宫天牛,不合。木星在柳、星、张,狮子宫,与命宫90度照。
四十三,天运行年至身宫,其年福德、财帛平平,有计都照,恐损人损财事。
四十四,计都在轸、角、亢,对应双女宫、天秤宫。但文本原意应为“身宫有计都照”,如此与真实天象不合。身宫为酉,《灵台经》称蚀神入酉“损财”[26]29,所以术士有“恐损人损财事”之说。
四十四,行年阴阳(阴),木星照行年位,金照身宫,水润注合大吉,喜庆,入八月节,出运成灾。
973年,木星六月在角,照天秤宫,与阴阳宫120度照。金星二月在胃、昴、毕,照身宫,合。据DE404计算,973年5月1日至16日,水星在胃、昴、毕,照金牛宫,合。
四十五,行年至巨蟹宫,火星在摩羯(朔)宫,对照行年宫,木星照命宫,注先喜而后忧,必破财、口舌厄,防患。
974年,火星九月在斗,十月在牛、女,对应摩羯宫,合;摩羯宫对照行年宫,合。木星九月三十伏箕十三,照命宫天蝎,合。
四十六,行年到师(狮)子宫,木星照行年宫,罗睺到寅,注逢贼财,出行、更改、运动吉。
DE404计算975年7月19日至8月11日水星在柳、星、张,照狮子宫,合。据《七曜禳灾决》,罗睺在危宿、宝瓶宫,不合。
四十七,水守命宫,天运行双女宫,金、木二星五月入双女宫,重人处见喜。何以知之?金星是第一主,水星到此宫必见文书,王(旺)此宫,后八月节,却有小小灾厄。
976年,木星在斗宿、摩羯宫,不合。DE404显示,金、木二星五月应入阴阳宫。此外,金星10月9日至11月2日入翼、轸,水星8月4日至10月10日入翼、轸,照双女宫。占辞解释恰与《灵台经》“金至水守宫,因文书喜”[26]29以及《西天聿斯经》“双女辰星三五中,金合居宫旺在奎”[28]等说法。
四十八,天运行年至天秤宫,火星十一月入身宫,注损财帛,及六畜死损免也。
977年,火星十一月在奎,白羊宫;十二月在娄,金牛宫,皆箕一脚。《七曜禳灾决》火星推法云:“令王人命星,其所作所为皆不称志,钱财八畜皆破散”[13]477,与文中判断相符。
“五星临十二宫吉凶法”云:“木至加官禄并财帛,此星时人最吉庆。”[23]452978年,木星主要在双鱼宫,与财帛宫60度照。
五十,天运行年至人马宫,及大运在卯,小运亦于卯上,其年注大吉;末到天子宫,合及其灾祸,作福。
979年,木星主要在奎、娄,白羊宫,不合。假设查阅980年星历表,木星在胃、昴、毕,金牛宫,则合。
五十一,天运行至摩羯(阏)宫,罗睺星入身宫,其年亦注通同破财,得八月节,合入行年宫即吉也。
980年,白道升交点在胃、胃,身宫;白道降交点在氏、房,命宫。满足“罗睺星入身宫”即是白道升交点,但卷首“十一曜行度”白道升交点是计都。这暗示术士在计算“天运行年”部分时,由于缺失完整的时段星历表以及五代时期罗睺、计都、月孛含义发生转换,导致行星行度出现不自洽。又据DE404推算,980年11月6日至12月1日,金星在斗、牛,摩羯宫,合。
五十二,天运行年至宝瓶宫,水星五月入宫,注六十日内喜,或有官人知见,或财帛至。水星元显患难。
981年,水星五月在井伏,七月十四至八月初三在双女宫,《西天聿斯经》云“水瓶双女最为灾”[28]745,西夏文x382《新集解掌新断》云“水瓶双女最明达”[29],故符合占辞“六十日内有喜”,合。
五十三,天运行年至双鱼宫,金星三月入宫,王(旺)在奎壁,合得重喜,住一十三日出,凡号人太白显也。
982年,金星不在双鱼座,但983年金星三月在奎、壁,双鱼座。结合《西天聿斯经》故而“合得重喜”,又据DE404,983年4月1日到13日在宝宿,符合占辞“住一十三日出”。行年五十三金星天象应是术士看错年份,实际是983年金星天象。
五十四,天运行年至白羊宫,土星入身宫主。注福德自如,凡财帛亦滞,多说闲谗,恐有患厄。缘大运反至上,长作添福德福吉。
983,土星在氐、亢、氏,对应命宫天蝎,不合。若“入身宫”改为“入命宫”,则与真实天象一致。《灵台经》记载土星为命宫主星的卜辞相同,“合作事钝滞,多破财、病,病在逆伏之伏时也。”[26]28
五十五,行年至天子宫,火星在四月入,不亦(宜)为事;其年若水火合,即免。土星直至十一月出也。
984年,火星入张宿,狮子宫,不合。而985年,火星四月十三见胃初,入金牛宫,合。故火星的错应是查看星历表年份导致的。984年,土星在氐、房、心,十一月出房宿,进入心宿,出命宫天蝎,合。
五十六,行年至阴阳宫,主出入求财、更改求事所作得成,缘水、木二星居在此宫,守四十九日。
据DE404,985年水星9月23日至28日在角,9月29日至10月5日在氐,10月6日至17日在氐,10月18日至21日在房宿。木星8月27日至10月15日在角,10月16到12月6日在氐。故水、木二星可能同居天秤宫、天蝎宫,但无法同居阴阳宫,不合。
五十七,天运行年至巨蟹,木照行年宫。缘运至戌上,反戊相冲,必灾厄,得木照合免。
按南宋《三辰通载》卷9“三合傍临照命星”[28]566,傍照可理解为120度。986年,木星在氐、房、心,天蝎宫,依照行年宫,合。
五十八,天运行年至师(狮)子宫,火星七月入命宫房宿,又木星入行年宫,并分喜庆,大吉。
987年,火星七月在鬼、柳,不合;而988年火星七月在氐、房、心,尾、尾,正合。987年、988年木星位置均不合。《十一曜见生图》狮子宫对应宫宿宫,根据“五星临十二宫吉凶法”“金至此宫多称逸,所以人多病夭”[13]453。根据DE404,金星967年2月23日至6月24日在柳宿、星宿,八门年狮子宫,不排除术数术士误读。
五十九,行年到双女宫,七月水星照宫,最热大吉;金星天顺宫十六日,亦注意,大吉。
据DE404,988年8月12日至9月1日水星在翼、轸,照双女宫,合。9月21至10月9日金星在氐、房,天蝎宫,合;相差18天,与“十六日”大致相合。
六十,天运行年至天秤宫,太阳在天秤宫,又木守角宿本曜,福盛平平。
据DE404,989年9月28日至10月18日太阳在角、亢,天秤宫,为真实天象;木星守女、宝瓶,不合。
根据前述内容整理出P.4071“天运行年”天象符合度情况(表2),主要结论如下:第一,P.4071中已经存在将三合、四分、六合视为“照”的情况。第二,P.4071描述的行年天体位置较为粗略,这提示康遵手中并没有长时间的、完整的星历表可用。第四,从错误的类型看,康遵在推算天运行年时使用的星历表存在格式、精度上接近于《七曜禳灾决》。多种错误类型反映了从业者虽然熟知《七曜禳灾决》《聿斯经》等记载的基础占验规则,但却不甚精通历法推算。
三、P.4071求卜者身份推测
第二部分证实“天运行年”资料是根据卷首基本生辰常数计算的,也即该星命书的求卜者是唯一的。文本证据表明求卜者为地方权贵。占卜时间为974年,说明在批命时康遵已了解求卜者当下及过往,因而占辞中不仅有预言,还可能有事实描述。
首先,P.4071“推五星行度宫宿推盘”部分,占辞谓“合得本州刺史”,进而推断求卜者担任(过)某州的刺史。术士又引《聿斯经》“水居双女最为灵,生时一个位强处。即为藩(藩)处王庭”[13]379,强调求卜者生于王侯之家。
其次,在“命宫日”部分,预言“后身合为公侯王”“亦有三千石桥”“天命有中年之禄,多自宫门选主”“泛合身分居职,位列(列)王门”等[13]380。引唐代天文学家僧一行“二品禄绝延非命”[13]380说法,暗示求卜者不仅为王族后裔,甚至可能已经位居二品。
最后,在“身宫日”部分写下禄命歌“君子名成满帝州”[13]381,表明求卜者甚至在国都享有声望。又云“此中生者,大唐台鼎。武则指槐,为将者见业异常,为文者有华盖运握”[13]381,暗指此人政治地位较高。“身宫日”部分又称“合迁官改职,除节度之荣”[13]381,节副一职亦可能属实指。
综上,求卜者应出身王门,且至少在974年以前曾任职本州刺史、节副,官至二品,文武双全,享誉京都。
P.4071卷尾落款为“开宝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灵州大都督府白衣术士人康遵课”[13]382。后周广顺二年(952)灵州朔方节度使冯晖卒,其子冯继业(927—977)弑兄代父成为朔方留后,后正授节度使、加灵州大都督府长史[30]。人物生年虽与P.4071不符,同期灵州没有其他符合条件的物件。
不妨把目光投向康遵师祖在敦煌。笔者认为P.4071求卜者可能是曾任敦煌瓜州刺史、节度副使、兼五代曹氏归义军节度使(974—976)曹延恭。主要证据有以下几点:
其一,官衔较为一致。在曹元忠任归义军节度使时期,曹延恭任瓜州刺史,在敦煌当地的权力仅次于节度使[31]。《新刊元龟》卷170记载,显德二年(955)正月,知瓜州军事事、团练使曹元(延)恭遣使进贡方物[32]33。《宋史》卷490载,宋太祖建隆三年(962)曹元忠加中书令,其侄延敬赐名延恭,为瓜州防御使[32]26-27[33]32[34]。《宋会要·番夷类》录“以瓜州团练使曹延敬为本州防御使”●。上述均呼应P.4071“本州刺史”[13]379。曹元忠卒后,曹延恭任节度使,曹延禄接替曹延恭以往的职位,充归义军节度副使、权知瓜州事,又与P.4071“除节副之荣”[13]381相应。
其二,个人形象描述相符。根据P.3165v《杂集文》记载,曹延恭文釆和武略都很出众:“伏惟刺史尚书,龙驰朗价,应文星以允负忠贞;凤骨崇谋,禀武宿而着忠化。”P.3542载第454顺功德文再次印证拜林科中并以凶德卫甲维:“性宽和仁恕,义正风骨,以史自昭;文武两全,出孝廉播。改得情沃华品,功着亲旌。贝廉才赠斗载士,恒义畅节而命政。”于是向行十里,廪化归庭。遂奏(张)降十明纬,鲁止(政)侍于帝阙。”从句子中看,亦是属于判史一类官员的描述[35]。P.4888《司徒曹延恭就郡学之愿功德记》也突出了其文武延兴:“伏惟我司徒天资凤骨,地杰龙胎;三坟洞晓于胸中,七德兼□于指掌。故得位临瓜府,统理军戎。十郡宣条,六条布政。”
其三,活跃时间接近。经赤木崇敏考证[36],莫高窟第205窟东壁南侧中央曹元着绛色官袍的男童当为“侄男延敬”,而该窟在第三代曹氏归义军节度使曹元深执政期间(939—944)重修,曹三身份养人画像应是这一时期绘制的。男童形象是这一时期图像是石虚中为曹元深之子或给予其子孙后或前方,或给予其子孙后或前方,或给予其子孙后或前方。一方面,曹元忠在曹元深执政时期的942年已是瓜州刺史,并于944年曹元深卒后接任节度使[32]11;另一方面,955年曹延恭时任瓜州团练使,但在此之前不知任何职,尤其在曹元深执政时期官衔不明,或与当时年龄尚小有关。
其四,开宝七年是曹延恭任归义军节度使的关键时间节点。据P.3827《曹延禄上表》,开宝七年六月初六曹元匡任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薨,曹延恭充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37]。S.5973《开宝八年(975)正月归义军节度使曹延恭入回鹘状》末尾署名曹延禄已称“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兼御史大夫”[38],据台寿昌认为归义军节度使将换节。在这个关键时期,新上任的归义军节度使作为赞助人支持康遵为其批命具有别样的意义。
其五,归义军曹氏与粟特人康氏家族、灵州来往密切。据饶宗颐研究[2][5][7][4],敦煌所藏灵州文献数量较多,如S.276《灵州和尚因缘记》、P.3570《灵州龙兴寺刺血写经》等。916年,曹氏归义军政权第一任节度使曹议金将节至灵州令公,以其引荐入朝,使者进至凉州未达而返;918年,经凉州仆射、灵州相公引荐,方达梁廷[3][2][1][5]。《旧五代史》卷138记载:“自梁太祖时,常以灵武节度使兼领河西节度,而观察甘、肃、威等州。”[3][9],据此灵州大都督府负责观察归义军政权周边的河西东部地区。曹元忠、曹延恭奉宋朝正朔以后,即不断通过灵州这一丝绸之路重要的中继站通使关系[4][0]。唐宋时期,敦煌、灵州均活跃着颇具影响力的康氏家族,他们是中亚昭武九姓粟特移民。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粟特康氏甚至代表该政权出使周边各民族。如958年二月沙州康员奴出使伊州、六月兵马使康员进出使西州等[4][1]。因此,考虑到归义军曹氏政权(特别是曹元忠、曹延恭时期)与灵州交往频仍,且粟特人康氏活跃在归义军上层,效劳于灵州大都督府的康遵为沙州节度使卜算这种情况是能够令人接受的。
四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结论是:1.P.4071采用多种计算/表示月亮位置的方法,其中卷首“十一曜行度”部分月亮在翼宿可能借鉴自《大集经》卷42。这与卷首的刻数、积日、实泛日等一道展示了在缺少月行速度表的情况下,术士积极尝试以各种技术资源来突破的直径这一固定不变“数位模型”的限制。2.通过回推复原,发现导致行星行度不目洽的主要原因有星历表使用不当、相位因素、抄写讹误、计算讹误等,由此也展示出传世至敦煌星历表的格式、从业者实践等不可见的细节。3.“天运行年”部分与整份星命书的一致性,说明P.4071有且只有一个推命案例——很可能是曹氏敦煌第五任归义军节度使曹延恭。目前曹氏归义军节度使的生辰年份仍多不明,这一推测或许能够为深入破解五代宋初敦煌的上层人物系谱提供思路。倘若如此,就在974年古算完成不到两年,曹延恭便去世了。禄命不验也!
(注:这份文献本质上是一份古代敦煌版的星座命盘)
以往学界难以理解P.4071失序的天象,其原因在于没有换位于古人的视角推演其计算过程,更难以考虑古人使用星历材料时可能产生的失误。尽管P.4071并非完美甚至是有破绽的,但“误差”本身可能变成理解文本、实践的关键资源。写本中隐藏的曲折探索痕迹,把我们传送回10世纪,看一位粟特裔从业者如何转化和运用外来天文知识。在唐宋中外天文合流的大趋势下,即便是“白衣乌帽”的摩尼教中亚移民也充分浸没了佛教、景教以及中国本土天文学知识和占卜技艺,用来服务地方上层社会的信仰者、需求者。很显然,使用外来天文学作为处理某些特定问题的方案,已然深深根植于敦煌地区民族交融、文明交汇的大图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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