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敏
[内容摘要] 本文首先梳理了阿比·瓦尔堡对于占星术的研究历程,认为瓦尔堡对占星图像的研究在一战前后发生了转变:在前期研究中,占星图像意味着单纯地向着古典的回归,而到了后期,他在开普勒上发现了自我救赎的历史共鸣,并强调了魔法与科学这一对极性概念,指出了思维空间的价值。同时,本文亦梳理了瓦尔堡关于占星术的图片收集与排列的多种实践,并在文末分析了瓦尔堡充满个性的艺术史研究方法的由来。
[关键字] 阿比·瓦尔堡;图像学;情态形式;爱因斯坦;记忆女神
古人如何看待天空的变幻与自身的命运?他们怎样将星体连成图案?这种占星魔法又如何朝向一种需要逻辑的数学演绎的方向发展而去?人类和观察物件之间的距离感如何导致成熟的科学态度?上述问题似乎并不属于常见的艺术史研究范畴,却深深吸引了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 1866—1929)。瓦尔堡对于占星术的批判性研究的核心是:古典神明在文艺复兴时期逐渐褪去占星迷信中作为星座的外衣,恢复了他们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宁静。图像则为这一转变过程中的征候,这些图像既包括经典的艺术作品,也包括一部分粗糙的印刷品,它们作为集体心理的征候,具有类似的作用。
但瓦尔堡并非一开始就对占星术感兴趣,从瓦尔堡发表的完整论文来看,早期关于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吉兰达约(Domenico Ghirlandaio)的研究显示了他对干图像母题的关注,之后关于佛罗伦斯商人的研究,表明他对艺术作品得以产生的具体环境的关注,在他后期发表的长篇论文中,以占星术图像为代表的魔法和迷信才开始占据显著的位置。
本文首先梳理了瓦尔堡对于占星术的研究历程,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其中的变化及其原因,强调了占星研究对于他的个人意义,并分析了瓦尔堡充满个性的研究视角的来源。在对瓦尔堡的占星术研究的追溯中,笔者发现,虽然瓦尔堡的写作呈现碎片化特点,但也可在适当的角度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对占星迷信的研究,表面看来与他对文艺复兴早期的绘画研究不同,实则在最终的关注点上是相同的,都是古典古代在义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重新出现,亦即“古典时代的遗留与重生”(das nachleben der antike),这也是他终其一生最为关注的问题。
一、视野的转向——从表现到定向
瓦尔堡终其一生最为关注的是两个问题,1888—1908年,他关注着波提切利和吉兰达约画中人物的表现性动作如何体现为向着古代形式的回归;从1908年到他生命终点,星辰的象征图像的连续性变化成了他的研究核心。这两个研究焦点,也可用瓦尔堡凝练的语言分别称之为“表现”与“定向”(orientation)。
表现即对激情的表现问题,瓦尔堡借助表现性动作来描述这一研究,他为此创造了一个新词“情态形式”(Pathosformel)。“pathos”在德语中意味着一种强烈的情感,而“formel”则意指简明的表达形式或公式,“情态形式”是他在众多图像中提取出的表达人物充满激情的姿势,被瓦尔堡视为人类的原型记忆,后人对“情态形式”的再次利用,正是记忆功能的表现,通过这种记忆功能,后来的作品与往昔的不朽作品得以重新接触,而后人所进行的机械性模仿的出现,便是历史僵化的表征。在瓦尔堡看来,记忆的原型除了在艺术史中可以不断发生以外,亦可在后来的形象中得到“升华”或“宣泄”,例如他将头顶一篮水果与蔬菜这种温和的女性形象视为割取敌人首级作为战利品这种古老、原始而残忍的冲动的“升华”。
通过辨析“pathos”(强烈的情感)与“formel”(简明的形式)之间的联合或分离,瓦尔堡觉察到了心理的摆荡与姿势之间距离的有无,以此力图找回历史时刻中的心理动向。这正提示了图像内容与形式的不可分离,或者暗示了瓦尔堡艺术史研究方法中形式分析与图像学研究之间的耦合。他似乎从一开始就拒斥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形式分析,但实际却将这种形式视角深深地、有选择性地融入自己的图像研究之中。他所关注的,是不同文化传统的冲突中,形式与内容的相互作用。
而定向问题,则出现在瓦尔堡随后对于占星术的研究之中,在瓦尔堡于1929年10月26日突发心脏病去世的那个清晨,他写下了如下的问题:“在空间中为自己定向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他为汉堡大学的一个演讲所拟的部分内容。
定向的概念基于瓦尔堡在占星术研究中所构建出的两极模型,这两极分别是放任恐惧激情泛滥的非理性一端,是人类较为原初的状态;另一极则是由逻辑构建出来的理性锚点,有着超然的沉思姿态,是人类从恐惧反射这样的原始反应中释放出来的一端。根据贡布里希所述,瓦尔堡的最初信念是:原始人用语言和图像做出的反应可以导致向着宗教、科学或者哲学的“定向”。“定向”即人类从诸多方向来驯服原始的恐惧反射的过程,是从非理性到理性的摆荡过程。以占星术的变迁为例,早先的人类将自己的宿命投射到星魔的手中,而在随后逐渐发展出的天文学中,人们用更加超然的态度来观察天空这一物件,用数学的方法来预测星体的轨迹,恐惧之情渐渐褪去,这显示了一种向着科学的定向历程。在瓦尔堡所构建的从魔法到科学的两极模型中,那些由文字与图像表现出来的历史心理状态时刻在两极间处于相反力量的撕扯之中——是向着理性的定向运动,还是屈从于原始的疯狂激情,这种历史局部的冲突,是瓦尔堡的关切所在,他在这里觉察出“定向”所具有的多种潜能,而这种潜能又从根本上拒斥着学科之间的“边防员警”,这便反映在瓦尔堡图书馆的每一个部分之中。这些凭借“佳邻法则”在瓦尔堡手中不断变化着排列组合的书籍,使得来自不同领域的物件之间生成能量交换和生产的关系,让存在于另一时空中的幽灵在当下复活,其本质在于通过资讯单元的重组来启动心灵在异质时空中的运动。
无论是前期对于表现的关注,还是后期对于定向的研究,瓦尔堡都不仅视图像为特定历史经验的档案,他认为图像本身也带有那种经验的印记。图像在瓦尔堡这里,同它所再现的物件一样,都被共情所关注。他借由图中人物的姿势及其附属物,来猜度画面中物件的心理,探究其中的能量痕迹。
二、瓦尔堡前期的占星术研究
真正让瓦尔堡关注到占星术的,是他在1908年读到的弗朗茨·博尔(Franz Boll, 1867—1924)所写的《星相》(Sphaera)。博尔依托当时新近发现的一系列古代的手写本,重新发现了古代东方与阿拉伯的占星传统。这本书首次谈及了希腊化晚期小亚细亚的《异邦星相》(Sphaera barbarica),这本占星术书籍,谈论了该书从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及传播到盛行伊斯兰文化的波斯帝国,又传到了拉丁欧洲的进程,其中谈到了古埃及的旬神。而旬神这条线索,又是瓦尔堡于1912年在罗马的第十届国际艺术史大会上所宣读的《费拉拉的斯基法诺亚宫中的义大利艺术和国际星相学》(Italian Art and International Astrology in the Palazzo Schifanoia in Ferrara)中的关键。
但是,在1912年宣读这篇著名的演讲之前,瓦尔堡还举办过其他的、在多个方面涉及该话题的讲座。他于1908年在汉堡举办了一次讲座,讲座围绕《古代世界的诸神与南北方早期文艺复兴》(The World of the Gods of Antiquity and the Early Renaissance in the South and North)而展开,他在此强调了古代诸神凭借不同的伪装、寓言故事以及古典作家例如奥维德的诠释等而继续存在于文化世界中的证据,这些内容与他1912年的演讲直接相关。在1909年,他发表了《兰茨胡特的教堂与宫廷艺术》(Church and Court Art at Landshut)的演讲,他在此呈现了关于行星之神的图像的迁徙旅程。1911年,他在汉堡发表了另一篇演说《《异邦星相》的旅程》(The Journeys of the Sphaera barbarica)。瓦尔堡的这些前期研究不仅构成了1912年知名演讲的前奏,还为他吸引到一位极其得力的助手,此人也是对于瓦尔堡研究院的建成与发展至关重要的人格,他就是弗里茨·扎克斯尔(Fritz Saxl, 1890—1948)。扎克斯尔同样对于占星学的古本感兴趣,并且撰写等多篇相关文章。
图片插图说明:
瓦壁画(局部),出自费拉拉的斯基法诺亚宫(Palazzo Schifanoia)中移译为“三月”画面的中间一层最左边的人物,由画家 Francesco del Cossa, Ercole de' Roberti 创作于15世纪。
在1912年的著名演讲中,瓦尔堡通过当时所能掌握到的坚实的文献证据,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费拉拉的斯基法诺亚宫中接待大厅里关于旬神与行星的壁画内容。这些内容占据着壁画上部的第一层和第二层,最下层的描绘地面人间现实生活的画面不在瓦尔堡的论证范围内。其中,将描绘三月画面的中间一层最左边的人物(见图)辨认为埃及旬神且是英仙座珀尔修斯(Perseus)之变体的举动无疑是整篇文章的高潮。在这里,借助古代文本梳理出来的线索,图像隐藏的幽灵得以再次焕发神采,瓦尔堡让人们感受到了这个占星迷信的形象中跳动着的“希腊人的心”。
在瓦尔堡的叙述中,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在文艺复兴时期逐渐褪去了此前被覆予其上的种种包装,例如那些“北方的装束”和“法兰西式的现实主义”,而愈加暴露古希腊古代的形式。此一过程,与安·布雷尔(Ann M. Blair)在研究世纪的文集和百科全书的编者时发现的一种文化包装现象极为相似,布雷尔发现,这些编者在将古代知识编译进中世纪的书籍时,会偷偷做出不会嘴出的更改。例如,将异教作者文字中提及的复数、小写的“诸神”(gods),改变为大写的单数的“神”(God),使其在文字的表现中合乎基督教的一神论语境。通过这样的私自修改,异教神话的内客实质上仍旧在基督教的中世纪里暗晴流传。这样一种文字形式与内容的分离,似乎成了调和矛盾的貌合神离的安全方式。同样,在瓦尔堡关于占星术的研究中,他也认为这些希腊化的星魔,即使其形象经历了遥远的异域旅行与中世纪教会的压抑,却始终保留着古典古代内核。所以,恢复古典,克服迷信,便是瓦尔堡心中文艺复兴时期涌动的潮流。瓦尔堡在此篇演讲的后半部分就四月的行星之神维纳斯做了专门的论述,同样,在他看来,这个形象依次在斯基法诺亚宫中画家科萨(Francesco del Cossa, 1435—1477),以及后来的波提切利和拉斐尔的笔下经历了不断的孵化和改变,最终“翩翩起舞”,恢复了古典的姿势,脱去了占星迷信的功能,也即摆脱了源于恐惧的、条件反射式的强制投射。
瓦尔堡这篇著名的论文中洋溢着乐观的情绪,在文末,他呼吁一种跨越边界的、将古典时代与中世纪和近代各时期相互联系,并将最自由的艺术作品和最实用的艺术作品作为同等重要的表现证据的图像学研究,这是一中研究方法的自觉和视野的扩大,需要学术热情与胆量。现代的研究中若有人对他的此项研究提出了质疑,认为他误读了古代的文献,于是所构建出来的图像之链出现了多处裂隙。对于此类学术研究上的现象,批判性的目光固然不能缺少,瓦尔堡的这篇文章在看来可能存在着不妥之处,但不能因此否定它在当时对于艺术史学科的正面影响。至少,潘诺夫斯基正是循着瓦尔堡所开辟的图像研究之路走了下来,以其雄辩与才智,将图像学系统化和完善化。
而瓦尔堡在该文中所描述的古代神明图像的这场“旷日持久却最终回归的奥德赛之旅”,对于后期的他还有着更为特殊的个人意义。
三、瓦尔堡后期的占星术研究
在瓦尔堡精神崩溃期间(1918—1923),当他几近康复、正在准备关于印第安人“蛇舞”仪式的讲座时,他给家人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把非理性的本能概括进历史研究的范畴里,可以导致文化史中的理解、启迪、法则的生成……经由怪兽,直抵星辰(Per mo[n]stra ad astra);诸神在我们通往理念的路途中放置了怪兽。”这句话古典时代的格言原本是“历经艰辛,以抵星辰(per aspera ad astra)”,瓦尔堡改编了这一古老格言:面对非理性的魔法怪兽,或击击败之,便可接近理性的、超脱的文明彼岸,获得文化史中的理解、启迪、法则。或许正是这样的信念让瓦尔堡得以康复——他从任凭恐惧激情泛滥的状态中走出了一段距离,在此基础上寻找到了理性的“思维空间”(mental space)。而“极性概念”和“思维空间”,正是瓦尔堡于1920年饱受精神折磨期间,在弗里茨·扎克斯尔的帮助下所整理发表的另一篇关于占星研究的论文中所特别强调的概念,这篇文章就是《路德时期异教古代的词语与图像的预言》(Pagan-antique prophecy in words and images in the age of Luther),这是瓦尔堡后期极具代表性的关于占星术的研究。
瓦尔堡在文中通过强调占星迷信在宗教改革时期仍旧对欧洲的现实事务有着强烈的影响,而提示了古典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之间牢固的、不可分离的关联,也借此暗示了自己反对历史分期的做法。他之所以反对历史分期,除了因为他在这些不同历史时空中通过图像与文字记录,发现了千丝万缕的关联之外,还因为他所构建的极性模型本身就是一种非历史的分析工具。“逻辑凭借推论的和独特的概念符号创造了人与外在世界之间的距离;魔法通过混淆人与外在世界(之间的距离),并创造……迷信习俗破坏了这个距离本身。……通过揭露这种极性,文明史就可以提供未被发现的证据,促进对我们的编史工作进行更深刻的建设性批评,而我们的编史工作仍在实用一种单独恪守时间概念的进化学说。”瓦尔堡所构建的极性模型反映了持久存在的人类的内在冲突,对于非理性恐惧的深刻体验和对于理性的强烈渴望,更加让他意识到“这种冲突的战场过去和现在都是人的灵魂”。或许也可以说,他是将自己的心理感受作为理解历史的工具,过去的历史和当下的世界在这两极间往复地摆荡,历史中的文明既具有继续生成的潜能,也具有遭遇毁灭的危险。
具体以宗教改革时代的占星术为例,瓦尔堡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融洽共存的两极,他们同时实践着抽象的数学思考与虔敬的自我卷入(self-association)。这在现代的科学家眼中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但现代基于逻辑和数学的科学,是宗教改革之后向着逻辑“定向”的结果,向着逻辑一极的运动促使了天文学的生成,原初的占星学中其实潜藏着盎然的勃勃生机。
瓦尔堡于此时在占星术研究中发现的历史中潜藏的生命力,为他的康复提供了营养,他此前所发现的从珀尔修斯降格到旬神直至珀尔修斯再次恢复英雄面貌的连续性的图像演变,对于他也有了更为亲切的个人意义,他在这位英雄的经历中看见了自己的生命历程。在经历了漫长的休养后,瓦尔堡最终康复,于1924年夏季回到了汉堡的家中。在之后的一年,他做了一次关于弗朗茨·博尔的纪念讲座,这可以说是他康复之后所做的第一个讲座,用来纪念17年前与博尔的书《星相》的邂逅,并缅怀刚刚去世的博尔。或许是基于他自身最终战胜了精神疾患的个人经历,他的这次讲座富有理性战胜非理性的乐观基调。他在讲座中说道:“在已具有初步知识的小批先驱者看来,那些支配着地球围绕着太阳运转的规律,意味着他们从对恶魔的恐惧中解放出来的开端。”这既是瓦尔堡对哥白尼等人的赞美,也是他对自己康复后的新生活所赋予的意义与憧憬。并且,此种赞美和憧憬不仅反映在他的思想中,还落实到了一座建筑中,那就是同年在汉堡莫墓落成的瓦尔堡图书馆新楼。这座由设计师格哈德·朗马克(Gerhard Langmaack)设计,配备着当时最为先进的设备的“理智的角斗场”(intellectual arena),是瓦尔堡高涨情绪的化身。对于这座图书馆的象征形式的选择,将是下文要阐述的内容。
四、占星术研究的图像实验
瓦尔堡关于占星术的图片收集与排列的高潮当然是他最终的《记忆女神图集》的一部分,但在此之前,他已经多次实践过图像直接书写他的占星术研究的实验。
就在瓦尔堡于1925年发表关于弗朗茨·博尔的纪念讲座时,他举办了一次占星术图像的展览。在1926年举办的东方文化研究者大会(Congress of Orientalists)时,该展览再次得到了展示;1927年,瓦尔堡被邀请为慕尼克的德意志博物馆(Deutsches Museum)策划一个与上述类似的占星术图像展览;此展览的客体后来又在汉堡天文馆(Hamburg Planetarium)再次得到了展示、瓦尔堡在描述此次展览的主题时,称“寻求事物规律(Knowledge of order)是人类的基本特质……将特定的星从神秘莫测的众多星辰中抽离出来,用神灵和动物的名字为之命名的做法并非一种游戏,而是身处星辰中的人类尝试着从混乱中去获知自己的方位,去得到清晰的思维图景的举动”。古人关于星的神话在瓦尔堡看来可谓是包裹着科学的层层外衣,其内核是人类对于自然规律的渴求与编译。瓦尔堡的这一看法与后人所说的科学发展中的“神话物理学”阶段近乎一致。
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为汉堡天文馆策划占星术图像展览的这次经历,因为这一大,他甚至抓住了机会,去寻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关于图集的看法,彼时的爱因斯坦是汉堡天文馆中的一名委员。瓦尔堡在给扎克斯尔的通信中描述了这次会面。据瓦尔堡信中所言,爱因斯坦对于他的图集印象深刻,认为这些图集富有意义,他尤其其对那些涉及魔法和占星的图片印象深刻。来自著名科学家的这些积极回馈,当然给了瓦尔堡关于使用图集来言说思想这一做法极大的信心。但这短暂的会面或许讽刺而稍显紧张,瓦尔堡在信中写道:
“爱因斯坦……不断地询问着严苛、无情的问题,以此来试探我的结论是否可靠。”
在众多其他问题上,他们二人都达成了一致,唯独关于一件事产生了分歧,那就是对于开普勒(Johannes Kepler, 1571—1630)在占星术—天文学上的定位。瓦尔堡说自己唯独在这一点上没有得到爱因斯坦的赞同,“没有获得及格的成绩”。
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是瓦尔堡在图像上对于开普勒的致敬行为。在瓦尔堡给汉堡天文馆策划的占星图像展览中——“对于星的历史研究和信仰的图像收藏”(Picture Collections Concerning the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and Belief in Stars at the Hamburg Planetarium)——他以开普勒的椭圆作为结尾。甚至,他将上文中提到的1925年新建的图书馆的阅览大厅也设置成了椭圆形,这是十足的、字面意义上的向开普勒致敬的具体产物。而在爱因斯坦随后写给瓦尔堡的感谢信函中,爱因斯坦坦言为开普勒体会感到“羞耻,靠着要不精密的仗俩(an unsophisticated game)来谋生”,“不精密的伎俩”在此指开普勒的占星术实践。爱因斯坦对于开普勒的科学思想的不彻底性给予了严厉的批评,这与瓦尔堡向开普勒致敬的做法截然相反,他们二人各执一词。
而瓦尔堡之所以向开普勒致敬,则是因为开普勒代表着人类从恐惧激情和自然魔法中获得自我解放的下半场,他并没有否定开普勒的科学思想的不彻底性。占星术与天文学概念的严格区分是近代才出现的事件,在此之前,它们同属“星的科学”(science of star),要想泾渭分明地做出意义的区分几近困难,最安全的一个一般原则是考察具体的案例。占星术与天文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推测性的,关注的是瞬息万变、动荡不安的物质世界。而天文学则倾向于采用数学工具,并寻找普遍的规律。开普勒身上恰好体现出这种从占星术到天文学的过渡性特征——他从占星研究出发,最后却用三大定律擒住了对人类的命运任意妄为的星魔,他在疯狂与沉思的混杂时代里展示了新的向着理性的定向趋势。开普勒可谓是瓦尔堡文化哲学的典型示范人物,开普勒勃同恰好出生于100年前的丢勒一样,丢勒从图解占星预言的恐惧人手,却终于对人类自身思辨能力的坚持,开普勒的椭圆同丢勒的版画《忧郁 Ⅰ》类似,是瓦尔堡哲学抽象出来的具体象征物。
大约从1927年末开始,瓦尔堡开始秘书写大型的、综合性的《记忆女神图集》,并打算将他所有的讲座和此后的研究都收入这份大型图集中。截至1929年他的突然病故,瓦尔堡在整个过程中大约制作了三个版本的图集,总共使用了约2000张图片。他对这些图像不断地重新编排,一如他使用“佳邻法则”不断重新排列他的图书馆藏书。但最终的版本仅包含971张图片,随着瓦尔堡的突然放故,我们对其图像野心心不得而知。这近千张图片分别地被固定在63个接近150cm×200cm的覆着黑布的木板上。这些板子是扎克斯尔在瓦尔堡精神病痊愈后送给他的。如今,这些板子均已不在,但留下了黑白照片(尺寸18cm×24cm)。与这些图片相伴的文字并不多,且不成系统,这些富含隐喻的文字散落在他的笔记中。
对大多数人而言,似乎这份图集主要展现了瓦尔堡对于姿势研究的思想脉络,这样的看法忽略了图集中的占星术内容,而造成这一误解的原因或许在于瓦尔堡给予图集的命名。他曾于1929年为这份图集拟了一个冗长的副标题——“关于调查早先铭刻的古典表现价值在欧洲文艺复兴艺术中对运动的描绘的系列图像图像”,以及他曾将图集的副标题拟为“往昔表现价值的汲取”(The Absorption of the Expressive Values of the Past)。他在这里的关键字都是“表现”以及“运动”。那么瓦尔堡自身是否在图集中主要诉诸的是他对于“表现”的研究呢?从图集的内容来看,并不是这样。瓦尔堡在导言中写道:
人类遗留下来了大量源于恐惧的印象,对这些恐惧印象“祛妖魔化”(de-demonization)的过程,容纳了情感表现的全部可能性。
这祛妖魔化的过程即“定向”的过程,他所偏爱的古典古代成了人类表达意志的电容,包含着表达意志的极限,古典古代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体。所以,当瓦尔堡简短地说话部图集描述描绘古典艺术中运动的生命如何汲取表现价值时,他是指一种融合为一的“表现”与“定向”。
瓦尔堡在占星术研究中所构建的对立两极的模型亦体现在《记忆女神图集》中。在贡布里希对第三版中一幅涉及占星术的图版的注释里,他指出了一个需要澄清的误解:这些图像并非表达了一种历史的进步,而是表达了一个系统中的片段,(此系统中)一端是原始的思维,另一端是所获得的思维空间。并且,古典古代的印记如何进入并协助、解决“定向问题”,是《记忆女神图集》的目标。
五、瓦尔堡思想中的主观性
瓦尔堡在占星术研究中潜移默化地借鉴了尼采构建出较为清晰的酒神和日神之两极的做法。但与尼采的酒神和日神两极不同,瓦尔堡更多的时候分析的是历史情景在两极之间摆动着的的情形,他力图挖掘间隙之物的内在矛盾,这种内在矛盾,或许就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与活力。借助于间隙之学,瓦尔堡既赎出了自己命运的隐喻,也从中获得了更大的关切,那便是文明的获得与保持。而他构建出的两极模型或许促进了文化研究中将现象在极性间定位的便捷性,具体用潘诺夫斯基的话来说,构建出极性情况是为了清晰概念的形成,因为概念来自极端情况,当极端情况集合环绕在理念周围时,理念才会获得生机,否则它就始终是晦暗不明的。
宁芙飘动的衣褶和长发,与栖息在占星术迷信中的异教徒皆是瓦尔堡显微镜下的样本,但它们都不是最终的关切物件,只是勘测文明的指标,瓦尔堡在这种勘测中显示了对于古典古代的偏爱,古典古代构成了一个有利于真切地联通(体现在他对表现性动作的研究中)或恢复(在他对于占星术的研究中)的理想舆论,似乎成了欧洲文明史中集体记忆的起点。这一偏爱是他的个性流露,很多学者认为,在谈论瓦尔堡时,要把他的观念和他的个性、生平分离开来,既不可能,也不妥当,他将自己融入了对于历史的探究之中,贡布里希认为对于瓦尔堡的主观性的研究同样也是“历史学家的责任”。瓦尔堡晦涩的思想或许可区分为“毫无疑问的主观性”,与能够在理论与实践上“转变美术史研究”的学术史上的客观性,对于这种新时性的区分,即将思想家的灵魂从学理中分离的做法,有学者称之为化约的做法,认为它造成了学术上的自我裁肢的“小时代”,因此呼吁去循着思想家的心灵,去追问思想的源流与演化。
瓦尔堡所持的“心理学”视角,或许也是造成上述局面貌的原因。在他的写于1929年去世前的一篇日志中,他将自己所从事的研究事业称为关于“间隙”(Zwischenraum)的图像学,就是在把目标设定为图像和设定为符号的立场之间摆动的进化心理学的艺术史资料。所谓“进化心理学”,简单来说即是将文化进化视为用理性征服原始恐惧的学说,这是瓦尔堡在其学生时代就形成的观念,其具体的源头在于瓦尔堡曾经阅读过的《神话与科学》(Myth And Science)这本对他影响深远的比较心理学书籍。瓦尔堡对心理学的倚重或许继承了他所仰慕的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想法,也继承了他的老师兰普雷希特(Lamprecht)与赫尔曼·乌泽纳(Herman usener)的想法,布克哈特出于直觉认为更应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艺术作品,兰普雷希特则在历史研究中采取了心理学的路径,乌泽纳提出了神话思维中存在的自然的生命力和自然的力量的人心等心理倾向。
瓦尔堡后来始终在他的研究中都持有“心理学”的视角,这一视角的采纳在拓宽文化研究范围的同时,也造成了他将自己的主观性引入艺术研究中这一结果。
纵观瓦尔堡的研究,他所称的心理学相对来说是一种对于心理学的朴素理解,是当时流行的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概念中对传统的精神科学的强调,其关键性的概念“精神”(Geist)后来也被一些新的概念如象征符号、媒介和文化等所替代。因此,贡布里希评论说瓦尔堡所恪守的心理学取向对于理解传统帮助不大,它谈论的是感觉印象和观念联想。的确,在瓦尔堡所处的世纪之交的时代,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创建的当代实验心理学正在形成之中,更加系统的现代心理学仍处于形成阶段。于是,借助于对心理和精神世界的关注,瓦尔堡不仅从个人灵魂的动机出发,而且深入了往昔最黑暗的、非理性的、恐惧激情滋生的深渊,在其中发现了解释文化艺术的独特方式;并且还在文化研究中表现出对于历史事件的无情批判,使他的研究再次带上了主观的道德色彩。后者所表现出的主观性在如今强调客观中立的人文学科中尤为瞩目,这些多样的面貌促使了瓦尔堡在内心迎向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古典古代的复生。
(注:由于本页主要为论文参考文献的学术引注,以下按排版列出核心学术线索及作者背景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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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迈克尔·波德罗,《批评的艺术史家》,杨振宇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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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贡布里希,《瓦尔堡思想传记》,李本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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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周诗岩,《阿比·瓦尔堡的姿态——图像生命与历史主体》,《新美术》2017年第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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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Dorothea McEwan, "Aby Warburg's (1866-1929) Dots and Lines, Mapping the Diffusion of Astrological Motifs in Art History", German Studies Review 29, No.2 (May, 2006). 瓦尔堡原句为 "Was bedeutet es, sich im Raum zu orienti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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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吴琼,《“上帝住在细节中”——阿比·瓦尔堡图像学的思想脉络》,《文艺研究》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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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Matthew Rampley, "From Symbol to Allegory: Aby Warburg's Theory of Art," The Art Bulletin 79, no. 1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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⑪ 阿比·瓦尔堡,《〈记忆女神图集〉导言》,周诗岩译,《新美术》201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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⑭ 瓦尔堡,《路德时期异教古代的词语与图像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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⑯ 瓦尔堡在汉堡天文馆展览的主题原名:"Picture Collections Concerning the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and Belief in Stars at the Hamburg Planetarium" / "Serles of Image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Function of Previously Stamped Classical Expressive Values in the Depiction of Life in Motion in European Renaissance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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⑲ 罗伯特·S.韦斯特曼(Robert S. Westman),《哥白尼问题》,霍文利、蔡玉斌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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㉑ 瓦尔堡在给扎克斯尔的通信中说明了《记忆女神图集》的计划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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㉖ 麦克尔,《从学术史的路径进入思想史的风景》,《读书》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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㉘ 参见乔治·迪迪-胡贝尔曼(Georges Didi-Huberman)关于瓦尔堡艺术史观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