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17 世纪占星术及理性:对历史上一次月食和幻日现象的阐释意

李集雅(Tiziana Lippiello) 着

梁慈恩 译

译者按: 原文出处为:Tiziana Lippiello, “Divination and Rationality in 17th-century China: The Interpretation of a Lunar Eclipse and a Parhelion”, Cina, Vol. 27, 1997, pp. 39—59。论文作者为义大利威尼斯大学副校长、亚洲与北非研究学院教授李集雅。李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汉语、中国古典思想和宗教,特别是儒家思想与中国伦理。在本论文中,作者先对 1647 年 1 月 22 日耶稣会士汤若望所记录的一次月偏食进行了详细阐述,并以耶稣会传教士的书信与著作作为基础文献,介绍了 17 世纪中国的占卜活动及其合理性。同时,该论文也讨论了在明清官廷中任职的耶稣会士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态度。传教士们在承认观测记录天文现象的习惯以及一些“天文观”在中国古已有之的同时,仍旧秉持着西方科学有绝对优越性的观念,不断试图证明中国传统迷信的荒诞性。关于该矛盾态度,论文以汤若望为例,他用中国的“传统理论”来对自己的结论加以解释说明,以便更有效地规劝皇帝,完成传教任务。


据 1647 年 1 月 22 日的宫廷文献记载,时任钦天监监正的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宣布,前夜钦天监记录了一次月偏食。①

除了记录这次月偏食之外,汤若望也记下了对这次天文现象的预言。这次月偏食现象是由精英组成的钦天监记录下来的,钦天监内有两名满族人、一名回族人和四名汉族人,他们负责观察记录日月星辰的周期运动以及其他一些奇特的气象活动,在研究天文的过程中记录报告天文现象。按照规定,当确认一个奇特的天文现象后,应对其进行相应的占卜活动,这样便可以得知这个现象预示着什么,而其结果及研究将直接上报给钦天监,由钦天监拟一份官方报告交给皇帝。

钦天监监正汤若望揭帖。顺治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到。

加太常寺少卿仍管钦天监监正事汤若望等谨奏,为观候事。据天文科该更五官灵台郎黄道隆呈报,本年十二月十六日戊子月食②,是日公同部监在台,测得寅初三刻八分外未到,寅正初亏东南,卯初初刻五分食甚正南,卯正一刻复圆西南。职等谨按《观象玩占》,占曰:月冬食,其国饥,有女丧;一曰:将有忧,十二月食,有大水,秦国恶,月食在鬼宿,贵人忧;一曰:后宫有忧,大臣有谋者,天下不安,属秦①分。缘系观候事,除具题外,理合具揭,须至揭者,顺治三年十二月(十七)日。②

在汤若望的研究档中,占卜预言参照了一本名为《观象玩占》的古书,其作者是唐朝的观星术士及天文学家李淳风(602—670)。《观象玩占》在明朝保存下来的版本一共有两个,存放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第一版是明初印刷的,只保存下来五章;第二版是明朝时期通过手抄本复原的,一共有四十八章。③

《观象玩占》中记载有许多的天文现象与大气现象,而每一种现象又和众多著名占星术上的预言记载在一起,这些著名的占星术士包括甘德、石申、巫咸及李淳风等。④

现在让我们来仔细讨论一下月食这一现象。月是“阴”这一概念在天空中的代表,中国传统概念所认为的“阴”是消极且被动的,比如寒冷的事物、女性、黑暗以及水,与有着主动积极意义的“阳”相对立,而“阳”的代表是太阳、光明和热度。中国传统所解释的宇宙里,“阳”具有高于一切的主导权,月亮代表的“阴”以及其他特征全部都被放在一个次要的位置,“阴”对“阳”有着隶属与服从的不独立关系。事实上,月亮似水、寒冷及女性化的特征正好是其独一无二的特点,这与太阳似火、温暖、光亮及具有力量的特点是平等而互补的。并且,月亮被认为是回圈的代表,有着自己的光芒(不靠反射太阳的光),就像王充(1世纪)所说:

日蚀,谓月蚀之,月谁蚀之者?无蚀月也,月自损也。以月论日,亦如日蚀,光自损也。⑤

坚持阴阳理论下日月互补论的王充认为,月食并不是掩食现象,而是因为月亮的光被完全遮挡住了;换句话说,这涉及一个天体吸收另一个天体能量的问题,但是这是一个由减到增的回圈过程,和阴阳平衡的概念一样。

如果我们有机会能够反驳“阴”及所有和“阳”对立概念的事物都有着被动、消极与接受性特征这个理论,不容置疑地,我们要考虑到这个世界是由皇帝这个至高无上的角色控制的,在宇宙世界也是一样,天体围绕着太阳这个极点运动,而太阳正是宇宙的帝王。因此,从政治角度解释这一天体现象,被太阳支配的月亮,代表着大臣及后宫;在这两个星体间,一个太阳有着绝对优先权的星体附属属性关系建立了。

而在西元前 4 世纪,石申就解释了月食的意义:月食是昏君当政或臣子谋权篡位而导致月亮偏离自己原有轨道而形成的。

月食是凶兆,因此令人恐惧,在以前人们还不知道月食出现的缘由的时候,人们认为月食现象会持续一整月。根据石申的看法,如果月食出现在一个月第三天,将会有巨大灾难降临,比如帝王驾崩。甘德补充道,如果月食出现在一个月的第十天到第十五天之间,预示着战争近在眼前。不过,在 2 世纪初的时候人们对月食有了科学的了解,西元 120 年,张衡解释道,月亮的光芒来自于太阳的照射,而月食的形成是因为太阳与月亮之间出现了阻碍光的物体,“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①。尽管如此,就算人们已经了解到月食是一种可以推算的天体现象,古代中国人仍旧没有摆脱月食带来的恐惧感。

当然,古代中国是不需要等到西方学者来向中国人介绍“食”这一天体现象的原理的,在 12 世纪末,朱熹就说过:

方合朔时,日在上月在下,则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无光,故人不见。及至望时,月面向人者有光,向天者无光,故见其圆满。②

而西方的学者也想要证明中国传统迷信的荒诞性,如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所说:

月食人们认为是月亮运行到了太阳直径处吓得丧失了光芒和颜色,日食人们认为是晚上太阳隐藏在山脚……人们都认同自己对这些天体现象的精妙解释,这对数学在某些方面有着推动作用,对哲学和信仰也是,但是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存在的有智慧的怪物,这实在令我发笑。③

同样,丹尼耶罗·巴托利(Daniello Bartoli, 1608—1685)也描述过关于于日食与月食的驱魔仪式,虽然巴托利从未去过中国,但是他从许多耶稣会传教士寄回来的信中了解到这些仪式:当钦天监的官员们发布月食或日食的消息的时候,城里的人们就会准备好盆子、兽角和鼓这样的工具,准备开始一场声势浩大的“驱魔仪式”,他们认为龙要攻击击月亮,如果不发出声音吓走龙,月亮就会被吃掉。

最后,汤若望在他的《交食历指》一书中也表达了他的观点,这个观点充分体现了他性格的多面性,也体现了他作为传教士和皇室天文学家的双面身份。

或问:日月薄蚀,是灾变乎?非灾变乎?若言是者,则躔度有常,上下百千万年如视掌耳,岂人世之吉凶亦可以筹算穷也。若言否者,则古圣贤或惧修省,又复何说。曰:灾与变不同,灾与灾、变与变又各不同。如水旱虫蝗之属,伤害民物者,灾也。日月薄蚀,无息害可指。然以理揆之,日为万光之原,是生眩瞀。月为夜光之首,是生温润。大圈之中,惟是二曜相资相济以生万有,若能施之体,受其蔽亏,受损之势将愈甚焉。是谓无形之灾,不可谓非灾也。夫举厝彗孛之属,非凡所有者,异也。交食虽躔度有常,推步可致,然光明下济忽焉。掩抑如月食入景深者,乃至信于月体……是则常中之变,不可谓非变也。既属突变,即宜视为谴告,侧身修省,足以有修德之事训。④

《明清史料》记载的四篇汤若望署名的文章中,有一个以“汤若望占”开头的文章,这篇文章提及一个奇特的天文现象——偏幻日,对它的观察与记录是在 1654 年 1 月 1 日。在给朝廷的上疏中,钦天监监正汤若望描述了这个天文现象,并且说明根据中国的传统习俗,这种现象是凶兆。

汤若望占

顺治十年十一月十三日乙巳辰时,看见日生右珥。占曰:日有珥,人主有喜。一曰:日珥,有风。日有珥,日君有重宫妇阴事。日朝珥,国主有躔乐之事,其不可行。女人盛之,不则有忧。臣汤若望。①

对于太阳的四周包围着光环(实际上是因为太阳光照射到大气层中的细小晶体上发生光的折射与反射所产生的现象)这类奇特的大气现象,在《周礼》中已有记载,书中记载了太阳可以变换千万种形态。对于日晕在不同的大气环境下有着不同的形态变化的记载出现在司马迁(前 145—约前 86)所着的《史记》之中,而在几个世纪之后,《晋书》中定义了日晕的十种变换形态。在各类记载之后,汤若望在记录中也说道,日晕旁呈 46 度的半弧形的光被称为“日珥”。②

而对这个奇特的天文现象的观察研究仍旧更偏向于占卜方面:幻日被认为是不祥之兆,预示着灾难、争权的战争、将领的死亡及宫廷政变。只有一个例外:当五种基本色(对应“五行”)在同一个幻日中出现,则是一个吉兆。

在记录 1647 年 1 月 21 日月食的文献及记录 1654 年 1 月 1 日幻日的文献中都表明灾难的降临是由女人引起的。通过关于幻日的文献所引用的占卜我们可以得知,发生幻日是统治者纵欲后宫的结果。

据记载,汤若望在很多场合都明确地谴责顺治帝耽于享乐。在 1651 年多尔衮去世后,顺治帝极信宫官谗言,1653 年,顺治帝的皇后被废黜,与此同时,顺治帝对一位将军的妻子产生偏爱之情,而这位将军随后“暴毙身亡”。1656 年,这位将军的妻子被召入顺治帝后宫,不久,两人所生的皇位继承人(荣亲王)于 1657 年的 11 月 12 日在后宫诞生,但这位年轻的太子在出生几个月后就去世了,其母也紧随其后过世。

关于 1647 年 1 月 21 日的月食的预言,似乎和这一系列事件十分吻合:一个居于高位的女人将会遭受苦难,接着举国上下将陷入哀悼的氛围中。但在 1647 年怎么可能会得知十年后的事情呢?如果汤若望的建言计划只是为了让皇帝不再耽于享乐,那份档有可能是在 1647 年之后的许多年才被呈给朝廷,或者也有可能是在 1657 年,天命使然,发生的这一系列悲剧碰巧和一本旧记录中的预言相吻合。

1654 年 1 月 1 日的档记录了有关幻日的事件,但是这份记载却更像是政治叙事的手段。在那时,顺治帝与将军之妻的关系使皇帝无意处理国事(与预言描述的情况符合),同时也使汤若望规劝顺治帝信仰天主教这一目标越来越遥远。预言在三年后出现,将军的妻子去世,而皇帝从举国哀悼的氛围中调整过来后,便皈依佛教。

《清史》中曾提及,在 1657 年,钦天监里的一位回族天文官吴明炫,曾指责汤若望做出了不合实际的错误预言。1658 年,杨光先(1597—1669)也表示汤若望故意选择一个凶日为早逝的荣亲王下葬。史书中记载,那时汤若望没有使用传统的占卜方式,他选择了《洪范五行》,而并未参照规范的《五行》书。① 在一次中风后,汤若望丧失了说话能力,无法为自己辩护,随后在 1665 年 4 月 15 日,汤若望与其他七位传教士一起被打入死牢。但是,大自然和中国传统迷信解救了他:一次地震的发生,以及一颗彗星落地造成的火灾被认为是上天对于其死刑的反对。

传教士的贡献:是科学?还是巫术?

首先,中国人对西方科学感兴趣,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西方传教士总是毫不切心地向中国人展示着西方科学的优越性,同时也不辞辛苦地想要证明中国文化中的迷信。对于西方传教士来说,占卜活动及神秘文化是超出自身职权范围的、与科学毫不相关的事情。另一方面,传教士们也知道,出于政权的需要,中国封建统治者有着对于西方学者与知识:能够准确的预知自然现象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能预知未来,能预知未来便意味着能够操控政局。在中国,上古时期占卜活动就已在宫廷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从汤若望的两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但是对于传教士来说,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因为他们被给予的是两个相反的任务:一方面他们向展示西方科学的优越性,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要使最终的观测结果符合统治者的要求。如果我们说西方世界的科学概念是精准而确切的,比中国的科学高一等,这也意味着西方的科学里没有迷信的成分,同时,根据西方科学观测出的结果也可以解释占卜活动中的问题,以此获得统治者的青睐。而这两种相互矛盾的使命使得西方传教士同时与科学研究及政治活动有关,因此他们有一种矛盾的态度,并且通常是自相矛盾。汤若望在清廷的支持下,于 1644 年获得了钦天监监正一职,这是体现传教士们兼收并蓄性格的最好例子。汤若望展开了一系列认真的天文观测活动,并与罗雅谷(Giacomo Rho, 1592—1638)及徐光启(1562—1633)一起编纂了天文学百科全书《西洋新法历书》②,但与此同时,由于他任职于清廷所属钦天监,他需要穿上清朝的官服。

正如我们前文提到的,传教士们来到中国学习中国传统,在他们寄回欧洲的信件及与官方联系交流中,中国的传统迷信是一个常见的话题。1595 年,在利玛窦于南昌所写的三封信中,他提到了一系列中国人的“荒谬之事”,他得出一个结论,对于那些研究星体和行星周期运动的科学,中国人对其的首要关注点,我们可以从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 约 100—170)传统学说中找到定义,即“Astrologia iudiciorum”或是“Astrologia Iudiciaria”(均意为“事应占星学”)。在利玛窦与其他传教士的信件中,“Astrologia Iudiciaria”仍然保留了其传统的负面含义。①

15 世纪到 17 世纪之间的欧洲,在浓烈的文化氛围下,人们对于怎样定义科学与巫术的界限及两者各自的能力充满热忱,经常展开辩论,他们强调将天文学与占星学分开。一些人谴责事应占星学,因为它在科学与巫术之间摇摆不定。持这种观点的人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朵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1494),他的著作《反对占星学的辩论》(Disputationes Adversus Astrologiam)在其逝世后发表于 1494 年,使得对占星学的辩论达到了巅峰。米兰朵拉试图将与科学紧密联系的方面及方法与迷信分开,正如他在书中所说的,他的目的是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激发人们对天文学、物理学及医学方面的辩论。② 在 17 世纪,由于行星运动对医学、航海及农业的影响,出现了“自然占星学”这一分支,这是占星学积极的一面。人们对天文—占星二分法的看法也进入了另一个层面:认可。

如果要分开界定科学与巫术,我们需要证明占星学的哪一个方面能够符合“精准的科学”,而重点也转移到了分开事应占星学与自然占星学。事应占星学仍旧受到谴责,然而自然占星学则包含了医疗占星学(或者医医学数学)及天体气象学两个被认为是科学的学科。③ 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下,传教士的态度也应该被考虑在内,他们主张西方天文学在研究天体现象及其对人类活动影响时比事应占星学更为优越,他们十分相信后者是中国的天文学。17 世纪的欧洲对中国传统及中国文化的看法趋向于一致:中国传统与文化充满危害及荒谬,中国科学的主要任务只是服务于占卜活动,特别是事应占星学。

利玛窦与其他自由表达自己对中国传统迷信的谴责的传教士,都没有被授予官方职位。但是,与他们截然相反的是,在 1644 年被授予钦天监监正一职的汤若望,对此,他表达了对清廷的忠诚与感谢,但也因此,他并没有评论中国社会真实现状的机会。因此,汤若望承认了 13 世纪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1231—1316)对黄道计算、月亮周期及维度的观测结果的准确性。④ 尽管如此,在那种情况下,他也指出了中国天文学家在记录一次“食”现象时的报告错误,即 1623 年 10 月 8 日的月食。⑤ 从他的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矛盾心理以及内心想法:他从没有停止寻找机会强调赞扬西方科学的确切性和优越性,他也想通过这种方法提升自己在朝廷上的威望与名誉,但是他缺少的是适应性,这点我们可以从他 1647 年及 1654 年的两篇寄回欧洲的汇报信件中推断出来。在《中国传教史》(Historica Relatio)一书中,能够了解到钦天监内有两组研究人员:一组研究人员负责观察天体现象,在钦天监内彻夜轮班观测并向上级汇报情况,由上级选择哪些现象可以汇报给朝廷。另一组负责观察地表现象,为住宅和陵寝确认地点、方向与良辰吉日(这种行为被称为地理、堪舆或者风水,通常是讲和风水术相关的)。这两组人员都要参考古代的占卜文献,并严格遵循文献中的步骤标准,不能遗漏任何一行字或者在原意上增加任何一行字。就算是钦天监也无法修改书面报告或者玩文字游戏,朝廷以必须将观测台观测结果记录成册的方式限制钦天监。在两册档案中显示,汤若望十分遵守中国传统:他为皇帝重复古人的准则和观点,希望礼部能够召见他并让他参与到皇家决策集团中。① 虽然汤若望并不相信中国的占卜术,但他遵守着基本原则以保证自身及表达意见的自由,他也可以用朝廷给他的权利干预朝廷的政治决策。②

汤若望依靠自己的想法与意志,利用中国的星象术,将顺治帝从被其叔父摄政王多尔衮篡位的危机中拯救出来。在 1649 年,顺治帝叔父多尔衮下令要求建立一个新首都,没有人敢反对多尔衮的决定。汤若望指出早朝廷的研究档中的一个地点,以此为例劝阻顺治帝停止修建新都的计划,在说明了新都选址是凶地之外,他也以天体的逆现现象证明自己的观点。汤若望说当时自己受到其他许多传教士的尖酸刻薄的批评,其中以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 1609—1677)为首,他指责汤若望利用中国的迷信。而事实上,许多传教士都受益于汤若望在朝廷职位的保护,然而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们还是会公开反对汤若望的决定。虽然有时汤若望的态度有些模棱两可及前后不连贯,但是他在宫廷里赚得的名誉与特权,使得皇帝给予传教士们在中国开展他们宗教活动的权利,也同意他在一个满族城市建造一座新的教堂——南堂(西单),而且在最后,曾经谴责过汤若望的几位传教士,也都受到了赦免:其中玛诺(Emmanuel Diaz, 1574—1659)和李方西(Francesco Ferrari, 1609—1671)在已被人们知道是汤若望的同伴之后就被赦免了,而在安文思说明自己是汤若望的熟人之后,他在 1647 年也从牢狱中被释放出来,只是,他在两年后继续刻薄批评汤若望。不过,安文思之后也在一封书信中表达了对汤若望的感谢,书信结尾是这样写的:“哦!真福的监正大人,我们能活下来都是因为您!”③

就像汤若望自己在《中国传教史》中所提及的,他的做法终究还是对传教任务有帮助的。他也承认,他只是简单地顺从中国传统的惯例方法,但是不会把这些准则贯彻到个人行为中去,就像之前在钦天监工作的监正的态度一样。通常来讲,当钦天监向朝廷报告根据所观测的天体现象得出的预测的时候,基本不会试图去了解为何会得出这样的预测,他们只被允许从古人的占星术书籍中搜集各类预言并记录下来,随后,皇帝有权力在这些预言之中选出一个。汤若望解释道,之前的大部分钦天监官员并未阅读过许多相关书籍,他们也不了解这些天文现象发生的原因,甚至不能分辨真假。④

并非所有和汤若望一样供职于钦天监的传教士都采取了汤若望的做法,比如在 1669 年继承杨光先任钦天监监正的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南怀仁在与朝廷的交涉中更加理智并且观点前后一致,他不像汤若望那样穿清朝官服,但是他也没有像利玛窦一个多世纪前批评这种行为一样批评汤若望。他对占卜的观点在其 1684 年 11 月 26 日写于北京的一封报告中有所体现:“我们有必要说明他们在‘择日’时所参照的规则,这样我们已知的事情就不会受到迷信的影响。”⑤ 除此之外,他在其所著书《妄推吉凶辩》及《妄占辩》中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我们在前文提到过,前往中国的传教士们想法设法要证实中国文化中的迷信与神秘部分,但是他们的科学与巫术之间相互独立的程度又是多少呢?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指责中国迷信之时欧洲的历史背景:在 1585 年,教皇西斯托五世(Sixtus V, 1521—1590)给耶稣会总会长下令,禁止传教士们使用禁书。十年后,1595 年的 1 月 5 日,教皇克莱蒙托八世(Clemens Ⅷ, 1536—1605)颁布了一条训令,表达了自己对天主教改革和宗教裁判所的保守态度;许多占卜书籍与文章都被列为禁书(在训令中教皇表示,只有上帝才可以知道未来,但是不禁止自然占星术及对农业、航海、医学的观星占卜)。因此,有关占星术、相面术和手相术的出版物减少了。

在 1631 年,教皇乌尔巴诺八世(Urbanus Ⅷ, 1568—1644)再次颁发了西斯托五世的训令,并禁止有关政治问题及教会问题的占卜。据此我们可以知,在教皇西斯托五世的训令之后,人们仍然在使用事应占星术。① 考虑到这种情况,传教士们不把这场辩论的结果带到中国来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对中国人的迷信是持批评与嘲讽态度的,甚至对一些西方巫术和占星术也是这样的态度。

西方神秘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这个话题太过庞大,没有办法在此全部叙述清楚,需要一个单独的研究来讨论。我们长话短说,在此我举一个关于西方占星术的有趣的例子,波兰传教士穆尼阁(Jan Mikołaj Smogulecki, 1610—1656)所着的《人命部》,因为遵循了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学说的系统而变得非常出名,并且穆尼阁在其书《天步真原》中将“对数”的概念引进中国。穆尼阁在 1647 年被派到江南地区(湖北与湖南之间),并在当地教授数学,从 1647 年至 1651 年间一直居住在福建。他的作品由其徒薛凤祚编辑,也正是薛凤祚编成了《人命部》。穆尼阁的著作中包含三个预言,其中第一个与亚历山德罗·法内塞尔(Alessandro Farnese, 1468—1549)有关,据人们说,法内塞尔生于 1468 年,将会在 66 岁时成为教皇,事实是在 1534 年,他确实以教皇保罗三世(Paulus Ⅲ)的身份获得了教宗之位,② 这位教皇在 1540 年 9 月 27 日批准建立了耶稣会,也因为其在西方社会推行巫术和占星术而被人们记住。③

(梁慈恩:义大利威尼斯大学)

繁体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