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舒敏 刘海明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
摘要: 本研究基于斯威德勒的文化工具箱理论视角,探讨青年网路占星实践的调适策略及其深层动因。研究发现,青年并非被动接受占星结果,而是在“算运-解运-改运”的仪式过程中,主动调动“好运垂怜”“信则有不信则无”“天时地利人和”等命理文化工具,形成主体调适的占星行动策略。青年将网路占星视为情感支援与价值认同的“补偿性疗愈”工具,以替代心理咨询、弥补家庭亲密关系缺失以及应对优绩主义承诺失效。然而,这种回避现实结构性根源的短暂性疗愈,易使青年陷入“越疗愈越脆弱”的困境,甚至形成矛盾型依恋。网路占星亚文化流行的背后折射出当代青年在现实压力下的焦虑心态与生存境遇,亟须社会给予有效的制度支持与现实关怀。
关键字: 网路占星 文化工具箱 自我调适 疗愈实践 优绩主义
一、研究缘起
随着中国社会的加速转型,青年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包括职业发展的迷茫、人际关系的复杂性、经济压力的增加以及未来规划的模糊性。这些不确定性往往导致他们在心理上感到焦虑、无助和缺乏安全感。特别是优绩主义许诺“努力就能成功”的理想信念,为青年描绘了一幅美好的社会流动性图景。但青年常因结构性壁垒受阻,陷入“越努力越失败”的悖论[1]。当“考高分-上好大学-找好工作”的优绩主义脚本失效时,“小镇做题家”群体的认知失调催生了对传统进步叙事的怀疑[2],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转向神秘主义,如近年来“上班与上进间选上香”“求人与求己间选求佛”“算数与演算法选算命”等词条,频频微博热搜并引发热议。
依托社交媒体平台的广泛传播,西方占星术与本土文化融合催生了“网路占星”并受到青年的热烈追捧。部分媒体报导简单地将青年热衷网路占星的“玄学”行为贴上“逃避现实、缺乏奋斗、自我欺骗”等刻板标签,忽视了青年借此寻求解脱的深层心理动因,以及该行为所映射出的意义需求信号与社会结构性矛盾。若仅以戏谑或批判的态度看待这一现象,难以全面、客观地理解青年群体的行为倾向及其心态演变[3]。值得深思的是:接受科学理性教育的当代青年为何会转向占星,以寻求应对不确定性?青年网路占星亚文化为何会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广泛流行?
当前关于青年网路占星实践的研究多囿于“抵抗-收编”的二元视角,或将该现象归因于后现代信仰危机与非理性迷途,忽视了其背后隐含的能动适应。本研究发现,青年在网路占星实践中并非单纯抵抗主流文化或被动消费主义裹挟,而是将“占星术”作为情境式的自我调适工具。基于此,本研究以斯威德勒(Swidler)的文化工具箱(cultural toolkit)作为研究视角,将青年网路占星视为一种调动文化资源以构建意义框架的策略性行动,进而探讨其背后的行动策略与深层动因。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从更具人文关怀的角度理解当代青年的生活境遇、情感需求与社会心态,引导青年在现代化转型时期通过调适自身状态积极应对生活挑战,也为拓展青年网路占星亚文化研究的理论视野与研究样态提供了新视角。
二、文献综述和问题的提出
1. 关于青年网路占星亚文化实践研究 本文将网路占星定义为一种依托社交媒体平台作为传播载体,以星座、塔罗、八字等手段预测个体命运或事件的亚文化实践。目前对青年亚文化网路占星的研究,多沿袭伯明罕学派中的抵抗-收编亚文化风格理论范式,将青年网路占星行为视为对主流文化的反抗,并预设其终将被商业文化所收编。一方面,相关学者认为,网路占星作为一场青年亚文化实践,是青年对主流文化观念的逃离与抵抗[4]。青年借助互联网工具构建了一套数位灵性的神秘主义解释体系,以此对主流故事中的“进步强制”叙事进行象征性解构[5]。另一方面,青年网路占星实践还被概念化为一种“感觉劳动”,推动了占星商品化亲密关系的形成[6],本质上是一种焦虑消费行为[7]。而伴随着“占星术”被大众媒体标准化为文化商品,青年亚文化网路占星实践所呈现出的仪式抵抗风格,最终被商业力量所收编[8]。
然而,也有学者发现,青年对主流文化仍然具有较高的内在认同[9],他们并非将“占星术”作为对主流文化的反抗,而是谐熟运用各种“占星术”幻想提升“个人运势”,以更好地适应和契合社会期待。此外,青年网路占星实践已由被动的媒介消费转向以情感交流为自我反思为核心的实践形态,这种兼具灵活性与适应性的新模式,使传统的“抵抗-收编”框架难以作出充分解释。因此,亟须引入更丰富的研究视角来理解青年网路占星行为,从而拓展青年网路占星亚文化的理论想像力。斯威德勒的文化工具箱理论能够将微观层面的个体行为与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勾连起来,有助于进一步揭示青年网路占星行为的策略性调适及其背后的文化观念,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
2. 文化工具箱理论:理解青年网路占星实践的新视角 美国文化社会学家安·斯威德勒(Ann Swidler)提出了文化工具箱理论,她将文化视为一个包含传统习俗、观念、仪式、习惯等元素的“工具箱”或剧码库,认为个体可以根据具体情境从中灵活选取某些文化元素,构建自身的“行动策略”(strategies of action)以应对现实中的各类问题[10]。相较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将文化比作“扳道夫”的隐喻,以及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将价值观视为行动中恒定不变的驱动力[11],该理论更加强调文化为个体提供多样化的行动路径,而非单一的价值引导。在此视角下,青年网路占星的实践活动可以被视作一种灵活选用文化剧码以应对个人困境的过程。
相关研究指出,许多青年“星座控”主动融合多元文化元素,使网路占星演变为一种应对生活困境的“时尚巫术”[12],并借助“技术文化驯化”(technocultural domestication)策略,将西方神秘主义转化为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表达形式。此外,当传统信仰难以提供有效指导时,青年倾向于借助新的“文化工具”来回应现实需求。例如,青年通过调用宗教文化资源以寻求意义的确定性[13],并在祛魅与返魅之间,借助“信魅”策略将“电子木鱼”转化为心理慰藉的调适工具[14]。由此可见,青年的网路占星行为是一种灵活的调适实践,他们依据文化资源的可及性与结构情境的变化,启动文化工具箱中的命理文化观念,为自身行为赋予合理性解释。而这一过程中的策略性选择,实质上体现了青年对占星行为的象征意义建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挖掘青年持续参与网路占星的心理动因,分析其赋予了占星媒介何种特定的社会-文化意涵,进而更全面地揭示青年行为背后的深层行动逻辑与意义生成机制。
3. 疗愈实践:青年网路占星行为的原因机制 当前青年网路占星热潮的成因多被简单归结为后现代信仰危机或非理性迷途,相对忽视了其背后更深层的社会结构性动因。虽然已有研究指出,网路占星为青年提供意义支援,满足其社交与娱乐等文化需求[15],尤其在风险社会背景下,不断增强的不确定性与心理承受力的下降,促使青年借助占星缓解焦虑与未来恐惧[16]。但是更多研究认为,青年通过网路占星寻求精神寄托,可能形成心理依赖,进而削弱理性思考能力[17]。例如,占星App的兴起与服务商品化加剧了星座崇拜与行为成瘾问题[18],亟须针对性干预,否则可能导致青年世界观滑向唯心主义,甚至迷信盲从[19]。然而,这些视角普遍将网路占星“问题化”,却难以解释为何具备理性认知能力的青年仍持续参与其中?若从“文化工具箱”视角出发,青年群体的网路占星行为体现了一种文化实用主义逻辑:他们将占星媒介视为应对结构性困境的替代性资源,以实现自我疗愈与意义建构。
在中国社会加速变迁的背景下,疗愈实践已成为青年修复身心、缓解压力、重建情感秩序的重要方式。例如,虚拟偶像作为数位媒介角色为青年提供补偿性“情感疗愈”[20],“城市漫步”作为具身媒介实践成为都市青年自我疗愈的路径[21],播客作为“修身媒介”帮助青年实现精神疗愈[22],植物作为疗愈媒介则缓解了功利主义社会加速带来的心理压力[23]。此外,塔罗被喻为“现代性的止痛片”,是青年在面对生活逆境时的心理支撑与精神资源[24]。既有研究多聚焦于疗愈实践在个体心理层面的自我赋能效应,却较少关注社会结构与制度性因素,相对忽视了疗愈实践与社会文化的深层关联。因此,有必要将青年网路占星的疗愈行为置于宏观社会结构中加以审视,以深入解读其深层意涵以及映射出的社会文化症结。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文化工具箱理论作为研究视角,将青年网路占星行为视为应对结构性压力进行的主体调适与自我疗愈实践,旨在揭示青年占星行为背后的行动逻辑与深层社会心理动机。欲探讨以下研究问题:在网路占星实践中,青年如何选择并启动工具箱中的文化观念,进而采取具有动态心理调适的占星行动策略?青年为何将网路占星作为自我疗愈工具,其行为背后折射出他们面临哪些现实困境?如何看待青年网路占星的疗愈实践,以及这一行为可能会带来何种潜在影响?
三、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
为回应前述研究问题,本研究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分两个阶段开展质性材料的收集工作。第一阶段(2023年12月至2024年6月):研究者深入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占星讨论社区进行参与式观察,如豆瓣上的“占星与玛法达星座运势”和“星座情感研究”等拥有超过10万成员的小组。在观察过程中,研究者以“参与-记录-分析”的方式积极介入线上互动,通过发布内容、参与评论交流以及持续追踪群组动态,详细记录了网路占星的互动交流过程。初步观察表明,网路占星的主要受众为青年群体,其中女性参与者更为积极。占星内容聚焦于学业、情感、职业与财富等个体议题,折射出青年对自我认知与成长的关注。部分青年通过社交媒体获取学习资源并参与经验交流,逐步由占星受众转变为兼职占星师,并将占星师视为“新副业”。兼职占星师的广泛参与,推动社交媒体平台上网路占星热潮的持续蔓延。
第二阶段(2024年6月至12月):本研究采用“滚雪球”抽样与线上公开招募相结合的方式筛选访谈物件,最终对25位元具有三年以上丰富占星经验的青年个体进行深度访谈,其中包含20位占星者与5位兼职占星师(见表1)。在对青年的访谈中发现部分访谈者存在轻度焦虑症、双相情感障碍、轻度抑郁症等心理状态。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本研究主要聚焦于青年的网路占星行为,但对占星师进行访谈能够从多维视角揭示青年占星的行为模式和心理动机,为研究提供更丰富的资讯补充与资料的交叉验证。为保障研究伦理,所有受访者均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参与本研究,对涉及个人隐私的资讯已进行匿名化处理(W代表占星者,Z代表占星师)。访谈通过线上方式进行,单次时长60~120分钟。在访谈了19位受访者后,资讯基本达到饱和,研究者又继续访谈了6位受访者以确认资讯饱和,直至不再出现新主题时停止访谈,最终共积累了45万字的访谈文本。本文从“占星调适实践”与“占星动因机制”两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旨在揭示青年网路占星实践的行动逻辑。
表1 访谈物件的基本资讯
| 编号 | 年龄 | 性别 | 现居地 | 学历 | 职业/身份 | 占星方式 | 心理状态 |
|---|---|---|---|---|---|---|---|
| W1 | 20岁 | 女 | 广东 | 本科 | 学生 | 塔罗牌、AI算命 | 无 |
| W2 | 26岁 | 女 | 浙江 | 博士 | 学生 | 塔罗牌、星盘 | 轻度焦虑症 |
| W3 | 25岁 | 女 | 黑龙江 | 博士 | (海外)学生 | 塔罗牌、星盘、紫微 | 无 |
| W4 | 29岁 | 女 | 湖南 | 本科 | 新媒体 | 塔罗牌、紫微 | 轻度焦虑症 |
| W5 | 24岁 | 女 | 山东 | 本科 | 行政人员 | 塔罗牌、八字、紫微 | 无 |
| W6 | 27岁 | 女 | 河南 | 本科 | 编导 | 塔罗牌、八字、紫微 | 无 |
| W7 | 25岁 | 男 | 四川 | 本科 | 自由职业 | 梅花易数、塔罗牌、八字、星盘 | 无 |
| W8 | 24岁 | 女 | 广东 | 本科 | 待业 | 塔罗牌、星盘、紫微 | 双相情感障碍 |
| W9 | 19岁 | 女 | 广东 | 大专 | 学生 | 塔罗牌、奇门遁甲 | 无 |
| W10 | 25岁 | 男 | 河南 | 本科 | 程式师 | 塔罗牌、紫薇盘 | 无 |
| W11 | 23岁 | 女 | 广西 | 硕士 | 学生 | 塔罗牌、占星骰子、雷诺曼 | 无 |
| W12 | 23岁 | 女 | 上海 | 本科 | 电商直播 | 塔罗牌、八字、星盘、紫微 | 抑郁、强迫症 |
| W13 | 23岁 | 女 | 云南 | 硕士 | (海外)学生 | 塔罗牌、星盘、八字 | 无 |
| W14 | 27岁 | 女 | 江苏 | 硕士 | 学生 | 塔罗牌、八字、奇门遁甲 | 无 |
| W15 | 26岁 | 女 | 北京 | 硕士 | 学生 | 塔罗牌、星盘 | 无 |
| W16 | 29岁 | 男 | 河南 | 博士 | 学生 | 塔罗牌、八字 | 无 |
| W17 | 29岁 | 女 | 四川 | 硕士 | 技术人员 | 塔罗牌、八字、星盘、紫微 | 无 |
| W18 | 25岁 | 女 | 贵州 | 硕士 | 待业 | 星盘、塔罗牌 | 无 |
| W19 | 27岁 | 女 | 浙江 | 本科 | 产品经理 | 塔罗牌、占星骰子 | 无 |
| W20 | 25岁 | 女 | 重庆 | 硕士 | (海外)学生 | 塔罗牌、八字 | 无 |
| Z1 | 24岁 | 女 | 江苏 | 本科 | 广告行销 | 塔罗牌、八字、星盘 | 无 |
| Z2 | 22岁 | 女 | 福建 | 大专 | 护士 | 神谕卡、星盘、紫微 | 无 |
| Z3 | 22岁 | 女 | 江西 | 本科 | 占星师 | 疗愈法、通灵术 | 无 |
| Z4 | 27岁 | 女 | 广东 | 硕士 | 律师 | 通灵术、塔罗牌 | 轻度抑郁症 |
| Z5 | 31岁 | 男 | 上海 | 本科 | 占星师 | 面相、八字、塔罗牌 | 无 |
四、启动命理文化剧码:青年网路占星实践的调适策略
中国传统的命理文化是一种以预测命运与趋吉避凶为核心的意义解释体系,如“一命二运三风水”“祈福禳祸”等文化观念,为青年网路占星的接受与实践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剧码。研究发现,青年将“算运-解运-改运”视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占星仪式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灵活调用文化工具箱中的命理文化剧码,开展动态心理调适的占星行动策略。其中,“算运”对应网路占星仪式启动前的心理预设阶段,“解运”体现为仪式过程中对运势资讯的解读与心理回应,而“改运”则指向仪式结束后的行为调适与心理规整。下文将具体阐释青年占星者如何调用工具箱中的命理文化观念,构建网路占星的调适策略。
1. 算运:“好运垂怜”的希望实践 “算运”是青年占星者在正式进入占星仪式前的心理准备过程。面对日常生活的迷茫与不确定性,青年希望借助网路占星中的“算运”仪式,来判断自身是否处于积极的生活轨道之上。“我不希望我的生活偏离得太厉害,所以我会想去占星算算看自己的目前状态,是不是符合我心里所预期的那样。”(W6,2024年9月2日)此时,青年占星者将“命”视为一种既定的背景,而将“运”视为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和策略来改善的“变数”。“我知道命是没办法改变的,但我想通过这个算运找到提升运势的办法。”(W8,2024年7月5日)正是基于对“命”和“运”的观念重构,青年占星者在算运仪式过程中,激发了“好运垂怜”的文化剧码,即希望通过具体的“虔诚祈祷”以感召某种外在力量,进而获得好运眷顾的可能性。
青年占星者对于“好运垂怜”的渴望,体现了他们在面对命运未知状态时所采取的一种主动性“希望实践”(hope practice)。这种实践是个体通过自主调动积极情感资源,在不确定情境中为持续行动和心理恢复提供动力的过程[25]。青年将文化工具箱中的“好运垂怜”作为“希望实践”加以调用,试图通过算运仪式探寻好运、幸福与成功的象征,从而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捕捉一种“确定性”的感觉。“当抽到象征好运和成功的牌面时,我会感觉自己的能量被提升了,有一种被好运眷顾的感觉。”(W4,2024年6月27日)然而,“好运垂怜”之所以成为青年可灵活调用的文化工具,主要受到了家庭文化所习得的“吉凶祸福观念”和“网路祈福文化”惯习的双重影响。在这种非正式习俗文化的影响下,青年得以自然而然地与占星师建立起“算运”仪式的信任关系。
在算运仪式的初始阶段,青年占星者会在占星师的引导下主动清空杂念,专注于内心最渴望获得好运回应的问题,以此构建互动式互动的意义起点。“没有正式占星前,我会在心里想一想最近让我特别纠结的事情,然后深呼吸,希望能有个好的结果吧。”(W2,2024年6月25日)在这一过程中,星座命盘如同“自我想像的镜像”,为青年占星者建构了符号化的认知图式,成为一种可视性资讯媒介。青年占星者会不自觉地讲个人情感、期望和困惑投射到占星牌面中,让这些可见的图形符号成为他们心理状态的物质对应物。此时,青年在算运过程中激发的“好运垂怜”命理文化观念,不仅强化了青年对好运的心理期待,也为后续“解运”阶段的意义阐释建立了既定的心理预期和解释框架。
2. 解运:“信则灵不信则无”的多元信仰实践 在网路占星的“算运”仪式结束后,青年随即进入由占星师进行运势解读的阶段。正如人类学家埃文思·普里查德(Evans Pritchard)所观察到的阿赞德人的文化信仰一样,“许多信仰都是思维的不同工具,每个人会从中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信仰”[26]。访谈发现,青年占星者并非被动接纳占星师所给的命运叙事框架,而是主动调用工具箱中的“信则灵不信则无”命理文化观念,对占星结果进行“挪用”或“改造”,进而构建出属于自己的心理解答。其中,“信则灵不信则无”指的是青年依据自身经验与期望,有选择地相信、接受或忽略占星师给出的解释,以此开展多元信仰实践。“我会把占星当成一个资讯,一个参考的工具……就像书本的知识、家人的劝解和老师的教导一样,都是一个资讯的参考来源。”(W1,2024年6月25日)
在“解运”的仪式过程中,青年面对占星师的暗示性表述通过产生情感共鸣,并依据个人经验对命盘、塔罗牌等占星符号进行个性化解码,完成从媒介符号到主观认同的意义转化。“每个占星符号背后都有很多种解法,我通常会关注积极的一面,不好的就略过。好的就留在一乐。就像老师说的,信则灵,不信则不嘛。”(W15,2024年12月4日)青年通过启动“信则灵不信则无”的命理文化观念,为其自身占星行为赋予合理化解释。同时,这种“信我所信”的解读样态,意味着青年更倾向于接受契合自身心理预期的资讯。心理学家伯特伦·福勒(Bertram Forer)将此类现象称为“个人验证的谬误”(personal validation fallacy),即个体更易相信与其经验或期待相符的描述,即便其具有高度普适性[27]。而当占星结果与预期一致时,青年便会与占星师建立愉悦的互动关系,并进一步强化对占星解释的心理认同与依赖。
青年占星者基于“信则灵不信则无”的命理文化观念对占星结果进行情境式的灵活解读,并通过策略性地选取与整合包括八字算命、占星术、塔罗牌、梅花易数及面相在内的多元工具,形成了一种多元信仰实践。“我会先和占星师沟通好我想要问的问题,需要明确答案时就用占星骰子,想了解未来运势时则用塔罗牌或雷诺曼卡,我会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调整。”(W11,2024年8月17日)在此过程中,青年占星者以“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态度解构传统宗教的元叙事框架。他们基于文化工具箱中的转译技能,对占星符号及占星宫位元进行多意性解读与文化意义上的转译,使网路占星成为个体应对生活困惑与提供心理解答的调适工具,而非一种虔诚的信仰实践。
3. 改运:“天时地利人和”的战术行动 改运是青年占星者在原有心理认知与占星结果相违背、不协调情况下的心理调适过程。特别是当青年频繁遭遇生活不顺的“水逆”状态时,原本在“解运”阶段中所秉持的“信则有”的观念会转化为一种行动内驱力,促使他们主动采取“改运”的话语行动策略。此时,他们试图通过“改运”话语与行为干预的双重介入,开启对“运势”象征性重构的幻想。例如,在“水逆期”通过佩戴特定“好运饰品”、改变决策安排或书写祈愿文本等具身性实践,将“改运”的话语叙事当作一种“弱者的武器”,以重新获得对生活的某种掌控感和寻求自主调适的诠释权。“焦虑时,我会通过塔罗牌和星座寻找改变运势的可能,这让我觉得至少有些事情是可以预测和掌控的。”(W10,2024年8月6日)青年试图弥合自我愿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让个体“希望”不落空。
此外,面对优绩主义带来的竞争压力,青年群体普遍陷入了“进步焦虑”。“大家嘴上说躺平但实际上都在努力卷……都想借助一些玄学的力量来为自己加持。”(W3,2024年6月26日)在此情境下,青年在文化工具箱中启动的“改运”话语策略更像德·塞托所言的战术性调适(adjustment of discourse tactics),即个体在不脱离现有权力结构的前提下[28],通过战术性的话语行为,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和结构性压力作出适应性回应。“我去占星只是想找到别的解释,若能发现可调整的方向,那对我来说就有点帮助。”(W13,2024年9月6日)此时的青年并非试图通过网路占星改变现有的主流文化话语体系,而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优绩主义的竞争环境。
当青年个体的祈愿需求与大师成就之间出现较大落差时,传统的“奋斗”话语叙事逐渐失去心理赋能效力,他们便开始解构优绩主义下的“个人奋斗”叙事,转而启动了命理文化剧码中的“天时地利人和”观念,并将其重新编码为适应性优绩主义的“改运”策略。青年将“天时地利人和”转译为“成功条件”的隐喻性总结,试图从星座运势、塔罗牌等符号系统中寻求未来预示与“改运”指导,构建具有心理调适功能的主体性叙事,以柔性的方式应对现实困境。例如,W7在被“大厂”裁员后准备重新找工作,他提到:“现实给了我很多打击……光靠个人奋斗是不够的,还得看天时地利人和。”(W7,2024年7月2日)于是,他通过咨询占星师获取“改运”策略,选择在“运势”较佳的时间段投递简历,以此缓解因优绩主义竞争失败所带来的认知失调。
五、寻找“补偿性疗愈”:青年网路占星疗愈实践的行为动因
青年在网路占星实践中策略性地运用命理文化工具实现自我调适的背后反映了其对网路占星行为的象征意义建构。然而,要深入理解网路占星在青年中流行的本质,不仅要分析其行动策略,更应挖掘其背后的原因机制。据此,本文通过扎根编码提出“补偿性疗愈”概念,用以解释青年选择网路占星作为不确定性应对机制背后深层的心理动因。所谓“补偿性疗愈”是指网路占星通过提供一套解释人生际遇、重塑自我认同等替代性叙事,补偿青年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情感支持缺失与自我价值认同不足,进而满足其自我疗愈需求。下文将深入剖析青年倾向于将网路占星作为疗愈实践的根本原因,并审视这种疗愈行为偏好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
1. 社会支持体系弱化下的情感补偿疗愈 “补偿机制”(compensation)最早由心理学家阿德勒(Adler)提出,指个体在某一领域受挫或感知缺陷时,通过在其他领域加倍努力或寻求替代满足以恢复心理平衡[29]。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情感补偿疗愈”界定为:青年在现实情境中因情感需求未获满足或遭遇情感创伤,转而通过特定行为寻求象征性心理抚慰与情感支持,达成替代性心理疗愈。青年之所以将网路占星作为情感补偿的疗愈方式,其行为动因可以从社会、家庭与个体三个层面进行分析与反思。
首先在社会维度上,青年将网路占星视为应对心理咨询污名化与社会支持体系不足的情感补偿疗愈。在心理疾病的叙事下,群体区隔与自我羞耻现象普遍,导致心理咨询管道难以满足青年的情感需求。相比之下,网路占星所依托的命理文化具有包容性,为青年提供了一种无须担忧社会污名化的情感支持途径。W13提到:“看心理医生会被异样看待,但占星大家觉得很正常,就像网上说的,占星更适合中国宝宝的体质。”(W13,2024年9月6日)青年将网路占星“即时测算-即时回馈”作为自己的“速食式疗愈”以填补内心的情感空缺。然而,这类即时慰藉本质上是商业资本利用青年的不安全感与对命运掌控的渴望所推动的“心灵经济”,其目的并非提供专业心理支援,而是通过售卖高价产品实现利益最大化。在此过程中,青年易沉溺于这种虚假的心理疗愈体验,削弱其对现实结构性问题的认知与应对能力。
其次在家庭维度上,青年将网路占星作为弥补家庭代际沟通障碍与亲密关系缺失的情感补偿疗愈。由于认知差异和情感表达方式的错位,父辈习惯以“吃苦耐劳”“少说多做”的方式传递关爱,而年轻一代则更渴望情感共鸣和平等对话。以受访者W8为例,她自述成长于典型的“东亚家庭”模式,因长期面临与父母沟通不畅、家庭情感支持匮乏的困境,遂将占星作为自我疗愈的策略。在此过程中,青年通过倾诉生活困境、描述情绪困扰等方式,试图从占星师处获得理解与情感慰藉,以弥补家庭情感支持的不足。“在特别无助的时候,要是有个占星师跟你说‘没事,你这段时间肯定能挺过去’,这种情感上的安慰真的能让我有点信心。”(W1,2024年6月25日)尽管网路占星作为一种私密化、个体化的媒介形态,为青年构建了非评判性的替代性补偿空间。但这种媒介化所提供的情感慰藉亦可能催生“情感茧房”,使青年过度依赖虚拟空间的情感满足,弱化对现实情感关系的投入,甚至导致家庭亲密关系的疏离。
最后在个体维度上,青年将网路占星作为应对个体意义感匮乏的情感补偿疗愈。多数受访者认为自己并非“迷信”,而是借助占星媒介话语获得暂时性的情感支持与心理抚慰。“占星更多是提供一种情感支援与疗愈陪伴,缓解对未知的恐惧感,我并不觉得是什么迷信。”(W7,2024年7月2日)。青年借助命理文化作为意义工具箱,开展具有疗愈功能的网路占星实践。具体来说,在占星算运中,青年通过激发“好运垂怜”的观念,赋予自身积极的情感暗示,以获得心理安慰与情感慰藉。在占星解运中,青年秉持“信则灵不信则无”的态度,倾向于接受占星师提供的鼓励性话语和共情式回应,以实现补偿性的情感呵护。在占星改运中,青年将“天时地利人和”视为一种情感能量,通过构建虚拟的情感联结,弥补现实生活情感支持的缺失。然而,青年借助占星媒介构建的情感补偿,虽能在短期内填补内心的情感空缺,但这种虚幻的补偿疗愈一旦脱离特定情感场域,青年的空虚感便会再次浮现,其深层次的情感诉求仍处于未被真正满足的隐匿状态。
2. 优绩主义承诺失效下的价值补偿疗愈 “价值补偿疗愈”是指青年在遭遇社会挫折与价值观撕裂的情境下,借助网路占星实践寻求替代性的价值认同管道,以实现自我疗愈与意义重构的过程。在费孝通看来,中国社会是以“己”为中心的,但这并非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在这种社会结构下,当下的青年渴望实现个体价值愿景,并希望在阶层跃升中赢得社会认同。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认为,“优绩主义的优势继承成为阶层跃迁的障碍”[30],这使得青年既无法完全相信优绩主义价值观下的社会流动性承诺,又难以摆脱其影响。“家庭的期望和社会竞争的压力就像两根钉子,你不能完全躺平,但内卷又像一根柱子,你站直了就会撞上去。我们都被迫保持一个45度的斜角……只能找别的东西来肯定自己。”(W1,2024年6月25日)面对优绩主义将个体价值窄化为KPI的绩效成就,青年将占星媒介作为一种重要的疗愈工具,用以重构自我价值认同,以此弥合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意义断裂。
具体而言,青年将占星视为一种与他人自我交流的媒介,通过梳理个体生命历程与人际互动,寻求在现实生活中缺失的自我认同与价值归属。其一,在与占星师互动时,青年并非寄望于解决结构性难题或现实窘迫,而是希望获得情感价值[31]。占星师Z1经验到:“她们只是想找人讨论问题,寻求认同感,客户本身不需要我教她们怎么做,我即使说了她们也不会按我说的做。”(Z1,2024年9月4日)。其二,在与网友互动时,青年通过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占星体验,试图构建一种“感觉结构”,以获得群体归属感带来的价值认同和心理补偿。“看到别人在星座话题上和我有相同的遭遇,让我觉得我们其实很像。”(W4,2024年6月27日)。其三,在自我互动中,青年将网路占星视为类似MBTI的个人分析工具,通过星座符号和星盘分析来识别自身个性类型、优势劣势及兴趣偏好。然而,青年在借助星座标签构建自我身份认同时,这种标签化思维不仅削弱了他们的主体性,也限制了自我的复杂多元发展。
对于当下的青年而言,他们之所以将网路占星视为自我疗愈工具,主要源于其依托的命理文化为青年在绩效竞争受挫后提供了一套解释人生际遇的外部归因叙事。占星叙事倾向于将个体挫折归因于“命中注定”或“时运不齐”等外部因素,而非优绩主义所强调个人能力及努力程度的内部归因。特别是当优绩主义所宣扬的“奋斗即能成功”的承诺难以兑现时,青年借助命理文化的外部归因,为自身不顺的境遇找到合理解释,借此疗愈因个体意义感缺失引发的“空心病”。“今年是本命年,事事不顺,考试失利,工作offer也无音讯,或许只有本年年结束后,一切才能好转。”(W5,2024年6月29日)尽管此类疗愈方式能够短暂地缓解心理压力,但从长期来看,通过外部归因达成的心理平衡,实际上“粉饰了当下社会中的结构性意义困境”[32],使青年陷入更深的主体性迷失与持续性倦怠。
吊诡的是,青年在话语层面中试图抵抗优绩主义所推崇的“成功源于努力、失败归咎个体”的价值标准,但在行为层面却呈现对优绩逻辑的“反向认同”。一方面,当面临努力与回报预期断裂时,青年借助命理文化的外部归因叙事,将个人失败归因于“流年不利”,以解构优绩主义的“不够努力”的内部归因叙事,回避现实问题带来的挫败感。另一方面,青年从“个人奋斗”转向“天时地利人和”并非否定优绩主义,而是将命理工具箱中的“改运”(如择吉日、寻贵人、调方位等)作为自我优化的手段,以更好地践行并顺应优绩主义的竞争逻辑,获得阶层流动实践的心理安慰。青年既抵抗又认同的矛盾心态,折射出他们在优绩主义困境中的挣扎与无奈。同时也暴露出网路占星疗愈实践的内在脆弱性,容易催生一个更加破碎、亟须疗愈的脆弱自我。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并非旨在通过描述青年网路占星经历对其进行污名化或标签化,亦非呈现青年的主观合理化动机而肯定其行为,而是致力于深入理解该实践背后的行动逻辑与文化观念。基于此,本文借助文化工具箱理论视角,将青年网路占星视为其灵活调用命理文化剧目,开展自我调适的过程。研究发现:青年常常将“算运”视为应对日常迷茫的策略,将“好运垂怜”的文化观念转化为具有积极心理暗示的希望实践。在“解运”过程中,他们并非被动接受占星师的命运叙事,而是依据“信则有不信则无”的文化观念,形成多元信仰实践。而当频繁遭遇生活不顺的“水逆”状态时,他们在“解运”时所秉持的“信则有”观念,会促使其转向“天时地利人和”的“改运”战术,进而构建起一种特殊的心理调适机制,试图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中找寻某种“确定性”的心理依托。
据此,本文提出了“补偿性疗愈”概念,用以解释青年选择网路占星作为其行为调适的深层心理动因。青年选择网路占星并非因理性认知不足,而是网路占星发挥了情感支援与价值认同的补偿性功能,契合青年自我疗愈的精神诉求。一方面,当家庭代际沟通受阻且心理咨询管道不畅时,网路占星凭借包容性、低成本和即时性,成为青年弥补家庭亲密关系缺失与个体意义感匮乏的疗愈工具;另一方面,面对优绩主义流动性承诺失效,网路占星中的命理文化为青年提供解释人生际遇、重建自我感受的外部归因,成为其弥合价值落差与精神慰藉的疗愈手段。值得深思的是,青年借助命理叙事试图解构优绩主义的价值评判,又不断通过“改运”战术顺应其竞争逻辑,呈现出“反向认同”的矛盾状态。这种抵抗与依存的关系,反映出新媒介时代青年亚文化的独特面向:青年不再以公开抵抗或正面冲突的方式回应现实,而是通过对现实生活境遇的柔性调适[33],寻求制度与自我之间的平衡。
青年借助占星媒介开展补偿性疗愈,试图构建“疗愈型自我”[34],这一实践映射出福柯所言的“自我技术”(Technologies of the Self),即个体通过自身或他人协助,操控身心以达理想状态[35]。然而,当自我技术缺乏伦理与德性的引导时,这种“补偿性疗愈”易异化为享乐主义,不仅未能促进主体成长,反而使个体陷入“越疗愈越脆弱”的悖论。正如麦金太尔(MacIntyre)所言,脱离社会角色的情感主义自我无法构建富有意义的生活叙事[36]。网路占星所提供的意义补偿不过是回避现实问题的短暂“止痛药”,它削弱了青年直面结构性压力的能力,促使其形成习惯性退缩的社会心态,进而加剧个体的无力感与依赖感。此外,青年之所以相信虚幻的“运势预言”,主要源于“他们的依赖感以及对更高、更终极力量的渴望”[37],这种渴望与阿多诺(Adorno)提出的“权威性格”密切相关,是家庭、教育与社会环境长期作用下的产物。尤其当预测结果与预期不符时,青年常通过更换占星师或调整问题内容来寻求更具安慰性的解释,最终陷入“占星-验证-再占星”的矛盾依恋与虚假疗愈之中。
上述现象表明,网路占星既可以是青年用于暂时逃离现实的手段,也可以是他们用于自我疗愈和灵活应对结构性压力的工具。我们应超越对“非理性行为”的简单批判,聚焦青年占星行为背后所折射的现实问题,构建制度与文化协同的引导路径。具体而言,首先,提高青年社会流动感体验是缓解其转向神秘主义的关键。通过优化教育、就业与社会保障政策,增强青年面对不确定性时的现实掌控能力。其次,以多元包容的态度正视青年借助命理文化寻求心理慰藉的诉求。应完善心理健康支持体系,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青年发展的浓厚氛围,帮助青年寻找自我认同与意义感。最后,引导青年理性认知网路占星的虚幻疗愈价值。通过媒介素养教育与文化理性重建,促使青年以更具主体性的方式面对结构性挑战。综上,推动青年从依赖网路占星的“补偿性疗愈”模式转向自主发展的“建设性成长”模式,亟须为其提供更多的社会帮扶与发展新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