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与中国古代占星术的演变

董涛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摘要:银河是人们想像中的天河,作为一条想像的河流它也具有水的特性,因而在占卜预测术中与五行水紧密相连,并由此引申出较为复杂的命术体系。然而随着观测技术的进步,人们对星辰分布和运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开始根据星象在天河上构造出桥梁关梁等建筑,并以此预测人事吉凶祸福。

关键字:《天官书》;天津;阁道;牵牛;织女

一、银河的水属性与占星术

出于直观的现象,银河被古人认为是天上的河,所以被称为“天河”“星河”“长河”“河汉”等。《史记·天官书》说:“汉者,亦金之散气,其本曰水。”承认银河具有水的属性。而《史记索隐》引《河图括地象》云“河精为天汉”,也是说天汉为河之精气凝聚而成,这里的河当指黄河。另外,《孝经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应天汉”,也是说黄河可以与银河对应。然而学者们普遍愿意相信古人根据汉水命名了天上的银河,所以银河又有“天汉”“云汉”“霄汉”“银汉”等称呼,例如萧何劝刘邦说“语曰天汉,其称甚美”,颜师古注引孟康曰:“言地之有汉,若天之有河汉,名号休美”,臣瓒曰:“流俗语云‘天汉’,其言常以汉配天,此美名也”。可见无论黄河还是汉水,似都与银河的命名有密切的关系。

而在古人的想像中,银河似可与人间的大海相连。《列子·汤问》云:“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八纮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减焉”。既然天汉之水可以流入渤海之东的大海之中,那么两者必定是可以交通的,所以魏晋以后的人们想像经由大海抵达天汉,例如《博物志》卷三提到:“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槎上,多赍粮,乘槎而去。十余日中犹观星月日辰,自后茫茫,忽忽亦不觉昼夜。去十余日奄至一处,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有人乘槎前往天河,还见到了牛郎织女,这样的想像实在奇谲,然而所谓天河与海通的“旧说”或者就和《列子》有关。另外《北齐书·文苑传·樊逊传》载樊逊之言曰:“案查至于河汉,唯观牵牛,倏寐游于上玄,止逢谌女”。后一句谌女大概的是春秋战国时代赵简子的故事,前一句来查也就是乘槎,显然和《博物志》的记载类似。

后来“乘槎”逐渐变成了一种表示游仙的特殊意象。《北史》载有北周明帝宇文毓所作诗“始云广霞阙,终言乘槎上”。后李商隐有《海客》诗云:“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罢织一相闻”,杜甫也有《奉赠萧二十使君》诗曰“起草鸣先路,乘槎动要津”,明清时代“仙人乘槎”也逐渐成为美术工艺品重要主题,可见天河与海通的想像对人们影响之深远。

而正因为人们都把银河当成天上的一条河,所以在遭遇旱灾的时候会向银河祈祷。《诗经·大雅·云汉》:“倬彼云汉,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饥馑荐臻。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璧既卒,宁莫我听”,郑笺曰:“云汉谓天河也,昭,光也,倬然,天河水气也,精光转运于天。天时旱涸雨,故宣王夜仰视天河,望其候焉。”孔颖达正义云:“此云汉与《大东》天汉为一,故云天汉也”,并引《河图括地象云》曰:“河精上为天汉,是天河水河水光之精气也。天时候者,谓望天之星辰及风云之气,冀见雨之征候也。惟有望云汉者,以天河水气与雨为类,睹天之水气,伤地之不雨。宣王意在天河,故作祷言焉。”在郑玄看来,天河为水气,所以天旱的时候向天河祈雨。而孔颖达把天河水气和雨水类比,推测银河具有降雨之功能,以此解释为何周宣王要向银河祈祷解除旱灾。在中国古代人们的想像中负责降雨的神灵后来主要是风伯雨师以及龙王等,而在历史早期银河也具有此类功能,则是应当引起注意的问题。

至西汉时孔董仲舒也注意到周宣王时天下大旱的情形,《春秋繁露·郊祭》认为周宣王“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也就是君王的行为不能让上帝满意,所以才有了这样的旱灾,并且认为有了这样的灾难就更应该更加谨慎地侍奉上天,以求解除这样的灾异现象。董仲舒的灾异思想对汉代政治文化影响深远,是以到了汉桓帝时发生旱灾,皇帝下诏自责说:“朝政失中,云汉作旱,川灵涌水,蝗螽孳蔓,残我百谷,太阳亏光,饥馑荐臻。其不被害郡县,当为饥馁者储。天下一家,趣不糜烂,则为国宝。其禁郡国不得卖酒,祠祀裁足”,认为汉朝政治出现了问题,导致云汉降下灾害,以及出现其他的灾异。同样认为银河具有主管降雨的职能。

在占星术中人们也能根据观测到的银河内星辰的多少进行占卜,例如《史记·天官书》说:“汉者,亦金之散气,其本曰水。汉,星多,多水,少则旱,其大经也”,《史记索隐》云:“水生于金,散气即水气,《河图括地象》曰‘河精为天汉’也”,也就是说如果人们观测到银河中的星多,就会发生多水,或者乃至于洪涝灾害之类,而如果人们观测到银河中的星少,则会发生旱灾。这与观测河流中的水的多少甚是类似,是较为简单直接的占卜方式,但考虑的仍然是银河水的属性。

而正因为银河具有水的属性,恰好可以与五行中的水对应,所以与银河有关的占星术一般都是从此出发进行占断吉凶的,例如《左传》昭公十七年提到彗星运行经过银河: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诸侯其有火灾乎。”梓慎曰:“往年吾见之,是其征也,火出而见。今兹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与不然乎。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夏数得天,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宋,大辰之虚也;陈,大皞之虚也;郑,祝融之虚也,皆火房也。星孛天汉,汉,水祥也。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其星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过其见之月。”

杨伯峻先生说:“以上申须、梓慎之言,皆以天象关连人事迷信之词,早已不可解,且极不科学,亦不必解。杜注不得已而解之,亦未必确”。虽然如此,但申须和梓慎之言关涉春秋时代占星术的重要内容,因而也有必要尝试解读。

彗星经过大火星附近,就会给人间带来火灾,这是申须和梓慎占卜预测的基本出发点。昭公十七年的这次彗星被观测到彗头在大辰,也就是大火星(心宿二)附近,彗尾向西一直延伸到银河附近。鲁国大夫申须认为彗星具有除旧布新的作用,因为出现于大火星附近,所以很有可能会给诸侯带来火灾。而梓慎则进一步推测火灾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他首先认为火灾会发生在周正的五月,地点会是宋、卫、陈、郑这四个国家。因为宋国在大辰之虚,陈国在大皞之虚,郑国在祝融之虚,这些都是大火星行止之处,而彗星正是运行到此处,所以这几个国家会发生火灾。另外《汉书·五行志》引刘歆解释“宋,大辰虚,谓宋先祖掌祀大辰星也。陈,太昊虚,是咸木德,火所生也。郑,祝融虚,高辛氏火正也。故皆为火所舍”,则是对梓慎解释的进一步诠释,其基本的占断依据仍然遵循五行学说。

比较特殊的是卫国为什么也会发生火灾。梓慎的解释是卫国是颛顼之虚,杜注说卫国在濮阳,域内有颛顼冢,卫之星为大水星,也就是营室,而营室属水。而卫之所以会发生火灾,是因为“水为火牡”,也就是火为雌,水为雄,其说出自阴阳五行学说。与之类似前面已经提到的《左传》昭公九年所谓“火,水妃也”,杜注认为火畏水故为之妃,孔颖达提到阴阳书中有五行配合之说,因为水克火,所以火为水妃,这同样是阴阳五行学说的重要内容。

实际上,《汉书·五行志》对此有更具数术化的解释,若透过五行查询可以发现其理论基础在于:“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阴阳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则水之大数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为火二牡,木以天三为土十牡,土以天五为水六牡,火以天七为金四牡,金以天九为木八牡。阳奇为牡,阴耦为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于《易》,《坎》为水,为中男,《离》为火,为中女,盖取诸此也。”这一段解释应当来自刘向《洪范五行传》,梓慎上距刘向五百年左右,两人对五行中水火关系的认识几乎完全一致,实在匪夷所思。

然后梓慎又根据天干地支的五行属性,进一步推测火灾发生的具体日子是丙子日或壬午日。所谓“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杜预认为丙午五行属火,壬子属水,“火火合而相薄,水少而火多,故水不胜火”,孔颖达正义进一步解释:“丙是火日,午是火位,壬是水日,子是水位,故丙午为火,壬子为水,水火合而相薄,则是夫妻合而相薄,亲家则将行其惑,或水从火,或火从水。但彗在大辰为多,及汉为少,水少而火多,故水不胜火,火行其灾,水必助之,故此丙子壬午之日当有火灾。”丙子和壬午的天干和地支有水和火、火是相的问题,是孔颖达论证的为什么水不胜火,他提到“彗在大辰为多,及汉为少,水少而火多,故水不胜火”,因为这个彗星的彗头在大辰,彗尾在银河附近,这就是孔颖达“多”和“少”判断的依据,也正因此五行的势力大于水,所以水会帮助火,进而发生火灾。孔颖达的解释曲折繁复,恐已失梓慎原意,实际上梓慎只是论及水火合,而这里的“水”显然值得就是银河了。

果然,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宋、卫、陈、郑灾,《左传》曰:“夏五月,火始昏见。丙子,风。梓慎曰:是谓融风,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风甚;壬午,大甚。宋、卫、陈、郑皆火”,梓慎的预言应验。

我们知道,预测灾难发生,以及其具体时日时间,这是一件更加匪夷所思的事情,但值得注意的是干支与五行结合起来用于占卜判断,以及大火星代表五行中的火,银河代表的是五行中的水。

另外,《汉书·五行志》引刘向《洪范五行传》评价这件事“四国失政相似,以为王室乱自同”,认为四个国家在政治上的失误导致了这次火灾的发生,事实上这也是刘向对待类似灾异事件的一贯态度。汉文帝后七年吴楚七国之乱发生,《汉书·五行志》载“有星孛于西方,其本直尾、箕,末指虚、危,长丈余,及天汉,十六日不见。刘向以为尾宋地,今楚彭城也。箕为燕,又为吴、越、齐。宿在汉中,负海之国水泽地也。是时景帝新立,信用晁错,将诛正诸侯王,其象先见。后三年,吴、楚、四齐与赵七国举兵反,皆诛灭云”。这次彗星的彗头在尾、箕附近,彗尾也和昭公十七年一样延伸到银河附近,两者的结果也类似,吴楚等七国皆诛灭。与之类似,在汉武帝建元三年三月人们也观测到彗星,彗尾也延伸到天汉附近,结果是彗星经过的“济东、胶西、江都王皆坐法削爵自杀,淮南、衡山谋反而诛”。梓慎关于四诸侯失火的预测未必就是历史的真实,但吴楚七国之乱以及淮南衡山王谋反事件则是实际发生的,刘向试图通过这几件类似事件揭示彗星运行与人事之类系则是显而易见的。

总的来说,在以五行观念为基础的占星术中,银河有水的属性,所以通常与其他元素搭配进行占测吉凶。而这一切的根源,其实就是人们对横亘天空之中银河的想像,事实上除了抽象的五行属水之外,人们想像的这条河流还有着更为真实清晰的意象。

二、析木之津与天象占测

除了关注银河的五行水属性之外,古人还围绕银河构建了天上的世界景象,也即是以星象模拟人事,并且以之为依据占测人事吉凶。其中最为重要的跨越天河的几座桥梁和渡口。

首先是所谓“析木之津”。在人们想像中,析木之津是银河在天空东部箕斗之间的一个渡口。《尔雅·释天》云:“析木谓之津,箕斗之间,汉津也”。津也就是渡口,因为在斗汉之间,所以析木之津也被称为“汉津”。《左传》昭公九年曾提到析木之津,孔颖达正义引刘炫之言解释析木之津得名称由:“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间,箕在东方木位,斗在北方水位,分析水木以箕星为隔。隔河须津梁以渡,故谓此为析木之津。”据此说,“析木”也就是分割水、木的意思。后来析木之津也简称“析津”“天津”等。

另外,“析木”也是十二星次之名,《汉书·地理志》说:“自危度牵牛至斗六度,谓天津之次”。如此,基于岁星纪年预测吉凶的占星术就与析木有了极密切的关系。《国语·周语下》提到武王伐纣的时候说:“日在析木之津”,以析木标识太阳运行的方位,《汉书·律历志下》说周武王伐纣日在析木之津:“师初发,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传曰:日在析木。”后来这一时间也就成了对周人胜利的标志,人们在占卜择日的时候会特别选择日在析木。

《左传》昭公九年提到的析木之津与占星术也有密切关系。据载,鲁昭公九年也就是陈哀公三十四年,楚公子弃疾灭陈,晋侯问史赵陈国是否会就此灭亡。史赵对曰:“陈,颛顼之族也,岁在鹑火,是以灭,陈将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史赵的逻辑非常简单,即颛顼氏是在“岁在鹑火”这一年灭亡的,而陈是颛顼之族,所以也将会在岁在鹑火这一年灭亡。但是如今岁在析木,陈国将会复兴。因为关涉五行中的水和火,所以后人在解释这段材料的时候都倾向使用五行学说,例如杜注就认为颛顼氏以岁在鹑火而灭,今年岁在析木之津,火盛而水兴。孔颖达也说:“岁星天之贵神,所在必昌。鹑火得岁而火益盛,火盛而火灭。颛顼水德,故以此年终也,陈是颛顼之后故,故知灭亡将如之,今当岁在鹑火,乃大火。”昭公十年郑国裨灶也对这件事进行预测,他认为五年之后陈国就会复封,并解释原因道:“陈,水属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陈,逐楚而建陈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裨灶提到的火指的是大火星,陈国属水,而是楚国祖先视为高辛氏火正,五行中火为水妃,所以这一次楚国没有办法将陈国灭亡。而后来的事实确实验证了以上预言的准确。

然而秦汉以后围绕析木之津的占星术更强调其作为“津渡”的特征,《楚辞·离骚》说:“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洪兴祖补注引李播《天文大象赋》云:“天津横汉以摛光”,注云:“天津九星,在虚危北,横河中,津梁所度。”《晋书·天文志》说:“天津九星,横河中,一曰天汉,一曰天江,主四渎津梁,所以度神通四方也”,是说析木之津为神灵通过银河的渡口。另外《晋书·天文志》还说:“天江四星,在尾北,主太阴。江星不具,天下津河关道不通。明若动摇,大水出,大兵起,参差若马,荧惑守之,有立王。客星入之,河津绝”,是说江星和客星发生异动,就会发生“津河关道不通”“河津绝”的灾异,这其实就是以星象占测人事了。与之类似,《宋书·天文志》的占辞中说:“贯索犯死,内外有兵丧。天津为贼断,王道天下不通”,在占卜星象时也是把天津作为一种“通道”,如果天津发生“不通”的现象,那么人间帝王与民众沟通的所谓“王道”也会不畅。《晋书》和《宋书》中的占星术其实已经脱离了五行学说,直接以与析木之津有关的星象来占测吉凶。

与析木之津一样跨越银河的还有阁道。《史记·天官书》为言阁道。汉中四星,曰天驷。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马,车骑满野。旁有八星,绝汉,曰天潢。天潢旁,江星。”同样关注了江星的异动与人事吉凶的关系。此外由《天官书》来看,阁道连接的应该是营室和紫宫,其中紫宫被比喻为天子之宫,而营室则是天子的离宫别馆,所以后来秦始皇时修阿房宫,也是以紫宫和营室类比,《史记·秦始皇本纪》说:“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咸阳城在渭北,阿房宫在渭南,相对位置与天极和营室类似。

另外《天官书》还提到王良旁有八星绝汉,曰“天潢”,《汉书·天文志》写作“天横”,应当是把天潢理解成了跨越银河的通道,所以《史记索隐》引《元命包》曰:“潢主河渠,所以度神,通四方”,即是就此而言。《史记索隐》还引宋均云“天潢,天津也。津,凑也,故主计凑也。”宋均所谓天津,则和箕斗之间的天津星非一处,然《元命包》说天津可以度神通四方,这和《晋书·天文志》中关于天津的说法一致。《晋书》中另有“天潢”,例如《天文志》:“其中五星曰天潢,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鱼囿也。月、五星入天潢,兵起,道不通,天下乱。”,此处的天潢位于黄道附近,所以占星术中会提到有月和五星会经过天潢附近。另外,史记·天官书》中有所谓“天五潢”,也位于咸池附近,即“西宫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车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从所处位置分析,《晋书·天文志》中的“天潢”应当是《史记·天官书》中的“天五潢”,而《晋书》同时强调月和五行入天潢会引起“道不通”的后果,应当也是考虑了天潢具有“四方通道”的作用然后进行占卜,这与前述以星辰分布和异动构成的星象进行占卜的方式基本相同。

牵牛和织女星分隔银河两岸,在中国古代民间中具有极重要地位,民间传说七月初七日牛郎织女鹊桥相会,则这里应当也有一座想像的桥梁。而在早期史料中,牵牛附近则是一处重要的关梁所在。《史记·天官书》说:“南斗为庙,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牵牛为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将;左右,左右将。婺女,其北织女。织女,天女孙也”。《史记正义》说在建星附近有一座“天之关梁”,并说“牵牛为牺牲,亦为关梁。其北二星,一曰即路,一曰聚火。又上一星,主道路;次二星,主关梁;次三星,主南越。占:明大,关梁通;不明,不通,天下牛疫死;移入汉中,天下乃乱”,可见在当时人们看来,牵牛星附近的这处关梁也关系到人间关梁是否畅通,同样是以星象进行占断吉凶。

不仅如此,牵牛附近有河鼓,《史记正义》说是天子三军,所以备关梁而拒难也”。《晋书·天文志》也说“牵牛六星,天之关梁,主牺牲事”,一方面考虑牵牛作为动物牛的属性,另一方面也强调这里是一处重要的关梁所在。除此之外,《史记·天官书》中还有一处关梁位于南北河与天阙之间,《史记正义》说“阙丘二星在南河,南,天子之双阙,诸侯之两观”,则此处的关梁当指靠近首都的关防设置。在战国秦汉时代的语境中,“关梁”指的是不同地域之间的交通限制,对不同地域人们的交往造成影响,所以人们会非常注意关梁是否通畅。而在人们的想像中关梁位于天河边的牵牛星附近,且有重兵把守,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天文映射。

从另外一些材料来看,在人们的想像中牵牛附近是有一座桥梁的。《三辅黄图》说:“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宫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度,以法牵牛也”,所谓渭水贯都的说法较为奇特,但横桥牵牛的说法却值得注意。前引《史记·秦始皇本纪》说阁道六星跨越天汉,象跨过渭水连接咸阳城和阿房宫的阁道,然而此处“横桥南度以法牵牛”似是说与咸阳城外的横桥类似,在人们的想像中天上的牵牛附近也有一座桥梁。至于这座桥梁和民间传说中说每年七月初七日的鹊桥是否有关,则是一个可以继续思考的问题。而且不仅牵牛星附近可能有一座桥梁,织女星附近也有所渭擘道五星,似乎也可以跨越银河。《晋书·天文志》说:“擘道五星,王者嬉游之道,汉辇道通南北宫,其象也”,此处的擘道也就是阁道,东汉洛阳城南北宫有阁道相通。显然擘道五星象洛阳城南北宫阁道的说法起,然擘道五星从织女星附近跨过天河向牵牛星延伸,与法牵牛的横桥是否有关,也是一个可以继续思考的问题。这两处跨越银河的桥梁同样是由星辰分布构成,在有些时候也会用来占卜,例如作为帝王经行之处,其通畅与否也关系到帝王的安危。

此外,银河中还有龟星与鱼星,也被用于占测吉凶。张渊《观象赋》云:“神龟曜甲于清冷,龙鱼摛光以映连”,注译曰:“神龟,龟星也,有五星在尾南。龟知来事,故称神。在河中,故言清冷。鱼龙,谓鱼一星,在尾后河中。尾为龙宿,故言龙鱼。此星在河中,以鱼星之映,水有光曜也”。龟星与鱼星均位于银河之中,人们也会根据它们与银河的位置关系进行占卜,《汉书·天文志》言:“龟、鳖星不居汉中,川有易者”[2],就是说如果龟星没有在银河之中,就会发生河流改道之类的灾害。另外根据《汉书·五行志》,史记秦始皇八年,河鱼大上。刘向以为近鱼孽也。是岁,始皇弟长安君将兵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迁其民于临洮。明年有嫪毐之谋。鱼阴类,民之象,逆流而上者,民将不从君令为逆行也。其在天文,鱼星中河而处,车骑满野。至于二世,暴虐愈甚,终用急亡。京房《易传》曰:“众逆同志,厥妖河鱼逆上。”[2]也就是说如果鱼星的位置移到银河中部,就会发生水灾,这与前文提到的占星术类似。

我们注意到,以银河为例,在占星术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汉代以前更多考虑五行的观念,更关注银河五行中水的属性。而汉代以后的占星术则更关注星象,通过星辰的分布及位置的变动来占测吉凶。实际上,考虑银河五行属性的占星术显得较为疏漏,而后来的占星术围绕银河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占测体系,包括析木之津在内构建了天上世界的场景,并以之映射人间事物,然后用来占测人事吉凶,这使得占星术的体系更为宏大复杂。

三、结语

总的来说,银河被想像成一条天上的河流,这条河流与地上的大海可以沟通,在想像中与人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甚至想像通过银河去往天上的世界。而在五行观念盛行的时代,人们认为银河具有水的属性,所以发生旱灾等情形会向银河祈祷,祈求缓解旱灾;与此同时人们还据此创造与银河有关的占测吉凶之术。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以及天文观测技术的进步,人们逐渐根据星辰分布与运行,并模拟人世间景象,围绕银河构建了天空中的景象,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银河边的渡口析木之津,以及几座跨越银河的桥梁,也就是说人们模拟生活中的“关梁”构建了天上的“关梁”,并用来占测人事吉凶。从仅仅是把银河作为五行中的水看待,到根据星辰分布与运行构建更复杂的占星术体系,人们对天文的认识经历了长足的进步,尽管这种进步在今天看来同样是充满了谬误,但它依然具有极为重要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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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何清谷校注认为此处是把渭水从都城中流过比作天上的银河,所谓渭水从咸阳城中流过颇不可解。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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