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欧洲占星术著作的流传及其影响——以汤若望的《天文实用》为中心

韩琦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摘要:以往多认为波兰耶稣会士穆尼阁(1610 - 1656年)和薛凤祚(1600 - 1680年)合作翻译的《天步真原》一书最早介绍了西方的占星术。本文根据新发现的汤若望(1592 - 1666年)《天文实用》一书,说明欧洲占星术明末时已经开始传入中国,并根据孤本,认为此书编于崇祯十年至顺治元年之间;分析了它的成书背景,指出书中部分内容与托勒密《四门经》、阿拉伯天文学家al - Qabisi(? - 967年)《占星术导论》(1485年)有关;并指出此书在清初还为王锡阐、吕留良、梅文鼎等文人所关注,乾隆时又被钦天监官员张永祚所引用,并流传至日本,为西村远里的《天经或问注解》(明和8年,1771年)所征引。

关键字:汤若望、《天文实用》、占星术、耶稣会士、张永祚

欧洲占星术在中国的传播是饶有兴趣的题目,以往多认为波兰耶稣会士穆尼阁(Johannes Nikolaus Smogulecki,1610 - 1656年)和中国文人薛凤祚(1600 - 1680年)合作翻译了《天步真原》一书,最早介绍了西方的占星术。1997年春,作者在罗马访学,意外地发现了汤若望(Joh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 - 1666年)《天文实用》一书。近年来翻检史料,对此书的研究稍有所得。本文将探讨《天文实用》一书的成书时间、成书和背景,并分析此书在康熙、乾隆时代的传播和反响,希冀能够对明末清初占星术在宫廷和民间的流传有更多的认识。

1 天启崇祯年间耶稣会士有关天文星占的相关论述

占星术将天体运动与人生及社会活动发生联系。人类很早就开始占星,其起源可以上溯到西元前2000年的两河流域。古埃及开始有精密的历法,其占星术又被古希腊、罗马继承,托勒密(Ptolemy)是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大师,着有《至大论》(Almagest),还着有占星术著作《四门经》(Tetrabiblos),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到了中世纪,义大利学者卡尔达诺(Cardano,1501 - 1576年)对托勒密的占星术著作加了评注[1]。在欧洲,1586年,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Sixtus V)发布谕旨,只有上帝可预知未来,因此占卜术自然在禁止之列,但与农业、航海、医学有关的自然占星术(natural astrology)仍被容许。之后,有关占星术的出版物在义大利逐渐减少,但占星术并没有完全消失。1631年之后,教皇乌尔班八世(Urban VIII)重申西克斯图斯五世的谕旨,特别禁止政治和宗教方面的预测。总的来说,教会所反对的是事应占星术(judicial astrology)和其他形式的占卜,自然占星术仍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2]

教会对星占的态度自然也影响了它在中国的流传。明末传教士来华之后,为避免和教规相抵触,对它的介绍十分小心。在交谈中,他们经常会被明代士人问及西方的历算和文物制度,如《西方答问》中,义大利耶稣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 - 1649年)就士人有关欧洲历法、天文、占候的提问,分别作出了解释和答复:

问:久闻贵邦天文最精,占候最确,故今上用西法修历,愿得其详。 曰:以天文占候见奖者,实未知己之深者也。旅辈在敝邦论道与夫格物穷理之余暇,亦或旁及度数之学,非以此为至务也。且所谓度数之学,多关历法之事,亦非关占候祸福也。盖祸福所系,在吾心所逆与夫造物主所降善恶之兆也。占候星气,以预定国家安危,敝邦以为不正之术,特惑乱民志而反补于心性世道,故王法禁之。吾辈先后所译历法之书,或正论度数之学,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等书;或论制器,以利国家民用,如《泰西水法》、《远西奇器图说》等书;或论天文高厚远近、运动之顺逆迟速,与夫测验诸法,如《天问略》、《表度说》、《测量全义》、日月星晷表、测蚀等书。今在京师,敝会罗、汤二先生奉旨译着西书修历者,已进大内一百四十余卷,亦皆正理,非论祸福也。盖据古哲之论,星宿所能主不过冷热燥湿,以致岁变而成风雨霜雪等者,可以推旱涝丰歉。若夫关于人心之张主,则大非星宿所能强矣。且气中之交,纵为星宿所主,星宿又为造物主所主,吾仰天主,又可转其祸为福焉。古语所谓星宿主天下,天主又主星宿是已。[3]

在当时的中国,一般人昧于“度数之学”,而更多关心祸福占候之学,艾儒略的目的正是要说明欧洲所擅长的是历算之学,以及历法和“天文”、“占候”的差别,并认为“占候星气”为不正之术。艾儒略撰写此书时,正是罗雅谷(Giacomo Rho,1592 - 1638年)、汤若望编修《崇祯历书》之际。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译着中有关事应、星占的论述不多。由于占星术有时带有神秘和迷信色彩,因此耶稣会士在介绍中不得不谨慎从事。不过在崇祯朝编纂天文学著作时,对占星术也有涉及,如汤若望的《交食历指》就曾谈到了灾变、事应和占卜的关系,指出传统“天文”之学牵强附会,为害不浅,其中有写道:

曰:既称灾变,凡厥事应可豫占乎?可豫备乎?曰:从古历家不言事应,言事应者天文也。天文之学牵合傅会,侫过信其说,非惟无益,害乃滋大,欲辨真伪,总之能言其所以然者近是。[4]

“天文之学”即指占星术,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汤若望反对星占学中的事应内容。实际上,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 - 1610年)等传教士来华不久就注意到了中国的迷信和天文事应,汤若望、艾儒略等人的言论恰好表明了传教士对“天文”、“占候”的共同看法。

在天启五年(乙丑,1625年),因发生月食,汤若望受命推算,于是写下了《测食略》一书,由慈水周子愚、武林卓尔康负责校订。因为中国友人对星占的兴趣,使得汤若望就“征应”问题作了专门的答复,并谈到了与托勒密有关的占星术内容:

食不言微应第十七。前数则不过粗言其要而已,每有叩望以征应者,因喻之曰:星宿各有情好也。若性情之干热者相聚,地必燥,寒湿者相聚,地必冷。彗星彩霞,火属也,而相值荧惑之星,则地之干燥也亦必矣。若此之类,理势必能,推验不谬者,岂有日月之食,宫次不一,而毫无所征验乎?第人过信其必然之理,遂泥其已然之迹,不事探求其所谓自然者,又不精求其所以使之自然者,其道未易言也。故先师多罗某精于斯业,尝曰斯业之害非一定之法,可永守而不变者。望晚学也,法师以不言为言,而妄言征应,能无诟乎?[5]

文中所提“先师多罗某精于斯业”,“多罗某”即指希腊天文学家Ptolemy(托勒密),“斯业”即指占星术。

在汤若望讲行历法改革的同时,也试图用西法“补注”,来代替传统通书中的旧法,为此汤若望也作了解释,其中的内容与自然占星术相关:

所谓天行性情,与下域有关系者,比如月为湿宗,当其朔而生明,下物之湿亦生,当其望而光满,下物之湿亦满,湿多虫多,植物受损,故是时不宜栽植。又月满不宜伐木,亦以湿多易腐也。再广言之,在天月生明,在人身生髓,禽兽亦然。月亏,髓则减,鱼脑其一证也。此与海潮随月同是一理。然不但月,七政、恒星皆与下域形物相应,人身诸病,无关天行,所以西历悉照天行铺注,是谓真实有据之宜忌。而今之时宪历,止用西法推算,未及用法铺注也。[6]

除汤若望、艾儒略之外,崇祯元年,由葡萄牙耶稣会士傅泛际译义、李之藻达辞的《寰有诠》也曾谈到了对占星术的看法,并根据中世纪学者的观点,论证“占星不可以知未来”(卷4)。

2 《天文实用》编纂之缘起与刊刻

关于《天文实用》[1]的记载,始见于崇祯年间徐光启等人编纂之《治历缘起》,此书被收入《崇祯历书》。在崇祯十年(1637年)十月二十五日的题本中,曾这样写道:

奉旨:西洋远臣进到星球,有蛇鸟小斗等星,有无占验,着灵台官去问。钦此。除蛇鸟等星性情占验已经移交灵台官回奏讫,臣一面留同远臣罗雅谷、汤若望等细将各星有关征应者着为《天文实用》一书,次第进览。

从这个记载可看出,之所以编纂《天文实用》一书,是因为崇祯皇帝在1637年见了耶稣会士所进的天文星球上有“蛇鸟小斗等星”,于是想了解这些星座“有无占验”,请钦天监官员答复。为了满足皇帝之需,罗雅谷与汤若望一起编译欧洲的占星术著作《天文实用》。《崇祯历书》的编纂遭到了保守派的反弹,继魏文魁之后,生儒蒋乐欣攻击新法,欧洲占星术也遭到了嫉妒。李天经对此作了反驳,在崇祯十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奏疏中,他这样写道:

如蛇鸟小斗诸星,自是陪臣等浮舟赤道以南实测不爽,值上传制造星球,随用补南极夜界之缺,以成浑全天体之象,岂是臆说?又蒙问灵台传奉明旨,询以占验,臣局约略指陈,且欲进《天文实用》占书以备御览,所乐等遂妒忌横生,先为此言,以图抑阻,真夏虫之不可语冰也,其自暴其欺罔之罪[7]。

此书翻译直到顺治元年(1644年)才完成首卷,进呈顺治帝御览,前后达7年之久。顺治元年十月十五日,汤若望上奏:

修政历法臣汤若望谨奏,为敬陈本局应行紧要新法事宜,以抒葵藿事。窃照历法大典所关万世,匪直穹曜一时而已,但今宝历既已大定,则行运传后之计不可不亟讲也。而微臣又再四思维,历之所可贵者,上合天行,下应人事也。苟徒矜推测密合之美名,而遗置裨益民用之实学,聊将一切宜息仍依旧法铺注,终非臣心之所安,以故历局诸务徐徐俟异日续请,若目前紧要之事,谨约举条议二款,伏乞圣鉴施行。 计开一、考验七政情性,原与人事各有所宜,不明此理,则一切水旱灾荒无从预修救备之术,而兵农医贾总属乖违,臣西庠是以有《天文实用》一书,已经翻译首卷,未暇讲求,合无恭请敕下臣局陆续纂成,嗣后悉依实用新法铺注,庶国计民生大有裨益矣。至若占验一事,原系该监职业,相应仍照旧规,敕令天文科官生昼夜轮直,在台占测,俟臣局《天文实用》纂毕星进之日,另依新法占报,伏候圣裁。[8]

从奏本可知,1644年《天文实用》已经完成首卷。汤若望希望用新法对民情历年进行铺注,因此翻译了西方的占星术。

《天文实用》现只存卷1,主要内容包括:(1)七政依原情之力:七政性情,七政类及势情;(2)七政依恒星之力:恒星总像力、恒星各本力、恒星较黄赤道等力;(3)七政依本圆之力:距地远近等七政之效原;(4)七政依公圆之力。卷1简单介绍了七政(指日、月和金、木、水、火、土等行星)的“性情”,与冷、热、干、湿的关系,经笔者比较,实际上取自托勒密《四门经》中的部分占星术内容,可能是根据16、17世纪托勒密著作的评注本编译改编的。还有部分内容(如“七政相照之情”),和阿拉伯天文学家al - Qabisi(? - 967年)的《占星术导论》(Liber Introductorius,Venice,1485)中的De Aspectibus Planetarum部分有关(图1、图2)。[1]

图1《占星术导论》(1485年) 图2《天文实用》卷1

3 《天文实用》之流传

明末和清顺治年间的一些学者,对西学抱有浓厚的兴趣,热衷于和传教士唱和。杨光先反教案之后,士人和耶稣会士的来往骤然减少。但康熙时代仍有一些文人和传教士有交往,如陆陇其常常访问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 - 1688年)、利类思(Lodovico Buglio,1606 - 1682年)有往来。黄百家曾专门到教堂找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 - 1730年)等人,就《明史》利玛窦传的撰写请教。梅文鼎也曾到教堂拜访比利时耶稣会士安多(Antoine Thomas,1644 - 1709年)。顾炎武、戴名世、张尔岐、阎若璩等人,也都在不同场合论及西学。[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部分清初士人对汤若望的《天文实用》颇感兴趣。如吕留良(1629 - 1683年)曾在给友人的信中,专门提到了购买《天文实用》的愿望:“又汤若望有《天文实用》一书,幸为多方购求一部,感甚。”[1]除吕留良以外,清初历算大家王锡阐(1628 - 1682年)在给潘耒(1646 - 1708年)的信中,也表示出对西方历算著作的关注,信中写道:“某顿首秋耕足下,别三十余月,其间变故一向多也……”。薛仪信书想寄到,不知作何答语,肯以秘书奇器赐教一二部?《天文实用》、《五纬表》二种,燕帙或尚可觅,伏惟留意。南氏辛亥《七政》,乞买一本寄来,忽与汤氏所推微有异同,亦考验是非之一端也。”[12]可见,在另一信中,继续表达了这一愿望,并希望潘耒能从南怀仁那里得到《天文实用》一书:“《天文实用》南氏处不识能觅之否?”[14]从语气中推测,潘耒应该与南怀仁相熟。需要注意的是,王锡阐和吕留良、张履祥(1611 - 1674年)在康熙初年就有交往,和万斯大(1633 - 1683年)还曾讨论天文历法,可见在江南地区,有一批士人对传教士的著作有着共同的兴趣和爱好,这其中就包括《天文实用》。

除了吕留良、王锡阐以外,刘献廷在《广阳杂记》卷2中也提到《天文实用》一书:

影余处有三惜书,三惜者,星悟、六悟、人悟也。……余取星悟、六悟二书观之。星悟则取《神道大编》、《天文实用》之说,以地平环上星安命宫,而杂以中国八字五行生克之理而成之。六悟则堪舆家言耳,而发端于地员经纬度,乃近时所明知西学者伪为之,托名荣国耳。术数之书,大抵太公、子房、武侯、药师辈无一得免,况荣国耶?向者止于奇门壬角禽星阵图等,今又灾及秦西之学矣。……《天文实用》及地球经纬图,皆利氏西来后始出。

清初历算大家梅文鼎曾对西域传来的占星术感兴趣。他首次注意到《天文实用》和《西域天文文书》的关系:“盖今泰西《天文实用》又本此书(按:《西域天文文书》)而加新意也,不知者或谓此即《天文实用》,而反谓回回之言窃西书,不亦陋欤?”[15](1)梅文鼎还引《天学会通》、《天文实用》等书中所录恒星数的不同,并加以考订。

4 张永祚《天象源委》对《天文实用》的征引

《天文实用》刊刻之后,在清初曾引起一些文人的关注。那么随着雍正乾隆禁教,西学受到冷遇之后,此书的际遇如何?

在《续修四库全书》中,收录有一本名为《天象源委》[2]的著作,作者张永祚,在书中大量征引了《天文实用》的内容。那么张永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为何有机会看到汤若望的著作呢?

在杭世骏《道古堂文集》中,有《钦天监博士张君墓碣》,详细记载了张永祚的生平和著作,现全文录入如下:

君讳永祚,字景韶,号菊湖,世为仁和人,籍钱塘者自君始。君祖学为弟子,由钱塘廪。曾祖岐然,廪生,后出世,名截色志;祖元时,邑诸生;父奭,邑廪生。自君以上五世皆列胶庠,独君数奇,不得一当。母徐处士士俊女,通晓星学。甫离𫄶抱,即夜从母仰瞻五纬,已异凡儿,长益究悉,占天其常习也。天竺山中农家有女,不肯妾许平人,得青一衿始可,有欲为君蹇修者,而君年近立,犹困童子试,谩以博士弟子员应,遂委禽入赘,于予假儒衫,履盛而往,久而知其非也,且泣且讪詈之,攻苦益力。父河王学士贞舆其游学,旋被知遇,而君俨然真其为诸生,被深始为一笑。无锡嵇公以大学士总督浙闽,求能通知星象者以应,乾隆二年二月,明诏试诸家,立成数十占,入彀之,符丁朝,授钦天监博士,始弃诸生服。 丙引见,由恩纶降。南人呼上公讷亲赐匾。公见之,使参二命,微词以修德致福,而公不能自无。君谓其不可入局,稍稍自远。会诏刊经史,华亭张公照照荐君校勘二十二史天文、律历两志,用君所长也。书成,方俟议叙,而君遘乞假归,取平昔所着《天象源委》足成之,凡二十卷。一卷言象理,二卷言象法,三卷言象度,四卷恒星,五卷古占,六卷至十卷古岁,十一卷合清,十二卷求地平宫法,十三卷月离,十四卷命理,十五卷西法十格,十六、十七卷选择,十八卷风雨占,十九、二十卷分野,而以董仲舒祈雨晴雨附。将录成,以呈乙览,而君不及待也。某年月日,卒于竹竿巷万氏清白堂之寓斋,年六十有□。无子,族子栗箕若于龙井并新阡,以孺人李氏祔。有女,能传其学,婿诸生沈度,字天枢,亦善推步法,其书在度家。今度夫妇皆死,恐遂湮没,故详着其例于篇后,有通知其意者,可以迹也。铭曰:屈首经生非所长,抑志测验道乃昌。归而没命于此藏,藏乎此,著书满家君不死。[17]

这一传记生动描写了张永祚传奇的一生,讲述他如何通过努力被推荐到钦天监担任博士,以及在北京期间和朝廷重臣的交往,受到皇帝赏识的经历。除杭世骏的记载外,乾隆《杭州府志》也有简短小传:

张永祚,字景韶,通晓星学,甫离怀抱,即夜从母仰瞻五纬。长益究悉占天,年近三十,督学王兰生稔其学,录为诸生。总督嵇曾筠求能通知星象者,试永祚策,立成数十言,大器之,荐于朝,授钦天监博士,一再引见,占候悉验。诏刊经史,校勘二十二史天文律历两志,书成,将议叙,遘乞假归,取平昔所着《天象源委》足成之。卒于竹竿巷万氏清白堂寓斋。有女,能传其学,婿诸生沈度,字天枢,亦善推步法,其书在度家。张博士传[18](1)

乾隆初年,宫廷曾下令各省督抚访求精通天文的人士,送到京城。《天象源委》在开头,专门记载了乾隆的谕旨:

乾隆二年二月上谕:在谕间以齐七政,视云物以验岁功,所以审核休咎、备修省,先王致谨谨焉。今钦天监《历象考成》一书,于节序时刻固已推算精明,分厘不爽,而星官之术、占验之方,则阙焉未讲。但天文家言互有疏密,非精习不能无差。海内有精晓天文、明于星象者,直省督抚确访试验,术果精通,咨送来京,该部奏闻请旨。

这一谕旨,乃是张永祚学术生命的重大转折,因此他把谕旨置于《天象源委》卷首。

也就是说,乾隆三年(1738年),张永祚就被天文科聘为博士一职。之后在钦天监工作多年,还参与了天文律历志的校勘。大约是在钦天监期间,他有机会看到汤若望的《天文实用》,并将相关部分摘入自己的著作中。

《天象源委》是一部“天文”著作的类抄,分为20卷:卷1言象理,卷2言象性,卷3言象度,卷4恒星,卷5古占,卷6古变,卷7占国,卷8古岁,卷9占异,卷10世运,卷11命法,卷12求地平宫法,卷13月离,卷14命理,卷15西法十五格,卷16选择,卷17望气,卷18审音,卷19蒙古,卷20分野。引用的著作有《性理精义》、《御纂历代三元甲子编年》、《钦若历书》、《数理精蕴》、《御制万年历》、《御制大清一统皇舆山脉记》、《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17梦溪笔谈》、《授时历法》、《象纬真机》、薛凤祚《天学会通》、梅文鼎《天算全书》、李光地《天学本要》、《西洋新法日书》、《泰西水法》、《天法西传》、《天文实用》、《天文象宗西占》、《天步真原》[1]等书。

经比较,《天象源委》卷2象性、卷3象度、卷4恒星大量摘录了《天文实用》一书。除此之外,《天步真原》也被广为采用。张永祚之所以编纂这部著作,和乾隆时代的宫廷学术背景很有关系,当时编纂了《天文正义》,反映了复古思潮,以及对西方历算之反弹。张永祚想通过此书的呈进,来博得皇帝的喜好,但壮志未酬身先死,抱憾终身。

5 余论

崇祯时期的历法改革,是一个漫长的未竟之业,《崇祯历书》也从未有过全本。事实上,经由顺治朝,直到康熙初年,在汤若望的努力下,《西洋新法历书》刊刻完成,才宣告《崇祯历书》的真正完成。期间的中间成果和刊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淘汰或改写,流传至今的多是定本或后期的印本,而初印本,或中间产品,则因流传到朝鲜、日本,或送到欧洲才得以保存至今,《天文实用》就是极好例证。

但是《天文实用》这部著作的意义还不仅如此。由于占星术的特殊性,教会对于占星术的态度也很微妙,尽管没有全面禁止,但是也是有保留地部分准许。明清之际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对于占星术的态度尽管内部差别[2],但也基本秉承罗马教廷的意志,对此十分审慎。《天文实用》作为已知最早介绍西方占星术的著作,其成书背景、目的以及书中术语、来源等,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天文实用》的土着编纂者汤若望由于任钦天监担任监正职位,深得中国士大夫的信任,不仅仅在清初有许多文人阅读,直到清中期还对《天象源委》这样的著作产生了较大影响。不仅如此,《天文实用》的流传还不局限在中国,在日本西村远里所着《天经或问注解》(1卷;明和8年,1771年)第1册引书目录中,即有《天文实用》一书。从《天象源委》看,张永祚所引述的《天文实用》,只有罗马藏本的部分内容,由此可以推断在乾隆时代,能看到的《天文实用》也只有卷1。汤若望是否还曾继续编纂此书,或是在卷1之后就停笔封卷,目前尚无直接史料来说明这一问题。如果答案是前者,还望能有新的史料发现,让我们看到此书的完整版本;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到底原因在于教会的反弹,还是汤若望自己的原因,尚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后记1988年读研究生期间,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钦天监题本,看到耶稣会士在宫廷所用的欧洲命宫图,从此关注耶稣会士和欧洲占星术在中国传播的相关内容。1997年,在罗马义大利国家图书馆意外发现汤若望《天文实用》一书,更引起了我对此问题的重视。研究断断续续持续了25年,至今始得完成。

2002年春,应柳密榭(M. Lackner)教授之邀访问德国Erlangen大学,闲暇时翻阅《国粹学报》,检得王锡阐求购《天文实用》的相关资讯,可补《晓庵遗书》之缺,真是意外之喜。2003年6月24日,在广州拜访冯开建先生,聊天中冯先生无意提到吕留良文集中提到汤若望有《天文实用》一书,并感叹此书未存,我当即告知在罗马的发现,并在回北京后将《天文实用》影印本寄给他。2013年7月,在英国曼彻斯特参加第24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巧遇比利时学者David Juste博士,他是研究欧洲占星术的专家,我给他描述了《天文实用》中的相关内容,他很快给我指出了其中的图表和阿拉伯学者al - Qabisi的著作有关。伦敦大学瓦尔堡研究所(Warburg Institute)的伯内特(Charles Burnett)教授惠赠al - Qabisi著作的英译本。对上述学者的帮助,笔者表示十分的感谢。

本文的部分成果曾在以下会议中报告:(1)Venturing into Magnum Cathay,波兰Krakow,2009年9月26 - 30日;(2)全国首届薛凤祚学术思想研讨会,山东淄博,2010年10月30 - 31日;(3)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Other Civilizations(中国科技史及其与世界其他文明的相互影响国际会议),UNESCO,北京,2010年11月10 - 11日;(4)国际汉学与汉籍流传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2010年11月13 - 14日;(5)“东西科技的对话”国际研讨会(Dialogu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Cross - cultural Transmiss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the 16th to the 20th Century),新竹清华大学,2012年12月1 - 2日;(6)Inter - cultural and Intra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Scientific Exchanges in Seventeenth - and Eighteenth - century East Asia(17至18世纪在东亚的科学交流),The 3rd Templeton International Workshop,Seoul,2013年5月24 - 25日。对以上机构的邀请,笔者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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