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星土分野到星官体系 汉代星占地理视角下王朝空间秩序的建构

鲁博林

摘要:中国古代星占早在先秦时代便产生了以天区与地域相对应的星占地理学,即星土分野。汉代星占在继承分野学说的同时,依照新的现实秩序与政治理想加以改造,建构出更加适配大一统王朝的天地对应模式——星官体系。司马迁《天官书》最早对此加以系统的阐释。他改造了传统的分野以适应汉初的行政区划,将其融入星官体系,使天上之星象成为天下之王朝的镜像。由此,天上与天下共同构成了王朝自我展开的观念空间,并在两汉宇宙论与谶纬学的推动下同构演进,最终发展为更为完整的王朝空间秩序。对这一王朝空间秩序生成及演进的探讨,可超越传统王朝地理学的局限,为地理思想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也可充当理解汉代天地关系和王朝空间结构的重要支点。

关键字:星土分野、占星学、地理学、星占地理、王朝空间秩序

在古代中国的知识门类中,天文与星占本无二致[1]。不止如此,历史上的星占还扮演了“连接天学、地学和医学(人学)的枢纽”[2]。汉代星占便是典型例证。作为古代中国宇宙观的定型期,汉代发展出了成熟的天地对应模式,并衍生出配套的星占地理学说,即基于各地区所受星辰影响之不同,以对应天区或天象划分和描绘地域差异的理论[3]。在更宽泛意义上,汉代星占建构了一个涵盖“天上”与“天下”的空间秩序。有鉴于此,本文将以传统的星占地理即星土分野为出发点,讨论分野说如何经过汉代沿革,导向新的天地对应模式即星官体系,并着重探讨由此确立的“王朝空间秩序”。“王朝空间秩序”概念源出国内学者唐晓峰。他提出中国传统地理范式的“核心是讲述、解释捍卫王朝的社会空间秩序”,由此呈现的王朝空间秩序构成了一种“隐形的空间认同结构”[4]。不过,前人相关讨论往往囿于“天下”的纯地理范畴,本文则借助星占视角及天地对应关系,将“天上”维度一并纳入考量。由地理意义上关注“人地关系”的秩序探讨,到包括天地对应在内、基于“天地人关系”构建的王朝空间秩序的解说,本文试图以这一更加广阔的视角,为今人理解古代空间观念提供新的启示。

一 星土分野:汉以前的星占地理与天地对应模式

中国星占发祥甚早,其本质涉及“常”与“变”的关系,即将变幻无端的事物寄托于恒常之物。高平子言:“中国星占家之概念,凡事常则不占,变则占。”[5]人事无穷,天象万端,恒常的天象则扮演了锚点的角色。“仰观天文”的目的终是“以察时变”,人们自然需要将特定天区与地域对应以落实占验结果。就中国古代星占而言,最早出现的对应体系大抵基于“四象”观念,即将天区东南西北四分,以某种活动物的形象各自加以象征,再与地上的四方与四时相对。对四象的典型描述如《礼记·曲礼》所言:“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6]对“龙”“虎”二象的崇拜上溯至约西元前3000年。1987年河南濮阳的考古发掘中,仰韶时期的45号大墓中便出现了由蚌壳拼成的龙虎图案及北斗星图[7]。结合殷墟甲骨卜辞等领域的考证,陈久金等由此提出四象起源于华夏先民的图腾崇拜[8][9]。根据天文史家潘鼐的研究,四象的宗教功能与观象授时密不可分。“如果取开始耕作的仲春季节为观测的时间,以朱鸟七宿位于南方辰为昏中星为准,来定四宫的方向,东、西、北四个方位,那末,南面是朱鸟,左侧东方为苍龙,右侧西方为白虎,北面地下是玄武。”[10],页43)四象遂与四方一一对应。《尚书·尧典》还展现了具体的“授时”方式,即“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11],页29—30)。由此四象亦可定四时。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四象都在天地之间搭建了最为原始的关联模式。

“四象”首次记录于文献是在《淮南子·天文训》中,书中提到“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由此伴生了“二十八宿”这一重要概念[12],页178—188)。所谓二十八宿,李约瑟认为是按时间与赤道相截而出的赤道分区体系[13],p.231)。然而其起源和划分问题历来争议不断[14],页78—82)。事实上,古籍中长期缺乏明确的界定,尤其在汉代以前,“宿”之所指并非天区而是特定的星群。首先,就单独的海星之名而言,早在西元前1500年左右的殷商甲骨卜辞之中,“大火”“鸟星”等宿名便已出现。此后至《夏小历》中已增添到八个[13],p.244)。自周初至春秋数百年间,后世二十八宿星名至少有22个[10],页3—10)。直到西元前5世纪的战国时代,二十八宿开始搭配青龙、白虎的形象出现在诸如曾侯乙墓“二十八宿衣箱”等贵族饰物中[15]。从上述证据和发生逻辑而言,二十八宿的出现系对四象的细化,理应晚于四象[16]。与此相应的,二十八宿也将原始的天地对应加以发展,演化出了一套更为精细的体系。《周礼·春官》言:“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17]这里“分星”正是该体系的雏形。郑文光提出,古代不同民族根据地理环境及观测习惯不同,确立了不同的分星作为“族星”,并随时间演替[14],页99—100)。可知早在系统化之前,地方层面的分星与星宿的关联演化便已同步进行。

然而在列国争战的时代,随着政治建格局的剧烈变动,基于族星的“分星”体系渐趋于混杂和无序。加之乱世诸国合纵连横,许多幅员辽阔的大国崛起,扩大了已知世界的地理格局。于是到了战国后期,星占家们将原有的族星传统统合为一套以二十八宿与天下列国一一对应的有序体系。汉初《淮南子·天文训》首先对此加以总结:

星部地名,角、亢,郑;

氏、房、心,宋;

尾、箕,燕;

斗、牵牛,越;

须女,吴;

虚、危,齐;

营室、东壁,卫;

奎、娄,鲁;

胃、昴、毕,魏;

觜巂、参,赵;

东井、舆鬼,秦;

柳、七星、张,周;

翼、轸,楚。[12],页272—274)

这套系统化的天地对应模式即是“分野”,也称“星土分野”。严格来说,星土分野并不止于二十八宿分野,还包括了五星分野、北斗分野、十二次分野以及前述的单星分野等[18]。但基於单星的星土分野无疑是秦汉时期流传最广、也最主流的星占地理学说。国内学者刘俊男认为,从自然方位的角度来看,星土分野基本是按照纬度与经度对应排列的,而位置不规则的燕国与鲁国,则是因为封地迁移导致了错配[19]。美国学者班大为(David W. Pankenier)则提出了星土分野的方位体系,很可能源于“银河-黄河”对应的假说,以此解释了星占学中晋国在西南方、齐国在北方等与现实地理方位不一的现象[20]。由分野体系及“族星说”的演化视角来看,上述解释均有一定合理性,却都难以解释所有的错位现象。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指向了一个共同事实:即星土分野并非简单的方位对应,而是一套历时性、约定性的习惯体系,它是地理方位与族群变迁相互影响的结果,同时囊括了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双重要素。

司马迁言战国之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禨祥候星气尤急”([21],页58)。此语点破了星土分野兴起最迫切的现实动机:从上古四象至二十八宿分野,汉以前星占中的天地对应模式,始终内蕴了深刻的人文地理和政治利益考量。这揭示了中国古代的星占地理论述的本质。正如薮内清所言,“中国天文学诸像,都是中国历史的产物”[22]。星土分野的出现,无疑构成了先秦时代政治格局的一面镜子。而随着秦汉大一统王朝的确立,以分野为代表的天地对应模式也将迎来自身的变革。

二 由汉初分野到星官体系的兴起:以《天官书》为例

西元前三世纪,秦王吞并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首个中央集权王朝。然而秦祚短促,其政治遗产旋即为汉王朝继承。为了因应新的天下格局,汉初的星占理论也随之演化。包括擅长占星的唐都、占气的王朔、和占岁的魏鲜,以及战国末期甘公、石申夫等星占名家辈出。惜上述诸家原作皆已不存[23]。就分野而言,汉代最早加以系统总结的是《淮南子》,但它对前代国名的沿用仍可见出承前启后的痕迹。直到《天官书》横空出世,新王朝及其政治变迁导致的星占地理沿革才体现在时人的理论建构中。

作为《史记》“八书”中的一部,司马迁的《天官书》对迄止汉初的中国古代星占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收录和总结。书中将已有的星占流派按照恒星、行星、日月晕食、彗星流星等异态星、云气及地象等加以细分,将不同意义的天地现象融为统一体而论之。为此他遵循了一套独特的论述线索,即将天象由“常”到“非常”加以排布。首先,他描述了恒常不变的恒星,再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行星,然后才是较无规律的日月晕、飞星、云气等现象。这便构造出了某种新的星占框架:“常”者搭建了基础背景,“非常”者则指示变数和参与运算。诚如他所言:“凡天变,过度乃占。”([21],页64)其结果是,技术化的占卜职能大抵由天象中难以预知的部分承担;而恒常部分则参与到稳定的象征性空间秩序建构中去——新的天地对应模式,正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

司马迁的第一步,便是对旧有分野体系加以梳理和改革。《天官书》论及诸多旧说,包括北斗分野、辰星分野、云气分野、日月食干分野等皆在其内。但行星顺逆不定,日月晕食乃至云气地象,作为分野依据并不稳定,文中亦略而不详[24],页179—190)。真正为后世星占沿用的仍是基于恒星天区的星土分野。在司马迁看来,它意味著作为“常”者的恒星与理想世界秩序的对应——在某种意义上,两者均应恒常不易。但地上疆域之分本于天下分崩之世,列国或者不存,或者山河废改。这就要求对旧有的天地对应加以调整。在《天官书》中,作者将略显过时的“列国分野”改为“十三州分野”,以配合武帝时期最新的王朝政治格局[125],页197;[26])。以此行政区划的变更为背景,《天官书》中的二十八宿分野也相应修正为:

角、亢、氐,兖州。

房、心,豫州。

尾、箕,幽州。

斗,江、湖。

牵牛、婺女,扬州。

虚、危,青州。

营室至东壁,并州。

奎、娄、胃,徐州。

昴、毕,冀州。

觜巂、参,益州。

东井、舆鬼,雍州。

柳、七星、张,三河。

翼、轸,荆州。[21],页44)

不过,司马迁的调整更多是实现了地名更迭,并未在方位对应上更加严密。而行政区划本身是不稳固的,仅西汉一朝便历数次沿革,加之大一统时代“分野形式的繁杂与混乱并不为皇权拥有者所重视”[27]。对此,作为史官的司马迁不可能全无洞察,而他的应对策略是从传统星占地理中跳脱出来,寻求一种更加稳定的天地对应。这便是最终呈现在《天官书》中的恒星星象与天下王朝空间秩序之对应。全书开篇即是对秩序核心的描述:“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以此为起点,司马迁在星土分野之外,另行描绘了一幅包含五宫之数的天界王朝画卷。该画卷依中、东、南、西、北五方展开。首先是中宫,象征帝王居所,有三公、后妃、藩臣环卫左右。北斗七星象征“帝车”,车驾巡行之处有文昌宫、贵贱牢狱、天子之阶,俨然天庭气象。其余四宫在方位上分别对应上古四象,但征象已变。譬如东宫苍龙之中,房宿为天府,掌管天子车驾,心宿为颁布政令的明堂,宫中有天市、天关,法官与大将分列左右,一派宫城图景。类似的,南宫为天子朝廷,将相分列;西宫为五帝车舍,掌管军事;北宫有祭祀庙堂,图书秘府,诸如此类[21],页3—24)。这样一来,天界成为了王朝中心的宫城空间与官阶秩序的再现。后世也将如是命名的星辰或星座称为“星官”或“天官”。天界诸多星官一道构成了井然有序的“星官体系”。

据《天官书》研究者赵继宁的统计,书中所列星官97,涉及恒星总数超过550颗[10],页103;[24],页29;[28])。根据与地界事物的对应,又可分为八类:

一、王室诸侯

二、官阶职位

三、建筑场所

四、人造器物

五、自然事物

六、神话人物

七、神怪

八、其他[24],页174—175)

其中,包含星官数量最多的是官职、建筑、器物三类,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这意味着整个天区的大部分,都被代表天下王朝核心的象征性位置及其相应场所占据。当然,自然事物与神怪人物的存在,使得这一秩序不仅限于“朝堂”,即帝王将相所在之宫城,也具备向“郊野”即郡国州县延展的可能性。而原本的星土分野在新秩序中并未退场,而是与星官们共存于一片天区,拓宽了星占地理的指涉空间。如此,融合了分野的星官体系便在更丰富的层次上映射为某种“天下”秩序,或“将天界构建为地界帝国的对应物”[29]。从星占实践的角度而言,这种崭新的天地对应模式无疑更加契合大一统王朝的政治现实:一方面,依托“恒常”星象展开的天界空间成为天下王朝空间的镜像;另一方面,基于“非常”天象施展的星占技艺在上述空间展开,成为对秩序治乱的指涉。

司马迁在自序中说:“(前)人星气之书,多杂禨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又说“其占验凌杂米盐”([21],页58)。可见,星占望气之书早已有之,但不免失之荒诞,便是过于细碎。而他的使命是在繁杂纷乱的旧着中构造一套融贯有序的理论体系。就现存文献来看,《天官书》很好完成了使命——无论是对汉初星占流派的归纳综合,还是以“天官”之名将恒星加以体系化,该书都首开风气之先[24],页27—28)。作为儒者的司马迁也在星占中投注了他的王朝政治理想:星占的言说物件不再是列国时代的“小国寡民”,而是大一统王朝本身。终两汉之世,《天官书》始终是星占实践的理论典范,它所描绘的天地秩序业已超出传统星占地理的范畴,向着建构天地同构的“王朝空间秩序”迈进。

三 天地同构:两汉星占中王朝空间秩序的演进

从星土分野所构造的天地关联,到星官体系所象征的天地秩序,汉代的星占理论开辟的观念空间,似乎被导向了一种哈特向(R.Hartshorne)所说的“空间科学”[30]。亦如唐晓峰所言,地理空间不只是环境,也是秩序本身[4]。以《天官书》为代表的空间想像,无疑开启了这一秩序建构的积极进程。尤其在天人感应的宇宙论与汉代儒学语境下,象征理想秩序的星占地理空间,被纳入天地同构的空间秩序,天上与天下共同指向了王朝本身——由此“天文”的核心便是“人文”。恰如董仲舒所言,“唯人独能偶天地”,人之治乱最终也会上变于天[31],页314、414)。在阴阳五行说和天人相与的观念语境中,“天”涵盖了日月星辰、风雨、云气等天象或气象,“人”则指向天下王朝的人文秩序及其地理空间。因此所谓“天人相与”,实质也是独特的天地对应:王朝建乎天下,实则取法于天;星象见于天上,却为天下所感。王朝空间秩序遂形塑于这一交互过程中,并借星占话语得以具象化。

具体而言,上述过程又可分为“地法天”和“天象地”两方面。首先,“天”作为上古以来的神圣主体,始终是王朝秩序及其空间结构的终极来源。董仲舒言“官制象天”,即“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备矣”[31],页188)。这里的“凡百二十人”来自“天官二十”。王充《论衡》也提到“法象天官,禀取制度”,故而“天地之官同,则其使者亦宜钧”[32]此种想像对现实的辐射在两汉之际的薪莽时期达到高潮。据《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建国元年,托古改制,即全依此规则重置百官,“与三公卿九卿,分属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凡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诸职”([25],页4103)。

不仅如此,两汉宫城与建筑形制也大量依照天象而建。最典型的便是长安城。据载其“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时人又称“斗城”[33]。城中池沼宫阙,象天铺设。据杨震《关辅古语》记载:“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牵牛、织女于池之东西,以象天河。”张衡《西京赋》曰:“昆明灵沼,黑水玄址……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33]可见规划者有意以水泽关联河汉,以都城作为天界镜像。又班固形容长安宫阙“据坤灵之正位,放太紫之圆方”([34],页1340)。这里的“太紫”,即《天官书》中的三光之庭“太微”,与中宫之核心“紫宫”。此外,宫中另有“白虎殿”“朱鸟堂”“玄武、苍龙二阙”等建筑,显然取自上古四象,以示“天之四灵,以正四方”[35]。

另一方面,在汉儒的解释体系中,王朝治乱可由“动静顺逆之气”而左右天象。更进一步,地对天的影响也体现于星官随王朝政治变迁而自我更新。这集中反映在以《汉书》《续汉书》等官方星占体系的记载上。如前所言,《天官书》中星官数目并不过百。东汉马续补写汉志,将其扩充到“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西元二世纪初,张衡《灵宪》载:“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数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34],页3217)惜文中并未列出星官诸名。参考《续汉书》或《后汉书》中的“天文志”,可知此时多出了离宫、天将军、坟墓、太子、幸臣、宦者、帝座等七座21星[10],页109)。尽管在潘鼐看来,星官数目的演变“大抵是列举星官方式方法上的不同而造成”,但是星官体系的扩展却是不争的事实。从瞿昙悉达对甘、石、巫等不同星占流派的引述来看,汉代民间流传的星官数目本就远多于官修史志。可以推测,主流星占之学始终在吸纳整合已有星官,以搭建更完整的天界王朝图像。

由天文、地理等史志之外的占验类别,上述论点也能得到佐证。据《汉书》记载,成帝时京寻向辅政者提出星占预言,提到“缺天渊”([25],页3181)。其中“天渊”便不见于史记或汉志。又如壁宿即“东壁”二星,在《天官书》中漏载,却频繁见于用于《春秋佐助期》等纬书[36],页525)。两者均到晋志中才得纳入星官体系。东汉之后,谶纬之学大兴并跻身官学,星占也随之繁盛异常。据统计,谶纬天学文献中涌现了大量新的星官,以适应不断扩大的指涉范畴。其中沿用后世者至少有四十多个[37]。譬如象征陵墓的“大陵”,《春秋合成图》谓其“主死丧”([34],页881);代表酒店的“酒旗”,《春秋纬》言主饮宴”[38];“鱼星”,《春秋元命苞》曰“统阴事”([36],页601);此外如华盖、内阶、天牢、长垣、玉井等,皆知名之所象。还有部分星官被进一步细分,如做门左交、右做门,藩臣分东西两藩。由此可见,星官体系呈现的王朝空间范畴愈发丰富,划分也愈趋具体。到了汉末三国时期,“吴太史令陈卓……总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39],页542)。自此,星官总数较汉初增长了两倍还多,新增部分集中于建筑机构、人造器物和自然事物,即王朝空间结构中最具代表性的场所及诸物[124],页174—175;[40])。此外,星土分野也在两汉一同演化:从《汉书·地理志》中为部分古国附加星次,到贾直周易分野、蔡邕《月令章句》中的八宿度计算,至汉末分野发展出了完整的四郡端次和入宿度数[41]。

概而论之,相比于《天官书》中的星占空间雏形,两汉星占所建构的空间秩序始终在不断扩张和自我完善,至汉末终于呈现为兼具朝堂与郊野、都城与州郡、人文与自然的天下王朝的镜像。正如班大为所言,中西星占的一项重要差异在于西方的影响模式是单向的“天对地”,而中国的天与地界是相互影响的[42]。不同于原始天界崇拜或西方星占中天对地的支配关系,汉代星占确立了一种同构耦合的天地关系:两者同类相感,互为镜像,共同作为整体构成了表征王朝统一与治乱的王朝空间秩序。

四 结语

汉代的星占地理学在继承先秦分野学说基础上,超越了传统的天地对应模式,构造出了更适于统一王朝的星官体系。《史记·天官书》是这一体系化进程的开端。在汉儒官学语境下,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为主旨,描绘了一个天地同构、天人相通的整体空间:天象被表征为类似王朝的人文位阶和地理秩序,由此构建的空间秩序则经由天象获得了合法性与恒常性,作为整体的天地共同构成了王朝政治建构自我展开的观念空间。此后,在东西两汉天人感应宇宙论、谶纬学说等的推动下,上述空间在《汉书》《灵宪》等天文书记及民间星占、纬书等记载中不断地扩展与细化,加深了内在同构与耦合程度,逐渐形成“天上-天下”统合为一的、理想化的王朝空间秩序。

区别于纯粹地理层面的“解释捍卫王朝的社会空间”的结构,基于汉代星占地理的空间秩序囊括了更为宏阔的天文、气象乃至宇宙维度,从而呈现出了天上恒星列布与天下王朝地理同构对应的宇宙图景。这一图景不仅存在汉代,即为儒者从宇宙论出发论证王朝制度树立了合法性,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为后世学者借天象介入政治、论说人事提供了话语依据。进一步讲,它对历代中原王朝的自我理解和演进逻辑,对于古代中国地理与天文思想史的融合,都具有十分深刻的思想史的影响。笔者唯望对这一整体空间秩序的揭示,可以为学界同情理解中国王朝背景下的天地关系和空间观念提供新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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