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古代占星术及其文化涵义

刘韶军

关键字:占星术 神秘文化

占星术,是中国古代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历史上曾发生过特殊作用,不能简单地视为“封建迷信”而忽略不顾,应认真研究之。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占星术。古人观察天文星象,一方面是为了编制历法,确定季节,用来安排生活和生产,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占测神秘的天意,用来评价和指导人类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早在商代的甲骨卜辞中就已有了占星以问天意的记录,在春秋时期的史书《左传》、《国语》中则有多达20多人、40多条的占星预测记录和解释。到了汉代,占星术对于政治的影响就更为普遍,皇帝常因星象发生异变而向全国颁布罪己诏,同时采取如大赦、免除徭役、罢免大臣等等措施来改良政治。而大臣们则据星象变化上书批评皇帝,发表政论。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明清,可见占星术对于中国古代政治的影响是何等深远有力。 历代统治者既相信和重视占星术,故一直设置专门的机构和官员掌管此事。这也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传统。经历代天文占星官员的虔诚观测,便为后人留下了一份极为丰富而完整的天象观测记录资料。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一项独一无二的大工程,从机构史立场看,这些记录资料是一份非常宝贵的财富。这是中国的占星术在客观上为全人类做出的最有价值的贡献。 占星术又对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产生过深刻影响,在经学方面,位居十三经之首的《周易》便与占星术关系密切。一方面,占星术以《周易》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的思想为其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占星术则以其具体方法和内容丰富和支援着《周易》的这种思想。汉代易学家京房创立了最重要的易学流派:京氏易,其中就含有大量的占星术内容和方法。今人欲研究易学,必须先通占星术始可。在史学方面,如古代史学家司马迁在编撰《史记》时,专门为占星术设立了《天宫书》的体例,来记载其方法、内容和人物等,并由此提出“究天人之际”的口号,与其“通古今之变”的主张合为一体。这种体例及思想,实已成为中国古代史学家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并表征着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特点。在传统思想方面,占星术也起了独特的作用。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天谴说、灾异理论等,就是以占星术为基础的。董氏本人也是精通占星术的专家,他在解释春秋时期的史实时,就常用占星术为之申说。此外,占星术在古代的军事学、文学等领域中也都发挥过重要作用,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据古代史书中有关占星预测的记录看,似乎都很灵验,其实这并不能说明占星术是一门科学。因为,第一,根据概率原理,任何预测都有一定的猜中概率;第二,史书的有关记载,实为后之史官根据大量的原始记录资料和选择性取向润色加工后的结果,并不代表当初的全部占星预测都必然准确;第三,古人据肉眼观测星象及其变化的状况,这必然与实际星象及其变化的状况不相符合,因而使占星预测失去可靠基础。因此可以断定占星术预测人事变化不会是科学的,不能因为有几条灵验的记录便迷信占星术。总之,在科学发达和文明进步的今天,我们重新研究占星术,应着眼于它在古代文化层面的内容和意义,而不要执迷于神秘的预测方法,这一点应特别加以强调才是。(当然,若您对现代占星工具感兴趣,也可以透过星盘查询来了解自身的星象。) 以下,试从十个方面略论古代占星术的文化涵义,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1、科学与迷信:可观的结合

中国古代的占星术是科学与迷信的结合。据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学是以占星术的形式出现和发展的。天文学本是一门科学,但它产生之日起,便与占星术纠缠在一起,这就使科学蒙上了迷信的神秘色彩。但中国古代的占星家们又是以非常认真的态度从事其事业的,而且得到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和关心,为之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地位,使占星家们能够专心致志进行观测、记录、计算和研究总结。因此,尽管他们从事占星术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王朝政治和其他事务,而并非纯粹的天文科学研究,但其客观结果确使中国古代天文学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惊人成就。我们现代人当然可以凭借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技术来分析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成果,但我们不要忘记中国古代占星术对于中国古代天文学成就的实际贡献。可以说,没有占星术,便没有中国古代天文学及其成就。我们今天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出占星术的荒谬,但不要忘记那些占星家为天文学的发展进步所作出的艰苦的努力和牺牲。没有他们世世代代的不懈追求和探索,也就不会有我们今天引以为荣的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辉煌成就。在讲到科学与迷信时,我们不能用现代科学的水准去要求古人,并借以贬低古人。何况今天的科学并未达到能够解释一切的地步,所以又焉知古代占星术中的思想一无是处?我们要承认科学与迷信从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尤其是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更是你中有我,你中有我,不可能截然分开。其次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来努力分清它们,去粗存精。再次则要认识到,科学是在永远的发展和进步之中且永无止境,许多现象和事物,今天的科学不能解释而斥之为荒唐迷信,明天或后天的科学或许能解释它们,使之由迷信变成科学,由幻想变成现实,由不可能变成可能,由神秘莫测变成人所尽知的常识。一切都不能绝对断定,而应等待人类认识的不断努力。

2、求知与努力:思维的努为

占星术反映了人类对于未知事物的求知欲和不懈努力的探索精神。人类生活在自然的环境之中,其最大而接触最多的未知物件就是这神秘的大自然及其与人类的关系,而天文星象则是其中最引人入胜而又最为难知的自然现象之一。人类自原始社会起,便开始了对自然包括星象在内的种种神秘现象的探究,直到今天,这种求知的努力仍未停止。在探究过程中,人们对于星象及其与人类的关系的认识逐渐形成了占星术的知识和技能体系,以此来解释人类各种事务的因果关系及对应方法。尽管这个知识体系中掺杂了不少的幻想和迷信。但体现于其中的求知精神和探究精神却是不可否认和值得肯定的。若无这种求知和探索的精神,人类的文化科学便无从发生。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占星术在某种程度上使人类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走向了歧途,但天文学及宇宙等思想文化的产生,实际是由占星术直接引发的。中国古代对于星象与人类事务之关系的持续探索,导致了占星术的发生发展和成熟,但也以一种特殊形态促进了中国古代科学和文化乃至思维方式的发展。若无占星术的求知探究,这一切都将大为改观,抛开其善恶的价值判断不论,至少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层促进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3、追求与理论:奇异的思路

由于人们对星象及其与人类事务之关系的不懈探索追求,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宇宙观、本体论和天人观。中国思想史上各种有关天人、本体、宇宙的理论和观点,在一定意义上都与占星术有关的。如商周时期的天命观,以为人间的帝王乃是上帝或天帝的儿子,谁来做人间的帝王,都是由上帝所授与的天命决定的。而在占星术中则认为天上星象有帝王与臣子之分,并与地上的帝王将相等不同的社会等级地位一一相应,而且人间的帝王等各种人物若有什么善恶恶行,也必然在星象上显示和反映出来。这说明天命观乃至后来关于天人关系的种种思想理论与占星术的思路非常默契同一。两汉时期的神学宇宙观,以天人感应论为其基础,亦与当时的占星术同属一个原理。事实证明,占星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与该体系中的其他因素或部分在基本理论和思路上一脉相通,同出一源。这正是同属一个文化体系的不同组成部分或因素的必然共性特征。占星术对此类理论观念,一方面是在具体应用,同时又对此理论观念加以丰富。这反映出中国古代占星术独蕴的文化深思。从另一角度讲,占星术所要追求的是冥冥之中主宰人类事务及千千万万具体个人复杂命运的根本性存在及其绝对性机制,这种思路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本体论之形成与构架有着深刻关联和同一性。中国古代哲学提出了诸如天、道、玄、理、气之类的本体性范畴,以为这是万事万物所以发生发展运动变化之本源性主宰。而占星术则认定,人间事务及其命运必有某种人类之外的“天机”存在,这与古代哲学对于本体的追求有着不谋而合的一致性。占星术产生的时间要比哲学理论观念产生的时间早,故可说古代占星术对古代哲学本体论的产生有着某种渊源性关联。

4、内在的矛盾:致命的痼疾

占星术又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的另一个特色:把世界视为复杂动态系统而加以整体通揽。所谓复杂动态系统是指系统内部诸多结构因素复杂繁多和多层次多角度相互联系并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所谓整体通揽,是指对此系统做整体认识而不分析解剖,注重系统地整体性和各因素的联系性。无论是占星术还是它的变种命理哲学,它们对外在世界的认识及其认识结果,都具有这种特征。比如,占星术把星象分为日、月、二十八宿、五大行星及三垣、中外官、流、妖、客、彗、云气等若干大类,每一大类又分有多层次多方面的小类,各大类各小类之间又相互联系,互相沟通,又把星象与各种人事联系起来,且这种联系又非单方面一次性的,而是多方面和多次性的等等,这些都反映出星术对外在世界的认知方式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在占星术看来,世界的系统及其在占星术中反映出的系统,又是整体统一和内在自控的,所谓动态即在此基础上进行。占星术所以能够借由星象分析判断预测人事,也正基于这种对世界的认识方式。占星术的这种思维方式,无疑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特征的具体表现。反过来说,占星术对传统文化特征的这种表现,也正是占星术文化涵意的一个表现。

5、论证与自明:先天的不足

占星术对其理论和方法,缺乏完整而严密的论证,其中许多原理性规则都是以自明的方式提出的,然后由此进行推论,加以利用,这种推论和利用也未加以论证。此外,占星术也没有经过大量而完整的经验归纳而成为理性原则,只是据个别偶然事例的相合而加以附会。因此从根本上削弱了占星术的可信性和理论前提。比如,占星术按天上星辰比例人间不同等级的阶层和人物,把各种星象比例人间各种事务,把日月五星说成是阴阳五行之精,又把阴阳五行说比如日月五星的相互关系等等,都没有理论上的严密论证,也没有完整而大量的经验归纳,而仅是依据某些先有的理论(如天人感应说、阴阳五行说等)引出某些原理,然后一一比附,加以联系,进行分析解释和判断预测。这种缺乏严密理论论证的风格,是占星术最大的缺陷,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的思维方式的直觉性和模糊性,以及它在理论上的自足自明性。所以我们说中国古代占星术中隐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有着丰富的文化涵意,而绝非单纯的迷信或科技现象。

6、联系与整体:宝贵启示

占星术又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的另一个特色:把世界视为复杂动态系统而加以整体通揽。所谓复杂动态系统是指系统内部诸多结构因素复杂繁多和多层次多角度相互联系并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所谓整体通揽,是指对此系统做整体认识而不分析解剖,注重系统地整体性和各因素的联系性。无论是占星术还是它的变种命理哲学,它们对外在世界的认识及其认识结果,都具有这种特征。比如,占星术把星象分为日、月、二十八宿、五大行星及三垣、中外官、流、妖、客、彗、云气等若干大类,每一大类又分有多层次多方面的小类,各大类各小类之间又相互联系,互相沟通,又把星象与各种人事联系起来,且这种联系又非单方面一次性的,而是多方面和多次性的等等,这些都反映出星术对外在世界的认知方式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在占星术看来,世界的系统及其在占星术中反映出的系统,又是整体统一和内在自控的,所谓动态即在此基础上进行。占星术所以能够借由星象分析判断预测人事,也正基于这种对世界的认识方式。占星术的这种思维方式,无疑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特征的具体表现。反过来说,占星术对传统文化特征的这种表现,也正是占星术文化涵意的一个表现。

7、期待与理想:扭曲的潜意识

占星术是古代的普通中国人对于国家政治以及人生命运和社会状况的潜性期待和理想的曲折反映。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统治者尤其是高高在上以真命天子自居的帝王君主具有最高的政治权力和社会等级,他手中握有控制整个国家、社会以及其他所有人生命运祸福的权力,他的意志可以改变他人乃至整个国家社会的一切,而其他人则处于被控制而既无能力为甚至又无反抗意识的地位和状态中。但芸芸众生乃至一些有文化的人们并不甘心于这种由他人和社会决定的处境,他们的潜意识中对于国家政治乃至人生命运仍有某种本能的期待和理想。然而在现存制度的限制和重压下,普通人的潜意识中的愿望很难明显表现出来,唯能上升为理论主张乃至付诸社会实践。于是占星术之类的沟通天人意志的文化工具,便无意中成了宣泄人们潜意识中对于现实国家政治种种期待和抗议的一条管道。占星术之中固然存在着神化和维护帝王统治的因素,但同时也大量存在着对专制帝王乃至整个统治阶级的批评和不满,客观上曾对他们的肆无忌惮起过遏制和警告作用,同时也使软弱无力无可奈何的普通个人对于自己命运的吉凶祸福有所慰藉和寄托,从而使得他们能从占星术的文字和社会作用中获得心理上的疏解平衡。占星术所以能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延续不断,其背后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的这种心理需要。中国人借助占星术疏泄某种期待愿望,以求心理的平衡,这正是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一种规定和制约。无论幸与不幸,这确实是一种客观现实,并在长期而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深厚而强韧的势力。

8、畏惧与依赖:永恒的负担

占星术又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畏惧感和依赖感,是中国人特有的宗教情绪的具体表现之一。中国人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面对自然现象的多变乃至对自身生活生产及命运和生命的控制力和破坏力,更感自身的渺小和力量的微弱,于是在内心深处逐渐形成了一种对于冥冥苍穹和茫茫大地及其种种复杂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自然变化的畏惧感。这种畏惧感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内心感受和心理积淀之一。但人们另一方面又有本能而强烈的求生欲望和人类自身发展繁衍的欲望,这两种深沉而普遍的人类心理态势的对搏,导致人们对于自然现象包括星象与人事和人生命运之联系的求知欲望努力,其结果是人类各种文化和科学的产生,占星术便是其中之一。中国人企图凭借占星术了解自然的奥秘及其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于是占星术成了中国人逃避其畏惧感的避风港,人们似乎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安心之地。久而久之,原始的畏惧感又转变为一种依赖感:依赖于占星术对国家政治及人生命运的推测而使畏惧感得到稍许缓解和喘息,将潜意识中的期待和理想注入这种依赖感之中,占星术的变种命理学更衍生出诸多神煞,它们在其冥冥之中连接着人们命运中的吉凶祸福,人们对它们怀着敬畏之情而在心中对之顶礼膜拜,这便是中国人宗教情绪的特异表现。中国人的“上帝”就是“天机”,天机的使徒便是那么多的星曜神煞。中国人的教堂就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无人可以摧毁它,而那些占星家则当仁不让地充当了中国人特殊宗教的传道士。占星术在宗教层面的这些作用,正是其丰富的文化涵义的又一绝佳表现。

9、自我与导向:盲目的追随

占星术反映出中国人心理文化上的又一特征:他人导向性。任何人的思维和行为,在暗中都受着一种力量的主宰和引导。这种力量是来自自我还是来自他人(或他物),这就决定了一种文化的自我导向性和他人导向性。在一个文化中,人们都受这种导向性的支配,否则他便是另一文化的人。在重视个人及其价值的文化环境和传统中,自我觉醒及其导向是其心理引导力量的主流。在重视集体(引申指整个民族、社会、国家)价值或利益的文化环境和传统中,不重视个人及其价值,没有自我的觉醒,其引导人们心理和行为的主要力量是来自他人(或他物)的,故称为他人导向性。当然,无论在哪种文化中,都会找到这两种导向性的代表,但从整体上看,我们强调的是一种文化的主流,而非个别人物。所以可以把各种不同的文化按导向性性质分为自我导向性和他人导向性两大类别。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根本上是一种他人导向性文化,每一个人都不自觉其自我(个人原始本能的冲动及其对利益的追求并不是自我的觉醒,因为那里面没有对于“人”的认识),而是将个人、自我融化在整体之中,故其思维及行动的引导力量不在其自身之中,而是来自外在的他人。这个他人,也不是任意一个他人,而是以帝王为首的少数统治者及其统治思想。不仅社会中的个人受他人引导,即便其整个社会也没有其自我,而是盲目崇拜于外在的“天”的引导:要使自己的一切思想行为符合终极性的道、理、天、命、天意等等,否则便会天诛地灭,灾祸频仍,重则殃及子孙,亲发洗亡。因此,即便是最高统治者乃至大圣大贤也不能充分自我导向,也要受天道天命的辖制和引导。而占星术正是沟通这种引导的有效工具和途径,为要了解“天机”,占星术等神秘数术及其文化便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神秘术数文化(占星术即是其一)所以盛行而绵绵不绝的深层契机之一。人们不能相信:可以不顾天道天意而独立自主地安排和设计自己(整个社会乃至每个个人)的人生及一切事务,故必要以天意(这是使他人的力量)为自己的思维和行为导向。这种潜性的意识最终上升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并凭借其存在时空中的惯力,成为引导无数后人的主人宰者。所以以顺从为其特征的他人导向与其传统导向汇合为一,更加强有力地限制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导向的形成。纵使偶尔出现几个具有一定自我导向性(往往以激烈对抗社会和传统的形式出现)的“不法之徒”或“狂人”,也根本抵挡不住和改变不了这天意和传统两者合力的重压和存在形式,仅仅会碰个头破血流或被碾得粉身碎骨而已。占星术正是为这种他人导向性文化服务的工具之一,中国人的畏惧感、依赖感乃至微弱的潜性期望又无一不与这种他人导向结合在一起,沉重而有效地盘踞在中国人的心灵之中。

10、想像力的歧途:文化的悲剧

中国古代占星术又是对中国人的丰富想像力的畸形运用,是对中国人深刻认识力和精密计算力的悲剧利用,也是引诱并浪费中国人的各种优秀人才的一个陷阱。纵观中国古代占星术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流览历史上众多占星家的事迹和著作,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古代占星术并非一门简单可笑而又易知易学的低级文化产物,事实恰恰相反,占星术是一门专性极强、对人的能力要求甚高、且又需要大量时间和外在物质技术条件保障的学问和技术,它耗费了无数卓越人才的种种宝贵智力,在这个极为诱人的陷阱中,不知埋葬了中华民族的多少个优秀的头脑。占星术自它产生之时起,便是人群之中少数最有知识和能力之人士的专利。其后果亦复如此。这些人历来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其中卓越的人才之一部分,根据我们对历史上的著名占星家的研究可知,其中不乏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军事家、政治家,如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歆父子、扬雄、张衡、崔浩、诸葛君、李淳风、刘基等。要想学习、掌握、精通、应用乃至发展占星术,必须有一定的天分,还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一生的精力乃至人类最宝贵的各种智力:联想力、想像力、记忆力、分析判断能力、计算力、抽象认识能力等,外加长期的勤劳劳作:设计操作各种仪器,持续不断的实际观测。尽管如此,所成就的精神产品却不能引导整个文化乃至民族走向科学和文明,走向自觉的觉醒,而是相反,这岂不是最大的悲剧?况且这些卓越人才本身也没有获得某些根本未曾为人类和文化付出如此代价和贡献的人所享有的利益和权势,司马迁当年感叹“文史星历”的微贱,就是对此牺牲性和社会不公平的抗议的抗议。尽管如此,由于占星术有着一层迷人的智力活动的外衣,有着探索自然奥秘的诱惑力,故仍然吸引了不少人自觉自愿踏进这个陷阱而为之迷恋和耗费一生。今天的我们,对此不免感叹:如果没有占星术对智力的这种诱惑和误用,中华文化又该是怎样一副面貌呢?这不正是占星术作为一种外物对人们的导向吗?

以上粗浅论及中国古代占星术的文化涵意的部分层面,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方家赐教指正。以往的史学及文化研究,对占星术均注意不够,诸多内涵及文化作用尚待发掘。写作此文,旨在引起人们对占星术文化涵意的注意,若能对此展开研讨,相信对于史学及文化研究必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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