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命文献中的生辰资讯——从杨基生年与“木入斗”谈起

赵江红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

摘要:星命学术曾经在唐以后的社会中流行,受此影响,历代文人热衷于谈论星命,并将星命入诗。杨基《梁园饮酒歌》就是一首典型的星命诗文。根据诗中留下的杨基出生时刻天象及命宫资讯,可以推算出他出生于至顺三年(1332)六、七月间某日的亥时或子时。借助杨基的案例,不仅可以证明利用星命回推古人生辰资讯的可行性,同时也可以看到星命文献在保存和考证古人生辰资讯中所起的作用。

关键字:木入斗 杨基生年 星命诗文 古人生辰

元末明初“吴中四杰”之一的杨基曾撰有七言歌行《梁园饮酒歌》,人们多认为这是他早年撰写的自传。此诗首四句提到杨基出生时刻的天象: 我生之辰木入斗,乌啼东井命壁守。 壁为文府斗为岁,许我文章播人口。

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南洋大学的翁同文因为杨基作传,寻其生年而不得,故注意到“我生之辰木入斗”句“显然以天文现象表示生年,如能阐明,自最便捷了当,然又难以索解”。他在《杨基生年考及其诗中“木入斗”问题》一文中,对“木入斗”的相关考证,希望借助天象材料来佐证杨基生于元统二年甲戌(1334)的结论。在他之后,又有杨隽、贾继用二人对杨基生年与“木入斗”的问题作了专门探讨。通过天象记录回推天象出现的时间,从而得到文本生成或事件发生的时间,这一方法在学术研究中并不鲜见,大者如夏商周历史年代的断定,小者如曾子名字与其生年的考证。日本学者安居香山也曾说:“我曾从薮内清关于纬书的研究成果中,学会了根据天文占的星宿记录判断预言产生的时代,我也听说,美国有个天文学家根据这种方法研究纬书的天文占。因此,只要天文占的星宿运行记录是正确的,我们就能弄清楚这个预言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如此看来,在历史研究中,利用天象回推时间,已成为一种被国内外学者广泛认可的方法。只不过就杨基生年与“木入斗”的案例而言,又有特殊之处——其中掺杂了当时流行的星命知识及文人的“摩羯情结”。而翁、杨、贾三家对“木入斗”的解读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偏差。因此,本文拟在前贤研究基础上,对“木入斗”之意略作补充。同时,还想借此机会就如何利用星命文献以及星命术的基本知识来获取历史人物的生辰资讯谈一点浅识,也是将星命文献应用于一般文史考证的一次尝试。

一、“木入斗”解读的学术史回顾

对杨基生年的讨论,是杨基生平研究以及明代文学、学术史等领域的重要议题。因史无详载,利用《梁园饮酒歌》中出现的天象记录来考证杨基生年成为必要的旁证。前文已及,翁同文、杨隽、贾继用曾先后撰文探讨杨基生年与“木入斗”的关系,再加上翁、贾二文中提到,他们曾就“木入斗”的问题向高平子、饶宗颐、李学勤、冯时等先生请教,故目前对“木入斗”与杨基生年关系的解读主要有四种:(1)翁同文认为,可以据“木入斗”三字推算出杨基的生年。杨基生于元统二年,该干支纪年言为“甲戌”,故可通过岁星纪年法推算,来证明元统二年之甲戌或“戌”是否确为木星入斗之周期。不过翁氏治学严谨,考虑到木星运行周期计算的复杂性,因此“仅将问题指明”,并未给出明确的结论。(2)翁文中附有饶宗颐先生对此问题的回复。饶先生指出孙光宪《北梦琐言》中一则“木星入斗”的材料,“在斗中,朱字也”,乃朱温篡位称帝之谶。因此先例,杨基诗中的“木入斗”也可能指朱元璋之“朱”,而明太祖朱元璋恰好生于元文宗天历二年己巳(1329),杨基可能用“木入斗”代借朱元璋的生年,用以暗示自己的生年资讯。(3)杨隽认为,“木入斗”之年,即“岁在星纪”之年。但这条材料,不过是星命家附会之说,不能作为考察杨基生年之依据。(4)贾继用认为,所谓“木星入斗”只能是为了仿古而借用太岁纪年的说法,“木入斗”即岁在星纪,太岁在寅。这既非实际的天象,也非太岁纪年法中的“太岁在寅”,而是用干支套写岁星纪年的名称,可以用干支纪年来对照。故此,杨基生于寅年。

可以看出,以上四种说法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否承认“木入斗”为真实存在的天象。如认为“木入斗”即木星入斗宿,可以根据木星的运转周期推知其出现在斗宿的大概时间。持相反意见者,或否定“木入斗”的史料价值,或征引与“木入斗”相关的史实,或认为与太岁纪年有关。他们看法各异,结论也各不相同。实际上,判断“木入斗”是否为真实天象的关键在于理解“木入斗”出现在此诗中的意义及性质。联系全诗可以发现,杨基笔下的“木入斗”与星岁纪年或是政治谶语都无直接的联系,而是其利用星命知识对出生时刻天象的记录。在翁、杨、贾三文中都曾提到中国古代的星命术,但因对古代星命知识较为陌生,他们或是物件命术的演算法存在一些误判,或是否定星命入诗的可能性。然而,只有在星命术的语境下,才能更好地理解“木入斗”及《梁园饮酒歌》的大意,以及全面考证杨基的生辰资讯。因此,我们有必要站在星命术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木入斗”。

二、“木入斗”的星命解读

我们认为“我生之辰木入斗,乌啼东井命壁守”二句与星命术有关,主要出于以下三点考虑: 首先,首句“我生之辰木入斗”是历代文人星命诗文中常见的书写形式。韦兵在《宋元士大夫与星命、星命术士》一文中指出,“宋元士大夫对星命热衷,与术士交往,探讨星命,相当部分人熟悉自己星盘命局,时常推究推测,星命推占为一时风尚。士人常也将这种星命推算写入诗文,以此来理解人生命运,寄托对时代和个人际遇的感叹,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星命诗文”。在这些星命诗文中,“我生之辰”的句式极为流行。韩愈是较早将星命入诗的文人,其《三星行》诗记出生时天象,“我生之辰,月宿南斗”。因韩愈的文坛地位,历代追步者不计其数,以至于文天祥、王迈、杨维桢等名士都有“我生”之慨。如文天祥生时月宿在斗,与韩愈身宫相同,其《赠余月心》诗云:“我生之辰月宿斗,如何谤誉由箕口。”王迈《赠术士陈谈天》:“我生之辰日在亢,斗牛之宿暗无耀。独有首尾二箕星,角立郭氏争系称。”其中提到斗牛二宿“暗无耀”,似有意与“月宿南斗”之天象相较。此外,“我生之日直南斗,逢人得骂不脱口(姚勉《赠定轩游季升能地理》)”;“我生之宿直箕斗,不愁斟酌愁簸扬(杨维桢《箕斗歌》)”;“我生之辰,斗直于卯,日直于巳。太白一星独煌煌,荧惑南流会鸮尾(贝琼《赠星学梅生序》)”;“我生三月之仲丁,长庚辅日当奎星。命居旄头身驿马,薄有抱负多飘零(王逢《三月十二日属予初度时客舍承朱佥枢携僚佐见过》)”;“我生南斗居磨蝎,第一宫中值月乌(陆深《谈命》)”等诗文,都沿用“我生之辰”或“我生”之句式,来记录自己出生时的天象。杨维桢、贝琼、王逢是元明之际的文人,陆深则是明代正德、嘉靖间的人物,可见将星命入诗的风尚至元明时期仍有影响。而杨基之“我生之辰木入斗”,不仅句式与上述诗文同出一辙,内容也大致相同,应该是在此种风潮下创作而成的。

其次,次句“乌啼东井命壁守”中,“乌”指太阳,“东井”“壁”分别指井宿和壁宿。在星命推算中,命宫的推算本与出生时刻太阳的位置相关(详下),故此处“乌啼东井命壁守”意指杨基出生时太阳在井宿,而他的命宫在壁宿。这里出现的命宫,是星命术特有的概念。在西方黄道十二宫体系形成过程中,出现了运命十二宫的说法。陈元成认为,“十二宫(按,指运命十二宫)之说,最早见于一世纪罗马诗人Manilius的长诗Astronomica(成书于西元10年左右),但名目颇有不同。到了二世纪,西人Vettius Valens(活跃于西元150年)提到的十二宫,就已经和《七曜攘灾决》差不多了”。《七曜攘灾决》中的运命十二宫,指的是一位命,二财帛,三兄弟,四田宅,五男女,六僮仆,七妻妾,八疾病,九迁转,十官禄,十一福徳,十二困苦。此十二宫之名目历代虽有不同,但大体不变。如命位,后世多称“命宫”。命宫既是星命术特有的概念,也是星命推占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不仅因为命宫是运命十二宫之首,其他十一宫的宫位都有赖于命宫而确定,且命宫对于命主的运势影响最大。

最后,如果说星命术是理解“木入斗”的关键,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杨基为何反复强调“木”与“斗”——第一句诗中便提到了“木入斗”,第三句中再一次出现“斗为岁”。翁、杨、贾三人提出“木入斗”与“岁星纪年”或“太岁纪年”相关,或多或少都与杨基的强调有关。因此,对此问题予以回应,也是我们利用星命的相关知识解读“木入斗”的题中应有之义。

杨基的命宫在壁宿,实与“斗宿”或“木星”无关,他强调“木入斗”的天象,意在“木星”,也在“斗宿(按,对应摩羯宫)”。这样的解释固然玄妙,我们不妨先联系此诗下文,略窥杨基记录出生时刻天象的用意。此诗“许我文章播人口”后为: 三龄能言学诵诗,四龄指字识某某。 五龄琢句对虚实,联青俪黄配奇偶。 客来当座赋短章,四韵不待八叉手。 九龄六经已毕读,掩卷背诵无掣肘。 丰仪翩翩秋宇鹤,颜色濯濯春月柳。 乡闾每辱师长爱,学校耻与儿童友。 毫分缕析辩同异,务植嘉谷去稂莠。 挥毫直欲五色烂,倚马未肯一字苟。 龙蛇拟将赤手搏,富贵谓可指芥取。 文场驰骋竟一蹶,鬣鬃局促俯其首。 归来焚膏坐长夜,盥栉不暇面尘垢。 淬锋砺锷期再策,狐豕隳突群兕吼。 岂惟文运遭屯否,无乃历数厄阳九。

三龄能言、四龄指字、五龄赋诗、九龄背诵六经,不可不谓早慧;锦绣文章挥洒立成,不可不谓才华横溢、意气风发,但即便如此,却因时运不济,屡败科考。杨基在此诗中想要感慨自己虽少有才名,学有所成,却生逢厄运,命途多舛。而在星命学的语境下,“木星”与“摩羯宫”恰好可以贴切地表达这两层意思。 星家认为木星主文章,这种观念是生辰占星术在长期流传发展中形成的。在西方生辰占星术文本中,如托勒密《占星四书》、Abū Maʿshar《星命学入门书要》中,木星都被视为吉曜。《西天聿斯经》见存于宋人汇编的《三辰通载》,当为唐代《聿斯经》之遗篇,其中有“木为火兮为文”的说法,可见在唐代已经形成本土文事的观念。《三辰通载》中还有《木星歌》一首,“木星在命好丰姿,眉目分明世所稀。文学聪明多艺术,常怀仁义有尊卑。木星在命,主形相端美,眉目分明,聪明文学,多仁义,有尊卑之分”,也可见木星有“文学聪明”的特点。且在唐以后出现的炽盛光佛变相图及寺观壁画中,木星明显为着长衫的文官状,可知木主文章的观念已逐渐定型。因此,杨基两次提到木星,应该是有意为之,目的在于强调自己天资聪颖,长于属文。 磨蝎,今人译作摩羯,其星命内涵则更为丰富,至少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古人认为“月宿于斗,最出文人才子也”,“身、命舍磨蝎”遂成为文人身份的象征;另一方面,磨蝎也是文人坎坷身世的代名词。磨蝎本指斗宿,《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中就说:“第六斗三足,女四足,虚二足,镇星位焉。其神如磨蝎,故名磨蝎宫,主斗净之事。”韩愈受当时流行的星命术影响,联系到自己坎坷的经历,写下《三星行》:“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奋其角,箕张其口。牛不见服箱,斗不挹酒浆。箕独有神灵,无时停簸扬。无善名已闻,无恶声已欢。名声相乘除,得少失有余。”斗宿、牛宿、箕宿相邻,对应的正是磨蝎宫。韩愈认为,在这三星(斗、牛、箕)中,箕宿独灵,自己的命运也如同畚箕般随时簸扬,毁誉相参。善名与恶声都因磨蝎宫“主斗诤”所起。苏轼曾拿自己的星命与韩愈比较,并云“退之诗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苏轼对星命当有一定的了解,他明白自己命宫在磨蝎,与韩愈身宫在磨蝎并不相同,但结局却如此相似。戏谑之余,也难掩其中无奈的宿命相怜之感。韩愈、苏轼以下,历代文人纷纷将自己的星命与苏、苏二人联系起来。如周必大,身宫恰与韩愈同,便感叹云“亦知磨蝎直身宫,懒访星官与历翁。岂有虚名望苏子,谩令簸恶似韩公”。张之翰《除字古谈星》亦云:“我生月在斗初度,昌黎东坡略相似。”又如高启《赠钱文则序》:“夫磨蝎即星纪之次,而斗宿所躔也,星家者说身命舍是者多以文显,以二公(按,指韩愈、苏轼)观之,其信然乎!余生后晚学,景仰二公子数百载之上,盖无能为役,而亦命舍磨蝎,则与文忠(按,指苏轼)皆生丙子,是年而偶与之同也。”高启与苏轼一样“命舍磨蝎”,且都为丙子年生人,这样的巧合让他甚觉殊荣! 历代文人热衷于谈论自己的磨蝎星命,无论是身宫还是命宫,韦兵称之为文人的“摩羯情结”,这种情结也体现在杨基身上。尽管杨基命宫不在磨蝎,身宫亦不在磨蝎,但他发现自己出生时木星在磨蝎!因此他将“木入斗”的大象记录下来,并沿用韩愈“我生之辰”的句式,一来是对自己文人身份的认同,二来可以向韩、苏二公致敬,三来也为自己漂泊的身世寻求命理学依据。 至此,才算将杨基诗句中出现天象的意义完整交代了。“木入斗”记录的是杨基出生时木星的位置,除非杨基有意伪造,我们无法否认他是真实存在的天象。

三、杨基的生辰与星命

既然“木入斗”四句诗文与星命术相关,我们能否利用星命术的基本知识,获得杨基的生辰资讯? 诗文记载杨基出生时太阳在井宿,木星在斗宿,命宫在壁宿,根据这些资讯,以及星命推算的基本法则,理论上是可以推出杨基出生时间的。利用星命基本知识推算命主的出生时间,并非今人之创见,南宋人王宗稷在考定苏轼生辰时就曾应用此法。苏轼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是世人皆知的,但他生于卯时,则是通过星命推算而得: 仁宗皇帝景祐三年丙子。 先生于是年十二月十九日乙卯时生。案:先生《送沈逵》诗云:“嗟我与君皆丙子。”又有《赠长寿长老》诗云:“与公同丙子,三万六千日。”又案《玉局文》云:“十二月十九日东坡生日,置酒赤壁矶上。”又案《志林》云:“退之为人以磨蝎为身宫,而仆以磨蝎为命。”若以磨蝎为命推之,则为何卯时。议者以先生十二月为辛丑,十九日为癸亥日。丙子癸亥,水向东流,故才污漫而澄清。子卯相刑,晚年多难。《东坡志林》:韩退之诗:“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退(知)退之以磨蝎为身宫。仆以磨蝎为命宫,平生多得谤誉,殆同病也。涤雪斋补。 王宗稷在编定《东坡先生年谱》时,根据《东坡志林》“仆以磨蝎为命宫”的说法,推算苏轼出生在卯时。同时,他还搜集到禅家对苏轼生辰八字的批点材料“子卯相刑,晚年多难”(按,“子”指苏轼生年的年干,“卯”则指苏轼出生的时干),用来印证苏轼生于卯时的结论。王宗稷没有详述推算的细则,不过根据命宫的推算方法,可以将其推算步骤大致还原。 命宫,即“太阳所在之宫宿”。在中唐时期传入的《七曜攘灾决》中,记载了命宫的推算方法,“以所生时所在宫,先后卯时上宫,合后为本命宫”。这与《西天聿斯经》“但问生时日何宫,加向时辰回视东。天轮初出地轮上,卯上星辰是命宫”的说法一致。《七曜攘灾决》与《西天聿斯经》的说法是对应占星命盘而言的,所谓天轮即天盘,上刻十二地支代表十二宫;所谓地轮即地盘,上刻十二地支代表十二时辰,“当占算之时,以个人的出生宿宫旋转加于出生时辰上,此时地盘卯位(中原所在的北纬三十四度,以卯时为日出点)所对应的宿宫即是‘命位’(相当于今日占星盘所谓的第一宫位)所在”。

图1 占星命盘(图片来源于《七曜攘灾决》)

这种推算命宫之法,星家称为“遇卯安命”,并多有沿用。不过与初传入时不同,后人推算时已不再需要占星命盘的辅助。如明代流行的安命口诀:“以生时加太阳宫,顺数遇卯,即是命宫也。如太阳在子宫,酉时生人以酉时加在子宫,顺数到午,遇卯即是命宫也。”白话说,即先确定出生时刻太阳所在的宫位,再将出生的时辰加在此宫上,按十二地支的顺序顺数到卯时,所对应的宫位即为命宫。如某人酉时出生,出生时太阳在子宫,加酉时在子宫上,按照十二地支的顺序依次推为酉(子)、戌(丑)、亥(寅)、子(卯)、丑(辰)、寅(巳)、卯(午),遇卯则止,可知此人的命宫在午。 而出生时刻太阳所在的宫位也有规律可循,因太阳“一日行一度,一月行一宫,一年行一周天”,星士将其行度规律总结为《约太阳行度法歌》: 立春虚四度,雨水危十求,惊蛰室九度,春分壁六游。 清明奎十一,谷雨娄九留,立夏胃十一,小满昴十收。 芒种毕十四,夏至井一头,小暑井十八,大暑井初秋。 立秋柳十二,处暑张十周,白露翼五度,秋分排轸游。 寒露轸十八,霜降角十二,立冬氐五度,小雪房五时。 大雪尾火九,冬至箕六依,小寒斗十三,大寒牛五流。

苏轼出生在十二月十九(即西历1月8日),对应在小寒之后八日,可知其生时日行在斗牛之间,因此他出生时太阳所在的宫位当为丑宫。如将他出生时辰加在丑宫上,顺数至卯时,得到丑(命宫),由此逆推可知他出生在卯时。 同样的,可以通过杨基留下的命宫及天象资讯,来反推其出生时间。已知杨基出生时太阳在井宿(按,对应未宫或中宫),将其出生的时辰加在未宫,顺数到卯,命宫为壁宿(亥宫),反推即可知他出生在亥时。若将他出生时辰加于申宫,则反推出他的出生时辰为子时。而据其出生时太阳在井宿的信息及《约太阳行度法歌》,还能推算出他的生日大概在夏至到大暑间。 星命推断的一般步骤是,星士先根据命主的出生时间查找星曜行度文献,得到此时的十一曜位置,然后根据十一曜的位置,定出命宫及其他十一宫所在,据之得出一系列吉凶论断。因此,我们还可以通过查寻相关行度文献,找到与杨基出生时刻相同的天象,此天象对应的时间便是杨基的出生年月日。尽管星曜行度文献自中唐出现以来,编写和使用就没有中断过,然因文献的散佚,元代的星曜行度文献几乎不存,故我们在推算杨基生年之时,只能将现有星曜行度文献之记录进行前后延伸,辅以相关史料记载及数理计算,可以得出杨基出生于至顺三年。该年的夏至到大暑,即西历6月14日至7月14日。需要指出的是,十一曜行度文献是当时星士推命使用的文献,相比于利用现代天文计算回推所得,更符合历史的真相,但也受限于术士的计算水准与认识,难免存在一些误差,故仅能作为杨基生年考定的旁证材料。 综上,据“木入斗”二句诗提供的木星、太阳的行度资讯及杨基的命宫所在,我们推算出杨基出生于1332年6、7月间某日的亥时或子时,可以作为杨基生辰研究的参照。

四、星命文献中的生辰密码

在判断杨基诗文中的天象记录与星命相关后,我们便可以推算出其大致的出生时间。尽管分析与计算的过程繁杂而冗长,也需要研究者具备一定的星命知识(包括熟悉星命术语、基本的推占法则、了解星命术的发展脉络等),但通过杨基的案例可以证明,这一方法是确实可行的。而在历代文人吟咏唱和中有星命相关的艺文材料中,还有不少与星命相关的天象记录,只要按照一定的星命推算法则,便可以将这些天象资讯转化为生辰资讯,那么这些天象资讯便成了破译古人生辰的密码。 除了历代文人吟咏唱和有关星命的艺文材料外,广义的星命文献还包括出土的批命文书、星神图像等实物材料以及传世的星命典籍。在这些星命文献中,保存了许多不需要破译的生辰密码。星命术本以天象观测为前提,但因与中国本土的八字推命术互相结合,也留下了以八字形式记录的古人生辰资讯。如《星学大成》引《耶律秘诀》: 蔡枢密,己丑十二月二十七申时生,太阳在寅,岁在寅,金为福星在寅,火为官星在丑,日、月夹官星,日、月夹岁驾,金在寅,木星怒宫,金为福星加入官宫,火为官星加入福宫,谓之官福互垣。月居官福,日为拱夹,岂不为大贵之命?! 蔡枢密当指真宗朝状元、仁宗朝枢密副使蔡齐,《宋史·蔡齐传》仅记齐卒时年五十二岁。《历代名人生卒录》补记其卒年,曰:“蔡齐宝元二年(1039)四月四日卒,年五十二。”据此推知其生于西元988年。而《耶律秘诀》又名《耶律学士星命秘诀》,若果为辽人耶律纯所作,“蔡枢密己丑(端拱二年,989)十二月二十七申时生”,当早于《历代名人生卒录》的记载,为存世最早的史料,亦有相当参考价值。 这样的推命案例零星散布于文献之中,不利于搜集与整理。在星命术的发展过程中,术士们也在不断地寻求理论的发展与分类总结,表现之一端即将历代的推命案例汇集整理而成星案类文献。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当属明代万历年间成书的《文武星案》。作者陆位自称“自幼冠潜心斯术,遨游湖海,数十年余广询博采”,而成六卷本《文武星案》,汇集有明代“帝王、公侯、伯马、总戎”“元魁、宰辅、尚书、桥梓、昆玉”“富寿封赠、荣寻刑戍及其孤贫疾夭、僧道娼妓诸”等近千人的星命格局。 乾嘉学派的学者钱大昕早已注意到《文武星案》中的生辰资讯对于史实的考补功用,因此在撰写《疑年录》中,如遇明人生年不详者,多引《文武星案》以作参考,见《疑年录》卷三:

图2 董其昌星案(图片来源于杭州市图书馆藏《新编分类当代名公文武星案》)

王新甫六十九宗沐,史无寿考,据《文武星案》。生嘉靖二年癸未,卒万历十九年辛卯。 焦弱侯八十竑,生嘉靖二十年辛丑,《文武星案》云:嘉靖十九年庚子生。卒万历四十八年庚申。 董元宰八十二其昌,《明史》作八十三。今据《松江》《娄县》二志、《墨案·元宰》。(图2)生嘉靖三十四年乙卯,生乙卯正月十九日,卒崇祯九年丙子。 可见,史传不载之生年资讯,可据《文武星案》予以补充。史料有疑者,亦可据《文武星案》并存异说。现存的星案类文献还有附于《张果星宗》之后的《郑氏星案》、清人霍达所撰《星命说证》《续星命说证》以及现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的《紫案》等,其中的生辰资讯亦乏人问津。如果对星案类文献做集中整理,辑录出其中关于生辰的资讯,不失为一种有效获取古人生辰资讯的方法。当然,星案文献都为术士搜集汇编而成,对此类文献的可靠性仍应存保留态度。又因为文献的散佚和资料采集的随意性,其对文史资料的考定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不过这种按图索骥的方法能起到补裨正史的作用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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