斋醮与星命:杜光庭《广成集》所见天文星占文化述论

孙伟杰 盖建民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摘要:杜光庭活跃于唐末、前蜀两朝,《广成集》中保留有大量其为王侯将相、通道民众所作的斋醮词,文辞中不仅显示出唐时流行的十神太一、天文分野等多种天文术数思想的浸润,也透露出外来十一曜行年星命说的渗透;斋醮词中不同占卜方法的叠加运用,一方面表明杜光庭对于天文术数文化的精通,另一方面也凸显了斋醮仪式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彰显道教仪式的救度功能;其目的除了为个人休咎祈福祛灾之外,还折射出为王权神圣性服务的政治理想,而唐末成都府雕版印刷的历日或许是杜光庭吸取星命思想的来源之一,反映了唐末宗教与社会互动的复杂历史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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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杜光庭活跃于唐末、前蜀两朝,僖宗第一次入蜀避难(881年)后,受僖宗礼遇,获赐紫衣。尔后长居蜀地,继被王建父子所赏识,屡获封赐,可谓显赫一时。今《广成集》所收录的斋醮词大多作于其居蜀期间。例如《广成集》卷九《李延福为蜀王修罗天醮词》载: 伏以道冠虚无,功先覆载。……今夏大游四神,方在雍秦之野;小游天一,仍临梁蜀之乡。地一次于坤宫,月孛行于井宿。仰兹持候,缅彼灾蒙……(1)

《广成集》卷十四《张相公九曜醮词》云: 伏闻大道凝光,上玄垂象。照临九土,复育群生。主录吉凶,司明罪福。洪纤备察,毫末无遗……今则远临宫中,土星所历。身位之内,计都所临。神首火星,仍居对照。生年命位,俱值天符。以此灾缠,遂成疾厄……(1)

上述两则斋醮词,是杜光庭《广成集》为数众多的斋醮词中的代表作,杜光庭在此为我们展现了包括九宫贵神、十神太一、十一曜星命等多种占卜方法,涉及天文、术数等不同方面。斋醮科仪是道教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斋醮仪式中,需要向祈请的神灵敬献斋醮词,对这一文本进行宗教学与历史学的综合考察,不仅可以呈现道教斋醮的特定历史处境,更可见证道教科仪的社会功能。(4)所以《广成集》的内容虽是道教的立章祈请词,但却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反映了唐末五代道教以斋醮科仪活动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的情况。(5)有鉴于此,本文主要通过解读《广成集》斋醮词中天文分野与星命思想,探寻文辞背后仪式与社会、政治、异域文化的互动关系,希冀从道教天文的新视野来剖析《广成集》中所蕴涵的唐末宗教与社会互动的复杂历史面相。

二 天文分野、十神太一与王权象征

天文分野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将某一天区示现的天象与地上对应郡国州府的吉凶相联。(6)这一理论出现得较早,早在《周礼·春官宗伯》中便有“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7)的记载。至西晋时,已经形成一种以十二州系统为主并相容十三国系统的分野学说。(8)天文分野与祥瑞灾异理论密切联系,因此,古代天文分野的设定往往成为地方势力与正统王权角力的场域之一。

唐代流行的十神太一游行理论在天文分野思想基础上融入数术推算,这种理论认为不同的太一神运行至不同的方位,会给所对应的分野带来吉凶灾福。其起源或可追溯至南朝梁,不过直到中晚唐时才显现出重要影响。《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有《太一大游历》二卷、《大游太一历》一卷。(9)

现存最早系统记载十神太一理论的典籍是唐王希明《太乙金镜式经》,稍后是北宋杨维德《景祐太乙福应经》。由于对这种理论进行选择性的诠释可以对王权施加影响,唐时中央政府明令禁止私人收藏相关书籍,《唐律疏议》卷九严禁禁止私人有《太一式》(12),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亦重申禁令。(13)虽然如此,十神太一理论在民间社会似乎仍有流传。据李肇《唐国史补》所载:“元和(806-820年)初,阴阳家言:五福太一在蜀。故刘辟造五福楼,符载为之记。”(14)《新唐书》卷一五八《刘辟传》亦有简述:“且以术家言五福太一舍于蜀,乃造大楼以祈祥。”(15)这是地方藩镇率先运用十神太一游行理论的先例。刘辟为中晚唐时西川节度使,宰治一方,按照《太乙金镜式经》的解释,“五福太乙所临之分,无兵革、疾疫、饥荒、水旱之灾。”(16)因此作为一方之主的刘辟要兴建五福楼以纪念。而据《景祐太乙福应经》的记载,唐高祖、太宗、玄宗、昭宗、哀帝、后唐明宗、闵帝时,都有关于十神太一游行造成灾福的记载,不过比对官方史志,《景祐太乙福应经》中的许多记载当为宋人依据十神太一理论对前朝史事的补述与附会。

及至唐末,十神太一理论在杜光庭《广成集》中得以运用,如《川主周天南斗醮词》: 蜀之星躔,上当鹑首;蜀之分野,下接坤维。当申未之方,在参井之度……地一将移于益部。(17)

《罗天中级三皇醮词》: 今又大游四神,在雍秦之分;小游天一,次梁蜀之乡。地一镇于坤隅,月孛行于井宿。(1)

《蜀王本命醮葛仙化词》: 今属太一,行运分野。虑灾或临,梁益之方。或在雍秦之境,月孛缠于井宿,地一灾于坤隅。(2)

经笔者统计,在《广成集》中一共出现了“大游”、“四神”、“天一”、“直符”、“小游”、“地一”六种太一,这与它们所表征的吉凶祸福直接相关。据《太乙金镜式经》和《景祐太乙福应经》所载: 大游太者,巡考八宫,与小游同宫……较人君善恶。……太乙在阳宫,辽东不见兵;太乙在阴宫,蜀汉可以全身。八、三、四、九为阳宫,二、十、七、六、一为阴宫。 四神太乙者,水神也。纪纲有道之代则昌,无道之代则殃。若临齐魏之乡,兼若无道,则兵革、水旱、饥荒也。 天乙太乙者,金神也。取六宫金气,主兵革。若累年兵革相接者,天乙临之,即有胜负。为金能决断,主兵丧也。 直符太乙者,火神也,乃天帝之使者,天道观察理道于万民,若临无道之邦,即兵革、水旱、疾疫、饥馑、流亡也。(3) 小游所在,考治之地兵丧、水旱、流亡、饥馑、终失其地。(4) 地乙者,土神也,主地之生,而浮载同行,所守之宫主兵丧,若临无道之邦,即五谷荒歉、庶民流亡、地震山崩、虫生、灾异。(5)

也就是说,这六种太一往往与水旱、饥馑、兵革等一系列的灾祸相连,而那时社会正值战乱,动荡不安,因此表凶的太一才会频繁示现。而当它们出现时,修醮禳灾便成为道门参与社会事务必不可少的举措。

据《李延福为蜀王修罗天醮词》提到的“十七年之临抚,宰制一方”,可以推断罗天大醮作于王建主政蜀地的第十七年,即西元907年。这一年,主凶的几种太一集中运行至蜀蜀之地,是大凶之年,加之此年正好又是王建的本命年,亦有凶星降临,所以此年需要引起格外的重视,王建正是通过本命醮与罗天大醮,将个人的休咎祸福与王权联系在一起,正如法国学者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所指出的,蜀王王建在本命年至本命之仪修建本命醮,道教醮仪在这里进一步确认了王建统治蜀地的神圣正统性。(6)同时,醮词中的“月孛行于井宿”在天象上对蜀地而言也是大凶之象。有学者经过测算,计算出月孛在907年的4月1日到12月26日之间运行在井宿的范围内,这表明醮词中“月孛行于井宿”的说法并非杜光庭杜撰。(7)

值得注意的是,十神太一理论集中出现的《川主令公南斗醮词》、《罗天中级三皇醮词》、《太子为皇帝醮太乙及点金箓灯词》等斋醮词,是在专为蜀主所举行的罗天大醮、周天大醮、金箓斋等仪式中所使用。这些斋醮科仪并非一般百姓所能享用,甚至王侯亦难企及,这从另一侧面也说明基于天文分野的十神太一理论与王权的密切关联。

在叙述十神太一运行方位时,醮词中常常出现“申未之方”、“参井之度”、“雍秦之分”、“梁蜀之乡”、“上当鹑首”、“实沉之墟”等天文分野术语,那么《广成集》中出现的天文分野与唐代流行的天文分野究竟有何关系?笔者择取了有关唐代分野的官方史志和当时流行的几种占验典籍,将其中涉及蜀地的天文分野罗列成表。

由表1可以发现,杜光庭斋醮词中所出现的几种天文分野与唐代流行的分野理论基本一致,这表明杜光庭对于传统的天文分野理论并不陌生甚至相当熟悉。杜光庭在斋醮词中将“梁蜀之乡”与“雍秦之野”对举,“梁益之方”与“雍秦之境”并提,“雍”、“梁”当指《尚书·禹贡》九州中的雍州、梁州,为古州名,“秦”、“蜀”当为古国名,“益”为益州(蜀地),这些分野都对应着王建统治下的蜀地。

不过醮词中以早又有将“秦”当做唐王朝的象征的说法。例如,在《蜀王本命醮葛仙化词》中,王建祈愿“帝国兴复,息灾期而辇路还秦;境寓康宁,销否运而被祥介蜀”。“帝国兴复”、“辇路兴秦”在这里显然是指代唐朝皇帝所言,那么斋醮词中屡次出现的秦蜀对举,则有着更多的意涵:一方面显示出王建对唐之正朔的“瞻奉”,这与斋醮词中出现的“长寿唐年”、“永奉帝图”、“克保唐年”一脉相承,另一方面也为王建作为蜀主护佑一方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加冕。所以举行罗天大醮的同一年,在朱温篡唐后,王建便将自己的统治合法性与唐王朝结合在一起,打着尊唐护主的旗号割据一方了。《资治通鉴》对蜀王称帝一事亦有载录:“蜀王会将佐议称帝,皆曰:‘大王虽忠于唐,唐已亡矣,此所谓天与不取者也。’冯涓独献议,请以蜀王称制,曰:‘朝兴则未爽称臣,贼在则不同为恶。’王不从,涓杜门不出。王用安抚使、掌书记韦庄之谋,帅吏民哭三日;己亥,即皇帝位,国号大蜀。”(1)显然,蜀主王建并不满足于以“蜀王”称制,在经过一番掩饰之后,便迫不及待地称帝建国。杜光庭在《广成集》中运用其所掌握的天文术数知识,通过道教斋醮科仪为蜀主王建的政权合法性进行了宗教神圣性阐释,显示了其服务王权的政治理想。

表1《旧唐书》等典籍中涉及蜀地的天文分野

典籍出处 十二辰 十二次 二十八宿 十二州十三国分野
《旧唐书·天文志》 申 未 实沉 鹑首 觜觿、参伐 东井、舆鬼  
《新唐书·天文志》   实沉 鹑首 觜觿、参伐 东井、舆鬼  
《天地瑞祥志》 申 未 实沉 鹑首   益州、晋魏 雍州、秦
《乙巳占》 申 未 实沉 鹑首 毕、觜、参 井、鬼 益州、晋魏 雍州、秦
《开元占经》 申 未 实沉 鹑首 毕、觜、参 东井、舆鬼 益州、魏 雍州、秦
《广成集》 申 未 实沉 鹑首 参 井 雍、秦

三 十一曜与星命

唐末五代之时,源自希腊、罗马并经改造的天文星命概念和技术陆续传入中国,天学进入官方天文历法体系和民间日常生活场域,西方的九曜或十一曜观念及以此推算行年的星命占验和禳除之术,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崇信,行用甚炽。“九曜行年”是一种以年岁为据而将命运与九曜联系起来的推命方法。这种推命方式,唐代已经相当流行。但差不多同时,九宫、八卦等命理术语渗入进来并成为九曜推命的重要组成部分。(9)这一星命术对杜光庭亦有影响。

在《广成集》保存最多的本命斋醮词中随处可见如:“今年则晦曜土星在身宫之上……火星近刎厄之宫,金星曝无性之位。”(10)“木星退身宫之上,土星照三合之方。金水火星乖背之宿,飞天火曜居本命之辰。九宫土星复当生月。”(11)“今则远临宫中,土星所历。身位之内,计都所临。神首火星,仍居对照。”(12)这里杜光庭推算个人年命吉凶所采用的是唐末流行的十一曜行年法,不过醮词中的十一曜行年法已经过改造,融入了更多本土的星命方法。

为何斋醮词中会见到如此多的天文星命术语,《隋书·经籍志》的一段话或许可以帮助理解:“有诸消灾度厄之法,依阴阳五行数术,推人年命书之,如章表之仪,并具贽币,烧香陈读。云奏上天曹,请为除厄,谓之上章。夜中于星辰之下,陈设酒脯饼饵币物,历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为书如上章之仪以奏之,名曰醮。”(13)也就是说道教斋醮科仪中重要的一环便是在斋戒以后通过上章等形式将推算出的年命与星神相沟通,祈祷神灵降福除厄。李献琛、福井康顺等人据此认为醮仪的形成与星宿信仰有密切关系。(14)所以在斋醮科仪中必然会大量涉及天文星命的内容。

在杜光庭所作斋醮词涉及的诸多星曜中,既有常见的日、月、五星,也有异域而来的罗睺、计都(合称九曜),再加上紫炁、月孛,便是通常所称的十一曜。钮卫星认为十一曜星命学基本上可确定是由中国本土术士在九曜星命学的基础上融合了本土的太一天神和九宫贵神等天神崇拜后改造而成,这个过程中本土术士的主要发明是引入了紫炁一曜,这个改造过程大致发生在唐末到宋初的某个时候,但没有充足的证据指向某一个术士个体或群体。(1)而据笔者考证,道经中见载十一曜以《太上三十六部尊经》(2)之一的《上清经》与《内音经》为最早。吉冈义丰认为此经出自唐代(3),笔者认为或可更进一步。目前已知三十六部道经名出现在《无上内秘真藏经》中,《真藏经》所述内容又被朱法满所撰《要修科仪戒律钞》所引用。据记载,朱法满为唐玄宗时高道,与张万福差不多为同一时期人,张万福活跃于711年前后。元代邓牧《洞霄图志》卷五记载朱法满逝于开元八年(720年)五月二十九日(4),若按此记载,那么《上清》、《内音》二经的撰写时代当在720年之前,也就是说此时十一曜已被道教人士所知晓。其中《上清经》提到: 我今为汝演说禳星辰之法,当严备香花灯烛,于清静室宇,塑绘十一曜仪形,……称扬法事,一切星真并皆回曜,转祸为福,变凶为祥。(5)

此段经文描述的是一套祈祷灾星以求福免厄的仪轨,其中在提到禳度星辰之法时,说到要塑绘“十一曜”仪形,道教塑绘神像用以供养的历史,据陈国符先生考证,可以早至刘宋时期的陆静修(6),不过形成较为成熟的道教造像仪则是在唐代。十一曜在此经中只出现了总称,并未一一具列,相比之下《内音经》的记载则显得更加具体: 十一曜中惟有紫炁,不示象,则永不兴灾异。日示赤乌,月示白兔。日遇春青龙,夏朱雀,秋白虎,冬玄武。月兔中有青桂、白杵,四时不变。木德星君兔头、猪身、虎尾。火德星君马身、蛇尾。金德星君猴头、鸡身。水德星君黑猪身黑尾。土德星君羊角、龙头、犬耳、牛身。罗睺星君羊角、犬爪、牛尾、龙身。计都星君龟。月孛星君蛇。若示此正象,皆不为灾。若兴变异,昏暗不明,悉无文采,日月木金水火皆不为灾。若遇失火,则晦失明。火失次,赤炎昏暗;土失次,迟留;罗、计、孛失次,皆随十二宫变相,则示灾。遇金星。若能依度禳之则吉。(7)

此段经文讲述的同样是祈祷星辰化凶为吉的内容,不过这里不仅明确提到十一曜各自的名称,而且还描述了十一曜星君的具体形象(紫炁除外)。也就是说十一曜早在唐玄宗之时已为道教经典所吸纳。(8)那么,杜光庭对十一曜是否了解?

据《道门科仪大全集》卷四十五“解禳星运醮修图仪赞”记载:“杜天师旧有《河图九曜醮仪》一卷,后有《十一曜行年》一卷,于三时行持,有所不备,多以消灾仪而兼行。”(9)此卷题为“三洞经箓弟子仲励编”,一般认为仲励为南宋时人。(10)按照此记载,杜光庭已将九曜、十一曜融入道教的斋醮忏仪之中,那么他对于九曜、十一曜应当有相当的了解。

不过十一曜在《广成集》中却并未全部出现,出现最少的“月孛”,除了前文提到的“月孛行于井宿”用来与分野相配之外,与本命行年相关的,就只在《孙途司马本命醮词》中出现了一次:“十三宿内,月孛所经。”(11)而“紫炁”则一次也没有出现,这显然不应归结为杜光庭的疏忽。在斋醮词中之所以没有出现“紫炁”这一曜,恐怕与《内音经》所讲述的“十一曜中惟有紫炁不示象,则永不兴灾异”的说法直接有关,因为十一曜中只有紫炁与灾异没有关联,所以在以禳灾祈福为目的的斋醮词中才不会出现“紫炁”的身影。

对《广成集》斋醮词中十一曜尤其是九曜所示吉凶善恶进行观察,不难发现“土星”、“火星”、“罗睺”、“计都”四曜多与凶祸并称,而“木星”则与吉事相连。例如,《亲随为大王修九曜醮词》: 首尾蚀神(罗睺、计都的别称),皆为临照。(12)

《皇后本命醮词》: 罗睺遇克蚀之宫,土星临乖背之宿。火曜行度,将入身宫。(13)

《前嘉州团练使司空王宗夔本命词》: 窃以土星居身命之宫,于兹数岁。火曜临田宅之位,犹在子方。……虽冬首有木星之福,而即时值行运之灾。(1)

这种五星善恶说尤其是将“土星”视为恶曜的观念显然不是中国传统星学文化的内容,反而是在自印度而来的佛教典籍中较为常见。例如唐代高僧一行所修述的密教经典《梵天火罗九曜》便详细论及九曜的吉凶及祈祷之法。(2)(延伸工具:若想了解个人本命盘中土星与火星的具体位置,可透过线上星盘查询获取精确报告。)

很显然,杜光庭在《广成集》中谈及的星曜吉凶与《梵天火罗九曜》的记载基本一致。类似的表述亦见于一行所撰的另一密教经典《宿曜仪轨》:“四大恶曜,所谓火曜、土曜、罗睺、计都。”(3)

这种外来的星命文化在唐时曾极为流行,陈万成先生对此有所深论,此不赘述。(4)

表2《梵天火罗九曜》所见星曜吉凶善恶

九曜 有关吉凶善恶的记载 吉凶
罗睺 临人本命,忧官失位,重病相缠,财物破散民罹怨口舌。 凶
计都 若临人各(命),官禄多遇塞,求官不遂,身被迁移,官持相缠,多忧疾病,此星凶。 凶
土星 其宿直凶,痫病苦之然及患(患)人,此宿贞慎疾病牢狱,君子重厄之年。 凶
水星 若临人本命,主阴煞口舌盗贼希殃。 凶
金星 临人本命,至(主)有哭泣刀兵。 凶
火星 若临人命,必生口舌,疾病相缠。 凶
木星 临人本命,加官进禄,万事吉祥。 吉
日 若临人本命,加官进禄有喜事,常得贵人接引,所作通达。 吉
月 若临人本命,大吉,加官进禄所作通达,得贵人接引,长有喜庆之事。 吉

与杜光庭时代交,约出于唐末昭宗干宁(894-898)年间的《秤星灵台秘要经》,经末有一首“洞微限歌”(有缺文)也讲述星命之术。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四记载:“《秤星经》三卷,以明五星、罗睺、计都、紫炁、月孛十一曜,演十二宫宿,以推人之贵贱休咎,不知其术之所起,或云天竺梵学也。”(5)饶宗颐曾据此推测藏文本《秤星灵台秘要经》可能就是出于此经。(6)经中歌诀云:“人生贵贱景星推,限数交宫各有时。若遇罗睺金木曜,太阳紫炁月同随。限逢此曜加官禄……家宅不宁因字(月孛)至,更兼轸轸问如痴。计都失职人须记,若遇奎娄主转移。首(罗睺)在阳宫为福累,尾(计都)星阴位定灾稀……”(7)此经所载说的十一曜吉凶与杜光庭斋醮词中的星曜吉凶大致相当,只是采用歌诀的形式更便于记诵。这一星命术在后世道书《灵宝领教济度金书》中有所详述:“其分流年限数有九,一曰洞微大限……二曰洞微小限……三曰洞微飞限……各视其时流年火星土计孛与诸限有无冲照犯守,读此禳之。”(8)可见唐宋之时异域之星命学说已为道教所熟识并进入到道教的斋醮科仪之中。

此外,晚唐还流行一种涉及“运命十二宫”(9)的星命术,《七曜攘灾决》是中国最早出现“运命十二宫”的典籍,其所述述的“运命十二宫”常常和七曜、黄道十二宫、二十八宿相配属以占断吉凶。《广成集》中的星命术是以十一曜行年照临与本命所主星宿的关系来推算吉凶,与黄道十二宫、二十八宿并无牵连,所以两者当分属于两个不同系统的星命学说。这两种星命术最终在五代北宋时期道经《灵台经》中得以融会互通。例如《灵台经·飞配诸宫第十》:“昼夜皆从土至金,东出配之,看星曜论吉凶。但妻宫、妻位并见金,唯不宜见火,见即不吉。若善星助,亦妨。恶星克,即嫁乱,恶声名,败家风。若金在娄,亦嫁乱。若更火,即为娼妇。若未见,则有二妻,得女人之日。若日月见,得好妻。若土见,难婚及老幼不等。若见水,得好妻,会文字、音律。若蚀神,妻恶。亦妨之,见天一名,得贵质之女。见太一,得丑恶之妻。又须以其宫在高大下位之。又从数至日月,从金配己约虚处,以行年配至终。右妻妾宫。”(1)此处,十一曜行年主张的星宿善恶思想便已与“运命十二宫”融合在一起,共同论说年命吉凶。

赵贞曾认为杜光庭九曜斋醮的背后展示的是一种复合式的九曜推命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对于世人命运产生制约、规范和影响作用的星神中,不是九曜中的某一曜,而往往是二曜或三曜以上。(2)此种说法或可更进一步。笔者认为杜光庭已在九曜星命基础上采用了十一曜星命术,而且在醮词中运用多种星曜照临本命来论证灾祸的不可避免性,这无疑增加了斋醮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更加凸显出道教仪式的救度功能。

四 蜀地印刷术的潜在影响

杜光庭在《广成集》中涉及的天文术数知识源自何处,是传师承述还是另有源头?在有关杜光庭的史料中并未见到有关其学习上述知识的记载,而蜀地此时兴起的雕版印刷术或许可以为我们解决这一疑问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唐时的刻书活动,尤以四川成都地区印刷品为最多。(3)唐代中后期,黄河流域连年战争,大批文士、工匠来蜀避乱,促进了蜀地的文化繁荣,蜀地因此获有“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4)的赞誉。雕版印刷也因此首先在蜀地迅速发展起来,宋人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记载“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5)王应麟《困学纪闻·经说篇》亦有类似表述。(6)雕版印刷的出现加速了书籍及知识的传播普及。

据叶梦得《石林燕语》(7)和叶置《爱日斋丛钞》的记载,随僖宗一同入蜀的中书舍人柳毗在益州重城书市翻阅书籍时,发现其中“多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8)此时杜光庭也一同随僖宗入蜀,很有可能有机会阅览到此类书籍。

此外,晚唐蜀地私人印制历日颇为流行。《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帝王部·革弊第二》记载:“九年(835年)十二月丁丑,东川节度使冯宿奏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西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故命禁之。”(9)这与《旧唐书》所记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十二月丁丑“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板”(10)当因同一事而发。(11)

之所以会提到蜀地私印历日的泛滥,主要是因为蜀地印制的历日中包含有关外来星曜行年的内容,这从敦煌S.P.10《唐中和二年(882)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印本历日》残卷中可以窥知一二。此本历日为唐僖宗时成都樊赏家印制,是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历日之一。虽然历日只存留卷首十语,从中依然可以辨认出如下珍贵的内容: 推男女九曜星图 行年至罗候(喉)星,求见不称情。此年忌起造,拜醮最为□□□吉。 运至太(太)白宫,合有厄相逢。小人多服事,君子受三公。 岁逢计都,不安宁,切须(12)

残存的文字中可以看到九曜行年的印记,出现了罗喉、太白、计都三星以及与之所匹配的时日禁忌。依卷文记载,历日中应当绘有相应的推命星图以方便使用,只可惜今已不存。

历日在古代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它不但是朝廷进行各种活动的计量标准,也是民众日常生活的必备之物。(13)此类历日随着私印的泛滥,已然成为当时人们日常生活趋吉避凶的行用指南。雕版印刷扩大了其流通范围,客观上也促进了外来星曜行年思想在社会上的传播普及。而在此历日印制流通之时,杜光庭恰好长期居蜀蜀地,因此此种民间历日很有可能成为杜光庭汲取外来星命思想的来源之一。可以说杜光庭在《广成集》中所展现的分野、星命内容,反映了唐末宗教与社会互动的复杂历史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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