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土星在军国星占术和星命术中的善恶取向

宋神秘 上海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钮卫星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摘要:唐宋时期,域外传入的土星在星命术中为凶与中国本土土星在军国星占术中为吉的观念并存。土星为凶星观念的广泛流传,并没有影响中国传统的土星军国星占术:土星为吉,表现为有条件的吉,以及在具体占验辞条中多为凶兆;而且土星为吉的军国星占术观念在社会中广泛流传。星命术中,土星为凶的表现多种多样,既与人命有关的宫、宿相联系,也与特定的年月日有关,同时表现为“夜忌土”的施行原则;但随着星命术自身的复杂化发展,土星演变为吉、或吉或凶,这种演变与中国传统的五行理论有关,五行理论甚至否定了“夜忌土”等土星的凶性,并使得土星的吉凶取向逐渐向中国传统的形象靠拢。

关键字:土星;星命术;军国星占术;唐宋

唐宋时期,中外交往日益广泛深入,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星占文化也呈现出中外交流的特征,江晓原在《天学真原》“起源问题与域外天学之影响”(1)中就外来文化对包括星占在内的天学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矢野道雄《星占いの文化交流史》(2)就印度星占文化对中国、日本的影响进行了讨论,钮卫星《西望梵天——汉译佛经中的天文学源流》(3)指出汉译佛经中的天文学内容多与星占和宗教相结合。其他学者如姜波阁、赵贞、陈于柱等也在该领域多有论述。

本文以土星为物件,是因为在中国的军国星占术和星命术中(4),其所对应的吉凶取向具有突出的矛盾之处——吉与凶并存,对此陈万成在《杜牧与星命》一文中对土性在中国传统中为吉与土星在星命术中为凶的性质有详细的分析,并指出土星为凶这一观念来自域外,源于希腊化—印度星命术系统,还对其传入中国的途径进行了探讨。(5)赵贞在《“九曜行年”略说——以P.3779为中心》中也谈及十星与十件吉凶的不同,并引用了陈万成的研究,同时他认为十星为凶的观念在晚唐时期必然流传甚广。(6)李辉在博士论文《汉译佛经中的密宗术研究》中提到十星为凶的性质,并猜测早期的星神画很可能只针对恶曜。(7)土星这种矛盾状态的产生与中外星占文化的相互碰撞和交流有关,这种交融不仅突出地反映在土星上,也在金星、火星等行星的星占术中有不同程度地反映,本文欲集中以土星为例,深入探索在中外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中国军国星占术和星命术的发展状况。

(编者注:对古代星命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透过现代星盘查询系统,了解个人星盘中土星落入的宫位与相位。)

一、土星既吉又凶

前人如陈万成等,早已注意唐代卢仝在《月蚀诗》中的叙述:“土星与土性相背,反养福德生祸害,到人头上死破败。”(8)土性对应福德,土星代表祸害,会致人破败甚至死亡。这种天上的星象昭示人命祸福的星占术在中国古代被称为星命术,具有一定的外来性质(9)。土星为凶这一观念是其典型代表,它与将星象和军国大事相联系的军国星占术有所不同。

笔者发现,清代方对吉占的这句诗作注:“镇星主土,色黄如参点肩,八,九日行一度,二十七日行一宫,二十八周一周。填星,福德星也,虾蟆亦土属。”(10)这段文字提及镇星为福德星。随后他引用道教文献:“五土之气,为帝主福,故四十五年而迁其星。居北者,九年而迁居;……南者,八十一年而迁。迁不背逆,下无临刑,上无刑罚,则灾害不生,日享太平。或履非其位,遇非其时,上下不相得,则随宫为掌,其灾亦系道德之所致。”(11)这里有两点:一是土福为帝主福,非一般个人。二是按照方位、时间进行迁居,且无克制时,有福;若这些条件有一个未达到,则将致灾。该经文出自北宋末道士之手,应反映了当时的观念。随后,孙氏依次引用《汉书·天文志》、唐李淳风《观象玩占》、《史记·天官书》、唐李淳风《乙巳占》、《唐书·天文志》中与镇星相关的文字。(12)这些都是直至唐宋时期军国星占术中有关镇星的内容,叙述了镇星居为吉的状况:“镇星所居国,吉。未当居而居之,若已去而复还居之,国得土,不乃得女子。”(13)其余均是与镇星有关而将为凶的占辞和史传事验。

孙氏引用的这些文字,都属于中国传统军国星占术的内容,即使是道教文献中的叙述,也将土福对应于帝王。而卢仝所述土星为凶的属性属于适用于普通个人的星命术范畴,而孙氏以军国星占术的内容进行注释与卢仝的本意并不契合。需注意的是,即使是孙氏引述的有关镇星的军国星占术内容,也并非全吉,在描述镇星的属性时,它确实被归类为福德星,但是在具体的星占辞条和事验中,在军国星占术以警示和惩戒为主导思想的前提下,镇星的吉性是有条件的吉,而其凶兆在有关镇星的全部星占内容中占了大多数。这点在后文中还将继续讨论。

土星在军国星占术中为吉与在星命术中为凶的矛盾,并非到清代才出现。宋代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11“镇星为福”篇比卢仝更详细地展示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土星吉凶取向:土星为福是在军国星占术的范围内,而在星命术中,论命者则多以其为恶。洪迈在最后一句道出了他个人的观点——土星在军国星占术与星命术中的吉凶取向应相互区别。(14)土星这种吉凶取向不仅被儒家学者所持有,还蔓延到道教文献《太上洞神五星赞》中(15)。就军国星占术来说,该文指出土星所在为吉兆,但如果君主失政,还是会生发灾异。土星与其他行星、二十八宿等星宿处于一定运行状态或位置关系时,其星占含义有吉有凶,但以凶为多,并叙述了土星为凶的具体表现,而文中“修福,则加官益禄”一句却是针对普通个人的星命术内容,因为君王虽然不需要加官益禄。随后详细阐述了土星在星命术中为凶的后果以及相应的禳灾方法。该文显然是将土星有关的军国星占术、星命术知识杂糅在一起。

因此,土星在星占术中就吉凶取向来说可以分为三类:1. 就一般性质而言,它为吉,这种吉与土的性质(16)相联系,为中国本土传统的观念,对此陈万成和赵贞在各自的研究中已多有阐述,此处不再详述,这种吉为军国星占术所采纳。2. 在军国星占术中,受到其特有的惩戒和警示人间政治思想的影响,在具体的星占辞条和事验中,土星大量表现为凶。3. 在星命术中,土星为凶。

二、军国星占术:土星为吉的表现及其流传

在军国星占术中,历代正史的“天文志”和传世星占著作对土星的星占内容及其占辞有详细的叙述。正史中,从《史记》到《宋史》,除新、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没有土星星占的概括性论述外,《汉书》的记载与《史记》同,《晋书》与《隋书》同。由此可以看出,自汉至元,土星的军国星占含义一直保持稳定的系统,即使唐宋时期包括星命术在内的外来星占文化自域外输入并在中土广泛流传,但土星为凶的星命术并未对其产生影响,这点可以从唐人编纂的《隋书》中看出。同时,以《开元占经》和《乾象通鉴》为代表的唐宋时期军国星占术文献对土星星占的描述,也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军国星占术在这一时期仍保持着中华传统的系统,没有受到星命术的影响,这尤其表现在由印度天文学家悉悉达汇编的《开元占经》中,土星的军国星占术系统和内涵仍表现为中国传统的模式和内容。

笔者从概括性论述和各“天文志”记载的“史传事验”两方面对土星的星占进行了分析。《史记·天官书》(17)、《隋书·天文志》(18)、《宋史·天文志五》(19)、《开元占经·填星名主一》(20)、《乾象通鉴·镇星总序》(21)对土星的军国星占概括性叙述,笔者根据土星的运行状态及占验的吉凶后果进行分类并制成表1。

表1中“土星的运行状态”是指星占占验中对土星运行状态的描述,这一描述并不同于土星在古代天文学中运动状态的描绘,即顺行、逆行、留、伏、现这五种不同的运行状况,将两者进行比较可知,星占占验中的“居”主要是指土星运行到二十八宿某宿或某一块天区,这一运行状态可运用于天文学中五种运行状况中的任一种。“动”这一运行状态在大多数情况下与土星的盈缩失次结合在一起,以天文学的角度而论,所谓盈缩失次,主要是由于土星的运行与历法推算的座标位置不一致,实为天文历法推算的准确度不够所致,但古人将其与“凶”的占验后果联系在一起。需注意的是,“居”这一运行状态中的“当居而不居”或“未当居而居”也表明土星在天文上的实际位置与历法推算的结果不一致,这一状况很有可能就是赢或缩的失次状态。

表1 土星军国星占的概括性论述

运行状态 居 动 现
具体描述 所属之宿:当居而居;未当居而居,若已去复还,还居(宿)久。 当居而不居;宜受而不受者为失填;居易。 大动;动而盈;失次而上二三宿;盈则超舍;缩;失次而下曰缩;缩则退舍不及常;去之(所属之宿);若失其行,或盈缩,或失其度及进退。
占验辞条 所居国吉:国得土,得地,不乃得女;其国福厚;不可伐;国安,大人有喜,填星所居国有德,不可以兵加。 其国失土,不乃失女,不可举事用兵;福薄;其下之国可伐也,德者不可伐也。 天子失信;侯王不宁;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有军不复;后戚,其岁不复,不乃天裂,若地动;失地,若有女忧;其舍国有女丧;亦曰政在女主,又曰后族窃天子权。
吉凶后果 吉 凶 凶

笔者整理了自《汉书》至《宋史》历代正史“天文志”中的土星星占资料,在排除土星与月、其他行星等天象合占的前提下,挑选出单独占验土星的“史传事验”资料,选择其中部分清单2如下:

表2 土星军国星占的“史传事验”

“天文志”或“天象志”来源 运行状态及数量统计(次)② “史传事验”举例
    运行状态具体描述
《汉书》 (见有举例) (孝景三年)填星在娄,几入,还居奎,奎,鲁也。
    (中元年)当在觜觿,参,去居东井。
《晋书》 犯 19,入 3,守 3,留,逆行犯 2。 (青龙七月己丑)犯东井距星。
    (光熙元年九月己亥)守房,心。
    (怀帝永嘉三年)久守南斗。
《魏书》 入、犯 4,逆行入。 (太和三年三月)逆行入太微,留在掖门内。
《隋书》 犯,入。 (开皇八年二月庚子)入东井。

(续表)

“天文志”或“天象志”来源 运行状态及数量统计(次)② “史传事验”举例
    运行状态具体描述
《新唐书》 赢 2,犯 5,守 3,入 2。 (隋大业十三年六月)赢而旅于参。参,唐星也。
    (长庆六月丙戌)依历在觜觿,赢行至参六度,当居不居,失行而前,遂犯并钺。

从表2看出,运用最多的土星运行状态为“犯”,“犯”为军国星占术中描述位置关系的专门术语,“甘氏曰:……行而侵之曰犯,石氏曰:经过其星而光耀之曰犯,占七寸以内曰犯”(23),“五星行二十八舍星,相近七寸内及傍者,其国君灾”(24)。但就具体天象而言,土星“入”、“守”某宿也在“相近七寸内及傍者”的范围之内,因此“入”、“守”的天象可视作“犯”。事实上,这一情况确有发生,《晋书》“举例”第一条天象描述为“犯”,而相应的占验描述为“入”。单以“入”而论,其占验辞条不同于“犯”,有吉有凶。《汉书》“举例”第一条和《魏书》“举例”关于“入”的占验为凶,但《隋书》“举例”的占验为吉。这一矛盾突出地发生在“守”这一运行状况上,《晋书》“举例”第二、三条均为“守”,但各自对应的占验吉凶却完全相反。此外,《新唐书》“举例”两条均为“赢行”,占验后果却完全不同,这进一步证明了表1中“未当居而居”与“赢缩”在天象上可相互通用的状况。

无论是对天象的描述,还是对天象的占验,如上述分析,土星运行至某宿既可被描述为“犯”、也可被描述为“入”;其运行与历法推算的个后,既可以被视为逆行火火的凶兆,也能做未当居而居的占兆,这反映出自汉至唐宋,军国星占术中土星天象的星占虽然是以实际天象为基础,但无论是天象的描述还是占验都带有很大的主观选择性,更勿用说这些天象被视为“史传事验”的物件本身就带有极大的选择性,土星无时无刻不在天上运行,这些被挑选出的天象本身就是史官为了将其与特定的人事进行对应而被载入史册。(25)这与军国星占术以警示人间政治、监督君主作为指导思想,从而将多数天象视为凶兆,少数为吉兆的状况(26)相一致。

在这种传统的军国星占术中,一方面将土星归类为福星,为吉,但是其表现为吉与地上君主、女后的作为有关,是有条件的吉,若君主、女后失德失政,土星也会为凶;另一方面,土星的具体占验辞条多为凶,这反映出汉至唐宋,军国星占术中土星天象的星占虽然是以实际天象为基础,但无论是天象的描述还是占验都带有很大的主观选择性,更勿用说这些天象被视为“史传事验”的物件本身就带有极大的选择性,土星无时无刻不在天上运行,这些被挑选出的天象本身就是史官为了将其与特定的人事进行对应而被载入史册。(25)这与军国星占术以警示人间政治、监督君主作为指导思想,从而将多数天象视为凶兆,少数为吉兆的状况(26)相一致。

此外,宋代有许多记载,欧阳修《五代史记》:“是岁镇星犯角、亢,占曰:角、亢,郑分,兖州当焉。彦超即率军府将吏,步出西门三十里致祭,迎于开元寺,塑像以祀之,日常一至,又使民家立黄幡以禳之。”(28)司马光《资治通鉴》:“庚午,命诸军进攻。先是,术者言星直:‘镇星行至角、亢,角、亢,兖州之分,其下有福。’彦超乃立祠而祷之,令民家皆立黄幡。彦超性贪吝,官军攻城急,犹瘗藏珍宝,由是人无斗志,将卒相继有出降者。乙亥,官军克城,彦超方祷镇星祠,帅众力战,不胜,乃焚镇星祠,与妻赴井死。”(29)黄震《古今纪要》有:“镇星犯角亢,塑像禳之,被围,欲以铁验银铜军,周祖征信,投井死。”(30)

以上4则对同一事件的叙述,《五代史记述》、《古今纪要》对天象的描述是“镇星犯角亢”,而《旧五代史》、《资治通鉴》是镇星行至或至角亢。此事发生在广顺二年五月“丙辰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卫如仪。庚申,车驾发京师。戊辰,至兖州城下。乙亥,收复兖州,斩慕容彦超,夷其族。”(31)此时为西元952年5月31日(丙辰)至6月15日(乙亥),取角宿距星左角(即室女α),土星入角宿5.73~5.64古度。

参考表1、表2,此类天象可视为“犯”或“居”,即可视为凶兆,也能视作吉兆。《旧五代史》、《五代史记》和《古今纪要》3则叙述,并未直接给出此天象对应的吉凶取向,仅说出角亢对应的分野为兖州,身为兖州节度使的慕容彦超的战争胜败与此天象关系密切。文中虽未直接指明此天象的吉凶征兆,但描绘了慕容彦超针对此天象进行的应对措施之一“令民家竖黄幡以禳之”,禳即为禳灾,无灾不需禳,暗示了这3书认为此土星天象为凶兆,与其后的彦超兵败并死相一致。但《资治通鉴》却将此天象视为吉兆,这种吉来自土星自身的福,但由于“彦超性贪吝”,无德导致失败。这种由于人间政治失德而导致的失败,与土星为福的星占含义在理论上并不矛盾。

虽然土星在军国星占术中的吉凶表现如此复杂,但在社会的流传中,人们仍把它视作吉星,象征着福德。前述宋代洪迈的论述,反映了土星在军国星占术中为吉的观念在社会的流传。此外,邵雍《梦林玄解·梦占》“帝星明朗大吉”的占辞为:“圣婺文明,时雍国泰。帝星名镇星,天子之星也。……而化此梦者,福寿康宁,好德之兆。”(33)梦占为针对普通个人的占卜,梦见代表天子之星的镇星,则为吉,反映了社会上对土星在军国星占术中为吉的认可。类似的例子还有诗歌“晋器岳向梅堂,五古镇星来作辅。坐令国势巩罗图,万岁千秋奉明主。”(34)

唐宋时期,自域外传入的土星为凶的星命术虽然在中国广泛流传,但并未对中国本土的土星星国星占术产生影响。在军国星占术中,土星为吉的取向是有条件的,而且其具体占验辞条多表现为凶,但是土星星国星占术的这种复杂性在社会的流传中仍多表现为单一的“土星为吉”的观念。

三、星命术:土星为凶的表现及其演变

笔者赞同陈万成认为土星为凶来源于域外的观点,这种凶性的取向主要体现在星命术中,汉译佛经对此多有谈及,唐一行《宿曜仪轨》有“四大恶曜,所谓火曜、土曜、罗睺、计都,最重众生。”(35)其为凶的表现,最典型的就是前人已经关注的《梵天火罗九曜》及敦煌文献P.3779《推九曜行年灾厄法》中的叙述:

行年至此宿者是中宫土星,其星周九十里,属楚围之分。其宿最凶,偏临官忽然及难人,此宿贞慎疾病牢狱,君子重厄之年,号曰土星,不欲犯之。(36)

行年至中宫鸡缓土星神,年至此宿是中宫土星。……若临人命,有官灾牢狱,君子重厄,疾病之年,宜着黄衣。(37)

土星在“偏临官”及“临人命”的时候会有一系列凶恶的表现,这都是在“行年”至土星的前提下。“偏临官”指的是土星运行到命宫、身宫、福禄宫等12宫某宫的位置上或在前后。《七曜禳灾诀》中,土星分别运行到命、困穷、迁移、疾病、夫妻、男女、田宅、财帛8宫(38),便为凶;而以唐代张果命名的《张果星宗》中,土在命、兄弟、疾厄、迁移、相貌5宫定为凶(39)。这12宫主导着人一生命运的各个组成部分,不同文献中12宫的含义和名称有所区别。

土星至“人命”的情况,《七曜禳灾诀》中有详细的论述:“夏至入命星,其人有斗诤死亡之事,不宜见兵器之类。夏至入命星,其人男女多疾患,自身有枷锁之厄。秋至入命星,有失脱之事,交关不利,水中财物损失。冬至入命星,其人家中合有哭泣声起。四季至入命星,其人合有重病。”(40)对于入命星,该经没有直接给出解释,但在开头处指出“入命星”为28宿。(41)《张果星宗·镇星躔度》中对土星躔28宿各宿的星命含义一一有说明,其中氐氏、心、室、觜、井、鬼、柳等宿,主人的命运多凶。(42)

行年即流年,佛经中有相应的“当年星供”,《白宝口抄》曰:“土曜同云:若临人本命,慎疾病牢狱,又以季夏月用果子祭之。”(43)这里的本命为本命宫、本命宿、本命年、月、日中的一种或多种。可见土星为凶也与特定的年、月、日有关。

此外,杜光庭《广成集》中的许多醮词描绘了土星为凶的表现:“今年中宫则天符所临;身位乃土星对照。”(44)“天符临于行年,游行逢于绝命。土方对照,又在妻宫。”(45)“水曜伏刑厄之乡,土星退犯厄之宿。”(46)“土曜对于身宫,行年冲于命位。”(47)从这些醮词来看,土星为凶并不局限于上述所述的几种表现,就宫来说,当土星在某宫的对宫或者三合位置,也会为凶。

综合以上,土星为凶的表现多种多样,它可以与人命相关主题的宫有关,宿相连,也会在特定的年、月、日产生凶性,这些凶性关系人生的方方面面,如相貌、子女、事业、健康等等。

土星为凶在星命术的实施中,还有一个显著的规则,那就是前述洪迈论述中所说的“昼忌火,夜忌土”,据陈万成,该观念也来源于希腊化—印度体系,与土星为凶的观念一同出现在托勒密等人的星命著作中:

古人以木曜、金曜、月曜为吉曜,盖三曜本性平和,俱主热湿。土、火二曜,其性与三曜反[按:即凶曜],土曜极寒,火曜极燥。至如日曜、水曜,其力能吉能凶,盖本性在热湿寒燥之间;若与他曜相合,即随该曜以为吉凶,共力施效于人事。

古来即以月、金为阴曜,日、木为阳曜,……又土曜其性本寒,合配昼日之暖;火曜性燥,合配夜阴之湿。(48)

土星为凶,以及土星与日相配的性质虽然同源,而且在理论上也有相通之处,为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但是在推算命运吉凶的过程中,土星为凶多通过其与日配,忌与夜配的原则体现出来:

夜降土土星昼火曜,三方不是死无魂。夜生人,土不是主。昼生人,火不是主。限度若逢,主立死。此星若是三方主,虽有灾伤病不离。如夜生土是主,昼生火是主,限度若逢,虽有灾难而不至死。(49)

虽然土星在星命术中被视为凶:“九曜有善恶者,谓日月木三星是善星,土火罗计四星是恶星”(50),且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并有“夜忌土”的施用原则,但土星所到之处也并非全凶,即所谓的“恶曜非恶,善星非善”。

以土星临十二宫为例,前《七曜禳灾诀》和《张果星宗》已分别别出土星临宫为凶的例子,而土星在其他4宫和7宫则为吉,或者可凶可吉。如:《官禄》土星得大人仰钦,仪容美丽颜色明。(51)土星临宿也有吉:土宿,土曜角宿名天寿,盖世文章冠魁首,经纶事业富胸襟,不是公卿主富有。(52)

土星凶性的演变与星命术自身的发展有关,当星命术在发展过程中,引入宫、宿等更多的组成参数,而不是直接以土星对应人命或人事时,土星凶性若仍以单一的性质发生作用,必然会造成星命术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困难,因此其属性必然会发生变化。以黄道十二宫为例,当十二宫与七曜进行配合时,土星对应的两宫为摩羯宫和宝瓶宫,分属两宫的人的性格必然会有显著的不同,尽管它们同对应于土星,但处于主导地位的是宫位,而非曜位。(53)

随着这种演变,“夜忌土”的原则也有变化,出现偶尔为吉的状况。(54)这种演变,在很大程度上与五行理论有关。五行理论是中国传统推命术的基本理论之一,这一理论并不特别强调五星的吉凶分属。它包括五行生克规则,五行与四季对应、旺相休囚死以及长生帝旺衰墓死等中国传统内容。(55)五行相生相克等规则与土星单一的凶曜属性归类并不相容。这种不相容,突出地表现在对“昼忌火,夜忌土”的质疑以及否定上:

李憕问:淳风昼火夜土忌曜之说,可得闻乎?

先生:四火坐命则忌水(火为命,忌水克),得土谓之援曜;四土坐命,则忌木,得火谓之益资。如土曜火曜为我度主,飞起朝阳,又谓之忌曜可乎!(56)

四火为翼、觜、尾、室宿,四土为女、柳、氏、胃宿。对于命度属火的人来说,水克火为灾,而土曜因为能克水而为吉;而对于命度属土的人来说,由于木克土,而木生火,火能泄掉木气,使得木失势,反而会让土得救。五行本身没有善恶之分,对于命属火、土的人来说,如果火、土星本身有力,正是吉福。这种否定完全以五行生克理论为基础,排除了昼夜的影响,更勿论星曜的吉凶。这些五行规则比土星单一的“夜忌土”更加灵活,使得土星在不同的条件中呈现出吉凶不同的取向。(57)从而使得土星在星命术中的取向与中土原本的象征意义更加接近。这种演变体现出唐宋时期的星命术在融合域外星命观念的同时,仍然继承和发挥了中国传统的土星观念。

四、吉与凶并存引发的不同应对

土星在军国星占术中为吉与在星命术中为凶的并存状态,在唐宋时期虽然被卢仝、洪迈等人欣然接受,但也有其他的应对现象存在。

以汉译佛经为例。佛教进入中土,必然会发现自身包含的星命术内容与中国传统的星占术有矛盾之处,它的应对措施鲜明地体现在汉译佛经中,《宿曜经》“七曜直日品第四”和“七曜直日历品第八”中的“镇星直日”均有:

若五月五日得此者,则合岁中多土功,若亏蚀地动者,则国中人民不安泰。(58)

此文明显为军国星占术的内容,与其他的星命术内容混杂在一起。特别挑选五月五日,乃是由于五月五日在中国传统中具有特殊的意义。(59)虽然中国军国星占术中土星的具体占验辞条表现为凶,但土星仍以吉星而论,《宿曜经》摘取其中土星为凶的占辞和描述,很有可能是为了附和域外星命术中土星为凶的取向,力图与之保持一致。

另一种试图调节矛盾状态、实现一致的努力倾向发生在道教文献中,位于唐宋时期的《金锁流珠引》卷11在注释“四定”时提到:

辰戌丑未,是四定也。又云:四季是地上名,四定,以主人心也。一定东南,二定西北,三定东北,四定西南,故称四定。经云:一定之处,必有大灾,配以属土,故以土星所临之处,皆有大灾。(60)

辰戌丑未是中国本土用来配土的地支,四季配土也是传统所在。这段文字通过“一定”的概念将土与灾异联系起来,从而对土星为凶的属性进行了解释。在这里,不仅土星为凶,土本身的属性也变成凶。于此,可以看出一种努力的倾向,为了调和土星既吉又凶的矛盾,将土星的凶性扩展到土性本身,从而达成一致,而且这种调和是在中国本土传统的语境中完成的,以塑造传统本来如此的一种假像。

这种改变,在《金锁流珠引》中不只一处。(61)

宋代通晓星命术、留有“吾平生遭口语无数,盖生时与韩退之相似,吾命在斗间,而退之身宫在焉”(62)的苏轼着有《凤翔醮土、火星青词一首》(63),从题名中看,醮土、火星,为典型的星命术禳灾行为,因为只有在星命术中,火、土二星为凶,经常成为禳醮的对象,杜光庭《广成集》中的许多醮词就涉及火土二星,甚至直接以火、土星为禳灾物件,如《马师穆尚书土星醮词》(64)、《杜元帅常侍醮火星词》(65)等。但此青词的内容却完全不涉及个人的命运祸福,而是岁收等国家大事,实为军国星占术的内容。熟知星命术的苏轼,必然知道土星于个人为凶的观念,在此它把这种凶性延伸至军国星占术领域,虽然也许并非刻意为之,但确实体现了土星为凶的星命术观念对军国星占术的一种渗透,即使这种渗透为个别现象。

这三个应对实例均将土星的矛盾状态调整为单一的凶性,反映了域外土星为凶的星命术观念在中土的影响之深,这种影响使得土星画像在中土成为一种具有相当价值的物品,备为送礼佳选。(66)

唐宋时期,域外传入的土星为凶的星命术观念在中土广泛流传,与土星在中国军国星占术中为吉的性质并存。这一星命观念的广泛深入流传,产生了试图将土星在星命术中的凶性延伸至军国星占术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努力倾向,但这种倾向只是零星的个别现象,远没有影响中国传统的军国星占术体系,土星在中国军国星占术中仍为吉,但是有条件的,而且在具体占辞中多表现为凶兆,这种以土星为吉的军国星占观念在社会上仍广泛流传。

另一方面,土星为凶在星命术中的表现多种多样,既与关系人命的宫、宿等相联系,也与年、月、日有关;而且它还经常表现为“夜忌土”的施行原则。随着星命术自身的发展,诸多组成参数被引入系统,使得土星并不总是表现为单一的凶,它也会演变为吉,或者或吉或凶,这种演变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的五行相生相克、四时休咎等五行理论有关,五行理论否定了“夜忌土”等土星为凶的观念,使得土星的吉凶取向更多地与“信”、“仁厚”、“愚钝”等中国传统的土性形象相结合。

这一切反映了唐宋时期域外星命术虽然在中国广泛深入流传,但没有影响到中国传统的军国星占术,而且包含中国军国星占术在内的中国传统观念逐步对外来的星命术产生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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