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浩浩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
摘要: 本文从三方面系统讨论了明末清初星占学的发展:首先介绍了当时学者对中国传统军国占的批判与保留;其次对欧洲星占学的传入与传播进行了论述;最后讨论了星命术与伊斯兰星占学在当时流传的情况。从中可见,星占学依旧是明末清初学者所关注的物件,并因欧洲数理天文学与星占学的传入呈现出新活力,甚至是前所未有的变革。席文(Nathan Sivin)所提明末清初“天文学中的一场概念的革命”认识,不仅如他所表述表现在数理天文学方面,也体现在星占方面。明末清初天文之“革命”与同时期欧洲科学革命不同,并未突破星占与数理天文学并重的局面。
关键字: 中国传统星占学;欧洲星占学;伊斯兰星占学;星命术
星占与数理天文学(历法)是古代天文学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数理天文学通过数学方法计算日月五星等天体的运动、年月日安排,负责“敬授民时”。星占以数理天文学所得计算为依据或参考,观察或计算天象以占验人世吉凶、气候变异等,主司“占候吉凶”。在希腊化时期,星占即被认为具有理性特征[1]。而古代很多著名天文学家均有关于星占的著述。如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 100—170)除数理天文学著作《至大论》(Almagest)外,还有著名星占著作《四门经》(Tetrabiblos)。
历史地看,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历程中,主要存在五种类型的星占学——中国传统军国占、宿曜术、星命术、伊斯兰星占学和欧洲星占学。中国传统军国占以特殊天象占验军国大事,起源于先秦时期,是土生土长的星占学。宿曜术具有古印度传统,通过月行二十八宿或二十七宿、二十八宿或二十七宿值日等占验个人生辰、选择、军国大事。或许与其强烈的密教色彩有关,宿曜术最早在汉末通过佛经译文进入中国,至唐代之后逐渐湮灭。星命术也由域外传入,其源头是由唐代波斯景教徒所译古罗马时期多罗修斯(Dorotheus of Sidon,活跃于西元一世纪后期)的《星占之歌》。星命术在五代与宋期逐渐成熟,并被中国学者与阴阳五行等结合而高度本土化形成特殊的星占形态①。伊斯兰星占学在明初由回族大师马哈麻等人翻译,明末曾一度与星命术结合。不过不久之后,欧洲星占学于明末清初系统传入。它开始取代星命术的地位与伊斯兰星占学合流,从此开启欧洲星占学与伊斯兰星占学并行的局面。虽然星命术与伊斯兰星占学、欧洲星占学一样均有希腊化时期天宫图星占学渊源,但自从欧洲星占学与伊斯兰星占学合流之后,它基本上独立地延续到清末。
上述星占类型虽然在历史长河中基本保持各自形态,但同数理天文学一样,在中国古代经历了复杂的发展历史。其中,作为第一次“西学东渐”重要时期的明末清初,可以说是星占发展历史中非常特殊与重要的阶段。一方面,中国传统军国占面临巨大冲击与改造。另一方面,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星占学传入中国,此前已传入的伊斯兰星占学、星命术在欧洲数理天文学、星占学刺激之下出现了新的发展。而当时学者对于星占的认识与态度,与星占有关的思想观念,也在多种因素作用之下,出现了新变化。
这一时期星占的发展,已经引起学者的一些关注,如张哲嘉[2]、黄一农[3]、页93—120)、张永堂[4]、徐光台[5]、王刚、马来平[6]、韩琦[7][8]、席泽宗[9]就中国传统军国占所受的冲击与欧洲星占学的流传等进行了论述。不过,对于中国传统军国占,前人多倾向于认为其在当时受到批判,而于当时学者对中国传统军国占的保留、改造与发展未能措意;对于欧洲星占学,其两本主要著作——《天文实用》《天步真原》已经获得梳理,但其传入过程、与伊斯兰星占学的互动则有需补充之处;而伊斯兰星占学、星命术在当时的发展,中国学者对星占占有的认识、态度与思想,星占在当时的特征,前人较少措意。本文将结合前人研究,从以上方面系统论述这一时期星占学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星占对于我们理解明末清初天文历学变革的意义。
1 对中国传统军国占的批评、保留及改造
从现有资料来看,中国传统军国占在先秦已出现,到西汉司马迁《史记·天官书》基本成型。其主要特点,即认为天体除正常运行之外,还会因人的感应或天的示警发生变异,人们便可因此变异占验,预测吉凶(占变)。如明末范守己《天官举正》中载:“木星……未当去,去之,与他星会,其国凶。”[10]木星本有其常度,常则不占,而当占验其“未当去去之”。随着历法的发展、人们对于天体运行规律了解的深入,以占变为主的中国传统军国占自然也会受到影响。如汉代月食计算水准的发展使前后《汉书》中将月食作为异常天象记录并加以占验的情况较日食为少。但这种影响不可高估,中国古代星占自有其独立性。《汉书》作者班固就曾认为当时历法中已经可以计算的五星逆行并不可以看作正常运行,而应该称为“入变”,为它们的占验保留了地位[11]。而《回回历法》的传入虽然使五星纬度可以计算,凌犯可以预测,但当时学者如元统依然以“变”称凌犯[12]。加之《回回历法》本身在明代影响有限,所以一直到明末,中国传统军国占虽然有所变化,但基本上依然保持占变特征及原有形态。朱载堉就指出:“曰占验者,占其未来之休咎,乃天之变者也。”[13]
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军国占的原有境况。一方面,由于与信仰冲突,在态度与一般论述上耶稣会士自然否定预测军国命运的军国占,他们的态度也影响到了中国学者[3],页93—120)。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明末清初欧洲天文学、地理学等著作的系统传入,尤其是欧洲天文学百科全书式著作《崇祯历书》在明末的翻译以及入清后成为官方历法而广泛流传,天体极高而没有变异,五星运动、日月交食可精确计算并预知,地球为球体等观念认识被广泛传播。受此影响,中国传统军国占的境遇开始发生重要变化。
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批评方面。中国传统军国占保持占变特征的结果,不仅使有些正常天象如五星凌犯被认为就是非常,而且使相关著作脱离天象的制约,充满了人为构造性,以大量不可能存在的天象来占验。此外,占验本身自然存在傅会、神秘性特征。在可如此,中国自古即有批评声音,如汉代王充、明代王廷相等[14]。但受当时历法、宇宙认识等层面的限制,这种批评并不普遍,且多流于一种态度或表面,未能产生多大影响。随着明末清初欧洲天文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接受,中国学者以此为基础,开始深入而系统地展开批评,中国传统军国占也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如明末王英明在介绍当时中欧天文学基本知识的《历体略》中对占变的中国传统军国占批评甚厉。在“五纬”节他指出对于五星“不得其轨而妄言事应,诬天甚矣!”([15],页14)他还认为星体的命名只不过是“种种借义,咸以便司天氏之仰观耳”,与占验无关([15],页35—36)。薛凤祚也批评占验之书不根据理要,穿凿傅会([16],页783—784)。王锡阐对星占家以日月五星的失行之占验表示“窃笑”,认为乃是“傅以征应,则殃庆祷异,唯历师之所为矣”[9]。揭暄以影响国家对星占的禁令为己任,对古人因不知天行有常而妄为占验有详细批评([17],页359)。梅文鼎毕生研究历学的目的之一就是破除星占家不经之说([4],页270)。他一列举中国传统军国占主要占验类型——恒星占、五星占、日占、月占的代表性占验,以欧洲天文学为依据进行批判([4],页265—273),由于深谙历算,所以与上述诸人相比,其批判可谓全面且有针对性。揭暄就曾以自己的批判不如梅文鼎而自愧([17],页359)。此外,熊明遇(1579—1649)、游艺等人均有对星占的批评[5][6]。
以上诸人的批评,一般会使我们误认为他们对中国传统军国占持总体否定态度,其实并非如此。他们中有些人不仅保留、改造了一些占法,甚至有著作传世。这典型地表现在五星凌犯占、云气占、飞流彗孛等杂星占上。如熊明遇在《格致草》中认为对气的占验可以适用于一个小地区,强调了本地之气在占候中的作用([18],页113)。他认为这种气是地气上升造成,地气吉凶则在干数,而“实胚胎于人事也”([18],页62)。熊明遇的学生游艺承其师说,也承认天体无“变征”,但“各地之气”却可通过人心感应,形成一定大气现象显示灾祥([19],页203)。他着有“望气”一节,专门讲述帝王之气等([19],页214)。游艺还在《天经或问前集·经星名位》中强调“恒星、陨星、斗星、飞星,凌犯守恒者占祲禳,专以类占之”([19],页192)。梅文鼎相信天则,对“长星”(即彗星),他就认为是灾变([20],页94)。在《学历说》中他虽然批评军国占非常严厉,但也指出以五星的太白○凌犯占候可以,认为失行则不可([20],页106)。这实际是将中国传统军国占灾原则转换为占常——以正常天象占验。薛凤祚更是强调了云气占的重要性([16],页783)。他在著作《历学会通·中法占验部》中收录了大量云气占内容。该作也收录了大量凌犯占内容。薛凤祚将原来凌犯占中不可能出现的天象去除掉,保留实际天象中可以发生的部分:“纬星掩食凌犯,止能及黄道八度以内者。”([16],页784)研究《历学会通·中法占验部》可以发现,薛凤祚所选恒星的幅基本上都在黄纬八度以内。此外,他也表达了将占变原则转变为占常的认识:“七政变异,皆归之于天行,今算术既密,乃知绝无失行之事。其顺逆迟留,掩食凌犯,一一皆数之当然。此无须仰观,但一推算,皆可坐照于数千百年之前。”([16],页783)
2 欧洲星占学的传入及影响
明末清初星占学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便是欧洲星占学的传入与传播。崇祯二年改历伊始,徐光启在进呈崇祯皇帝的改历奏疏中,提出了包含气象占(Weather Forecasting)与星占医学(Medical Astrology)的“度数旁通十事”,开启了引进欧洲星占学的序幕([21],页1564)。徐光启在奏疏中只提及气象占与星占医学,与其天主教背景相关。同时代的欧洲尽管存在批评声音,星占依旧是流行于大众与精英阶层的一门重要学问[22]。当时的星占学还有占验个人命运的生辰占(Natal Astrology)、国家命运的时事占(Mundane Astrology)、选择做事时间的选择占(Electional Astrology)与根据当事人所提问题起盘占卜的卜卦星占术(Questions Astrology)。(注:其中,生辰占通过排定出生那一刻的星曜位置来推算个体一生荣枯,其本质与形式便类似于现代流行的大众星座命盘查询。)它们均以排有固定时刻日月五星等天体位置的天宫图占验。由于这些占术被认为违背对上帝的信仰,又经常涉及教皇死亡日期等预言,所以被教会禁止。而以天象辅助治疗的是占医学与预卜气候的气象占则会被教会允许。所以当面对对星占饶有兴趣的中国人时,作为天主教教徒的徐光启一方面遵从教会的训谕,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引进星占医学与气象占满足中国人对星占的需求。这也是耶稣会士的基本态度[7][8]。
尽管徐光启在奏疏中表达了引进欧洲星占的想法,但在他主持改历期间,我们只能在邓玉函成书于1629—1630年间的《测天约说》中看到一处关于宫位制中“十二舍”(即后天十二宫)的简单介绍文字,以及天宫图、十二圈划分图([21],页1151)。直到他去世,李天经掌管西局之后,这一想法才开始逐渐被真正落实。
先是,崇祯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李天经重申徐光启“度数旁通十事”。与徐光启相比,李天经奏疏中与气象占有关的第一条有明显变化([21],页1641—1642)。李天经未在奏疏中提及律例禁止妄谈灾祥。而且“预知”范围明显扩大,“水旱”之外,加入“虫蝗、疾疠、兵戎”三者。在此之后,李天经及传教士根据上书奏疏中与气象占有关的“度数旁通”第一条,翻译了《浑天仪说》。此书乃汤若望所撰,是对西式浑天仪用法的介绍。李天经在崇祯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的奏疏中称此“浑仪考”可作为考求七政性情的基础,至于具体占法则需另加推求([21],页1666)。阅读《浑天仪说》就会发现他所言不虚,《浑天仪说》虽引进了少量欧洲星占学内容,但只停留在基础知识阶段,并未介绍具体占法②。不过,从时间上来看,《浑天仪说》可以说是目前所见传教士最早较有系统介绍欧洲星占的著作。
之后,崇祯十年闰四月,李天经、汤若望等奉旨造成“星球”(天球仪)一座,并摘录《浑天仪说》中与“星球”用法相关的内容汇集成《星球用法》(《星球用法》),进呈崇祯皇帝。此仪器的作用便与星占有关([21],页1682)。不过,《浑天仪说》与《星球用法》主要内容并非是占。汤若望等人介绍法国星占的专着,是之后编译的《天文实用》。前述“星球”进呈之后,崇祯皇帝对其上南天区所增“小鸟”等星官“有无占验”发生兴趣,下旨“着灵台官去问”([21],页1685)。李天经等人即于崇祯十年(1637)十月二十五日上奏疏称将与罗雅谷、汤若望纂成《天文实用》一书,次第进览。此书编译直到顺治元年(1644)才完成首卷,且目前仅见一卷,主要是对星占基本概念的介绍。据研究,这些内容取自托勒密《四门经》中的部分星占术内容,可能改编自16、17世纪托勒密著作的评注本。其中部分内容与阿拉伯天文学家al-Qabisī(?—967)的《占星术导论》(Liber Introductorius, Venice, 1485)中的De Aspectibus Planetarum有关③。值得指出的是,《天文实用》中有一幅天宫图,形状与穆尼阁、薛凤祚《天步真原·人命部》(守山阁本)、南怀仁钦天监题本的天宫图样式([3],页114)相同,均为方格三角形图(图1)。这也说明明末清初传入中国的欧洲天宫图样式,应该只有上述一种[23]。

图1 《天文实用》天宫图(左)、守山阁本《天步真原·人命部》天宫图(中)、南怀仁钦天监题本天宫图(右)
进入清代之后,汤若望进一步希望用《天文实用》代替与改造传统历注,但阻力重重,未及施行便身陷囹圄。康熙八年,南怀仁终于引入欧洲气象占与星占医学的内容进行占验,但历注问题依然未解决([3],页93—120)。南怀仁的引进,可以算作《天文实用》的后续。但目前所见他关于欧洲星占的工作主要是钦天监题本,是对不同年份的实际预测应用,而不是专门星占著作。
从目前来看,由官方管道传入的《浑天仪说》星占内容、南怀仁题本并未产生多大影响。而尽管《天文实用》在刊行之后就被清初知识人关注,但他们均是简单提及,对其中概念未能应用与发展④。真正在清初即被应用与发展的欧洲星占学著作是由薛凤祚与波兰籍耶稣会士穆尼阁(Nikolaus Smogulecki, 1611—1656)于1652—1653年合作编译的《天步真原》星占部分。
薛凤祚早年即对星占感兴趣。他曾学习星命术,但对占法的粗略非常不满,因而转向明初所译伊斯兰星占著作《天文秘书》寻求更为详备的占法。研究之后,他觉得《天文书》较为详备,但开始被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困扰——关于《天文书》中后天十二宫划分方式的宫位元制问题。为了寻求解决方法,也为了得到更多占法,当薛凤祚来到南京追随穆尼阁学习时,他们便合作翻译了《天步真原》中的欧洲星占内容[24][25]。《天步真原》星占内容有《经星部》《纬星性情部》《世界部》《人命部》《选择部》五种。《经星部》介绍了黄道附近恒星的名称、性情等。《纬星性情部》论述基本概念。《世界部》属于时事占,《人命部》是生辰星占学,《选择部》是选择法。这几部分中,《世界部·回回历论吉凶树》和《选择部》“附回回历述”“附回回历论物价贵贱”两节收录自《天文书》,《经星部》删减自《西洋新法历书·恒星经纬表》,剩余的基本上翻译自义大利医生和数学家卡尔达诺(Girolamo Cardano, 1501—1576)的《托勒密〈四门经〉评注》(In Cl. Ptolemaei Pelusiensis IIII de Astrorum Iudicijs)[26]。
与《天文实用》相比,《天步真原》对基本概念、占法、实例、宫位元制演算法等均有细致介绍,是一部详备全面、切实可行的星占学著作,所以译出之后很快被应用到实践中。如薛凤祚大致于1675年编写了《气化迁流》。此著作据称有80卷之多,现存八卷五册。其中在《宇宙大战》与《土木相会》中,薛凤祚《人命部》宫位制发展了《天文书》中的大运与土木相会占法[24]。

图2 《太阳及五星高行交行过节》书影
此外,《太阳及五星高行交行过节》更是薛凤祚主要根据《天步真原》发展的占法。该作完成于康熙十四年(1675),是利用太阳之春分行、心行、高行,及五星之高行、交行过二十四节气预测气候变化的气象占著作,包括“气化迁流”卷之九、“气化迁流”卷之十(图2)。关于占法来源,薛凤祚在序言中有所提及:“其法出西洋历及回回历,而新西法《天步真原》更详备焉。”[27]根据薛凤祚用语习惯,“西洋历”或指与《崇祯历书》有关的《天文实用》、《回回历》指《天文书》。查此两种著作,《天文实用》基本是概念介绍,涉及为数不多且极为零散的气象占占内容,如“木至朔为进退,星纪为道,以致生北风”[28]。《天文书》气象占主要集中在第二类第5门与第6门,占法较为详备,但并未有与《太阳及五星高行交行过节》类似者。所以此处的“其法出西洋历及回回历”当指因为两者中也有气象占,所以《太阳及五星高行交行过节》作为气象占而非具体占法上与“西洋历”“回回历”有关。如果我们考察《天步真原》,可以发现气象占主要集中在《世界部》,内容较多。虽然其中并没有直接利用太阳之春分行、心行、高行,及五星之高行、交行过二十四节气预测气候的占法,但有类似的以节气预测天气的论述:“论天气,土星在舍,冬至天寒,夏至天温。”([16],页551)还提及用“最高”占天气([16],页585)。“最高”即与高行有关。可见,《太阳及五星高行交行过节》主要是薛凤祚在《天步真原》基础上发展而来。这也是他为何提及来源时称“《天步真原》更详备焉”。
除薛凤祚外,清初发展《天步真原》的学者当还有梅文鼎。张永祚于《天象源委》中称梅文鼎苦于薛凤祚著作难读,“摘其述七政性情者,特为之订正”([29],页588)。薛凤祚述及七政性情的是《纬星性情部》,则梅文鼎可能曾有订正《纬星性情部》的著作。张永祚还在《天象源委》中三次引用梅文鼎对《天步真原·选择部》所译选择术的批注。在“修屋木植,宜日月相冲至相会,不宜相合至相冲,恐屋宇易坏。月要在金牛、双女、天蝎,宜冬日”条下,张永祚引梅文鼎的解释说:“此条与上弦以后不宜伐行木条,正可参看。”([29],页723)这实际上是梅文鼎对《天步真原·选择部》“修房木植”条([16],页670)的注释。又“用黄宣下弦”条所引“梅文鼎云补之益之也”,“骗马夺舍宜下弦”条所引“梅文鼎云乘其虚,黄瓜田等欲其速生,则宜上弦可见矣”([29],页723),分别是对《选择部》“用黄宣下弦”与“骗马驴禽兽,宜下弦”的注释([16],页670)。可见,梅文鼎当有关于《选择部》的批注。
3 星命术、伊斯兰星占学的合流、分离与新发展
星命术是具有希腊化天宫图星占学渊源的生辰占系统。从《果老星宗》收录的元末明初郑希诚《郑氏星案》约40个星盘可知,至少到元代,星命术已发展得相当成熟[2]。至明代中期,星命术更是进入总结阶段,产生了陆位、万民英等大家以及《文武星案》《星学大成》等大部头著作。明末清初,星命术依旧被学者关注,如薛凤祚曾在早年研究过《琴堂五星》([16],页858)。不过,相较于此前,这一时期开始出现新的变化。
这种变化典型地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将日月五星排入星命术的天宫图时,以《时宪历》精确的日月五星位置计算结果代替早期历历的粗略计算。其次是《时宪历》的颁布改变了原来星命术中惯用的一些对应关系与术系。这些对应关系已经为高度本土化的星命术采纳,改变之后便意味着星命术自身需要作出调整或回应。这两点我们可以在薛凤祚、梅文鼎的论述中窥得一斑。
汤若望、南怀仁在掌权钦天监之时,从实测结果与彰显西法优越性的角度出发,在所颁布的《时宪历》中径直删除了紫气,调整传统筹前参后的顺序为筹后参前([3],页195—267)。由于高度本土化的星命术已经采用紫气作为重要的占验元素,且二十八宿的顺序也固定化,并被赋予了一定的星占意涵,所以此类调整,必然影响到当时星命术的发展。薛凤祚曾对此两者作出回应,认为应该保留原来的方式不变:“紫气西法所无,中法亦为闲星,其去留关系亦轻。但中法命理以为辛年元禄,不可少也。”“黄道变异,实测筹居参后,此正法也。中法原以七宿分属七政,筹火参水,犹之星火箕水奎火壁水翼火轸水,非无义理者,今宜仍用古法。而参距筹移第二星。”([16],页9)
梅氏《历学答问》中记载关于星命术中宫宿对应问题的问答时,有人问:“历法最难解者,未宫鬼金羊为主,今未宫全系并度而鬼反在午。室火猪十度在亥而余皆入戌,不知天运何年西下,诸宿移而天盘动?”([20],页94)梅文鼎先回答了宫宿对应问题,然后说:“每见推五星者,率用凌口历,则于七政躔度疏远。若依新法,则宫宿之迁改不等,二者已如枘凿之不相入,又安望其术之能验乎……或姑以古法分宫,而取今算之七政布之,则既不违其本术,亦不误于想像。”([20],页95)星命术一般使用“凌口历”等简单民历将七政躔度排入天宫图,而这种历法并不准确。此外,在星命术中,子丑等宫本来与二十八宿有固定对应关系。但因《时宪历》采用节气分宫方式,同时考虑岁差因素,使得各宫所对二十八宿逐年改变。如将丑宫位置与冬至相对应,这样丑宫所对二十八宿便因岁差年年不同。星命术原有宫宿固定对应关系就被打乱。梅文鼎首先指出当时星命术所面临的这两个重要问题,然后对星命学说提出自己的改进建议。他认为宫宿之法还是用“古法”,使宫宿有固定对应关系,七政排布则用新法,这样可以更为准确。清末温葆深在《西法星命丛说》中曾说“梅氏有黄赤互推求古盘法”([30],页353)。“古盘”即指星命术中的天宫图。梅文鼎或许曾发展过天宫图的推求方法。这与上述宫宿问题或有关系。有意思的是,梅文鼎的说法的确可以在后来星命术书籍中得到回应,如《拟定五星精义》以《时宪历》处理康熙甲午年的天文计算[31],嘉庆年间《中西星义》也以《时宪历》为基础[32]。
明末清初最后一种星占类型是伊斯兰星占学。伊斯兰星占学在明初洪武年间翻译,其唯一著作即《天文书》[33][34]。在明代早期,此著作似乎并未受到多少关注。明中后期开始,学者们逐渐对《天文书》产生兴趣。如周述学曾在作于万历九年(1582)的星命术著作《神道大编象宗华天五星》中引用《天文书·说福德等箭》内容[35]。邢云路在《古今律历考》中提到《天文书》[36]。此外,据清末温葆深载,万历年间星命术著作《星学正传》对《天文书·说福德等箭》有所论及([30],页348)。温葆深还提及万历年间徐常吉《诸家要指》有对《天文书》的引述([30],页346)。
从《神道大编象宗华天五星》与《星学明要》对《天文书》的引用不难看出,明末学者对《天文书》的关注和星命术关系密切。《天文书》是被收录于星命术著作中作为补充。这无疑与伊斯兰星占学和星命术有共同渊源与类似特征有关。不过,清初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与星命术的联系开始被取代,《天文书》开始与欧洲星占学合流而成为西法星占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学者们也开始关注《天文书》本身,有关于《天文书》的著作、抄本、批注出现。
第一种情况由薛凤祚《天步真原》完成。在翻译《天步真原》之际,薛凤祚因所译选择术内容较少,便将《天文书》部分内容收录其中以作为补充。十几年后,刊刻《历学会通》之时,他又在《世界部》后附录属于《天文书》第二类相关章节的“回回历论吉凶树”以完善《世界部》的占法[24]。薛凤祚的这一做法影响了后来很多星占学家,清代中后期张永祚、倪荣桂等均可见对《天文书》的收录。
第二种情况在薛凤祚著作中也可看到。薛凤祚《气化迁流》所存八卷著作中,有六卷与《天文书》有关。其中《土木相会》两卷、《宇宙大战》两卷是直接对《天文书》占法的发展。《宇宙大战》还有“杂星吉凶”“回回历杂星行年”两节,来自《天文书·说杂星性情》[24]。另外两卷——《太阳及五星高行交行过节》也与《天文书》有关[27]。不过正如前述,与《宇宙大战》《土木相会》不同,这部分内容主要来自《天步真原》。除薛凤祚外,清初有关《天文书》的著作还有梅文鼎的《西域天文书补注》《三十杂星考》。《三十杂星考》今可见到,是对《天文书·说杂星性情》中三十颗恒星的数理考证。《西域天文书补注》至今尚未见传本留存。不过据《历痴历算书记》载,梅文鼎在介绍《天文书》时将其与术数之流区别开来,认为《天文书》所说“然非一定之理,间有不验之叶,不可因其不验,遂废此书也”,“儒有道者说时话,‘非术数家所能及也’”([20],第795册,页969)。考虑到前述梅文鼎对薛凤祚《天步真原·选择部》的注释,以及温葆深的说法,可以推测梅氏此书或许正是关于《天文书》星占内容的补注。
清初对《天文书》的关注还可从当时抄本、批注中窥得一斑。笔者曾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李俨藏书中发现一份《天文书》抄本,并有少量批注。此抄本于最后题有“康熙甲寅中秋节日奉敕题笺”等字样,落款为王原祁(图3,左)。虽然不能完全确定批注时间是清初,但至少可知康熙皇帝曾敕命大臣抄写《天文书》,由此可见《天文书》在当时影响。此外,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一份《天文书》抄本。此抄本的具体时代目前还难以断定,但其中批注内容有一部分可以肯定是清初。如在《天文书·说杂星性情》批注中就有“自洪武初年戊申至今康熙十一年壬子,共三百〇五年”(图3,右)。

图3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李俨书《天文书》抄本(左、中)、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天文书》抄本(右)
4 结论
以上,我们系统论述了古代天文学的重要面向——星占学在明末清初的发展情况。从中可知,伴随着第一次“西学东渐”,当时的星占学呈现出了非常复杂的状态。一方面,中国传统军国占受到多方面批评,在占法与观念层面均发生了重要改变。不少学者在依旧保留中国传统军国占的同时,开始了对军国占的革新。另一方面,欧洲星占学通过民间与官方两种管道传入,在清初即被学者注意,并有相应著作发展其中占法。最后,星命术与伊斯兰星占学出现短暂合流之后,在清初由于欧洲天文学的传播而分道扬镳,并各自产生新的发展。
上述讨论为我们理解明末清初天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视角。以清政府正式采用《西洋新法历书》为官方历法为标志,中国学者对天体运行的理解、天文学计算方法相对以前发生了彻底改变。欧洲几何学与三角学取代了传统算数计算方法,天体结构变得重要起来。席文甚至称之为“天文学中的一场概念的革命”[37]。但是,席文的讨论仅仅限于数理天文学。星占学不仅是当时天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为当时著名天文学家如薛凤祚、梅文鼎所关注;而且与数理天文学的“革命”性变化类似,星占学也经历了“革命”性的变化——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军国占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变革;经历了近七百年,发展出高度本土化形态的星命术在宫馆、紫气等基本问题层面受到新的挑战,出现新的危机;伊斯兰星占学与星命术相互结合的旧传统被打破,伊斯兰与欧洲星占学合流而在中国均被重视。如果我们将视角从明末清初扩大到清中期乾隆年间,就会发现上述“革命”在乾隆年间均有相关回应。因此,如果我们要获得明末清初天文学“革命”的全面理解,星占学变革无疑是不容忽视的一环。这一环,因其所具有的强烈文化特征而更紧密地牵涉社会与政治,或许会为我们理解这场天文学“革命”所带来的影响提供更多的认识与思考,值得我们深入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