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回回之法,占中朝之命——薛凤祚对阿拉伯星占学的研究与应用

朱浩浩,石云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合肥 230026)

摘要: 洪武十六年(1383年)翻译完成的《天文书》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系统介绍阿拉伯星占术的中文著作。前人认为,直到明末清初,在欧洲天文学与星占学传入的刺激之下,人们才开始关注此书,而当时关注的目的主要是寻求西学之源或与欧洲星占学进行比较。通过研究17世纪传播西方星占学的关键人物薛凤祚,我们发现,《天文书》不仅是引导薛凤祚学习欧洲星占学的桥梁,而且一直被他作为与欧洲星占学相互补充的星占学知识来源,最后还被他用到对中国王朝命运的实际占验之中。他的这些工作表明,《天文书》和回回星占学在中国的影响大大超出了此前学者的估计。

关键词: 天文学史;薛凤祚;《天文书》;阿拉伯星占;欧洲星占

中图分类号: N092;P1-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441(2015)01-0001-12

 

正文内容

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1328~1398年)深信星占与历法对国家权威与安危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除了重视传统历法星占之外,他对元朝传入中国的回回天文历法著作也格外关注。在统治期间,朱元璋不仅设立了回回天文机搆,还收集了阿拉伯与波斯天文与星占著作,并组织人员进行翻译。1382年10月24日,朱元璋命令翰林吴伯宗(1334~1384年)、李翀会同回回天文家海达尔、阿答兀丁、马沙亦黑和马哈麻等共事翻译工作。他们在南京成立了翻译局,最迟在第二年(1383年)4月完成了《天文书》的翻译。该书以阿拉伯天文学家阔识牙耳(Kūšyār Ibn Labbān,971~1029)的《占星术及(天文学)原则导引》(Al-Madkhal fī Sināþat Ahkām al-Nujūm)为底本,是极为重要的阿拉伯星占学中译本。此外,《回回历法》也在同一时期翻译完成。该书是一部标准的阿拉伯天文历表(包括用表指南),可用于历谱、日月五星的位置以及日月食等方面的计算。

最近,石云里等发现了一些《回回历法》在明钦天监与《大统历法》“参用”的有趣材料。这些材料表明,《回回历法》除了被用来计算日月食之外,还被用于计算回回民用历书、天文年历以及月亮与五星的凌犯。那幺,一个同样有趣的问题是,《天文书》在中国的流传与影响又是如何?

早在1989年,陈鹰已经为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她认为《天文书》在翻译之后并未产生多少反响,直到明末清初欧洲天文学与星占学传入后,尤其是随着薛凤祚(1600~1680年)《天步真原》星占部分的翻译,才使该书重新受到注意。《天步真原》印行之后,西方星占学开始独树一帜并流传开来,被归入西方星占学的回回星占学也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但是,在陈鹰看来,《天文书》的影响还是比较局限。尽管《天文书》内容或节选频频出现在星占著作中,但人们最为主要的目的是“着眼于西术,为求西术之源或为了与之进行对比而将回回占星术评论一番”。陈鹰认为这种目的在薛凤祚身上表现得就很强烈。

目前看来,《天文书》在中国的影响还是值得根据相关史料开展更加细致的分析。实际上,在薛凤祚之前,已经有明代学者引用和讨论《天文书》中的占法。同时,《天文书》在薛凤祚的星占学习与实践中则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首先,他并不是先学习和翻译了欧洲星占著作再回过头去研究回回星占;恰恰相反,他在接触传教士之前已经研读过《天文书》,但遇到了一些疑难问题,而拜耶稣会士为师的动机之一就是为了解决这些疑难。其次,在薛氏现存的星占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天文书》的内容,但并非是为求西术之源或为了与《天步真原》进行对比,而是作为对《天步真原》不足之处的重要补充。最后,更为重要的是,薛凤祚还发展了《天文书》中的相关占法,并用它们来计算中国王朝的命运。所以,《天文书》中的回回星占学对薛凤祚的影响之深远远超出了我们原来的认识。

1 从《天文书》到《天步真原》

至迟从三国时代开始,以命宫为基础的古希腊星占学已经先后通过印度和中亚等途径传到中国,并得到持续的传播。甚至有学者指出,唐朝文献中出现的“都利聿斯经”与“都利聿斯四门经”应该就是托勒密的星占名著《四门经》(Tetrabiblos)。一直到明代后期,命宫占仍在中国广泛流行。例如,在1563年完成的《星学大成》中,万民英就系统地辑录了大量的命宫占文献,其中甚至还包括了与唐代《都利聿斯经》有关联的《西天聿斯经》一篇。另外,周述学在1582年完成的《神道大编象宗华天五星》也主要是阐述命宫占法的。

到这时,《天文书》也受到关注,并有人把它同此前传入中国的命宫占法联系起来。例如,周述学在自己的著作中就完整地引用了《天文书》第1类第22门“说福德等箭”的内容。尽管他没有直接提到《天文书》以及回回星占,但却提及了“西法”(应指回回星占法),并说其作者是“八替列木思”。而实际上,“八替列木思”就是《天文书》中对托勒密名字Ptolemios的音译。除了周述学,邢云路在其《古今律历考》中也提到:“又其要者译《天文书》,当今大法也。盖以日躔之宫,加所用之时,视东方何宫何度出地平环上为主,即用此宫安命定日,以步田宅、奴仆、官禄、相貌、迁移、福德于上。付之于七政四余,以视出地平环之宫何星为主。又落何星及视各宫所落何星,各主祸福。”

这些内容确实与《天文书》中对命宫及其占法的论述基本一致,而邢云路能称之为“当今大法”,足见回回星占在当时专业人士心目中的重要性。这些资料表明,在薛凤祚之前,《天文书》及其所介绍的回回星占学已经受到不少中国天文学家的重视。

薛凤祚与耶稣会士穆尼阁(J. N. Smogolenski, 1611~1656)共同翻译的《天步真原》包括历法与星占两部分,其中星占部分包括《纬星性情部》、《世界部》、《选择部》和《人命部》,大部分译自卡尔达诺对托勒密星占《四门经》的评注。石云里曾经指出,薛凤祚对西方星占学的学习并非是一个被动过程——即由穆尼阁向薛凤祚单方面传递的过程。实际上,在薛凤祚追随穆尼阁学习的计划中,就包括对西方星占学的学习。在拜穆尼阁为师之前,薛凤祚已经学习过多种占验之学,其中便包括“五星法”,也就是来源于西方的命宫占法。但薛凤祚认为文献中对于“五星法”的介绍并不详备明了,因此他转向《天文书》寻求对这一占法的理解。但在研读《天文书》之后,他又被一个新的疑惑所困扰:

“至于五星,何茫然也?五星旧法,出自钦察,而所传之法甚略……予于诸书多曾讲求,终不能自信于心也。窃思其法,传之西域。尝读洪武癸亥儒臣吴伯宗译西法天文,似称稍备,而十二宫分度有参差不等者,乃独秘之。予久求其说而不解,不知其玄奥正在于此。壬辰,予来白下,暨西儒穆先生(即穆尼阁)闲居讲译,详悉参求,益以愚见,得其理为旧法所未及者有数种焉。”

由此可知,薛凤祚曾长期受到《天文书》中十二宫分度不均等问题的困扰,而这一困惑促使了他向穆尼阁学习欧洲星占学。薛凤祚疑惑的十二宫分度不等应当是指《天文书》中的宫位制(House System)问题。

阿拉伯星占学与欧洲星占学同出一源,都以命宫图为占验基础。命宫图是根据占验时刻与地点绘制的图形,里面包括日月五星的位置、十二宫(包括黄道十二宫与后天十二宫两种)等元素。(在现代语境下也常被称为星座命盘。)黄道十二宫指白羊、金牛等宫,各宫均30度,不存在分度不等问题,所以又称为先天十二宫。后天十二宫则由人为划分,每一宫具有各自所主的命相和属性,如第一宫主“命”,第二宫主“财帛”,等等。后天十二宫的划分方式我们便称为宫位制,具有不同的流派和做法。由某种宫位制划分出的十二宫并不一定都是30度,各宫起始位置也可能并非黄道十二宫起始位置。因此,薛凤祚所指的“十二宫分度有参差不等者”当即指后天十二宫而言。由于宫位制是得到命宫图的基础,所以这一疑惑便意味着薛凤祚无法使用《天文书》来占验。

研读《天文书》就会发现,尽管其中对有关占法的基本概念和论断条件等交待得十分详细,但对关键性的、需要使用球面天文学与球面三角学知识的命宫图搆造过程(包括划分十二宫的宫位制问题)却没有介绍。这一缺陷的形成一定程度上与阔识牙耳的原着有关。实际上他应该是将对命宫图计算过程的介绍和讨论置于另外两本著作之中了。而在《天文书》的翻译过程中,翻译者并没有翻译阔识牙耳介绍命宫计算方法的著作,甚至对原着中原有的一些计算内容也未作翻译。例如在《天文书》收入的《当生流年小限星图》中,就删掉了原着中对这幅星图的结搆与搆造方法的一些介绍。

显然,当薛凤祚试图理解《天文书》中的宫位制时,类似上述的省略与不足造成了他的疑惑。除此之外,在早期研读《天文书》的过程中,薛凤祚一定还遇到了一些其他技术性障碍。例如,在论述日月五星的位置与方位时,《天文书》经常用到本轮、小轮等概念。在17世纪传教士带来欧洲天文学之前,并没有一部介绍此类伊斯兰天文学几何模型概念的中文著作。尽管《回回历法》的天文表与计算程序是以相关几何模型为基础的,但书中并没有对它们的解释。

上述种种缺陷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何《天文书》在明初翻译之后并未在明代产生重要影响。由于中国学者缺少必须的知识基础,就算他们可以读到《天文书》,也无法真正理解和应用其中的占法。难怪薛凤祚在《天步真原·选择部》序言中评价《天文书》说:“回回历旧有选择一书,译于洪武癸亥,缺略不备,难以行世。”由于西法选择术不只是考虑月亮等天体的位置与性情,还得将选择时所安命宫、个人出生时所安命宫与流年命宫相互参看。所以对于对《天文书》中命宫计算不了解的明代学者来说,不能正确理解西法选择术是很正常的。

或许是为了补充《天文书》的不足,薛凤祚与穆尼阁在《天步真原·人命部》中卷通过具体实例系统地介绍了命宫图的计算过程。这一计算包括十二宫的划分与将日月五星排入命宫图两部分。实际上,这部分内容并非译自卡尔达诺对托勒密星占《四门经》的评注,而是由穆尼阁编写而成。考虑到薛凤祚是带着《天文书》中十二宫不等之类的疑惑而拜穆尼阁为师的,有理由相信这部分内容正是穆尼阁为回答薛凤祚的疑问而编写。尽管穆尼阁介绍给薛凤祚的宫位制应该与《天文书》中使用的宫位制不同,但它的确为中国学者理解与应用《天文书》提供了一种基础。因此,随着新知识的传入,人们理解《天文书》的障碍被消除,到了清代就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研究《天文书》。

2 阿拉伯星占学对欧洲星占学的补充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天步真原》星占部分有3份附录并非翻译之作,而来源于《天文书》。第一份是《回回历论吉凶附》,收于《天步真原·世界部》之后。此部分节录自《天文书》第2类《断说世事吉凶》12门内容中的5门。另外两处分别是《天步真原·选择部》附录的《附回回历选法》与《附回回历论物价贵贱》。前者直接收录了《天文书》第4类《说一切选择》中的《总论选择》与《细分选择条件》,后者则直接录自《天文书》第2类第9门《说物价贵贱》。

很难说这些收录是为了寻求西术之源或为了进行阿拉伯与欧洲星占学的对比。比如,《天步真原·选择部》本身内容非常简单短少,主要通过月亮与黄道十二宫、太阳、五星之间的相位关系选择时间。而在所收录的《天文书》选择术内容中,则介绍了选择时需要考虑的多种复杂因素,如当生命宫、流年命宫与选择时安命宫的相合情况等。可以说,如果没有《天文书》的选择术内容,仅仅依据《天步真原·选择部》所译的部分,读者是无法了解西法选择术的。此外,薛凤祚还将《天文书》《说物价贵贱》一节收录其中,以丰富选择术的内容。

上述安排显然不是为了寻求西术之源。薛凤祚的真实意图在于补充完善。在中国古代,选择术在社会各阶层的日常生活中均占有重要地位。在薛凤祚看来,中国原有的选择方法不如西法优越。由於穆尼阁提供的选择术内容过于简略,无法满足他的要求,他只能通过收录更完备的《天文书》材料来补充。其结果便是附录了长达24页的《天文书》内容,规模远超原有的译作。

从版式风格来看,《天步真原·选择部》收录的《天文书》内容应该是薛凤祚在翻译《天步真原》时直接加入,而《天步真原·世界部》后的附录则是后期刊刻《历学会通》时加入的。这些内容明显也是对《天步真原·世界部》的补充,而非为了知识对比。欧洲星占学的翻译并未使《天文书》在薛凤祚心目中变得无足轻重。相反,他一直视其为重要知识来源,并用它补充欧洲星占学的不足。他甚至借用《天文书》的说法为时事占辩护,认为其理至精至微,不可因偶尔不验而废之。

3 薛凤祚对《天文书》的应用

《天文书》对薛凤祚至关重要的另外一个体现,是他在晚年还发展与应用了其中的一些占法。大致在完成《历学会通》之后,薛凤祚又编着了另一本巨著——《气化迁流》。其中《宇宙大运》与《土木相会》便是对《天文书》的应用和发展。

从占辞与占法特征看,《宇宙大运》实际上即《天文书》第2类第12门《说世运》中的占法。该占法以“世运”为中心概念,以土木二星同宫同度之年为始。薛凤祚对此推崇备至,在序言中称其“思致微妙,步算精密”。他在书中列出了搆造“大运”命宫图的详细过程及天文表,并收录了部分《天文书》占辞。有意思的是,《宇宙大运》实际上是域外新旧知识的结合:占法来自明初的《天文书》,历法计算来自《历学会通》,命宫图搆造方法则出自清初传入的《天步真原》。

此外,为了丰富占法,薛凤祚还将《天文书》中介绍的三十“杂星”(恒星)纳入世运占验。而《土木相会》则是另一种以土星木星相会之年立命宫的占法,主要参照《天文书》第2类第11门发展而来。虽然《天步真原》和《崇祯历书》也提及相关现象,但缺乏具体的占辞和实际操作指南。薛凤祚在《土木相会》中罗列了145副命宫图,其计算与搆造方法同样体现了新旧知识的融合。

薛凤祚应用这些占法的目的,是对中国王朝的命运进行占验。他在著作中以历代帝王年号为纪年,罗列了从黄帝时期到未来的命宫图,形成了一副覆盖古今的王朝年表。为了统一,他取用了北纬37度(接近其家乡山东)作为折中纬度来安命。这些命宫图为后人解读王朝命运提供了工具。

在薛凤祚晚年的水利著作《两河清汇易览》中,他应用《宇宙大运》占法对尧舜时期的洪水作出了占验。他通过复杂的计算和占辞解释,认为尧舜盛世出现的洪水乃是“天数”所定,即使是圣明之世也无法避免。这充分说明了他如何将阿拉伯星占学应用于中国历史解释。

4 结语

《天文书》的翻译最初并非一个完整的知识传播过程,关键的数理天文学基础在明初并未同步传入。因此,对于当时的中国学者来说,《天文书》犹如冰封的知识库。通过学习欧洲天文学,薛凤祚找到了“解冻”的方法,并将其知识嫁接到新的体系中。正是由于薛凤祚的努力,阿拉伯星占学才在清初得以复苏和流传,而没有像阿拉伯天文学那样归于沉寂。直到19世纪早期,回回星占术在中国学者著作中依然保持着活力。《天文书》与回回星占学在中国的影响之深,确实超出了此前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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